第十五章 消灭关东军

    最高统帅接待英国首相;在远东边界附近集中兵力;关东军及其兵力和部署;有可能达成突然性吗?在最高统帅部召见Р·Я·马利诺夫斯基;波茨坦会议及其余波;秘密从总参谋部泄露出去;时间已到;空降兵的勇猛行动;日本的投降。

    自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后,我国远东边界的局势就更加尖锐越来。虽然苏联同日本之间缔结有中立条约,但来自日本的威胁却在增长。日军大量兵力集中在满洲,等待适当的时机向苏联进攻,以便占领西伯利亚和远东。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侵犯苏联国境,侵入我国的领海和领空。法西斯德军对莫斯科进攻的失败打击了一下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气焰,但是他们并未放弃自己的侵略计划。根据国际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的审判材料,现在对这点已完全清楚了。

    总参谋部密切地注视着邻国的不友好的行为。希特勒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这个东方伙伴使我们感到关切,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对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的根源。“日本问题”还具有另外的意义:它直接关系着缩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这是正在流血的人类的要求。不消灭帝国主义的日本,要在地球上建立和平是不可思议的。最后,必须帮助亚洲各民族,首先是中国摆脱外国压迫的桎梏。

    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苏德战场各方面军作战的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部没有忘掉远东。我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在同德个法西斯侵略者作战的危急关头,我们更加倍地注意着日本。

    读者已经知道,在1942年的艰苦时日里,我们设置了负责远东的副总参谋长这个职务,而在作战部专门设有由富有经验的作战参谋Ф·И·舍夫琴科少将领导的远东处。

    1943年6月,远东方面军副参谋长Н·А·洛莫夫少将被调到作战部,而将Ф·И·舍夫琴科少将派去接替他的职务。于是,远东方面军得到了一位不仅了解远东战区、而且了解最高统帅部有关远东的观点和总参谋部对远东的要求的将军。同时总参谋部也得到了一位象Н·А·洛莫夫这样的对远东的全部特点都作过仔细研究的专家。

    远东军区远在战前,即1938年就改组成远东方面军,(在1940年,远东方面军曾有一个短时间不叫这个名称。——作者注)后贝加尔军区则于1941年改组成后贝加尔方面军。这两个方面军原来无战斗经验的领导和指挥人员,在战争过程中逐渐被同希特勒德国打过仗的将军和军官所代替。例如,远东方面军司令员一职,就任命在这之前曾领导过加里宁方面军的М·А·普尔卡耶夫大将担任,而И·Р·阿帕纳先科大将则被派往沃罗涅日方面军进行实战锻炼。在作战军队中进行实战锻炼的还有远东部队的其他指挥员。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当苏德战场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根本转折以后,事态的演变必然导致日本迟早会象法西斯德国一样倒台。我们的西方盟国力图使我们尽早参加远东的战争。但只是在德黑兰会议上,当最终达成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具体协议时,苏联代表团才原则上同意苏联对帝国主义日本进行武装出击。同时还商定我们的出击应在打败希特勒德国以后。

    英美统治集团对此仍不满足,他们继续催促苏联政府立即对门作战。骤然看来,似乎盟国的这种政策具有善良的目的兰尽快取得世界和平。而实际上这样做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苏联将分散其军事力量,把部队调离敌人尚未被彻底打败的主要的德国战场。而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的任何延长将推迟最后胜利,实际上意味着延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样做是绝对不适当的,因而我们拒绝这样做。

    1944年夏季,当终于开辟了第二战场的时候,同盟国再一次企图影响苏联对日本问题的决心。6月末,驻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安少将代表美国陆军参谋长向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А·М·华西列夫斯基基提出,坚持要求苏联尽快参加远东的战争。了解苏联政府观点的华西列夫斯基坚决声明,在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以前根本谈不上这个问题。对于丘吉尔所提出的类似的问题,斯大林也回答说苏联政府未改变自己的立场。

    只是在1944年9月末,当我们在最高统帅部作完每天的例行汇报之后,才从最高统帅处受领了作好有关在远东集结兵力以及部队保障的计算的任务。

    斯大林在结束这次简短的谈话时说:“看来很快就需要这些计算资料了。”

    我们在10月初完成了这些计算,而在10月中旬当斯大林与抵达莫斯科的丘吉尔和艾登会谈时就第一次利用了这些计算资料。

    这回我得到一次机会亲自见到了大不列颠的首相。在一天傍晚,我和А·И·安东诺夫将军到最高统帅部去作例行汇报。在接待室我们就被告诉说,斯大林正在接待丘吉尔,而且最高统帅命令我们到达后立即进去。

    丘吉尔和斯大林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两个人都在起劲地吸烟:一个吸的是粗雪茄烟,另一个照老样子抽着烟斗。翻译坐在写字台的后面。

    斯大林把我们介绍给丘吉尔并告诉说,丘吉尔先生想听一听关于各个方面军的情况的汇报。安东诺夫汇报时改变了一下过去在最高统帅部汇报的程序。他从北到南就各方面军作了介绍,关于各方面军的情况谈得比较简要。丘吉尔走近桌旁仔细瞧了瞧放在桌上的地图,只提了一个问题:有多少德军部队与艾森豪威尔作战。安东诺夫作了回答。

    随后斯大林允许我们离去。但我们仍留在隔壁房间里,希望丘吉尔迅速离开,以便我们能把一些紧急文件送呈最高统帅签署。二十分钟后,我们的希望的确实现了。

    临我们离开时,斯大林把波斯克列贝谢夫叫来吩咐他:

    “把丘吉尔送给我的威士忌和雪茄烟分给这些军人”。然后他又转向我们补充说:“尝尝看,可能不坏。”

    当我们坐上汽车时,一箱威士忌和一匣雪茄烟已放在车上了。

    与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最初没有军人参加。但当再次涉及远东问题时又把А·И·安东诺夫和Ф·И·舍夫琴科叫了去。后者此时已升中将,并担任远东方面军参谋长的职务。苏联政府确认了对日本开战的义务,并明确这将在希特勒德国投降三个月之后。我们在三个月的期限内是完全可以作好准备的,只要盟国方面能帮助我们在远东建立起2—3个月的燃料、粮食和运输工具的储备。即使盟国直接向苏联的太平洋港口提供部分上述储备品,也能大大减少苏军在变更部署方面的困难和缩小从苏联中心地区运输物资的时间和数量。盟国同意了我们的理由并承担了提供部分物资储备品的义务。

    据我的记忆,在1944年10月会谈之后,在对日作战的战略计划方面并未立即采取任何特殊的措施。因为法西斯德军虽然已遭受一个又一个的严重失败,但当时并无很快停止抵抗的征候。

    1945年2月召开了新的同盟国三国领导人会议。在克里木召开的这次会议上,在解决其他重要问题的同时,最后确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日期:即在欧战结束两,三个月之后。苏联代表团对此提出了三个条件:

    1.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
    2.恢复日本在1904年侵占的原属俄国的下列权利:归还南萨哈林岛(南库页岛);大连国际化和恢复苏联对旅顺海军基地的租借权,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3.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

    盟国接受了我们的条件。

    4月5日,苏联政府废除了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当日本方面肆无忌惮的违犯这个条约的时候,苏联受这个条约的约束是毫无意义的。大家都已完全清楚,在最近30—40天内,西面的战争将以我方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日本的铃木政府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为了他本国的利益,他本来应当认识到在太平洋继续作战是毫无前途的。苏联废除对日中立条约的声明就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但是这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日本国内在“无论如何要胜利”的口号下,照旧煽动着战争的歇斯底里。铃木首相以政府的名义宣称:“我们将毫不退让地继续前进以胜利结束战争。”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积极准备履行自己作为同盟国的义务。最高统帅命令总参谋部加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以及滨海集群的司令部和高级指挥人员,派去更多的在对希特勒的作战中受过锻炼,而最好又曾在远东服役过的人员。同时最高统帅还吩咐在计划部队的调动时,首先应将在近似于远东的条件下作过战的集团军和兵团调往远东。

    决定不打乱远东现存的军队组织。远东方面军基本上保留其原来的编成并由М·А·普尔卡耶夫指挥。将滨海集群隶属给东调的原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并任命苏联元帅К·А·梅列茨科夫为司令员。

    “这个机灵的雅罗斯拉夫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最高统帅说道。——他并非头次在森林区作战和突破筑垒地域”。

    对于主要方向——后贝加尔方向来说,需要具有机动作战经验的领导人。我记得,是积极参加制定远东作战计划的А·М·华西列夫斯基头一个提出苏联元帅Р·Я·马利诺夫斯基为候选人,并推荐最富有经验的方面军参谋长之一的М·В·扎哈罗夫大将任他的参谋长。

    最高统帅对这个建议很中意。马利诺夫斯基在最高统帅部早就牢固地树立了富有才能的统帅和严肃、沉静而又善于深思的军事首长的名声。他提出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他所做的报告都是严谨的。

*     *     *

    1945年4月,部队和司令部开始向远东调动。原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以其原有的全部编成首先向伏罗希洛夫(双城子)市转移。

    为了避免过早暴露计划,滨海集群新任司令员К·А·梅列茨科夫元帅到任的时间稍稍推迟了一些。因为梅列茨科夫在军界以外也是比较闻名的。

    4月30日下达了将И·И·柳德尼科夫上将的第39集团军从因斯特堡转运至后贝加尔的指令。而在德国投降后,其他战功卓著的集团军也相继运往远东:Н·И·克雷洛夫上将指挥的第5集团军调往滨海集群;以马纳加罗夫上将为首的第53集团军和以А·Г·克拉夫琴科坦克兵上将为司令员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调到后贝加尔方面军。原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许多领导人,包括苏联元帅Р·Я·马利诺夫斯基、М·В·扎哈罗夫大将、И·А·普利耶夫上将、Н·О·巴普洛夫斯基中将也被派往赤塔。原驻后贝加尔的第36集团军则由А·А·卢钦斯基指挥。

    派往指挥驻滨海地区各集团军的有:А·П·别洛博罗多夫上将(红旗第1集团军)、И·М·奇斯佳科夫上将(第25集团军)和Н·Д·扎赫瓦塔耶夫中将(第35集团军)。原来的各集团军司令员差不多都留下来担任新任命的司令员的副职。他们对当地战场非常熟悉,这样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4月份还展开了更新远东各坦克兵团兵器的工作。

    而总参谋部同时也受领了最后完成对日作战计划的指示。最初对这项任务有一个一般的设想,只考虑了最高统帅特别强调的一条原则:要在最短的期限内开战。

    完成这项任务还有许多未知数。

    在4月里,我们不能确切了解,日本军阀在确信希特勒军队必然失败之后是否会放弃进攻苏联的意图。这种进攻的可能性并未消除。法西斯德国所处的危急状态必然会使它的东方盟友为了共同利益而采取积极行动。由于日本陆军沿苏联国境配置有重兵,日本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距苏联国土很近,使得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能够对苏联的重要目标和苏军实施突击并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因此,远东的作战计划必须考虑到抗击这种突然袭击的情况。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苏联武装力量实施防御当然已无必要了。但是在当时仍然给部队下达了防御的任务,部队也建立了防御。文件资料就反映了总参谋部当时的战役战略思想的这一特点。

    对于日军在遭受苏军进攻时的行动计划,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日本武装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海军和陆军。我们认为,日本空军是比较弱的。日本陆、海军主要集团的部署情况使它可以采取各种编组形式。只有把这一点弄清楚,我们才能制定出最合理的作战计划。

    日本的陆军是分散的。在中国,它主要是以各种军队集团分布在这个广大国家的整个领土上。在印度支那情况也是一样。但是日军兵力在南洋群岛最为分散:在那里它不但被海洋,而且也波陆地上的丛林和群山所隔离。日本陆军的重兵集团以及大量潜在的预备兵力则保留在日本本土上。其海军和空军的主力也配置在这里。我们的盟国当时尚不敢进攻日本的本土,估计他们在最近的将来也不会这样做。

    最集中、最强大、并作好充分战斗准备的日军,是在满洲由山田乙三军指挥的所谓关东军。日本的许多将军和军官,都在这里经受了实际的军事的训练。

    我们研究了无数的方案,以便找到能导致摧毁日本的整个军事抵抗体系的主要关键。由于时间很充足,我们在制定计划时并不显得匆忙。Н·А·洛莫夫是这项工作的主角。他那沉着的性格对于深入分析远东形势是很适合的。

    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关东军所在的满洲方向。消灭关东军就等于消灭了日本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就等于彻底摧毁了日本的抵抗。先是总参谋部,随后最高统帅部都逐渐明确了这一想法,并把它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基础。

*     *     *

    关东军差不多有一百万人。它在装备和人员的战斗素养方面是日军最强的。在关东军服役被当作忠于日本军国主义制度和原则的证明。它以对帝国的狂热忠诚和对其他民族,首先是对苏联人以及对蒙古和中国居民的仇恨的精神来教育它的士兵和军官。

    在战斗行动开始前,在关东军的编成内有第1和第3方面军,独立第2集团军,空军第2集团军和松花江区舰队。到战斗行动开始时,第17方面军和空军第5集团军在战役上又隶属关东军。

    由喜多将军指挥的第1方面军——东满方面军(包括第3和第5集团军)共有10个步兵师和1个旅。它展开在与我国滨海地区相邻的边境上,其主力部署在通向哈尔滨和吉林的牡丹江方向上。方面军司令部设在牡丹江。

    由后宫将军指挥的第3方面军(包括第30和第44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两个师)部署在靠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的地域,而其主要兵力集团(6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和1个坦克旅)集中在中满的沈阳地区。方面军司令部也设在该地。

    由上村将军指挥的独立第4集团军分散在北满的广大地区,即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和爱辉(黑河)的长方形地区。在它的编成内包括3个步兵师和4个旅。

    第17方面军(包括第34和第58集团军)部署在朝鲜,其司令部设在汉城。这个方面军由上月将军指挥,在他属下有9个步兵师。

    关东军司令官的预备队包括1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和1个坦克旅。负有特殊使命的是专门由敢死队员——侦察员和防坦克歼击手组成的敢死旅。在空军和海军也有敢死队员。

    原田将军的空军第2集团军驻在中满,约有1,200架飞机,但其中可以作战的飞机不太多。在朝鲜的空军第5集团军拥有600架作战飞机。

    隶属于关东军司令官的还有满洲国、内蒙、绥远省的军队,其总数约为20个步兵师和14—15个骑兵旅。这些军队不能和日军相比,其训练和装备都差,但其总人数接近30万。

    此外,日本统帅部还可用配置在北京地区的战略预备队(2个集团军,6—8个师)来支援关东军。

    关东军的战略态势的特点,首先是它与日本本土距离太远。与日本的联系并非处处都很方便。交通线太长。北满和西满的铁路网不甚发达。中满和东满的铁路线也在苏联空军的航程以内。

    关东军被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长达4,500公里的弧形国境线所包围。它在中国境内的后方也是不可靠的。日本为掩饰其帝国主义政策而炮制的伪满洲国的居民对占领者抱敌对的态度。整个中国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敌人。甚至蒋介石都以日本为敌,更不用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山田将军不得不寄希望于日本人盘据己久的朝鲜。朝鲜是关东军的主要给养供应地和出现紧急情况时的战役基地。但即使是朝鲜的人民群众对占领者也是极端仇恨的。何况朝鲜距满洲的日军集团又很远,从苏联滨海地区实施突击很容易将其切断。因此,缺乏可靠的后方是关东军的致命弱点。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占领中国的许多年里一直在靠近苏联的边境上加紧构筑工事。沿着与我国滨海地区接壤的山区,日军构筑了与原始森林和山地联接在一起的筑垒地域。日本将军们认为依靠混凝土工事和天然障碍物就可以相当安全。北满的接近地不仅有小兴安岭,而且有宽阔的黑龙江作屏障。在满洲西北面则有伊勒呼里山和大兴安岭的各条支脉作屏障。平均海拔高为1,000—1,100公尺的森林密布的大兴安岭山脉,在满洲境内从北到南长达数百公里。它距边界有时不到50公里(索伦方向),有时达200—250公里。在内蒙境内大兴安岭还与半沙漠的内蒙高原相连,而内蒙高原在其西南面又与戈壁沙漠连在一起。

    但是必须看到,在当地战场如此宽广的条件下,日本不可能有足够的兵力在整个边界或所有的天然障碍上设防。不管它愿意不愿意,它只能选择一些最主要的战役方向。它在连接苏联的整个边界上和连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部分边界上设有筑垒地域,以掩护穿过各条山脉的主要通道。但在满洲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界的一系列很长而又便于各兵种部队作战的地段上,却没有构筑工事,又毫无掩护部队设防。日军防御最薄弱的是在蒙古的最右翼通往多伦和张家口的山地和沙漠地带。我们在制定战役意图时当然考虑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关东军所处的态势又使它在未来战场的某些地段上具有不可争议的优势。这一情况在远东特别明显。前面已经提到,在滨海地区对面我军可以实施进攻的各个方向,都被曰军的筑垒地域和东满方面军的部队所封锁。它们构成了敌人防御的第一梯队。在它之后不多远,是敌第17方面军的部队,必要时也可用于东满。我军要在这里实施进攻战役,就必须逐次突破各个筑垒地域,强行通过山脉和原始森林,也就是必需采取一种要求具有绝对兵力优势和大量大威力杀伤兵器的最困难的进攻样式。

    依靠天然屏障,筑垒地域和防御阵地,敌人在满洲平原可以在内线自由机动,把部队派往受威胁的地段,并将其展开在最有利的地区。即使当情况不利需要退却时,日军在内线行动也可使它保持密集的兵力集团。日军的机动可得到铁路和公路的充分保障。

    对于日军的这一切长处,我们自然也是考虑在内的。

    在对关东军的情况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总参谋部就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初步结论。首先可以明显地看出,关东军在满洲将不得不在与其他日军集团相对隔绝的情况下作战。为了把这种相对隔绝变成彻底的隔绝,我军在主力实施突击的同时,必须对山田可能获得支援的那些地区展开进攻。这里所指的首先是朝鲜,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南萨哈林岛(南库页岛)。我军取得制空权也具有重要意义。至于机动的方式,根据当时对敌人的研究,我们认为以翼侧的机动为最合适,这样可使我军前出至吉林和沈阳,切断满洲的整个日军集团,破坏它与朝鲜的日军集团和北京附近的日军预备队的协同。关东军蒙古翼侧的虚弱,使我军有可能从此处前出至敌人后方。

    据我们看来,关东军的纵深梯次配置,证明日军统帅部企图在满洲作战不利时把在北满和西满作战的军队撤退到朝鲜边境,从而为继续作战创造有利条件。总参谋部没有看错。日本面确实有过这样的计划。只是由于苏军的迅猛的歼灭性的进攻才未能付诸实施。

    同的,还应指出,如果我军各突击集团不同时行动,日本人就有可能将其部队从一个方向调往另一方向,以逐次抗击我军各突击集团。对于这一点我们也相应地作出了实际的结论。

*     *     *

    总参谋部在制定战役企图时碰到了很多问题。耍在短期内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就必须实施迅猛的进攻,迅速消灭关东军,不让它向中国内地或朝鲜退却。

    在1945年4月以前,苏军就其当时在远东的兵力,要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它的使命只是完成防御任务。根据当时的部署情况,我们只能在牡丹江方向(从滨海地区出发)和海拉尔一齐齐哈尔方向(从后贝加尔出发)实施突击。但是这样的突击并不能达到包围关东军和切断其交通线的目的。这样的突击只能使敌军后退,而不能消灭敌军,而这与最高统帅部所下达的任务的本意和未来战役的坚决性特点是相矛盾的。在敌军后退时,它可以继续从后方,特别是从朝鲜获得供应。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期望迅速结束战争。敌军的兵力密度必然会因其预备队的到达而增大。同时,我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将面临来自敌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对面的筑垒地域的威胁。

    为了避免局势朝这方向发展和防止敌人有组织的退却,不仅需要改变我军的兵力部署和选择最有利的主要突击方向,而且需要保障我军有不断发展胜利的条件,也即是需要正确解决我各方面军兵力的梯次配置的问题,在需要的地方建立第二梯队。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当然不能靠削弱我军首次突击的威力,而要靠从我国西部补充调来军队。

    我们认为,由一个方面军从蒙古境内实施进攻,同时从滨海地区实施相向突击,这样最为有利。这样就可以彻底孤立关东军。而从北面越过黑龙江和沿松花江实施正面突击也是需要的,这样可以协助分割和消灭日军。

    从滨海地区实施突击,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突破敌人的筑垒地域。在向满洲中心地区突击的过程中,可以消灭日本第1方面军,并直接前出至关东军司令部的驻地长春。

    从蒙古实施进攻,当然不能把兵力分散到根本没有敌军的不起作用的方向上。在极右翼的张家口一北京方向的辽阔的沙漠地带就没有日军。在这个方向上实施进攻,除了与大自然的困难作无效的斗争以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因此还是应当遵守经过考验的原则:即在最能取得最大战果的地方,在一定能摧毁敌军主力的方向上实施主要突击。在我们看来,索伦方向完全符合这一要求。

    对兵力部署问题,我们考虑了很久。到底需要多少部队和需要什么样的部队呢?将部队作怎样的配置才能保证最可靠地消灭敌人和最便于在如此辽阔的地区实施进攻并克服高山,原始森林、沙漠,大河和筑垒地域等障碍呢?当对上述各方面加以仔细研究之后,就明确了在满洲作战必须要有坦克集团军、独立坦克兵团和骑兵。也需要海军,包括在黑龙江和松花江活动的海军。此外,还需要各种类型的强大的空军。

    对坦克集团军集中在什么地方和怎样使用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总参谋部所考虑到的仍然是后贝加尔方面军,因为在这个方面军的方向上没有既宽又深的黑龙江,没有原始森林,也没有为数众多的筑垒地域。坦克集团军是能使方面军部队具有突击力、高速度和实施大纵深进攻的主要战斗手段。诚然,在坦克集团军进攻道路的纵深有大兴安岭,坦克兵要越过这样的大山想起来的确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总参谋部认为,出敌意外地大量使用坦克正是解决战役主要任务的关键。我们坚决主张将坦克集团军用在通过大兴安岭的主要方向上,而且一定要用于方面军战役布势的第一梯队。

    我们主张这样作的理由,是因为日本人不会预期在这里遭到坦克集团军的突击。根据我们的情报,日军在大兴安岭尚未构筑好阵地,只有少数部队占据着个别的野战工事。我们认为,有经验的坦克兵是完全可以克服山地障碍的。只要我军先敌占领山间通道,则敌人根本无力与我坦克集团军对抗。

    关于夺取主动权的考虑也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强大而快速的坦克集团军实施突然的突击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并对整个方面军战役的进度起良好的影响。

    组织各方面军的协同动作,特别是协调各方面军战役的开始时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但在满洲这种异常复杂的条件下,在各个方向的条件大不相同的情况下,正确地协调各方面军的行动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设法把日军兵力从苏军滨海集群行动地带调开的想法是很吸引人的。为了这个目的,乍一看似乎后贝加尔方面军最好提前开始进攻。根据我们的计算,大致在战役开始后第10天,敌人可能把滨海地区的兵力调到该方向上。随后苏军就可从滨海方面实施突击。

    但是这一方案隐藏着许多危险。谁也不能担保日军统帅部一定会削弱滨海方向的兵力而不利用其他部队来抗击我军从后贝加尔实施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就有可能依次击破苏军各方面军的进攻。同时,我军在滨海地区的行动也将失去突然性:敌人知道在这里会遭受突击,自然将采取抗击突击的措施。

    基于这种考虑,各方面军最好同时展开进攻。

    最后对两种方案都来否定。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总参谋部对每一方案都继续进行考虑和研究。最高统帅部认为,在作战行动开始前,局势本身的发展就会正确解决采用那一方案的问题。

    由于日木人早就坚信与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使我军的行动具有突然性就非常困难。要达成战略突然性是不易实现的。但是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地回忆了伟大卫国战争最初几天的情况:当时我国也预料到会爆发战争并作了准备,但德国人的突击仍使我们感到突然。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也不应当过早地放弃进攻的突然性。

    要达到在远东开战的突然性,首先必须对苏军的准备程度保守秘密。为此目的专门制定并严格遵守了关于部队变更部署的特别规定。对任何人都不宣布战斗行动的开始时间。为了达成突然性,还采取了非寻常的办法来集中物资。我们认为,敌人虽然也了解盟国给我国提供物资的情况,但他必然会把我军利用西伯利亚唯一的一条铁路进行运输所需的时间估计得过长。我们预料,日本人根据西伯利亚交通干线通过能力较弱的情况,会把战争开始时间判断为秋天,因而他们本身也将到那时才会对战争作好充分准备。

    我们还料定,敌人将认为苏军在不良的天气条件下不会开始进攻。而与盟国商定的苏联对日开战时间——“在对德战争结束两,三个月之后”——从形式军事逻辑的观点看来正是非常不适当的远东的雨季。按照这一逻辑, 日军统帅部会认为苏军将在晚些时候,在天气变得很好,很干燥时实施突击。后来证明,总参谋部的这些推测是正确的。日军统帅部所期待的并战时间是9月中旬。

    前面已经简单地谈到,还可以利用地形来达成突然性。自然,敌人绝对不会预料到苏军能够越过难以通行的大山、原始森林和沙漠实施突击,何况是坦克突击。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后贝加尔方面军的蒙古地段。这个地段因大兴安岭和与戈壁相连的无水草原而似乎与满洲和内蒙相隔绝。与形式逻辑相反,山脉、原始密林和流沙也成了苏联军队的盟友。

    最后,不能不提到苏军进攻的迅猛性。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任何进攻战役的一般特点。但是必须考虑到日本武装力量的历史状况。在以往的战争中,日军总是背信弃义地首先实施突击。1904年对俄国开战时是这样干的。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也是这样干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进行防御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敌人,一般总是在强大的炮火和航空兵准备与支援下进行非常谨慎的按部就班的进攻。就我所知,日本在此之前尚未抗击过大规模的坦克冲击。日军已习惯于敌军的胆怯的按部就班的行动和较慢的进攻速度。其他的经验看来是不为日军所重视的。因此,在争取达成战略突然性的同时,我们还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例如不进行炮火准备就冲击以及夜间行动等来达成战役和战术的突然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我们取得了胜利。

*     *     *

    5月份一晃就过去了。到了6月份。

    在这初夏月份的头几天里,消灭关东军的战役企图已基本制定出来。这个战役企图及其有关计算汇报给了最高统帅。斯大林全部采纳,没提出反对意见。他只是命令把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М·В·扎哈罗夫将军比其他应邀参加胜利阅兵的方面军司令员早一点召到莫斯科来。

    Р·Я·马利诺夫斯基和М·В·扎哈罗夫很有预见地把方面军司令部的作战处长Н·О·帕夫洛夫斯基也带了来。他们受领了在5天内制定出方面军战役计划的任务后,便立即投入工作。当然,总参谋部给他们详细通报了关于战略企图、方面军编成和部队集中期限等情况。最后的军运列车的卸载时间预定为8月1—5日。

    6月18日,Р·Я·马利诺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报告。正如最高统帅部所要求的那样,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是从需要在短期内消灭关东军出发的。预计在1个半至2个月的时间内彻底击溃关东军的主力。但还附了一条意见,即认为在顺利的条件下可以更早地将敌人消灭。

    预计在后贝加尔方面军地带内将遭遇到的不仅有大量的日军步兵,还有日军坦克以及满洲囿和内蒙德王的部队。Р·Я·马利诺夫斯基在报告中说:日本人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这个方向。因此应当估计到他们将从华北抽调相当于7—8个步兵师的兵力投入这个方向。这样,在开战的头1个半至2个月里,后贝加尔方面军总共会碰到数达17—18个日军师,6—7个满洲国和内蒙师,以及2个坦克师。

    在估量了方面军编成内的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17、第36、第39和第53集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骑兵机械化集群和空军第12集团军的能力后,这位司令员作出了如下结论:考虑到我方在坦克和炮兵方面的优势,这些兵力对于克服敌军抵抗和在顺利条件下消灭18—25个日军师是足够了。

    Р·Я·马利诺夫斯基和总参谋部一样,认为实施主要突击的最有利的方向是索伦和四平方向。考虑以两个战役来达成目的:第1个战役是占领中满,第2个战役是使我军前出至满洲与华北的交界处并从敌人手中解放辽东半岛。

    方面军的战役布势定为两个梯队,而且决定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跟随方面军的突击群行动。进攻开始时间定于8月20—25日。

    总参谋部基本上同意这个计划,但在坦克集团军的使用问题上仍保留其原来的意见。坦克集团军配置在第二梯队,就不可能在方面军超越兴安岭时起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向东推进的速度就将受到位于它前面的步兵的限制。同时,这一强大的装甲拳头显然将失去支援步兵夺取和扼守山间通道的可能性。也不能期望在步兵掩护下坦克就能顺利克服狭隘通路突人满洲平原:当这些狭隘通路和山间道路都塞满了步兵及其辎重时,坦克是难于迅速推进的。简而言之,在方面军兵力的这种战役布势下,坦克军团就会失去它的主要战斗性能。

    最高统帅部认为总参谋部的理由是有充分说服力的,于是建议Р·Я·马利诺夫斯基在到达后贝加尔后重新考虑计划中有争议的部分,在现地再次研究不同的意见,然后定下最后决心。马利诺夫斯基对此表示同意并在后来建议将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用于第一梯队。

    经过与各方面军司令员共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结果,到1945年6月27日苏联最高统帅部战略计划的基本内容就定了下来。确定向满洲中心地区同时实施3个毁灭性突击:以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所谓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实施突击,以远东第2方面军的兵力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西南地域实施突击,和以远东第1方面军的主要兵力集团从滨海地区实施突击。这些突击的目的是为了分割关东军,将其孤立于中满和南满并分别歼灭之。

    后贝加尔方面军的部队应起主要作用。这个方面军应对敌人生命攸关的重要据点——沈阳、长春、旅顺实施突击。而占领这些据点将决定战争的结局。

    远东第1方面军部队从滨海地区沿捷径向吉林实施突击,以与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相会合。远东第2方面军向黑龙江沿岸地域的进攻将钳制敌人以协助消灭关东军。

    上述内容的计划标在担任远东苏军总司令的А·М·华西列夫斯基的图上,随后在各方面军直接进行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对这个计划只作了不大的修改。这个计划清楚地显示了苏联最高统帅部孤立和歼灭关东军的基本思想。后来,最高统帅部有关满洲各战役的指令就是根据这个计划拟定的。

*     *     *

    6月27日,K.A.梅列茨科夫获准前往远东。他比А·М·华西列夫斯基和Р·Я·马利诺夫斯基早几天离开莫斯科。

    为了保密,这三个人都奉令取下了元帅肩章。

    前往新的工作地点时,梅列茨科夫改名为马克西莫夫上将。也不是象他想的那样乘火车,而是乘飞机去的。斯大林担心梅列茨科夫在铁路上可能会被认出来。同时最高统帅也想试验一下飞往远东需要多长的时间。

    梅列茨科夫经过36小时零55分到达伏罗希洛夫(双城子)市。在空中的时间为28小时零30分钟。于6月29日到达该地。

    Р·Я·马利诺夫斯基临时改名为莫罗佐夫上将,于了月4日到达赤塔。М·В·扎哈罗夫改名为佐洛托夫上将与他同时到达。而А·М·华西列夫斯基也于了月5日到达该地,他在文书上被称为“副国防人民委员,瓦西里耶夫上将。”

    华西列夫斯基首先向Р·Я·马利诺夫斯基转交了斯大林对当前战役的指令。这个文件要求特别注意保障方面军境内铁路通畅和掩护我军主力的配置地域。

    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蒙古人民革命军协同进攻作战的准备,预定于7月25日前结束。在滨海集群和远东方面军部队的紧密协同下,它们应迅猛地突入中满以达成消灭关东军和占领赤峰、沈阳,长春、布特哈旗(扎兰屯)地域的战役目的。指令要求他们必须先于日军占领大兴安岭。为此建立了由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39、第53和第17集团军)和1个坦克集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组成的强大的突击集团,共任务是绕过阿尔山筑垒地域前出至长春,并要求阻止敌人向山地退却。方面军的当前任务是:粉碎当面的敌人,越过大兴安岭,主力应于进攻开始第15日前出至巴林右旗(大板上),鲁北、索伦地区。攻占这一地区和随后固守兴安岭山脉是战役进一步顺利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不喜欢含糊其词的斯大林想起了我们不久前关于怎样使用坦克集团军的争论,于是在签署战役指令时命令在指令中增加下列条文:“在长春的总方向上的主要突击地带内行动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在战役第10日应越过大兴安岭并固守山垭口,在步兵主力到达之前不让来自中满和南满的敌预备队接近。”这一提法消除了有关坦克集团军在方面军战役布势中的位置的任何疑问。坦克集团军只能配置在第一梯队为其他集团军开路。

    方面军的后续任务,是以主力前出至赤峰、沈阳、长春、布特哈旗(扎兰屯)地区,即关东军部署的中心地区。

    最高统帅部的指令还规定了各辅助方向上的军队的行动。指令最后要求我军的一切准备工作严格遵守保密措施。“方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参谋长和作战处长允许参加拟制全部战役计划的工作。各兵种和各勤务部门首长允许参加拟制战役计划中有关部分的工作,而不让其了解方面军的全部任务。对各集团军司令员应亲自以口述方式下达任务,而不授予方面军的书面指令。对允许参加集团军战役计划拟制工作的人员的规定与方面军相同。作战计划的全部文书应保存在方面军司令员和各集团军司令员的个人保密柜内。”

    有关保密的指示适用于远东的一切部队。

*     *     *

    А·М·华西列夫斯基到达赤塔的第1天,就不得不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一起研究许多刻不容缓的组织问题。其中某些问题没有莫斯科的迅速干预是无法解决的。例如,铁路所需的煤不够用,地方的储备即将用尽。为了使作战运输工作不致中断,要求获准使用不准动用的国家储备。

    弹药的积累速度令人感到严重不安。必须加快将弹药运出工厂和送往部队的速度。往前线运送飞机的速度也不够快。

    部队非常缺乏盛水的容器。而无盛水容器,我军的进攻就有停止在满洲的沙漠和山地地域的危险。

    通信人员缺乏。卫生机构的充实工作进行得迟缓。装甲坦克装备的修理工作的情况也不好。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状况令人特别担心。装载这个集团军的部队和装备的铁路列车,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多地未能遵守规定的运行时间表。这个集团军没有汽车运输工具:原有的汽车运输工具都留在了原来的驻地。仅编制部队就缺汽车2,274辆,加上配属给集团军的两个摩托化步兵师,所缺汽车几达3,000辆。

    7月6日一整天都是在谈话和会议中度过的。在以后几天里,А·М·华西列夫斯基和Р·Я·马利诺夫斯基有时分别有时共同视察了后贝加尔方面军各基本战役方向,与各集团军司令一起进行了详细的现地勘察,并亲自视察了部队。在工作现场,他们得出了许多后来保证方面军进攻战役取得辉煌胜利的意见。

    方面军司令员对最初的作战计划作了不少修改。

    他发现可以给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下达不得迟于战役第5日(而不是象总参谋部所设想的在战役第10日)越过大兴安岭的任务。在艰苦的山地条件下要保持这样高的进攻速度,乍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但实际—匕部队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规定的速度。

    同时,还大大缩短了原定的两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前出至满洲平原的期限。例如,在方面军左翼进攻的第36集团军按最初计划应在战役第12日攻占海拉尔地域,而现在方面军司令员责成它在战役第10日就完成这一任务,然后继续向布特哈旗(扎兰屯)、齐齐哈尔方向进攻。第53集团军奉命紧跟坦克兵前进,也就是说步兵越过兴安岭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原计划第17集团军部队在进攻第15日攻占巴林右旗(大板上)。现在则根据集团军司令员А·И·丹尼洛夫的建议,把这一期限缩短到10日以内。而实际上第17集团军的先遣支队在战役第5日就到达指定地点并消灭了当地的敌人骑兵。

    在方面军右翼行动的由И·А·普利耶夫指挥的蒙苏骑兵机械化集群,预计也可大大缩短前出至张家口和多伦的期限。他们应在该地与中国的八路军会合,后来的确实现了会合的计划。

    Р·Я·马利诺夫斯基在仔细研究了当地条件后对计划所提出的这一切改进建议,当然都获得了最高统帅部的同意。

    在滨海地区和黑龙江沿岸地区的其他两个方面军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在А·М·华西列夫斯基亲自积极参与下,К·А·梅列茨科夫和М·А·普尔卡耶夫及其司令部、政治部门以及各勤务主任深入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对地形、敌军和我军都作了细致而周密的研究,修改了计划规定的期限,并采取了改进物资保障的措施。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面对的是新的、有战斗力的危险的敌人,我们将在相当特殊而复杂的战场上作战。必须把一切都考虑周到,决不允许出一点错误。必须最充分地利用在与法西斯德国进行四年残酷斗争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

*     *     *

    总参谋部最初对采取何种形式来协调各方面军行动这个问题没有怎么考虑。早已存在并在整个战争中经受了考验的形式,是最高统帅部派出代表。

    但是在对帝国主义日本进行的战役中,军队高级指挥机街所面临的情况和必须完成的任务与西部战场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战场距苏联中心地区遥远,它的幅员广阔而地形复杂,参战的兵力和兵器又具有不同特点——这一切部造成了更多的困难。在西部战场,各方面军通常是在相互衔接的情况下平行地实施进攻。而在远东这个地方,由于敌人所处的特殊态势,各方面军应在海军的积极支援下从三个方向实施进攻,以向心突击消灭敌人。这就要求有一个非常强有力而且熟练的指挥机构来组织和保持各方面军之间紧密的协同动作。

    远东地区的军队的领导将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即使是最高统帅部最有权威的代表也无任何权力解决,因为,严格地说,就连各方面军对他也非隶属关系。

    而远东苏军总司令则完全处于另一种地位。1945年4月,当斯大林第一次向А·М·华西列夫斯基宣布打算把他派往远东时,就谈到了这一点。谈话时有А·И·安东诺夫和我在场。后来党和政府授予了远东苏军总司令以巨大的权力,并给他配备了可靠的助手。

    И·В·希金上将被最高统帅部任命为远东苏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至于参谋长一职,据我所知,斯大林曾推荐М·В·扎哈罗夫将军担任。А·М·华西列夫斯基一到达赤塔,就同М·В·扎哈罗夫谈了这个意见。但是扎哈罗夫未表同意并提请考虑说,后贝加尔方面军参谋长的工作具有更大的主动性。最高统帅合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本人部尊重М·В·扎哈罗夫提出的理由,同时也考虑到了他曾长期与Р·Я·马利诺夫斯基在一起工作的情况。А·М·华西列夫斯基似乎还与В·В·库拉索夫大将谈过同一问题,而后者也请求不要改变他的职务。于是参谋长一职就任命С·П·伊万诺夫上将担任。

    很快组成了司令部。参加的有随华西列夫斯基一同来远东的将军和军官以及曾在Н·Ф·缅泽林采夫少将领导下在远东工作过的一些总参谋部的军官。空军的指挥集中在有经验的空军主帅А·А·诺维科夫的手中,而在总司令部里只有以Е·М·别利茨基中将为首的一个不大的指挥组。工程兵勤务由К·Ф·纳扎罗夫上将领导。通信兵由Н·Д·普苏尔采夫上将指挥。隶属于总司令的还有管理物资技术保障工作的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代表。在他们的帮助下,需要由莫斯科审议的一切问题都迅速得到解决。为数52人的这个组由苏军后勤部副部长В·И·维诺格拉多夫上将领导。

    后来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证明,这种指挥组织形式是完全正确的。

    在德国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会见了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哈里·霍普金斯。随后总参谋部就奉命对各同盟国领导人即将召开的一次新的会议作好准备。这次会议于1945年了月下半月在波茨坦(从前普鲁士国王的王宫里)召开。

    苏联代表团由斯大林率领。参加会议工作的军人有Г·К·朱可夫,Н·Г·库兹涅佐夫、中.盈.法拉列耶夫、С·Г·库切罗夫。总参谋部前往参加的有А·И·安东诺夫、А·А·格雷兹洛夫、Н·В·斯拉温、М·А·瓦维洛夫和一个不大的保障机构。我留在总参谋部处理日常工作。

    大家都知道,罗斯福没能参加这次会议,他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前不久逝世了。到波茨坦来的足当然接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务的前副总统Г·杜鲁门。

    丘吉尔也未能参加后一半会议。他让位给在人选中获胜的英国工党领袖艾德里。

    在波茨坦首先决定了反希特勒同盟各参加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共同政策。各盟国达成的协议,规定了废除德国军备并使德国民主化,给法西斯侵略各受害国赔款和确立公正的国界等事项。同时还解决了涉及德国未来和欧洲和平的其他许多问题。

    在会议工作的第一天,苏联方面就表明准备履行对日作战的义务。安东诺夫将军详细通报了苏联在远东的计划。盟国也报告了自己的意图,但是关于原子弹丝毫也未提及。只是在工作了一周之后,杜鲁门才终于在丘吉尔的同意下让斯大林了解到美国有一种力量不寻常的炸弹。这是当会议参加者在令人疲惫的会议工作结束后急于离开时,他们两个人单独作非正式谈话时提到的。但是对于使用这种炸弹的计划,美国总统连提也没有提到过。

    晚些时候А·И·安东诺夫告诉我说,斯大林曾通知他美国人有一种杀伤力很大的新型炸弹。但是安东诺夫,看来还有斯大林本人都未从杜鲁门的谈话中得出这样的印象,即所谈到的是一种完全新式的武器。不管怎样,总参谋部后来没得到过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补充指示。

    美国、英国和中国往波茨坦签署了共同宣言。这个宣言以最后通的形式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文件的基本思想符合苏联的利益,因而我国在对日开战前作为第4个当事国也签署了这个宣言。

    8月3日,当最高统帅从波茨坦刚一返回,А·М·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就立即向他详细报告了进攻准备的进程。进攻的准备已接近完成。后贝加尔方面军的И·И·柳德尼科夫集团军和И·М·马纳加罗夫集团军已进入距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之间的边界只有50—60公里的集中地域。他们与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一起能够从8月6日晨开始军事行动。

    我军的其他突击集团也同样位于集中地域或在集中地域附近。此时各方面军的名称已根据实际位置作了变更。从8月5日起,原来的远东方面军改称为远东第2方面军,而滨海集群则称为远东第1方面军。在对日战争开始时,我方共有作好准备的军队150万人,29,000多门火炮和追击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约5,200架作战飞机。

    太平洋舰队也计划在8月5—7日前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А·М·华西列夫斯基主张我军不得迟于8月9—10日越过边界。需要利用后贝加尔地区最近几天的好天气,以便使我空军和坦克充分发挥其威力。虽然滨海地区在继续下雨,但是道路和构筑良好的空军机场仍堪使用。海军机场的情况较差:被雨水淋坏了。但是预计到8月6—10日滨海地区的天气也将转好。

    继续拖延开战时间将对我方不利的另一原因是,通过侦察发观了满洲和朝鲜的口军变更部署的某些征候。在了月份内,这个地区敌军师的数目从19个增加到了23个,作战飞机从450架增加到了850架。同时敌人还着重加强了滨海和索伦两个方向上的步兵。这些事实令人感到不安。这些事实可能表明,敌人已经察知我方意图并准备挫败我军的计划。

    远东苏军总司令认为远东第1第2方面军应与后贝加尔方面军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开始战斗行动,从而使进攻的突然性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但是华西列夫斯基主张同时开始战斗行动的只限于专门用来攻占日军最重要防御目标的那些强大的先遣支队,而不包括方面军的主力。他建议远东第1方面军的主要战役,即其主力的战斗行动应“根据后贝加尔方面军战役的发展情况在其战役开始5—7昼夜后开始。”

    远东苏军总司令还请求把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立即派往远东以协调海军和陆军的行动,并请求以人员和装备、特别是坦克来进一步加强各方面军。

    对А·М·华西列夫斯基关于比计划提前1—2天开始作战以及远东第1方面军逐次投入战斗行动的意见,总参谋部作了仔细研究并用各种计算进行了检验。最高统帅部根据这些计算比较了按两种方案发展的可能性。最后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在8月9一10日开战的建议被采纳。但是他关于远东第1方面军转入进攻的方案被否定。当时的顾虑是,不管多么强大的先遣支队也未必能单独进行5—7个昼夜的战斗。必须迅速投入主力来发展先遣支队的胜利。

    最高统帅部的决心立即转达给了А·М·华西列夫斯基。而最高统帅直到8月7日16时30分才签署了指令。指令肯定了早先给各方面军下达的任务。建议各方面军航空兵的战斗行动从8月9日晨开始。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的地面部队应在同一天早晨越过边界。远东第2方面军则按А·М·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示出动。

    太平洋舰队转入了1级准备。潜水艇从8月9日晨与航空兵同的开始了行动。

    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现在回忆起来还犹如一场恶梦。

    临开战的几天前,确切地说,是8月3日,在我早晨收到的信件中,除其他文件外,还有从《红星报》编辑部转来的一封薄薄的信。这封信是按通常的渠道送到报社的,其外表与几百封其他读者来信毫无不同。但是它的头几行字就令我们非常吃惊。原来在准备对日作战的最后时刻,当作战计划已完全决定,进攻时间已经规定,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各方面军司令员正昼夜不停地把部队调往出发地区的时候,有关这方面的绝密占报有可能被敌人获取或已被敌人获取。

    我们不认识的一位记者彼得罗夫同志在信中是这样讲的:“非常情况促使我这个老头子给你们写这封信。在7月的最后几天,在有二十多名与军队无关的人员在场的一个公共场所,一位官衔为中校的红军军官十分卖劲地炫耀自己,同时还泄露了军队和国家的秘密。他姓波卢比或戈卢比,名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据他说,目前似乎正在加紧准备对日作战并往远东派去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群总参谋部的军官来领导对口作战……”

    写信的人还要求对这个饶舌鬼施以必要的惩诫:“让他懂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比这个年轻人的个人幸福宝贵得多。致敬礼!彼得罗夫。”

    开始了调查。彼得罗夫所指的那个人很快被找到了。原来他是被选派到А·М·华西列夫斯基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之一。同时还查明,这个军官在这一伙人中喋喋不休地大声讲了许多有关他的首长——与远东苏军总司令有直接工作关系的一位将军的情况以及苏联最高统帅部在准备对日作战方面采取的某些措施。

    当然,不仅再不能让他在远东苏军总司令的机构中工作,而且也再不能让他在任何一个司令部工作。他被清除出军队。关于这个情况没有向斯大林汇报。

    封信使我们感到既痛心而又高兴:一方面,它说明我们的干部工作有缺陷;但另一方面,它表明了千百万苏联爱国者对保守军事秘密是关心的。幸运的是,这个饶舌鬼所泄露的情报大概没有传出彼得洛夫所提到的那二伙人的范围,至少没有落到敌人手里。

*     *     *

    开战的时刻迫近了。满洲日军兵力的增长继续令人感到不安。但是侦察部门再没有报告任何惊人的情况,可以确信,现在敌人确实已经来不及从我们手中夺取行动的主动权了。

    正是这个时候,美国违反人类的健全的理性,也不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采取了众所周知的野蛮行为:8月6日向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又毁掉下长崎。这两个城市的惨状是无法形容的。

    但是原子轰炸既未影响日本继续战争的能力,也未影响我军的作战计划。

    8月8日,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送交了苏联政府理由充足的声明,指出苏联认为从9日起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同时在远东宣布了战时状态。

    8月9日当地时间零时10分,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先遣支队开始行动。4个半小时后,主力也开始出动,在进攻的途中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

    远东第上方面军的部队在午夜1时越过国境线。在方面军右翼行动的第35集团军的地带内,发起冲击前先进行了15分钟的炮兵急袭射击。在主要方向上,红旗第1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未经炮火准备就开始了进攻(可以说,如果不是滨海地区发生暴雨的话,进攻是在完全寂静中开始的)。突击是突然的,到日终,远东第1方面军的部队已深入敌境达10公里,在有的地方甚至超过这个数字。在第5集团军的地带内攻占了敌边境筑垒地域的沃伦抵抗枢纽部,左翼第25集团军也进展顺利。

    对敌实施包围的两个方面军完全达到了同时进攻的要求。现在日军已无逐个占破我军的任何可能。其防线已四分五裂,只要再过几昼夜对关东军的大规模包围就将巧妙地完成……

    远东第2方面军的进攻也是8月9日晨1时开始的。这个方面军的行动与其他方面军配合得很好。第15集团军的先遣支队和边防部队渡过黑龙江向前推进,其任务是夺取江中岛屿和江对岸的一些地段。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随后集团军主力也开始强渡黑龙江。

    强渡乌苏里江的独立第5军地带内,情况的发展大致相同。

    红旗黑龙江区舰队的舰只进入松花江河口后,与日军筑垒地域展开了战斗。太平洋上我鱼雷艇对敌舰进行了初次攻击。

    空军也对日军和其他军事目标实施了突击。

    战争一开始,到处都很顺利。

*     *     *

    此时,总参谋部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不减慢进攻的速度。不能让敌人恢复过来组成坚固的防御。

    没有任何理由为我军的进展担忧。8月12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各机械化军的主力已越过大兴安岭进入满洲平原。口军可能据以顽抗的最重要的天然障碍区被抛到了后面。下一步任务是以同样的速度继续向满洲的中心,向当时被称为“1号目标”的沈阳推进。一旦攻克沈阳,日军在满洲的整个防线就将土崩瓦解。

    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的进展也很顺利。在滨海地区,我步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敌筑垒地域,对特别强大的抵抗基点则迂回通过以免降低进攻速度。

    日本政府企图耍花招。8月14日,当苏军各集团军克服了原始森林、大山和荒漠,在满洲平原迅速推进的时候,日本政府宣布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条件向同盟国投降。但是给关东军以及其他部队和海军却未下达任何有关的命令。据我各方面军报告,日军的各个师和守备部队仍在继续作战。

    总参谋部向最高统帅报告了这一情况。斯大林对此十分镇静,他命令我们在报刊上说明战场的实际情况并指示部队在敌人尚未在实际上无条件投降以前继续积极作战。

    8月16日,各报公布了由А·И·安东诺夫签署的通告。苏军总参谋长宣称,日皇所发表的日本投降的声明,仅仅是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发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军队实际尚未投降。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行为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

    此时,我军仍按计划继续发展进攻。关东军指挥部无法阻止我军的进攻,不得不下令停止战斗行动。但即使这时它仍未放弃狡猾手段:在此命令中只字不提部队投降就俘的问题。据上村干男将军供认,向部队下达的命令原文是:“按皇帝之命停止军事行动。”此外再无任何进一步的说明,而日本的士兵和军官长年受所谓武士道传统的教育,是不许可当俘虏的。为了不当俘虏,自然他们会继续抵抗。在战场的某些地段上甚至还发生日军实施反突击的情况。

    8月17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通过电台向关东军司令提出了要他责成一切日木守备部队放下武器就俘的坚决要求。继续拖延已不可能。日军指挥部8月18日下令投降,并将此事通知了А·М·华西列夫斯基。但即使在此以后,在满洲的各个地域战斗仍在继续,而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上的战斗则刚开始激烈起来。

    为了加速日军的实际投降和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决定使用空降兵在敌驻防的重要城市——哈尔滨、吉林、沈阳、长春以及满洲和朝鲜的其他一些城市实施空降。

    8月18日17时许,载有由扎别林中校指挥的第一批120名空降兵的飞机从霍罗利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哈尔滨。空降兵的任务是:占领机场及其他重要军事目标,保障松花江上的桥梁不受破坏,以待远东第1方面军主力到达。随第一梯队空降兵着陆的有被任命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特命全权代表的方面军副,参谋长Г·А·舍拉霍夫少将。共任务是向哈尔滨日军指挥部宣布令其投降的最后通牒并迫使共接受投降条件。当时对于城内形势和苏联领事馆的情况均无确切的情报。只知道在牡丹江附近被击溃的人数众多的关东军第1方面军的主力正向哈尔滨败退。

    苏联空降兵于19时在哈尔滨机场着陆并迅速占领整个机场。不久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将军由几名军官陪同到达机场。他向苏军特命全权代表报告说,哈尔滨地区的日军部队已经瓦解,几乎已不受司令部指挥。Г·А·舍拉霍夫要求日军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宣读了下列最后通牒:

    “1.为避免无谓的流血,苏军统帅部建议口军立即停止抵抗并作有组织的投降。为此应在2小时后送呈有关哈尔滨地区日军部队实力的材料;
    2.在苏军统帅部下达特别号令前,关东军的将领和军官在自动投降的条件下允许持有冷兵器并留在自己的住宅内;
    3.日军指挥部在苏军抵达前对武器、弹药、仓库、基地及其他军用物资的保管和移交负完全责任;
    4.在苏军到达前,由日军部队负责维持哈尔滨市内和郊区的秩序,为此,允许保留一部分由日本军官率领的武装分队;
    5.哈尔滨市内和郊区的最重要目标,如机场。松花江桥,铁路枢纽部,电报局、邮局,银行等其他重要日标应由苏联空降兵立即占领;
    6.为了协商有关满洲境内整个关东军的投降和解除武装事宜,建议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中将、日本驻哈尔滨领事宫川和闩军指挥部指定的其他人员于8月19日7时乘我空降兵飞机前往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员指挥所。”

    秦彦三郎将军请求给他3个小时“来准备必要的材料”。他的请求得到了同意。

    23时,日木独立第4集团军司令官秦彦三郎送呈了有关满洲全部日军投降的命令,将领名单和关于哈尔滨守备部队实力的材料。此时,Г·А·舍拉霍夫已到达苏联领事馆。苏联领事Г·И·帕夫雷印大也在该处。而空降兵则占领了市内所有桥梁和其他重要目标。

    8月19日,秦彦、宫川及其随从的日军将领和军官被送达К·А·梅列茨科夫的指挥所。远东苏军总司令也到达该地。他亲自向日木人宣布了关东军投降的程序。关东军所有部队的投降和解除武装应在8月20日12时前结束。

    在进行淡判的同时,苏联空降兵又在满洲其他几个重要城市着陆。

    8月19日拂晓,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特命全权代表И·Т·阿尔乔缅科上校直接飞往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其使命是接,受长春守备部队和市郊所有其他日军部队的投降。护送阿尔乔缅科上校的除了由歼击机组成的空中护送队外,还有4名军官和6名士兵。

    他们突然出现在停有约300架敌机的长春中央机场上空,盘旋几圈后就在机场着陆。苏联飞机占领了起飞滑行道并准备髓时向机场开火。当确信并无危险后,阿尔乔缅科才发出了让空降兵飞往长春的预定信号,而本人则前往关东军司令官处。

    在山田的办公室里正在开着一个什么会议。这位苏联军宙中止了会议并向日本人提出了立即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关东军司令官默不作声。只是当我空降运输机和轰炸机出现在城市上空时,他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这时山田又企图提出他的一些什么条件。И·Т·阿尔乔缅科根据所受领的指示断然拒绝了他的条件并坚决要求立即投降。山田司令官这才第一个取下佩刀将它交与我特命全权代表,承认自己成了苏军俘虏。随后室内所有其他日军将领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到11时,以苏联英雄,近卫少校П·Н·阿夫拉缅科为首的空降兵在同一机场顺利着陆。它由近卫机械化兵第30旅的军官和战士组成。空降兵解除了敌人机场的警卫,组织了环形防御,然后开始解除日军和满洲国军队的武装。

    在山田的办公室里,事件仍在继续发展:这位日本司令官和满洲国总理在全部投降书上签了字。

    8月19日晚,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上的日本国旗被降了下来而升上了苏联国旗。空降兵分队占领了铁路枢纽,银行、邮电局,广播电台和电报局。敌军撤出了城市。阿尔乔缅科及其临时组成的司令部所住的房子,受到一排特别的卫队警卫。在入口处站岗的不是士兵,而是年龄还小的山田的孙子。按日木古代的风俗,客人的住房须由房主人最亲近的人们守护山田。司令官的孙子站岗,是证明苏联代表的安全有保证。8月20日晨,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进入长春。

    由同一个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派遣的225名勇士于8月19日13时15分在沈阳降落。作为特命全权代表随这批空降兵到达的是后贝加尔方面军政治部主任А·Д·普里图拉少将。

    这里事态的发展与长春有些不同。有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代表和日本守备部队的长官出来迎接空降兵。在检查机场房屋时忽然在一间房内发现了溥仪“皇帝”本人。他是因偶然机会停留在这里的。他的主人命令他去日木,但身边没有合适的飞机,于是“皇帝”及其侍从就在机场等候。而我空降兵却刚好及时赶到。

    溥仪立即请求不要把他交给日本人,然后为当地居民在日本占领期间所受的压迫而流下了伪善的眼泪,最后还交给特命全权代表一封书信,在信的结尾他竞如此奇妙地表示:“我以对苏联大元帅斯大林无限敬爱的心情向他表示热诚的谢意并祝大元帅阁下身体健康!”

    沈阳的情况非常复杂。全市人口为170万人,其中有7万名日本人(不算败退到该市的军队)和约1,500名白俄侨民。市内有德国领事馆,甚至还有德国法西斯组织的“领袖”在活动。正在开工的有180个各种工业企业,其中包括飞机修理厂和坦克修理厂。其主人——日本人已经逃走。

    225名空降兵要控制这样的城市,简直无能为力。援兵于第二天到达。但就是这时沈阳的苏军守备部队总共也才只有1,000人,而他们却应当解除5万名日军士兵的武装。虽然未发生什么事故,但却是够令人担心和紧张的了。

    以А·И·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少将为首的苏军卫戍司令部从8月20日起开始在沈阳执行任务。

    当然,有时也免不了会出点怪事。我军占领沈阳的第2天,一架美国飞机出现在市中心上空并投掷了驻华美军司令官给日本军官呼吁书的传单。传单中说,美军统帅部为了与被日军俘虏的盟国官兵取得联系,打算让自己的代表在沈阳机场着陆。同时还预先声明这些代表并不追求其他任何目的,建议一旦对方同意就摆出一幅白布作表示。我军战士摆出了白布。美国飞机随即着陆。当着陆的美国人发现迎接他们的是苏联军人时,感到无限的惊讶。

    我们这方面也曾闹过一点“笑话”。沈阳当时所处的情况使得谁也无法保证溥仪及其侍从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空降兵出于好心把这位“皇帝”关进了有严密警卫的狱中。当А·М·华西列夫斯基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释放,并命令向大家说明应当如何对待这类人物。

    所有的空降兵对其主要任务——加速关东军投降——都完成得非常好。空降兵以果敢和精确的行动保障了各地工业企业,发电站、通信机构,铁路和许多军事目标的完整,使得有可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并消除了许多政治冒险的可能性。

*     *     *

    当满洲的日军一开始放下武器,最高统帅部就决定在敌人已投降的地段上停止战斗行动。但苏军各集团军和各师仍继续向预定地域推进。强大的先遣支队在前开路,主力跟随前进并接受敌人投降。

    我军进入了朝鲜国境。登陆兵占领了朝鲜各个最重要的港口。苏联士兵抵达了对他们极为神圣的土地——旅顺。

    关东军已被消灭。只是在萨哈林岛(库页岛),有的地方敌军直到8月25—26日才停止抵抗,而在千岛群岛我登陆兵接受日军投降的工作直到8月的最后一天才结束。

    战斗行动结束后,总参谋部得到了有关我们深为关心的对日作战是否达成了突然性这一问题的详尽的答案。历史事实作出了答案,而被俘的日军将领又证实了这些事实。敌人根本没想到我们会在8月实施进攻;他们设想我们开始进攻的时间要晚得多。因此,日军未能及时完成防御地区的准备工作,不单在后贝加尔方向和滨海方向是这样,即使在日方认为将展开决战的四平,沈阳一线也是这样。被俘的日本第4集团军司令官上村将军供称,这些防御地区的构筑工作只有到1945年10月才能完成。原日本第5集团军司令官清水将军也谈到了构筑防御阵地的工作未完成的情况。

    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少将的供词很有代表性。

    松村将军说:“苏联在8月8日这天宣战,对关东军指挥部来说是异常突然的。”

    不管从进攻的规模上说,还是从进攻的速度及突击的方向来说,都达成了突然性。

    “我们没想到俄国人会进行这种闪电式的进攻”,清水证明说,“而且我们没有想到俄国军队会穿越原始森林。”

    因此,我们所希望的一切和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所争取达到的一切,已完全实现了。

    1945年9月2日,在美“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木政府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了字。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远东盟军的我方代表К·Н·杰列维扬科中将。

    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苏联肩负了这次战争的主要重担,在消灭西方和东方的狂妄的军因主义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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