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任务；由火车换乘飞机；伊朗首都就在我们面前；对“霸王”计划的补充；罗期福支持期大林；我们对盟国的义务；丘吉尔的南斯拉夫地图；德黑兰的对比；拟制1944年上半年战局计划；由全线进攻转入逐次突击。

    “做好出差准备。要带上所有各个方面军的地图，还要带一名密码译电员。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方，以后会告诉你。”

    根据习惯，我们是不提出问题的。其实，不问也清楚，这是一次重要的出差任务。

    夜间两点，克里姆林宫的一个通信员乘车来接我。我报告了А·И·安东诺夫后，带上装地图的公文包，就匆忙坐上汽车出发了。

    在覆盖积雪和实施战时灯火管制的莫斯科深夜的街道上，没有行人。只是间或遇到穿短皮袄和毡靴的巡逻人员。

    汽车开得很快。没有告诉我行车的路线。我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透过两旁遮盖得不太严实的车窗试着根据街道来判断方向。最后发现，这辆车正向基辅车站开。很快，过了基辅车站。

    汽车开上莫日艾斯克公路后加快了速度。那时在这条公路两旁，在新建的高大的灰色建筑物的旁边，还有一些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低矮的一两层小房舍。犹太人公墓一闪而过。汽车已经出了莫斯科市。

    汽车开过孔策沃后，转了几个奇怪的弯子，最后到了我不认识的某个军用铁路小车站上。铁道上黑糊糊地停着一列火车。陪同我来的人把我领到一节车厢里并说了一句话：

    “你就坐这一节车厢。”

    车厢内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人。列车员指给我住在那个单间。我推测：“大概要陪最高统帅部的某个人到前线去。”

    不久，隔着车窗听到了踩雪的声音。К·Е·伏罗希洛夫和另外两个人进入车厢。伏罗希洛夫和我握手问好后说：

    列车开动了。车厢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后来，列车长来告诉我说，列车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开。我很快就和他商定：当列车9点40分到达米丘林斯克时，在那里停车半小时，并立即接通专用电话。

    “一切照办。”列车长答应后就离开了。

    我熄了灯以后，又坐了一会儿。在车窗外，不断有电线杆，黑压压的小树林和积雪的小士兵闪过。偶而还可以看到模糊的村庄。

    我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往斯大林格勒开?战争已经越过第聂伯河了，我们到斯大林格勒去干什么?……显然，目的地不是斯大林格勒……”

    我习惯地爬到上铺去睡觉。上铺是我可靠的老朋友。它使我免受下铺的人所遇到的很多旅途中的不便。我常常对那些因年老或其他某种习惯不能爬到上铺去睡的人惋惜。

    我转眼就睡熟了，那些年一直是这样。等我醒了，车窗外已经是阴雨的白天了。表指着8点。我在车厢里走动了一下。车厢过道上的警卫和列车员都是彻夜未眠。

    我拿着公文包进到装有专用电话的客厅车厢，把地图摊在桌上。列车一到米丘林斯克，我立即就和А·А·格雷兹洛夫接通了电话。他象往常一样，早已准备就绪。我从他那里得到各种必要的资料，并标在情况图上。

    大约10点，伏罗希洛夫走进了客厅车厢。原来是我打电话吵醒了他。

    他抱怨说：“你喊的声音太高了。战争情况怎么样?”

    11点，斯大林的警卫长弗拉西克中将请伏罗希洛夫到最高统帅的客厅车厢去。我向弗拉西克说明我已准备好汇报情况后，继续留在这里。过了五分钟，有人来叫我去。

    在最高统帅客厅车厢内，除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外，还有莫洛托夫。最高统帅问，各方面军有无新情况。新情况不多，所以很快就让我走了。

    傍晚，车到斯大林格勒。我收集情况后，准备下车。地图都收入公文包，只等命令下车。但并未下达下车的命令，一个人也没有下车。过了半个小时，列车又继续前进了。

    我再次被叫到斯大林那里去时，遇到的还是那些人。他们都坐好准备吃午饭。

    我利用百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汇报了情况。接着把经А·И·安东诺夫转来的各方面军的几件请求和建议递交斯大林。斯大林批准所有请求和建议，并请我吃午饭。

*     *     *

    黑夜过去。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例行的制度并没有改变。我到斯大林客厅车厢去汇报了三次。列车经过了基兹利亚尔，马哈奇卡拉。天黑时，我们到了巴库。除我以外，所有的人都坐着汽车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列车上过的夜。早晨7点，有车来接我，一直开到机场。

    机场上停着几架C—47飞机。在一架飞机旁边，空军司令员А·А·诺维科夫和远程航空兵司令员А·Е·戈洛瓦诺夫正在散步。在另一架飞机旁边，我看到了我认识的飞行员В·Г·格拉切夫。8点，斯大林来到机场。诺维科夫向他报告说，有两架飞机已准备好立即起飞：一架由戈洛瓦诺夫上将驾驶，另一架由格拉切夫上校驾驶。还有两架载运外交部人员的飞机半小时后起飞。

    А·А·诺维科夫请最高统帅乘坐戈洛瓦诺夫的飞机。他一开始好象同意了，但走了几步后突然停下来。

    斯大林说：“上将很少开飞机，我们还是乘上校的飞机较好。”

    他朝格拉切夫那边走去。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跟在他后边。

    我于是跟着登上飞机。乘第2架飞机的有А·Я·维辛斯基，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几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

    只是在机场我才知道，我们是要飞往德黑兰去。护送我们的有九机编队的三队歼击机：两队在两侧，一队在前上方。

    我汇报了各个方面军的态势。科罗斯坚附近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眼看我军就会弃守。从各方面情况看来，敌人企图突入基辅并将我军由该处所占领的登陆场上赶走……

    大约三个小时后，到了德黑兰。迎接我们的是预先派到德黑兰组织苏联代表团警卫工作的阿波洛诺夫上将。和他一起还有我不认识的一些着便服的人，总共有五、六个人。一辆汽车一直开到飞机跟前。斯大林和政府其他成员坐上这辆车。汽车以很快的速度开走了。车后紧跟着两辆警卫车。我坐的是第二辆车。

    很快我们就到了我国大使馆。

*     *     *

    苏联大使馆位于有结实围墙围着的一座精致花园内，有好几栋建筑物。不远，是由英印混合旅警卫的英国使馆大楼。美国大使馆距我们较远。

    我和密码译电员被安置在斯大林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住的那栋房子的第一层。给我们住的是只有一个窗户的小房间。紧挨着电报房。晚上，斯大林去花园散步时，看了看我们的工作条件。他不满意我们的房间。

    “往那里摆地图?为什么这么黑?难道不能把他们安置得更好一点吗?……”

    斯大林的探视立刻就产生了结果。我们由小屋搬到了一个有凉台的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里，给搬来三张桌子，专用电话机也挪到了新地方。

    三大强国的领导人会议于11月28日日落时开幕。会议在苏联大使馆内的一栋独立建筑物内举行。给我也发了一张归我使用的会场通行证。会场警卫由国际卫兵担任，即每个哨位上都派三名哨兵，苏，美，英三国各派一名。换斑时由三个领班员带领。总的说来，这是一种特殊的，而且应该说是十分烦琐的仪式。

    不久，根据斯大林的邀请，罗斯福完全搬到了苏联大使馆内居住。这样作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传闻有人准备杀害美国总统。

    丘吉尔对罗斯福住到苏联大使馆这件事很不满意。他认为，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斯大林采取的一个狡猾的步骤，这样可以使斯大林有可能在非正式场合与罗斯福接触，可以背着丘吉尔谈论重要问题并影响罗斯福站到自己一边。

    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中采取了极为坚定的立场。我早从火车上的谈话中得知，我方打算坚决向盟国提出他们迟迟不想开辟的第二战场的问题。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要我核实苏德战场以及德国与其他盟国战场上德军及其仆从军队的师的数量。

    这种资料，会议的第一天就用上了。当问题涉及缩短战争时间，必须立即开辟第二战场，或者象盟国所说的必须立即执行“霸王”作战计划时，这些资料成了苏联代表团手里的一张王牌。说明力量对比的这些数字击中了丘吉尔的要害，揭穿了他想用一些次要战役来代替第二战场的各种企图。斯大林用这些数字说明，在1943年由于盟国作战消极，德国统帅部才得以集中新的突击集团来对付我军。同时也介绍了苏德战场上的困难情况，其中甚至包括有科罗斯坚的情况和基辅附近的整个态势。

    会议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怎样看待第二战场及应在何处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苏联代表团寸步不让地迫使英国代表团承认，“霸王”作战应当是盟国的主要战役，应当不迟于来年五月份发起，而且必须在法国北部领土上进行。为了坚持这个正确的观点，斯大林不得不扼要而又充分批判地分析了盟国从其他方向上对德国进攻的各种可能。对于在地中海和亚平宁半岛的作战方案作了最详细的分析，当时盟军正向罗马推进。

    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地中海各战役是次要的战役，因为敌人在该处部署的兵力较少，而且战场也离德国本土很远。至于意大利战场，苏联代表团认为对于保障盟国船只在地中海自由航行是十分重要的，但却完全不适于对希特勒德国进行直接打击，因为阿尔卑斯山隔断了通往法西斯帝国边界的道路。

    巴尔干也不适于突入德国，而巴尔干却是丘吉尔首先看中的地点。

    苏联代表给自己的西方盟国提出了一个实现三个相互联系的战役的方案。这是在军事上理由充足，而且完全符合真正的第二战场的实质和规模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以主力在法国北部按“霸王”计划行动，在法国南部实施旨在尔后与主力会合的辅助性突击，最后利用在意大利进行的战役作为牵制性的战役。方案中极其详尽地说明了这三个战役在的·间和任务上最妥当的协同方式。

    专门谈到了关于盟国在法国南部登陆问题。预计困难是很大的，但对主力的行动却是非常有利的。斯大林在概括苏联对在法国南部行动问题的观点时，宣布说：

    “我个人是愿意走这个极端的。”

    大家都知道，罗斯福是支持斯大林的。苏联关于“霸王”战役的时间和关于在法国南部进行辅助行动的意见被采纳了。这个决定无疑有助于巩固三国反希特勒联盟，并标志着三国共同斗争思想的胜利。

*     *     *

    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从事自己的工作：每天照例三次通过电报和专用电话收集各个方面军的情况并汇报给斯大林。听取我汇报的时间，照例是在早晨和政府首脑会议以后(首脑会议一般在晚上举行)。

    几乎每天А·И·安东诺夫都要转给我一些必须由最高统帅签署的各种命令的草案。斯大林签署后，我通知莫斯科，原件则收在密码译电员保存的铁箱内。

    有一两次，斯大林亲自和安东诺夫通过话。斯大林还亲自和瓦杜丁及罗科索夫斯基联系过，向他们了解击退敌人在基辅附近反攻的可能。他对于罗科索夫斯基的意见特别感兴趣。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应在莫孜尔方向上配合瓦杜丁方面军行动。

    我作为作战部长自然对于在未来各次战役中苏军与盟军的协同问题非常感兴趣。这个问题是11月30日斯大林和丘吉尔会谈时，由斯大林提出的。就在这一天，在政府首脑的第三次会议上，这个问题以苏联承担义务的形式肯定下来。在苏联代表团首脑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中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对于盟军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在“霸王”计划行动的初期，而是在作战过程中，那时敌人可能要把部分部队由东线调到西线。但是，我应当在这里稍为提前一些说明的是，忠于自己对盟国所承担的义务的苏联军队，在1944年就采取了一些决定性行动，不仅使敌人不能将部队由东线撤出调往西线，而且相反迫使希特勒把一些师由西线撤下来调到了东线。

    在决定任命西方盟军总司令的问题上，也不是没有磨擦的。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应对“霸王”作战的准备和实施，负完全责任。对如此重大的事，如果没有专人负责，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缺陷，甚至会使整个，计划彻底破产。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对此都十分了解，最后商定任命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

    在德黑兰会议上还顺利地决定了与第二战场问题有关的其他重要问题，例如，投入欧洲大陆的盟军兵力问题。丘吉尔确定投入的部队为一百万人左右。

    在德黑兰，关于打败希特勒德国后苏联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问题，我们的盟国也取得了苏联方面的原则性同意。

*     *     *

    我记得，丘吉尔交给斯大林的一份南斯拉夫地图，曾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问题的起因是，英国首相关于这个国家的资料同苏联代表团首脑在会议上引用的资料不一致。

    11月30日中午，地图送到我手上并附有一个坚决的命令：“核实”。手头没有关于南斯拉夫的任何资料。我不得不赶紧和А·А·格雷兹洛夫联系。他给我念了有关南斯拉夫国内情况的一些最新资料。弄清楚了，丘臣吉尔的地图不如我方的地图准确。但是据我所知，斯大林后来同丘吉尔谈话时再没有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我还记得英国国王赠给斯大林格勒的荣誉宝剑的赠送仪式。11月29日，丘吉尔代表英国国王把荣誉宝剑授给斯大林。罗斯福也出席了这次隆重的仪式。三国代表团的成员，我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苏联军官和士兵都应邀出席了仪式。丘吉尔作了简短的演说。斯大林接受并亲吻了宝剑。

    会议期间，丘吉尔满69岁。为此，在英国使馆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作为受贺者的丘吉尔，嘴里仍然叼着雪茄，坐在宴会桌旁，右边是罗斯福，左边是斯大林。在他们面前摆着一块很大的寿糕，糕上插着与丘吉尔年龄数相等的点燃的蜡烛。当时不少人向丘吉尔祝酒，斯大林也祝了酒。

    在平常会议期间，政府首脑和代表团成员轮流在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处进行午餐。午餐很晚才进行(按莫斯科时间差不多要20点了)，我们往往早己吃过晚饭了。午餐后，罗斯福并不是每次都稍为停留。他常常是，饭后立即就回到他的住处去。斯大林和丘吉尔则长时间地进行所谓“非正式会谈”。罗斯福喜欢在中午直到会议开始前这一段时间与斯大林会见。他们的会见，对于促进正式会谈的成功起了不小作用。

    谁都不怀疑，希特勒在德黑兰的侦探，了解会议的情况，对这一点，丘吉尔的盛大接待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希特勒分子的破坏活动没有怎么得逞。警卫很忠于职守，而伊朗人是爱好和平的，对苏联人又特别诚恳。这是由于两个国家都力图生活在友好和协商之中。

    自然，我很想看看德黑兰。一天，有了这种机会。使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不能穿着苏联军服到德黑兰街上去。有人给我拿来一顶便帽和一件斗篷。我把斗篷罩在军服外面。斗篷长一些。帽子小，戴不上，但是我尽量戴在头上。我装成一个名符其实的侦探那样，坐着汽车在夜晚的德黑兰街道上游览。看到照得通亮的主要街道，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我很不习惯。鲜明的对比使我感到惊讶：一方面是属于贵族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和百花盛开的华丽的公园和花园，而另一方面郊区却是惊人地贫困，在那里裹着披纱的妇女从肮脏的沟里打水。

    我坐着汽车逛了有一个半小时。自然，我对德黑兰的游览只能算是走马观花。

    会议结束后返回莫斯科时，仍然是按原先的顺序：乘格拉切夫的飞机到巴库，再乘火车到莫斯科。我照旧是不断地收集和汇报情况。谈话的内容自然是围绕着德黑兰会议。

    经过若干天以后，我们由和平而温暖的秋季的伊朗又回到了战时冬季的可爱的莫斯科。

*     *     *

    德黑兰会议后，总参谋部没有接到什么特别指示。但是从最高统帅部交来的所有任务，都明显地考虑到了我们应充分履行自己对盟国未来开辟第二战场所承担的义务。在这些任务中占居主要地位的，自然是粉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的问题，其次是准备对日作战的问题。

    当然，我们并未忘记，反希特勒联盟从它一建立就是有矛盾的，而且潜伏着各种意外事件的可能性。特别是德黑兰会议上商定的开辟第二战场的期限使人产生了很多疑问。因为还在德黑兰的时候，关于期限，盟国方面就提出了各种可能的附加条件。所以，不论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都遵循这样一条格言：对盟国要信任，自己可不能疏忽!

    在当时总参谋部解决的许多实际问题中，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需要修改1943年9月所拟制的冬季战局计划?

    如果要说苏军即将进行的各次战役的政治目的，那首先是把我国彻底从德国法西斯强盗占领下解放出来。当时在其占领下的苏联领土已只剩下原先的三分之一。而在即将开始的一年，苏军还应准备履行伟大的国际主义使命，即援助其他国家的人民。为此，需要进行比过去一年中更加规模巨大的进攻战役。“不停顿地打击敌人，不让敌人喘息”，这条经过验证的古老的法则，现在仍然有效。

    但是，极度长时间的进攻已经影响到我军的战斗力：部队疲惫了，需要补充人员和武器装备。在1943年秋季和冬季作战过程中，敌人投入了强大的预备队，因而能够暂时在乌克兰对我构成威胁，在白俄罗斯阻止我方进攻，并击退我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接近地所实施的突击。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不惜以任何代价来稳定前线的态势。因此，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决心不再适用了。

    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清楚地懂得，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放弃战略主动权，不能让敌人再转入阵地交战。必须进行新的重大的变更部署，首先是在乌克兰的部署。

    苏军同时在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个战线上实施进攻，这是1943年秋季计划的特点。现在，事实上不可能这样做了。军事现状迫使我们必须放弃同时进攻，转而采取更适应新形势的强大的逐次进行的战役，或象人们当时称呼和描绘的战略性突击。

    在确定战略性突击的目标，参加突击的兵力和兵器数量，实施的时间和与其他类似战役的配合时，总参谋部首先应估计到必须予以消灭的是那一个德国法西斯军队集团。1944年初，敌人明显地在列宁格勒地域，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克里木和白俄罗斯集中兵力。消灭上述每一个敌军集团都会在敌人防御中造成缺口。由于敌人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要堵塞缺口，主要只能依靠从战场的其他地殴机动兵力。德国统帅部的预备队照例是没有战役军团的，担任预备队的是各种军和师，而且主要是坦克军和师。

    要突破敌人的防线，在宽大正面上粉碎并制止敌人恢复态势，苏联的战略也必须研究建立比敌人更强大的军队集团的可能性。每个这样的集团都应具有明显的突击能力，其办法是进一步提高坦克，炮兵和航空兵的作用。需要有大量的预备队军团和兵团，以便使我们能在短期内出敌不意地在选定的方向上造成决定性的兵力优势。为了分散敌人的预备队，最好将我方的各个战役分期在相距很远的地域内逐次进行。

    1944年上半年战局计划考虑到了上述所有一切。此外，在计划中也照顾到了在德黑兰会议上接受的义务：“五月份前，在数个地方组织对德军的大规模进攻。”

    预计的各次战役的发起时间，首先是根据我军完成进攻准备所需的时间来决定的。对战斗行动地域也作了研究，比如，必须使列宁格勒“解除封锁”，必须破坏德国在芬兰和罗马尼亚的政治地位。在制定计划时，对这一切也都考虑进去了。

    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所实施的这一系列“突击”，事实证明完全正确。敌人被迫将其兵力忽而投入这个方向，忽而投入那个方向，甚至投到距离遥远的翼侧，从而分散和消耗了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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