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最高统帅的汇报通常每昼夜进行三次。第一次在上午10至11时，通常用电话汇报，这是我的任务。傍晚16至17时，由副总参谋长汇报。夜间我们乘车到最高统帅部汇报一昼夜总的情况。去汇报前我们要在廿万分之一的比例尺的地图上分别标好每个方面军的情况，要标出我军直至师，有时至团的态势来。尽管我们对这一昼夜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了解得十分清楚，但我们每次去汇报，还要用2—3个小时仔细核对情况，与各方面军司令员和参谋长联系，明确他们所进行的或刚计划的战役的细节，向他们提出建议并通过他们检查我们建议的正确程度，审查各方面军提出的申请和要求。到最后一小时，校正准备送交最高统帅签字的最高统帅部训令和指示的草案。

    所有需要最高统帅决定的文件，都预先分类，分别放入不同颜色的三个文件夹内。红色文件夹内，装的是最重要的应首先汇报的文件。其中主要是命令、训令、指示、给作战部队和预备队分配武器装备的计划。蓝色文件夹内，装的是次要的文件，通常其中包括各种申请。绿色文件夹内，是呈请授予某种称号或奖励的报告，关于撤换和任命负责干部的建议和命令等。

    红色文件夹内的文件必须全部汇报，而且当时就处理。蓝色文件夹内的文件，是根据可能，有选择地汇报的，但通常每天都能汇报一些。而绿色文件夹只在顺利的情况下才能汇报，有时三四天都无法打开一次。我们努力正确地判断情况，看什么时机可以汇报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我们的判断几乎没错过。但不久我们这一个不十分狡猾的花招就被斯大林识破了。有时他自己事先提出：

    “今天只审阅重要文件。”

    可有时他也说：

    “怎么样，现在打开你们的绿色文件夹吧……”

    说实在的，应该承认，斯大林是非常重视总参谋部上作人员的，他把他们派到作战部队的最负责的岗位上。还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当时的总参谋长Г·К·朱可夫就被派去领导一个方面军。当时的副总参谋长Н·Ф·瓦杜丁成了总参谋长，后来也当了方面军司令员。总参谋部。下面的部长Г·К·马兰金和А·И·阿尼索夫，处长В·В·库拉索夫、М·Н·沙罗欣、П·И·科科列夫、Ф·И·舍甫琴柯等人都被任命为方面军和集团军参谋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出色地指挥过集团军。有些人，比如В·Д·卡尔普欣，则被任命为师长。

    与传统的观点相反，斯大林认为，优秀的参谋人员绝不致当不了指挥员，可是为了成为一名称职的参谋人员必须了解部队的生活。因此我们大家毫无例外地，常被派到部队去，有时去很长二段时间。这样一种作法有时显著地削弱了总参谋部的力量，给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带来一些额外的麻烦。但在这个问题上，最高统帅也有他自己毫不动摇的看法，他认为，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总参谋部的问题到时候总有办法解决，而在作战条件下到部队锻炼对于我们每一个参谋人员都是有益的。

    同时我们经常能体会到斯大林对总参谋部的威信的关怀。当方面军司令员在最高统帅部汇报时，斯大林总要问一句：“总参谋部的意见是什么?”或者问：“总参谋部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于是总参谋部淡出自己的意见。在许多情况下，总参谋部的意见与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过既然问到了，总参谋部就得提出自己的看法。

    自然，到最高统帅部汇报时，我们非常注意词句的表达。我们自己立了一条规则，绝不报告未经核实的或有疑问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是相当多的。在我们收到的报告中，例如，常常有这样的句子：“部队突入某地点”，或者是“我军坚守着某地郊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给最高统帅汇报说：“我军为夺取某地正进行战斗。”

    总参谋部在最高统帅部汇报时有严格的程序。我们接到电话通知后，坐上汽车，沿人烟稀少的莫斯科街道到达克里姆林宫或近郊别墅——斯大林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我们通常是由鲍罗维茨门进入克里姆林宫，绕过最高苏维埃大厦，通过伊万诺夫广场，转入斯大林的宿舍和办公室所在地的所谓“小角落”。穿过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办公室，来到一个小房间，这是最高统帅的警卫长的房间，最后才是斯大林的办公室。

    斯大林的办公室是拱形天花板和四壁镶薄橡木板的房间，在房间的左面放着一张长桌。我们把地图在这张桌子上铺开，照图分别汇报每个方面军的情况，从当时有重大战事的方向汇报起。我们汇报时，不使用任何预先写好的札记，情况都在我们脑子里，而且都已标在图上。

    在靠近长桌一头的房角摆着一个大的地球仪。但应当说清楚，我去过这个房间几百次，从来没有见谁在讨论作战问题时使用过它。那种所谓根据地球仪来指挥作战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听取汇报的，除最高统帅外，通常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必要时，也请炮兵司令员Н·Н·沃罗诺夫、装甲机械化部队司令员Я·Н·费多连科、空军司令员А·А·诺维科夫，工程兵司令员М·П·沃罗比约夫、总军械部部长Н·Д·雅科夫列夫、红军后勤部长А·В·赫鲁列夫等到场，就各自的专业问题进行汇报或回答问题。

    我们的汇报从介绍我军过去一昼夜的活动情况人手。对于方面军、集团军，坦克和机械化军，我们用其司令员和指挥员的名字来称呼，而对师则称呼番号。这种称呼法是斯大林确定的。后来我们也习惯了，在总参谋部也采用这种办法。

    然后汇报准备下达部队的训令草稿。最高统帅部的训令由最高统帅和副最高统帅或总参谋长签署，而当Г·К·朱可夫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不在莫斯科时，由А·И·安东诺夫在斯大林名字的下面签署。次要的指示以“受最高统帅部委托”这句话结尾，接着是А·М·华西列夫斯基或А·И·安东诺夫的签名。这一类指示常常是直接在最高统帅部拟定的。斯大林口授，我记录下来。然后他让我念给他听，作一些修改。这类文件通常不再打印，直接把原稿送交离此不远的通信枢纽部，立即发给前线。

    然后我们打开蓝色文件夹，开始汇报各方面军的请求。其内容主要是要求补充兵力，武器装备和油料。当然这些要求我们事先在总参谋部已经与各军种，兵种司令员一起审查过了。

    汇报完毕回到总参谋部，最早也是清晨3至4点。

    也有一昼夜到最高统帅部去两次的时候。

    斯大林为总参谋部规定的严格的工作制度是任何人也不能改变的。这里的工作量很大，时间性紧迫，因而工作极其繁重。大家竭尽全力工作，同时都明白，即使出了一点微小的差错也会受到严厉的处分。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来的。有些同志长期患神经衰弱症，心脏病。不少人战争一结束，不到退役年龄，就转入了预备役。

    还要指出的是，总参谋部的这种战时工作制度几乎一直保持到斯大林去世都没有变动。我们还象以前一样，每天清晨3，4点下班，可是到上午10到11点，又得开始工作。

*     *     *

    几乎已经是公认的了，当人们说到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者的时候，所指的是艺术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少数场合也指技术人员，可是从来不是指军人。

    而军事工作也需要创造性灵感和高度发展的智力。有时，军人需要比其他专家有更大量的基础知识和综合知识，利用这些知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根据正确的结论定下最为有效的决心。

    当然，首先是军事领导干部应当具备这些条件。军事领导人不仅应当精通军事问题，能看出其发展远景，还必须能看清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能正确地认识它们，并能预见它们对战争理论和实践，对整个战争、对战役和战斗可能产生的影响。

    总参谋长特别需要这样一些素质。他活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他担负着平时训练武装力量、战时正确使用武装力量的重任。正是总参谋长经常需要能看得很远。

    但是，无论总参谋长有多高的天赋，只靠他一个人，也打不赢仗。除了其他素质以外，他必须要能够依靠集体，依靠这个经过精心选择、训练有素而又有组织的集体。他离不开有经验的副职和助手，他们可以分担领导这个集体的部分责任，而且他们也有敏锐的头脑和卓越的组织才能。

    我描述总参谋部在战争年代的工作时，我当然需要比较详尽地谈——谈总参谋部的两位杰出的领导人——А·М·华西列夫斯基和А·И·安东诺夫。华西列夫斯基从1942年年中到1945年2月担任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在战争末期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但在此以前他是第一副总参谋长，由于华西列夫斯基长时间地在前线，他出色地代理了华西列夫斯基的职务。

    让我们先从А·М·华西列夫斯基谈起吧。

    我在他不同时期的领导下，在各种不同的职位上和他共事近12年。1940年，他任作战部副部长时，我是处长的第一助手。后来他当了作战部长，我当了处长。过了一殴时间，А·М·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我担任了他以前在作战部的职务。最后，战争过去以后近4年，我成了总参谋长，而华西列夫斯基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样密切而相当长时间在工作上的接触，使我能很好了解华西列夫斯基个人的品质。我对他了解越深，就越尊敬这样一位士兵般纯朴，虚怀若谷，和蔼可亲的人，他是一位真正的军事领导人。

    在以后各章里，我还得不时提到А·М·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的工作，在前线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作为方面军司令员，以及在远东作为总司令的工作。在这里，我只谈谈他的几个特点。

    首先，他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

    华西列夫斯基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组织第一批红军正规部队的经验，参加了国内战争。当国内的反革命被粉碎，外国干涉者从苏联国土上被赶走后，他指挥一个团达7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刻苦学习并显示出他是一个见识广阔、深思熟虑和有主动精神的指挥员。他的上级都赏识他的谦逊和沉着。

    他被当时担任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的杰出的苏联军事理论家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发现了。经特里安达菲洛夫的推荐，А·М·华西列夫斯基调到红军军事训练部。到这里以后，在这位过去的团长的眼前展现出新的天地。他参加了战役问题的研究工作，参加了关于所谓“纵深战斗”战术的教材编纂工作，而且为军事报刊撰写文章。

    1936年，在伏尔加军区短期工作以后，华西列夫斯基被送进总参军事学院。在这里充实了他研究战役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加深了他的军事素养，提高了他的创造性能力。华西列夫斯基由该学院毕业时，级别为旅级，毕业后即调总参谋部任职。他起初任作战处处长助理，1939年年中，建立作战部后，任作战部长助理，后来任作战部副部长，主管西方。在这个职位上，他的战役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成了拟制统帅部最重要计划时的领导人。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了。1941年8月25日，А·М·华西列夫斯基少将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他直接参加了拟制抗击敌人突击和在通往莫斯科的接近路上粉碎法西斯德军的战役的计划工作。

    当时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可以想象得出，华西列夫斯基遇到了多大的困难。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惊人的沉着克服了种种困难。他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的理解和对复杂作战行动的发展、结局的出色的预见能力，使他很快进入苏联高级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华西列夫斯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相信部属，尊重下级，维护他们的自尊心。他非常了解，在对我方很不利的战争初期这样一种困难情况下，要保持严密的组织性和工作的严肃性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极力提倡集体的团结精神，努力造成这样一种工作气氛，使大家感觉不到上面的压力，而是感受到有经验的老同志的有力支持，这种支持在关键的时刻是可以信赖的。他对我们热情，关怀、坦率，我们大家也报以同样的感情。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不仅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受到大家衷心的爱戴。

    从战争最初的几个月起，华西列夫斯基就与斯大林有密切接触。我前面已经提到，斯大林绝不能容忍那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回答，他经常要求工作人员亲自到现地了解情况。华西列夫斯基，不止一次地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在前线作战部队工作，但是，他每次都能准时圆满地完成任务，而他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都非常全面和极其明确。他的这一些素质最高统帅是非常赏识的，所以，当需要深入地分析某个问题、制定某种可靠的决定，提出某项完善的建议时，斯大林常常把他派到前线去。

    А·М·华西列夫斯基的一个特殊的天赋是他能在事件发展中及时抓住主要的东西，作出正确的结论，并且能极为清楚地预见到事件发展的趋势。但是，他从不炫耀自己，相反，他总是非常注意地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话，即使他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也能耐心地讨论、说服，最后，往往是使对方心悦诚服。同时，华西列夫斯基很善于在最高统帅的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他既很灵活但又很坚定。

    华西列夫斯基很清楚，他经常外出对总参谋部的工作会带来严重的影响，于是努力寻找一个称职的助手。这个人终于被找到了。1942年12月11日，我们得知，根据华西列夫斯基的推荐，原外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中将，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

    许多人都认识安东诺夫，对他有好评，但是还是有抱怀疑态度的人，他们认为安东诺夫是否适于在总参谋部工作要等他去过最高统帅部两，三趟以后，要看他在那里的表现如何，才能断定。因为，他的几个前任都是向最高统帅作过几次汇报后，就被撤职了。

    安东诺夫处理得很好。他到任以后，仔细了解部里的每个人，深入研究作战情况，并不忙于到最高统帅部汇报。他到任六天后，当他对总参谋部的情况和各方面军的情况都已完全弄清以后，才到最高统帅部汇报的。一切都很顺利，连那些最初抱怀疑态度的人也承认，新作战部长的人选非常合适。逐渐停止了我们过去在接待室里的混乱现象。最高统帅在安东诺夫的协助下，为总参谋部建立了一套严格的，但整个说来，却是必不可少的、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这个制度保持了多年。安东诺夫本人和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承担了全部工作的重担。

    1943年1月10日，安东诺夫出发了。当时沃罗涅日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正处于在严冬条件下进攻的紧要时机。这两个方面军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显然精疲力尽了，终于被迫停止了进攻。安东诺夫在这里是在华西列夫斯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这当然减轻了一些他的负担。而华西列夫斯基则得到了一个可靠的得力助手。由于他们俩共同努力和方面军领导的积极协助，他们得出了对于奥廖尔一库尔斯克这一当时极为重要的方向上战事进一步发展前景的正确判断。

    А·И·安东诺夫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卓越的组织能力，清醒的头脑，巨大的坚毅精神，并具有突出的军事才干。这一切品质看来都预示着他可以长期主管作战部。但是，由于А·М·华西列夫斯基的外出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长，安东诺夫的肩上必须承担总参谋长的重任。同时担负这两项重要的职务，尤其是在战时，就连安东诺夫也是力不从心的。最高统帅部看到了这一点，于是解除了他直接领导作战部的任务。这实际上是让他领导总参谋部，当然要与А·М·华西列夫斯基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安东诺夫经常把发生的各种情况告知华西列夫斯基，从华西列夫斯基那里得到相应的指示、建议和支持。

    安东诺夫是一个辛勤工作而又是精通参谋业务的人，所以他能把领导几百万大军的军事行动的一切线索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他知识渊博，当时又年青力壮，所以他把一切工作都处理得很完善。最高统帅部代表在呈送报告给最高统帅时，必然都抄送给“安东诺夫同志”一份。大家知道，安东诺夫对这些报告的处理是非常准确而及时的。

    安东诺夫在各方面，特别是军事方面的高度素养表现在他处理总参谋部工作中各项重大问题时的深度和广度上，表现在他的言语和行动上，表现在他对人的态度上。我同他一起工作六年中，从没有见他红过脸，发过火，骂过人。他具有惊人的稳健性格，但与软弱毫无共同之处。安东诺夫的稳健与他少有的坚定性，我应该说，还与他在公务上的某些生硬，甚至严厉结合在一起。有人叫他学究，但这是一个好学究。眼光较远大的人不久就对他的原则性和始终如一的严格要求深为赞赏，这样一些品质在军事工作中，特别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是必不可少的。安东诺夫不能容忍粗枝大叶、毛毛糙糙、虎头蛇尾和对工作敷衍塞责的态度。他很少表扬人，只有肯动脑子、有主动精神和工作中一丝不苟的人才会受到他的赞扬。他非常珍惜时间，对时间都做了仔细安排。因此甚至他的语言也是简洁明了的。他反对夸夸其谈，从不随意召开会议，只在最必要的时候才开会，而且会议都很短。

    А·И·安东诺夫在最高统帅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他敢于坦率直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的报告始终能如实反映情况，无论听起来多么令人不愉快。必要时，安东诺夫敢于反对斯大林的意见，而且在各种情况下都发表自己的意见。

    А·М·华西列夫斯基和А·И·安东诺夫从外表来看很不一样，但实质上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是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联总参谋部真正的代表。他们对战胜敌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他们的战友、亲密的助手和学生，始终为他们感到自豪。

*     *     *

    下面我谈谈总参谋部的核心组织——作战部。它是一个制定所有战役计划，收集和分析各个方面军的情况材料，监督对最高统帅部训令的执行等任务的机构。除了上述任务以外，这个部还有其他许多工作，其中包括草拟为庆祝某个方面军所取得的胜利而发布的命令。

    总参谋部的其他机构是和作战部紧密配合的。它们执行作战部提出的种种要求，从作战部获得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材料。

    同总参谋长一起到最高统帅部汇报的，只有作战部长或副部长。这就要求作战部长和副部长了解总参谋部从事的一切工作，以及总参谋部掌握的一切东西，其中包括有关敌情的情报，军事运输情况，各方面军的实力及预备队的状况。上述这一切都是拟制作战方案所必不可少的。

    搜集敌情资料的情报机关在战争的不同时期是分别由А·П·潘菲洛夫坦克兵少将，И·И·伊利切夫中将和Ф·Ф·库兹涅佐夫上将领导的。作战部长每天都要和他们辛自接触。和我们接触更多的是不知疲倦的Л·В·奥尼亚诺夫。他的任务是分析和整理有关法西斯德军的编制、行动和意图的各种情报。他本人和他属下的参谋们负责核对作战地图上所标示的敌军情况是否准确。通过他们，我们规定对那些我们特别注意的目标进行侦察的任务。

    关于各兵种组织编制方面的问题由А·Г·卡尔波诺索夫中将负责。他还负责计划关于方面军的人员补充，检查预备队的堆备情况和已训练好的现有补充兵员的情况。此外，他主管的那个机关还负责调配和统计各军区部队的数量，统计各方面军伤亡救字。卡尔波诺索夫领导的还有军事院校处和作战运输处。在战役准备和战役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他给军交部门规定调运军队的任务。

    顺便提一下，军事交通部门曾经一会儿隶属于这位首长，一会儿隶属于另一位首长，但都没有能超出总参谋部管辖的范围之外。战争初期，军事交通部在组织上列入总参谋部的编制。后来在一段时间里它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部，部长又是交通人民委员。后来，军事交通部转隶后勤部长，后勤部长也同时成了交通人民委员。到战争结束时，军事交通部又回到了总参谋部。过去的经验证实了一条不可违反的真理：不管军事交通部门归谁领导，它们脱离了总参谋部，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在战时，军队运输始终不会间断，而运输的情况会在不小的程度上影响战役的成败。所以，总参谋部必须对军队运输进行计划，并每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每时，对运输情况进行监督，对军事交通部门下达具体指示，并不断监督其执行。

    后方组织和物资供应计划由А·И·希莫纳耶夫(后来是Н·П·米哈伊洛夫)领导的部门负责。这个部门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处理对前线武器装备的保障问题，估计可动员用于战争的国家资源，收集军工产品的全部资料。在这个部门中工作的有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例如，Н·И·波塔波夫，他被人们称为“活的百科全书”。他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多年，直到1963年才满载荣誉地退休了。博学多才的Д·А·内里普将军也是这项工作的老将。他在总参谋部工作时间更久，直到1964年。

    И·Т·佩列瑟普金在整个战争时期都担任苏军通信兵部主任，在组织军事通信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里还应衷心感谢他的亲密助手Н·А·奈焦诺夫将军，Н·А·博尔佐夫将军，特别是总参谋部的通信枢纽主任М·Т·别利科夫。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才能在整个战争时期，包括1941年最困难的几个月里与作战部队保持不间断的昼夜通信联络。从下面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通信工作的能力。当苏联，美国和英国三个同盟国首脑在德黑兰开会的时期，我在伊朗首都，我必须与各方面军和总参谋部保持联系，每天两次为最高统帅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就这样通信联络也没有出过一次故障。

    总参谋部的地图绘制工作由这方面的专家М·К·库德里亚夫采夫将军领导。各种不同用途的图和不同比例的图需要量很大。必须指出，在战前，部队所需要的我国大部分领土的地图，还没有绘制出来。我们所有的现代化的地形图所包括的地区只到彼得罗扎沃茨克，维帖布斯克，基辅：敖德萨一线。当敌人把我们推过这一线以后，在许多困难上面又加上了缺乏地图的困难。于是不得不紧急地组织新的测绘部队，建立新的军用地图工厂，并动员民用部门协助。这一工作昼夜进行。仅仅在战争爆发以后半年，就重新绘制了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各种比例尺的地图。

    后来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地形测绘工作和地图绘制工作。在战争年代总共对5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了测绘和勘察，编纂并出版了包括700万平方公里以上土地的各种军事地理手册和资料。

    杜纳耶夫工厂在制作供作战部队使用的地图方面有特殊的贡献。工厂团结的集体完成了总参谋邮交给的各种极为紧急和极为复杂的任务。

    隐蔽指挥勤务可靠地掌握在П·Н·别柳索夫中将和他经验丰富的助手Н·В·布季列夫上校的手中。总参谋部在与盟国联系方面要和外交部经常保持接触，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这一项工作由非常谦逊、具有纯洁心灵的Н·В·斯拉温中将和他的人数不多但非常熟练的机构负责。在那个时期，与美国、英国军事代表的会谈，以及与盟国首脑的会谈，他都参加，他还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战后，Н·В·斯拉温称职地担任了苏联驻丹麦的代表，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最后，我还必须向渎者介绍一下我在作战部内最亲近和最可爱的朋友。除了极少数以外，他们都是优秀的将军和军官。总的说来，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坚固的，工作效率很高的集体。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我们的副部长有：А·А·格雷兹洛夫中将和Н·А·洛莫夫中将。格雷兹洛夫善于迅速而准确地抓住事物的本质，可以说，他具有无穷的精力，而且笔头上很有功夫，他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把情况标在图上。他是一个乐观，愉快的人，他总在自己周围造成一种愉快、融洽的气氛。而洛莫夫在性格上比较安静、稳重，工作上较慢，但始终很踏实，很深刻。他们两人各有所长，好象互为补充似的。直到今天，我还衷心感谢他们给我的珍贵帮助和他们在战争年代对作战部工作的巨大贡献。

    作战部政治副部长是И·Н·雷日科夫少将。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他坦率，平易近人，对人关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尊重他。我们主要不是把他看成一位首长，而是看成一位真正的党的负责干部。

    直到现在，一想起作战部的工作人员就好象他们站立在我面前似的。他们担负着作战部的整个繁重的事务性工作：搜集、分析、查对情况；反复核实各种情报资料。这些工作在战争初期就更为艰巨。

    各处处长都是优秀的参谋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例如，М·А·克拉斯科维茨少将，他热情，急躁，多少有些虚荣心。有时，他可能顶撞上级，但交给他的任务则不必担心，他每次都能准确地完成。

    С·И·古涅耶夫少将则与克拉斯科维茨相反，他安静、稳重，有时甚至稳重得不合时宜。他曾多次进入被围困的列宁格勒。

    Г·М·丘马科夫少将是一个优秀的参谋工作人员，我总觉得他有一些任性。肯定他清楚自己的作用，但他更清楚他所负责地段的情况。他随时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В·Д·乌特金少将是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人。他爱谈哲理，他写诗，还把其中一些诗自己谱上了曲子。同志们开玩笑地称他为“战地作曲家”。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作一个优秀的参谋工作者。

    В·Ф·梅尔诺夫少将和С·М·叶纽科夫的特点是博学和战役造诣深。而Н·Е·索科洛夫和Н·В·波斯特尼科夫在我印象里，他们突出的恃点是埋头苦干。

    К·Ф·瓦西里琴科少将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人员。战后他成了某军区的好参谋长。

    Я·А·库采夫少将善于思考问题，他总是仔细分析问题，常能发现许多被别人忽视的东西。战后，升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М·Н·科切尔金少将是远东和外贝加尔事务专家。而С·А·彼特罗夫斯基非常熟悉近东情况，而且在培养，教育部属方面享有盛名。事实已经证明，几乎所有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军官，如А·П·丘马金，Г·Г·叶利谢耶夫，Н·Ф·亚宁，А·С·巴什纳江，都晋升为将军。

    С·П·普拉托诺夫中将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他对作战部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很多人认为，向普拉托诺夫汇报比向总参谋长汇报还要困难一些。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普拉托诺夫自己一丝不苟。确实，他很了解，参谋人员日常工作非常劳累，他从不坐等现成的材料，而是自己带着笔记本从一张办公桌走到另一张办公桌，查看工作图，听取汇报。这样走一趟以后，实际上，作战报告已经准备好了。

    С·П·普拉托诺夫的一个极为可贵的品质是非常机动灵活，善于非常迅速地完成工作任务。必要时，他可以在一小时内，亲自收集资料并写好各方面军的作战报告。之所以能做列这点，是由于他对于作战的全貌了解得十分清楚。

    作战报告通常一昼夜三次。有时还要写紧急报告。随后，把它们综合成每日战报。每日战报的份量通常近20张打字纸，每张纸上都密密麻麻，有时还要多些。每日战报说明各方面军直至师的战斗行动的过程。而师的数量，大家知道，作战部队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编成内的师，达到过488个。

    С·П·普拉托诺夫领导下的参谋人员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国防部档案馆现在珍藏着他们所写的几千页材料。这些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我国武装力量战胜希特勒匪徒的情景。

    除了战斗报告和每日战报外，普拉托诺夫将军还要以“苏联情报局”的名义给报刊和电台准备材料。这些材料要向А·С·谢尔巴科夫当面报告；谢尔巴科夫在战争年代同时担任几个重要职务，他除担任莫斯科市党委书记和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外，同时主管苏军总政治部和苏联情报局的工作(苏联情报局是一个庞大、工作繁杂的部门)。我常常和他打交道，每次我都问自己：这样一个重病的人怎么能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他从那里来的这股力量，他怎么能做到对人这样热情，仁慈?

    和С·П·普拉托诺夫一样能干的还有其他一些首长。海军下作开始由В·И·苏明海军少将领导，后来由В·А·卡萨托诺夫海军少将领导。卡萨托诺夫精通所有海战区，通晓海军学术的理论和实践，后来成了苏联著名的海军将领。

    Н·М·马斯连尼科夫少将是一位和蔼可亲、心地广阔的人，一生中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他主管炮兵和整个防空工作。

    前海军航空兵飞行员Н·Г·科列斯尼科夫主管空军处。他性情急躁，有时过于暴躁，他非常需要性格相反的人的帮助。而他的副处长Н·В·沃罗诺夫空军少将正好是他所需要的那种人。沃罗诺夫后来成了处长。

    装甲坦克部队都知道П·И·卡利尼琴科坦克兵少将。他后来被提升为坦克集团军参谋长。他的继任者先是В·Н·巴斯卡科夫少将，后来是Л·М·基塔耶夫少将。

    通迅处处长是К·И·尼科拉耶夫少将，工程兵处由В·А·博利亚特种少将领导，他是一个精通本行的专家，后来晋升为上将。

    在这里我不可能对作战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做出那怕是极简短的介绍。我只能归结成一句话：再找不出更好的工作人员了。确实是难得的优秀工作人员。要知道，总参谋部的人选，都是百里挑一的。

    我以能有幸在这样一个美好的集体中工作过，而感到自豪!

    作战部的昼夜工作制象总参谋部内的其他单位一样，由早上7时开始。到了时，各处处长开始收集昨夜的情况。情报参谋向各处长报告情况，并在图上标明敌情。同时他们对我军的位置和状况也进行综合。在这方面各处处长能得到总参谋部内其他各个专业部门的协助。

    此时作战部长的电话铃声不断。他和各方面军参谋长通话，亲自查明情况。如果昨晚取得了重大胜利或占领了某一重要地点，方面军参谋长会主动打电话来，可是，如果吃了败仗，他们就不急着打电话了。反正他们不找我们，我们就找他们。如他们不打电话来，我们就打电话查问“迟到”的原因，当然真相就大白了。

    材料准备好之后，各处长向作战部长汇报情况。这些汇报，当然都不很长。因为我们大家对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处长们来汇报时往往不必开口，只需打开自己的地图，和摆在桌上的作战部长的图核对一下就行了。如发现有出入的地方，他告诉部长，应补充什么情况。有时，作战部长反而有些新的材料，这是他从与方面军参谋长直接通话中获得的。遇到这种情况，处长就修改自己的图。偶尔也出现很大出入，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对部队的真实态势发生怀疑，这时就再一次给方面军司令部打电话，重新查明情况。

    把图标得十分精确是最理想的。在作战部内使用了统一的颜色和符号来标定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战斗行动。严格执行规定和长期的锻炼，使我们勿需任何说明就能很容易地判读任何方向的图上标示的情况。由于将军和校官均能十分认真地对待一切“小事”，我们就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更主要的是，避免了差错。我认为，教令是不可能对总参谋部的细微的工作做出规定的。

    大约9时，奥尼亚诺夫中将向作战部长汇报综合敌情。同时军交部门送来了军运运行图。根据这个图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正向哪个方面军运送，以及当时到达的地点。然后了解预备队的状况，并着手准备早晨的战斗报告。

    10时，战斗报告签完字，作战部长准备向最高统帅汇报。在光线明亮的两张稍带倾斜的大桌子上，铺着每个方面军的态势图(比例1∶200，000)和一张反映各个方面军态势的总图(比例1∶1，000，000)，另外还摆着供随时查阅的三份材料：一份是各种预备队的状况，一份是军运运行图，一份是直至团的作战部队战斗编成登记簿，附有各级司令员和指挥员(直至师长)的姓名。其他情况均标在图上。

    作战部与最高统帅之间架设了一条专用电话线。没有这条专用线以前，斯大林是通过总机给作战部打电话的。有一次，因为占线，他未能立即打通。过了几分钟以后，作战部长受到批评并接到命令：“通知有关人员，架设一条专线。”这样又给我们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听筒上带有10米长的电线，这对于我们看着地图汇报情况是非常方便的。

    10时至11时，偶尔也稍迟一点，斯大林亲自打来电话。有时先问好，但经常是直接了当地询问：

    “有什么新闻?”

    作战部长于是开始汇报情况，听筒贴着耳朵，从一个桌子转到另一个桌子。通常从战斗行动最激烈的那个方面军谈起，从斗争最尖锐的地段谈起。情况依次汇报，每个方面军的情况分别汇报，形式不拘。

    如我军行动很顺利，汇报通常不会被打断。在电话中只偶尔听到几声咳嗽声，及吸烟斗时巴哒嘴唇的声音。

    在汇报中他不允许漏掉任何一个集团军，即使昨晚在该集团军地带内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情况，也不允许漏掉。如果漏掉了，他会立刻打断汇报，问道：

    “卡扎科夫集团军的情况怎么样?”

    有时在汇报过程中最高统帅会下达某项指示，让我们转给方面军。作战部长在电话中大声重复他的指示，一名副部长一字一句地记下来，然后写成指示或训令。

    大约在中午，作战部长去见总参谋长。在总参谋长的办公室里也有象我们一样的一套图，此时最新的全面情况已标上。作战部长只需告诉总参谋长，他向最高统帅汇报的情况和最高统帅有什么指示，并将拟好的给部队的指示呈上签字。

    这样一套不同寻常的汇报程序，即先向最高统帅汇报，然后再向总参谋长汇报，是由斯大林亲自确定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工作时间表，10时至11时总参谋长还在休息。

    听取作战部的早汇报后，总参谋长接待其他各部部长、各兵种勤务首长，与方面军司令员通电话，阅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报告。

    总参谋长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分析各战线的情况。通常是从这种分析中产生战役想定，然后经过仔细计算，送交最高统帅部审查。

    当方面军司令员到达莫斯科，总参谋长接待他们时，作战部长和负责有关方向的代表必然在座。我们一起讨论方面军领导的建议，并做出结论。如果方面军司令员同意我们的意见，那么，经修改后的建议就作为我们共同的建议提交最高统帅部。如果不能得出致的意见，就将分歧的意见报告最高统帅部。

    意见产生分歧往往不是对于战役企图或战役实施的程序有不同的看法，而是兵力编成和保障有不同的要求。可以理解，每一个方面军司令员都力求得到尽可能多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得到充足的坦克、炮兵和弹药。我们从不告诉他们最高统帅部具体掌握有多少东西，但是他们不靠我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渠道就能知道这一切。于是，他们向总参谋部要，向最高统帅部申请。

    说实话，对派有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方面军保障总是要好一些。这是因为第一，最高统帅部总是把代表派到最重要的方向上；第二，最高统帅部的每一个代表自己就有权限，Г·К·朱可夫元帅尤其是这样。有时他使我们总参谋部处于很为难的境地：既不能给，又不好拒绝副最高统帅……。

    15时，作战部整理完毕头半天的情况。由副部长А·А·格雷兹洛夫中将向总参谋长汇报。我已开始休息。格雷兹洛夫常常同负责当时情况特别紧张的那个方向的处长一起去向总参谋长汇报。总参谋长向他提出问题，然后，通过电话核对情况。大约在16时，总参谋长向最高统帅汇报情况。与此同时，向最高统帅部及特别名单上列出的政府成员发出第二个战斗报告。

    21时又重新收集，综合情况材料，准备去最高统帅部汇报一昼夜的综合情况。通常，到23时以后，才会召唤我们到最高统帅部去。

    如前线情况顺利，汇报通常进行较快。不过汇报以后，斯大林有时请我们看电影，多半是前线记录片。我们那有功夫看电影呢，部里有数不清的事在等着我们。可是我们不敢拒绝。我坐在椅子上，抱着装满战役图的皮包。如果斯大林处有外宾，我们作陪的时间就更长。他肯定给他们看前线的镜头，而且有一些是我们早巳看过的。

    在一昼夜结束时，除了我们的综合报告外，还要向最高统帅部呈送各方面军分别写的战斗报告。它们是由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签署的，总参谋部只是把它们用波多电报机接收下来，然后重新打印，打印件核对无误后，按名单发出。

    因此，在一昼夜之内最高统帅部收到三份战斗报告，其中两份是由总参谋部拟制的，一份是直接由方面军拟制的。此外，我们还为斯大林个人准备了每个方面军的情况图(比例是1∶200，000)和一张综合情况图(比例是1∶2，500，000)。这些图根据需要来更换，各方面军的图2—3天换一次，综合图5—6天换一次。此事由С·П·普拉托诺夫负责。

    作战部的工作就是这样一天天进行的，一直到战争结束。总参谋部内的其他部，工作制度是相同的，而工作内容当然就不同了。

*     *     *

    我还想谈一谈总参谋部内的所谓“军官团”。这个组织是1941年组成的，初期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人。

    在本书的开头，我曾提到过，战争初期相当困难的几个月里，总参谋部关于前线部队的位置有时只能收到极为少量的，相互矛盾的情报。常常我们对于敌情的了解比对于我方部队情况的了解还要多一些。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亲自坐飞机到前线去弄清我方防御前沿在哪里，方面军司令部和集团军司令部已迁到哪里。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负伤长期不能工作，有不少人方面军司令员干脆不让回来，而让他们在部队担任其他职务了。

    优秀的作战参谋人员大量减少了，总参谋部的领导最后不得不决定，组织一批专门的指挥人员与部队联系。开始这个组织隶属于作战部，后来根据Б·М·沙波什尼科夫的建议，山作战部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最高统帅部把这个组织称为总参谋部的“军官团”。在整个红军的历史上，“军官”这个词在这里第一次使用。这是强调这项工作的特殊性质和隶属关系，因为当时我们武装部队的领导干部或者称为指挥员，或者称为什么长，而对这些代表总参谋部来到作战部队的人，则称为总参谋部的“军官”。

    总参谋部的军官团由Н·И·杜比宁少将来领导，他是一个十分正直和勤奋的人。继他之后，由作战部的另一位老人，Щ·Н·格尼阿图林少将来领导。在杜比宁和格尼阿图林领导时，Ф·Т·佩列占多夫少将都担任副职，负责政治工作。

    开始，总参谋部的军官到作战部队完成任务以后，就返回莫斯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让总参谋部的军官长期留在方面军和集团军，在某些方向上，甚至留在军和师，更为有利一些。同时规定了严格的领导关系：在集团军中工作的总参谋部军官服从在方面军中工作的总参谋部军官的领导，而在军、师中工作的总参谋部军官则服从在集团军中工作的总参谋部军官的领导。

    总参谋部驻部队军官的任务是相当广泛的。他们检查部队的态势、状况，各种生活和战斗必需品的保障情况，并把检查结果直接报告总参谋部。

    当时特别注意报告的可靠性。总参谋部的军官只有权报告他亲眼看到的，不许凭别人的传说或根据司令部的文件提出报告。在战争最初几个月的混乱时期过去以后，就不再报告一般情况了。

    总参谋部的许多军官不只一次遇到复杂的战斗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表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В·А·布柳多夫大尉和А·Д·马尔科夫中校的事。他们是在坦克第3集团军坦克第2军中工作的总参谋部军官。1943年3月24日，他们在库皮扬斯克以西基采夫卡村遇到了几个处境十分危险的炮兵分队，即主动担负起指挥责任来。不久，布柳多夫受伤，被抢救出去，而马尔科夫继续在敌人的炮火下逐门后撤火炮，直至被敌人的坦克炮火击中牺牲。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在他死后授予他卫国战争一级奖章。

    在各种战斗岗位上英勇牺牲的还有：С·В·别列兹金大尉，С·Ф·萨弗诺夫大尉，Н·М·希哈列夫大尉，В·М·特卡切夫少校，К·Н·尼库林少校，Е·С·库哈里少校，М·Я·迪什连科少校，А·Т·希扬少校，П·М·扎尔加良少校，И·М·布尔拉克中校，В·Н·维涅季克托夫中校，В·Ф·雷斯金中校，А·А·波兹德尼亚科夫中校。在战后还活着的总参谋部军官中我特别尊敬А·В·皮萨列夫上校(他后来担任一个处的处长)、М·И·科斯金上校和А·И·哈里托诺夫上校。他们被认为是我们派到方面军司令部里的最好的代表，他们有远见，向总参谋部提出过一些重大问题。

    根据总参谋部派出的其他一些军官的报告，总参谋部做过一些重要的决定。例如，在西方面军中工作的Н·В·列兹尼科夫中校不止一次地报告说，第33集团军为夺取各别制高点和早巳不存在的居民点而实施的所谓“局部战役”，完全是徒劳无益地浪费兵力。根据他的报告，国防委员会向西方面军派出专门调查组。调查组证实列兹尼科夫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并采取了一系列严肃的措施。特别是加强了第33集团军的领导，原司令员В·Н·戈尔多夫中将，因所犯错误被撤职。

    在战斗中干部成长很快。从总参谋部军官团不断抽调优秀干部到总参谋部其他部门工作，其中包括作战部。而派其他人员到部队填补他们的空额。这样一来，总参谋部军官闭号成了一个不断向其他部门输送参加过战斗的干部的源泉。同时，它始终是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可靠基础。

    到1943年中，总参谋部军官团的活动就逐渐减少了。这时，大军团司令员、兵团指挥员，以及各级司令部都已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学会了协调一致地工作，确实地分析情况。这肘已几乎不再需要总参谋部军官对作战部队的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了。因此这批人在编制上也就划归作战部了。

    总参谋部军官在组建新的民族军队(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波兰军队，罗马尼亚军队)，并使这些军队投入战斗的过程中，部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波兰军队中工作的总参谋部高级军官Н·М·莫洛特科夫少将，对我们和对所在的领导都有极大的帮助。

    回顾以往走过的路程，应该说，不容掩饰总参谋部军官在有些地方有时是受到了不友好待遇的。有的领导人把他们叫做。奸细”。但是我不记得有任何事例能说明总参谋部军官有行为不轨、不客观或滥用职权的现象。相反，我可以举出千百件事实，来证明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总参谋部所建立的这样一个起监督检查作用的灵活的机构完全是怀着善意在进行工作的。

    方面军的不少参谋长是由总参谋部培养出来的，仅就这一点，我也应该在这里介绍一下那怕是其中几个人的情况。

    在整个战争时期，担任过方面军参谋长的一共有44人。其中应当指出的有12名将军：С·С·比留佐夫、А·Н·博戈柳博夫、Д·Н·古谢夫、М·В·扎哈罗夫、С·П·伊万诺夫、Ф·К·科尔热涅维奇、В·В·库拉索夫、Г·К·马兰金、М·С·马利宁、А·П·波克罗夫斯基、Л·М·桑达洛夫和В·Д·索科洛夫斯基。除了马兰金以外，他们每一个人都领导方面军司令部在两年以上，而М·В·扎哈罗夫和Л·М·桑达洛夫两人几乎在整个战争时期都担任这个职务。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地说，他们这一批，以及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中间的三个人，比留佐夫、扎哈罗夫和索科洛夫斯基荣鹰苏联元帅称号，并在战后相继担任过总参谋长。这并不是偶然的。另外三个人，伊万诺夫、马兰金和马利宁后来担任了副总参谋长。

    М·В·扎哈罗夫在整个战争时期，被公认为是最有经验的方面军参谋长。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М·В·扎哈罗夫为了革命事业从冲击冬宫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武装斗争联系了起来，他几乎是从最下层起，经过各级指挥员和参谋长的阶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早在战前(从1938年了月1日到1940年了月19日)他就担任总参谋长助理，分管组织动员工作和后方组织，后来又担任过敖德萨军区参谋长。

    与部队保持经常的联系培育着扎哈罗夫的创造性的思想。在战争过程中和在战后，扎哈罗夫在Р·Я·马利诺夫斯基的领导下工作多年。他们两人树立了协调一致工作的典范。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胜任地担负着总参谋长的职务。

    Г·К·马兰金无沦在性格上或工作作风上都与库拉索夫很近似。他也很稳重、很有分寸、异常谦虚、热情。他忘我地献身于工作，而且无论多困难的工作，他都能很好地完成。由于他工作准确，对情况分析深刻，在总参谋部受到很大尊敬。他后来也成为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并担任过总参军事学院院长。

    曾担任过方面军参谋长6个月至18个月的近20人。其中有：А·И·安东诺夫、П·И·博金、И·Х·巴格拉米扬、В·Р·瓦什克维奇、Н·Ф·瓦杜丁、Г·Ф·扎哈罗夫，М·И·卡扎科夫、Б·А·皮加列维奇、М·М·波波夫、Л·С·斯克维尔斯基、Г·Д·斯捷利马赫、М·Н·沙罗欣、А·Н·克鲁季科夫、А·И·库德利亚舍夫、А·И·苏博金，С·Е·罗日杰斯特文斯基、Л·Ф·米纽克、Ф·П·奥泽罗夫、И·А·拉斯金。在这些人中间，不少人被提升为指挥员。例如И·Х·巴格拉米扬、Н·Ф·瓦杜丁、Г·Ф·扎哈罗夫和М·М·波波夫都成了方面军司令员，而М·И·卡扎科夫和М·И·沙罗欣到战争结束时，成了集团军司令员。

    有些人担任方面军参谋长不足6个月，他们是В·С·戈卢什克维奇，В·М·兹洛宾，П·П·维奇内伊、И·С·瓦连尼科夫，А·А·扎巴卢耶夫、С·И·柳巴尔斯基、Д·Н·尼基舍夫、И·Т·什列明、А·П·皮利片科、В·Я·科尔帕克奇。

    我们非常怀念这些人，认为他们是我们的亲密战友。他们—曾与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同甘共苦，同享胜利、共度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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