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伤脑筋的是与各方面军，特别是与西方面军保持联系。通信联络极不可靠。由于通信联络常常中断，我们有时无法弄清必要的详细情况。各方面军司令部也抱怨与自己部队的通信联络无保障。因此，我们就是同方面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依然得不到有关部队情况的确实消息。

    我们大家都竭尽全力地忙于收集前线部队情况，没有注意战争的第一天就已经过去了。在图上出现了许多标示敌人突击集团行动方向的蓝色箭头。

    大家都知道，6月23日，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通过决定，建立苏联武装力量统帅部一陆海军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成员有；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任主席)，总参谋长Г·К·朱可夫，И·В·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С·М·布琼尼和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在统帅部下还组成了一个咨询机构，成员有：Б·М·沙波什尼科夫，К·А·梅列茨科夫，Н·Ф·瓦杜丁，Н·Н·沃罗诺夫，А·И·米高扬，Н·А·沃兹涅先斯基，А·А·日丹诺夫等。总参谋部是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机关，虽然没有对此下达过任何正式的指示。

    我们作战部人员也重新进行了调配。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实际上都要了解西方向，西北方向和西南方向的情况。为了便于交换意见，我们都搬到会议大厅工作。沿墙摆好桌子。电报机就在旁边。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的办公室也在附近。打字员也和我们在一起。大厅内很挤，也很嘈杂，但所有在里面工作的人都专心致志地工作。

    炮兵司令Н·Н·沃罗诺夫，莫斯科军区防空副司令М·С·格罗马金，总军械部部长Н·Д·雅科夫列夫，通信兵部部长Н·И·加皮奇，军事交通部长Н·И·特鲁别茨科伊等，几乎寸步不离总参谋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必须与上述首长所掌管的部门保持联系，特别是与军事交通部门保持联系，因为部队由内地军区运往前线需要经常监督。

    一列列运送部队的火车川流不息地向西和西南方开去。我们中间常有人被派往卸载站。可是复杂而多变的情况，往往不得不停止卸载，而将列车开往另一个车站。所以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师指挥员和司令部在一个地方下车了，而各团却在另一个地方或甚至是相距很远的数个地方下车。有时给部队下达的命令和指示还没有到达部队，就已经过时了。我们作战参谋必须注意这一切，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我们标示情况图，向部队下达补充指示，从部队收集新的情报，整理和书写报告。由В·В·库拉索夫上校领导的几个参谋负责综合所有这些材料并准备上送最高统帅部的报告。

    我们也常被派往作战部队，主要任务是弄清我方部队防御前沿的确切位置，弄清敌人是否占领了某一居民地。遇到这种情况，被派出的参谋通常乘坐CE型飞机飞往指定地点。

    最常去的是西方面军。那里的形势日益困难，通信联络又难于保持。6月28日明斯克陷落，而在明斯克以西的我11个师被迫在敌后继续战斗。总参谋部未能及时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还了解到布列斯特要塞的守备部队在围困中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英勇斗争。

*     *     *

    战争的最初几天就暴露出总参谋部编制方面许多环节上的缺陷。在平时看来很正常的一些东西，却远不能符合目前形势的需要。我们就边千边改。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从战争一开始，我们不得不抽调其他处的人员来加强西北方向处，西方向处和西南方向处。后来发现，必须完全抛弃处的编制。在一个战略方向上还没有展开几个方面军的时候，这种编制似乎还是可行的。可是现在，十分清楚这种老的编制就不适用了。情况要求由一名有经验的首长加上几名参谋组成一个专门小组来负责一个方面军。这样改组以后，工作就顺畅些了。到1941年8月，处一级编制就取消了。

    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天，我们得知，西方面军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参谋长В·Е·克利莫夫斯基赫、作战部长И·И·谢苗诺夫少将，由于丧失了对部队的指挥而被撤职。尔后总参谋部的干部也有所变动。Г·К·马兰金接替克利莫夫斯基赫，担任西方面军参谋长。总参谋长Г·К·朱可夫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又回到总参谋部。В·М·兹洛宾提升为作战部长。有经验的政治工作者Ф·Е·博科夫很快接替С·К·科热夫尼科夫担任总参谋部政治委员。

    可以理解到，这种对高级干部的撤换和调动使人感到不安，有时内心产生了一种反感情绪。我们一些同志，由于受到前线暂时失利的影响，变得疑心很重。这种病态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传染给总参谋部了。一位新从前线来的干部在看А·А·格雷兹洛夫上校标图时，责备他夸大了敌人的力量。幸亏我们的党组织很成熟，排除了这种无根据的猜测。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我们新选出的党组织书记М·Н·别列津上校。他是一个聪明、勇敢的人，他本身也是一个有经验的作战参谋，他善于团结共产党员去解决主要的问题。

    我们有时不能获得关于我们部队位置的详尽材料，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但却是我们的不幸。不过，获得关于敌人的情报也很不容易。后来，什么挖空心思的办法我们没有采用过啊!记得有一次，我们无论如何也定不下来在西线一个地段上的双方部队的位置。野战电话线路被破坏了。一个作战参谋决定通过普通民用电话询问该地的一个村苏维埃。村苏维埃主席接了电话。我们问他村子里有没有我们的部队，他回答没有。又问，有没有德国人呢?他回答也没有。不过他知道德军占领了邻近的村子，他告诉了我们村子的名字。最后，在作战图上出现了后来证实十分准确的双方在该地域的位置。

    以后，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就用这种办法来核实情况。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询问区委，区执委及村苏维埃，几乎经常能从他们那里得到需要的情报。

*     *     *

    在回忆战争最初几个月的情况时，不能不提及，我们曾多次想要调到野战部队工作。这种愿望本身是很高尚的，是基于一种崇高的感情。但总需要有人在总参谋部工作。在这方面党组织不得不以它崇高的威望对大家进行工作：说服，开导，讲道理。然而最顽强的人，有时也达到了目的，比如А·А·格列奇科。他和我们一起工作了总共两个星期，亲自去找总参谋长，后来被任命为骑兵第34师师长。他亲自组建了该师，然后带上前线。

    我被调去加强西南方向处。这个方向上当时正进行着顽强的战斗。Г·К·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也到了该方向。在卢茨克，布罗得、罗夫诺地域，我军指挥部曾试图以反突击粉碎敌人的进攻，组织稳定的防线。参加反突击的，除步兵外，还有数个按到达的先后逐次进入交战的机械化军：Д·И·里亚贝舍夫将军指挥的机械化第8军，К·К·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机械化第9军，И·И·卡尔佩佐指挥的机械化第15军，Н·В·费克连科指挥的机械化第19军和С·М·孔德鲁谢夫指挥的机械化第22军。

    我军未能阻止敌人前进和粉碎敌人。但敌人向基辅进攻的突击集团在这次交战中被削弱和阻止了。

    М·И·波塔波夫少将指挥的第6集团军当时固守波列西耶及其附近地区，可以说，成了希特勒将军们的眼中钉。这个集团军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使敌人遭到巨大损失。法西斯德军未能迅速突破这一地区的防线。当波塔波夫的各师将敌军赶出卢茨克一罗夫诺一日托米尔这条道路之后，敌军不得不放弃了立即进攻基辅的计划。

    尽管敌人想尽种种办法，波塔波夫的部队仍然英勇地进行着战斗。希特勒非常恼火。8月21日又出现了一个他亲自签发的文件，责成陆军总司令保证“中央”集团军群投入足够的兵力，歼灭我第6集团军。

    第5集团军一直坚守到1941年9月下旬。它在基辅以东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它在这些战斗中遭受的牺牲并不是徒劳无益的，为我军尔后的胜利，奠定了最初的一块基石。

    从8月6日起，英雄的敖德萨钳制敌人几乎达两个半月之久。最高统帅部对它特别重视，命令“敖德萨地区要坚守……到最后一名战士”。敖德萨的保卫者——部队和居民死守阵地。无论是空中轰炸，还是陆上猛烈的攻击，都未能打破滨海集团军，黑海舰队水兵和城市居民的抵抗。敖德萨成了英雄城市。全国全军当时都知道Н·Е·彼得罗夫，Н·И·克雷洛夫、IГ·В·茹科夫等领导人和敖德萨防御战英雄的名字。

    1941年10月30日开始了塞瓦斯托波尔防御。苏军被敌人压缩至海滨，仍以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顽强战斗。那时，把敌人钳制在克里木，就意味着阻止敌人越过塔曼半岛进到高加索我石油和其他富有原料产地。最高统帅部那时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要弃守塞瓦斯托波尔”。塞瓦斯托波尔防区司令，按照传统，由黑海舰队司令Ф·С·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中将担任。塞瓦斯托波尔的陆军部队，由从敖德萨撤到这里的滨海集团军司令员И·Е·彼得罗夫将军领导。

*     *     *

    7月22日，敌机首次轰炸莫斯科。我们到了街上，看见几百条探照灯的光柱划破夜空，高射炮的炮弹在空中爆炸。

    在总参谋部大楼的地下室，构筑了防空掩蔽部，规定空袭时一切没有工作的人员都必须呆在里面。

    从莫斯科开始疏散军人家属。在第一次轰炸后，我也把妻子，母亲和两个孩子送往新西伯利亚。但到那里的具体地点和谁收留他们，我全不知道。

    喀山车站漆黑一片。车站里人山人海。我好不容易才把家里的几口人塞进一节车厢，我的小女儿还是从车窗塞进去的，因为车门已完全堵塞了。

    我交给妻子一封给В·М·兹洛宾中将的信，他当时是西伯利亚军区副司令员。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妻子没有能见到兹洛宾。感谢市党委妇女组织，它尽力帮助大家，给我家找到了住的地方。

    前线的情况日益困难。6月30日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掌握全部权力。7月10日国防委员会决定按方向组成三个指挥部；西北方向指挥部由К·Е·伏罗希洛夫任总司令，西方方向指挥部由С·К·铁木辛哥领导，西南方向指挥部由С·М·布琼尼领导。总统帅部改为最高统帅部，不久，于8月8日又改为最高总统帅部(最高总统帅部一般都译为最高统帅部。——译者注)。斯大林为最高统帅。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斯摩棱斯克。在这个地区我们投入了大批预备队，进行顽强的反突击，阻止敌人前进，关住敌人通往莫斯科的大门。虽然斯摩棱斯克于7月16日失陷了，但在斯摩棱斯克以东广阔正面上进行的激烈会战仍持续到9月上旬末。就在这里首次成功地运用了我们后来十分著名的“喀秋莎”火箭炮。

    我军在叶利尼亚附近重创敌人，并把敌人逐出这一地区。

    敌人对莫斯科的轰炸加强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空袭警报。有时炸弹就落在离总参谋部不远的地方。地下的防空掩蔽部虽然完全不适于进行工作，但是现在也不得不用来在其中进行工作了。

    不久做出决定，总参谋部夜间迁入地下铁道“白俄罗斯”车站工作。在那里构筑了一个指挥所和通信枢纽部。

    于是我们每天傍晚都带着文件包，到白俄罗斯车站去。整个晚上地下铁道车站月台的一半用做中央指挥所，用小薄板隔开的另一半，天一黑就睡满了莫斯科的居民，多半是妇女和儿童。他们象我们一样，不论有无警报每晚都到那里去过夜。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工作，当然很不方便，特别是，每天收拾东西和路途往返，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还打乱了我们的工作秩序。

    不久我们放弃了这个地方，搬到基洛夫街的一栋房子里。地下铁道基洛夫车站也完全归我们使用。这一站车不停。在我们所在的月台上，月台和铁道用很高的薄板隔开了。月台的一角是通信枢纽部，另一角是斯大林的办公室，中间摆了一行我们的办公桌。总参谋长的桌子靠近最高统帅的办公室。

    秋天到来了。敌人的压力很大。在莫斯科附近，在列宁格勒附近，在乌克兰，在整个战场上，敌人的压力都很大。

    现在有文件证实，德军统帅部认为，如不先占领列宁格勒，在北方不与芬兰军队会合，在南方不消灭基辅地域的我军部队，就无法实现夺取莫斯科的计划。除了纯军事考虑外，夺取乌克兰对于法西斯德国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早在1941年8月4日，希特勒在鲍里索夫就召集了“中央”集团军群集团军司令官会议。会上一致同意采取现在所执行的进攻行动方案。在8月23日希特勒所召集的会议上也谈到这一问题。因此，在西方主要方向上，战斗的结局在当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列宁格勒和基辅人民的坚定性。

    1941年9月对我们来说是战争时期最艰苦岁月中的一个月。莫斯科的居民显著减少了。男人参加了军队或民兵，妇女和小孩或者疏散了，或者代替男人进工厂。很多人在通向首都的道路上构筑工事。就在城市里，在大街上，也设置了桩砦，妨坦克菱形拒马和防步兵障碍物。政府的一部分迁至古比雪夫。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最高统帅部仍然留在莫斯科。

    战报上的消息又是越来越糟。我们又坐上СБ型飞机和波—2飞机去寻找部队和司令部驻地。在一次飞行中，我的顿河同乡又是两个学院时的同学Г·В·伊万诺夫中校在途中受伤。

    他在空中数小时进行空中侦察。在飞行快结束时，他的飞机遭到敌6架“梅塞施米特”式飞机的攻击。两架敌机被击落，但我们的飞机被敌枪弹击伤。敌人的5颗子弹击中伊万诺夫。机长А·С·鲁德维奇大尉仍把飞机驶到机场降落。Г·В·伊万诺夫身负重伤，仍坚持向总参谋部领导报告了有关西方面军情况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敌人企图在列宁格勒地区与芬兰军队会合的计划破产了。德军突击列宁格勒的主力第4坦克集群遭到失败，大大削弱了。这对于尔后的战事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敌人原打算夺取列宁格勒后把此地的坦克调往莫斯科方向。

    基辅地区的战斗，象列宁格勒和敖德萨的顽强防御战一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这个地区的交战，准备对莫斯科实施总攻的德军第2坦克集群遭到惨重损失。此外，基辅交战制止住了德军在西南方向上的迅速扩张并使我军赢得了在新的地区组织防御的时间。为表彰基辅保卫者的功绩，授予了乌克兰首都英雄城市称号。

    在这段时间里，在军队指挥方面，我们又进行了调整。经验证明，按作战方向建立指挥部的做法效果不好。它们成了最高统帅部与方面军之间的多余的中间环节。总司令没有定下重大决心的权利。他们的意图只有经过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他们没有名副其实的司令部，不具备通信工具，不掌握预备队，因此，对于战役的进程和结局不能产生实际的影响。后来在8、9月份，这级组织就撤销了。虽然有一段时间又暂时恢复了几个指挥部(如1942年2月1日至5月5日恢复了西方方向指挥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6月23日恢复了西南方向指挥部)，甚至还新成立了几个指挥部(如1942年4月26日至5月20日的北高加索指挥部)，但后来的战斗实践完全否定了这级组织。

    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采取了相应的反措施。早在7月已组成的预备队方面军的主力配置在西方面军的后面，以增大饬御纵深。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几个莫斯科民兵师配置在通往莫斯科远接近地上。在我国内地正组建和训练预备队集团军，这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最高统帅部成员和总参谋部的有关人员知道此事。准备把已经训练好的几个师从后贝加尔和远东地区运往西线。加速构筑维亚济马和莫扎伊斯克筑垒地域。建立了所谓莫斯科防区，其中包括莫斯科四周最近的接近地、郊区，以及市内环形林荫路。

    最高统帅部向各部队派出自己的代表，现地了解各种详细情节，并与兵团和战役军团的指挥人员就保卫莫斯科的一些根本问题共同研究出最好的解决办法。10月份，А·М·华西列夫斯基代表总参谋部参加了最高统帅部派往西方面军的代表团。

    莫斯科，图拉及位于首都周围敌人可能实施突击的方向上的其他许多城市的党组织动员居民支援军队。越来越多的志愿人员加入了民兵，防空降队、消防队及其他军事化组织。工业转为生产军用晶。

    当时到处都可以发现，所有苏联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充满了真正的集体英雄主义。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红军战士捷捷林·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的英雄行为。这个可爱的小伙子是梁赞州哈里诺村人，当年春天才应征入伍，在国防人民委员会警卫营服役。自从敌人加紧夜间轰炸莫斯科以来，警卫营全体人员就增加了一项新的任务，与燃烧弹所引起的火灾做斗争。9月20日夜，一颗燃烧弹穿透总参谋部大楼的房顶，落在顶楼上。捷捷林用钢盔盖在燃烧弹上，但仍然火星四溅，眼看就会引起火灾。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捷捷林甩自己的身体压着燃烧弹，终于把燃烧弹压灭了。他自己因烧伤牺牲了，但他保卫的目标却得救了。

*     *     *

    9月底我们作战部召开了例行的党的会议。尽管任务非常紧张，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总参谋长Б·М·沙波什尼科夫在内，都参加了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当前的形势和共产党员的任务”。А·М·华西列夫斯基做了报告。

    华西列夫斯基没有掩饰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他坦率地说情况极其严重，要求全体人员拿出全部力量，直到献出生命。往后，情况可能更困难，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列宁格勒还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敌人没有进去。这使我们可以说，在莫斯科以北不会出现什么新的战场，我们应付特别紧急情况的预备队没有动用。

    报告中的每一个字都表现出对我们的最后胜利，对党和我国政府的智慧充满信心。这次会议是那个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会议。它赋予我和我的全体同事新的力量和勇气。

    苏军在原莫斯科卫戍司令М·Ф·卢金将军的指挥下在维亚济马的浴血奋战对其他方面有重大意义。它使我们赢得了必不可少的时间，得以在莫扎伊斯克的两个防御地区配置了部队，得以在通往首都的其他接近路上完成最后的反击准备。

    图拉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德军古德里安坦克集团军的先遣部队于10月底突进这里。但是一切妄图占领图拉的打算都遭到失败。当地居民和红军部队一起奋勇保卫图拉。在那里还成立了图拉工人团，А·П·戈尔什科夫任团长，Г·А·阿格耶夫任政委。希特勒匪徒不断用火炮和迫击炮轰击图拉。有几天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图拉保卫者的勇气和意志比德国的装甲要坚强得多。

    10月上半月情况特别危急。已在谈论莫斯科的命运了。斯大林把朱可夫从列宁格勒方面军召回，那里敌人已被阻于城下。朱可夫受命指挥西方面军部队，其司令部在阿拉比诺，后迁到佩尔胡什科沃。

    11月初敌人在各个方向上的进攻均被阻止住了，敌人对莫斯科的第一次总攻被击退。

    为了做到在任何情况下均能可靠地指挥军队，最高统帅部决定把总参谋部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人员不多，留在莫斯科，由А·М·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第二梯队设在莫斯科以外。总参谋部的基本成员都编入第二梯队，分两个列车转移，Ф·И·舍夫琴科为一个列车的指挥长，我为另一列车的指挥长。

    10月17日晨，我们开始把保险柜装入车厢。列车预定19时开行。没有通行证的一律不准上车，而当时月台上挤满了人。一位公民求我帮助他上车，自我介绍说： “我是德国反法西斯作家维利·布莱德尔。”

    我不能让他上总参谋部的车，就设法把他送上一列从这个站开往后方的卫生列车。

    在Б·М·沙波什尼科夫乘坐的列车上，经М·Н·沙罗欣批准，给德国著名作家罗缅·罗兰夫妇留了一个单独包厢。总参谋长知道后，邀请他俩到自己的包厢，与他们进行了长谈。罗兰夫妇在高尔基站下了车。

    10月18日，我们到达指定地点，19日晨我又急忙往回返。根据人员分配，我留在莫斯科，在А·М·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下工作。

    返回时没有坐火车，而是坐的汽车。晚上到达莫斯科时，正是敌机轰炸最激烈的时刻。我们的首都显得严峻，雄伟。几十条探照灯光，象一把把蓝光闪闪的利剑，划破夜空。高射炮炮弹在空中爆炸的火光闪烁。炮兵阵地上一闪一闪的火光，染红了地平线。

    直通莫斯科的大道被切断了。我们绕道我所熟悉的列福尔托沃。那是我的军事生涯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度过了学院学习的岁月。这一切现在犹历历在目……

    1925年春，我从一个哥萨克小镇乌留平斯卡亚(现伏尔加格勒州的乌留平斯克市)来到莫斯科。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生于这个小镇，象所有顿河的哥萨克人一样，在姓的末尾都带有“奥夫”，姓什捷缅科夫。但1916年父亲死后，母亲把姓改为乌克兰式的。我在乌留平斯卡亚镇的教区小学学习了三个冬季。革命胜利后我已中学毕业。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在家庭会上决定，我或者我的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必须“外出谋生”。在新切尔卡斯克或罗斯托夫，都无亲友投靠，莫斯科有继父的一个妹妹(我姑)，于是就决定去莫斯科。

    当时，我是个18岁的青年，穿着短腰皮鞋，很想去学习，经过努力，将来成为一个农艺师。但是，经过一番奔波，我确信学习是不可能了：助学金无保障，宿舍不好，无任何介绍信。

    在1925年深秋之前，我不得不在特韦尔斯卡亚(今高尔基街)中央电报局建设工地上当锯木工、运砖工，当装卸工……一句话，作红门职业介绍所所介绍的工作。我的住处也随工作的变动而变动；开始在我姑父工作的冷气设备间的顶间里住，以后在教堂(当时用作当铺)钟楼上的小房间里住……

    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但碰到了一次机会。在一封家信中说，有个青年从我们奥利霍夫卡街请假回去，他同我都已被征召入伍，他现在特维尔骑兵学校学习。他说，也许招收象我这样的青年，并约我同去。成为一名骑兵的希望很合我的心意。我去兵役局询问，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想进军校，正好М·Ю·阿申布连涅尔莫斯科步兵学校在招生。我不知道阿申布连涅尔是什么人，但不愿当步兵，那会遭到镇上的人耻笑的……

    我考虑了几天，便决定去侦察一下。在列福尔托沃的红卡扎尔缅纳亚街找到了这所步兵学校。离它不远，还有两所军校：一所是Л·В·克拉辛莫斯科炮兵学校，一所是军事工程学校。当时，我对工程师不太感兴趣。了解到炮兵学校是为骑兵培训炮兵排长的，学习期限为4年。

    我毫无惋惜地抛弃了原来想学农艺的幻想，决定报考炮校。

    录取的希望确实不大。一年半来，没有摸过书本，很多东西都忘了，考试前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但还是渴望一试。1926年10月，我与同镇的彼得·瓦西里耶夫都成了莫斯科炮校的学员。我俩都编入骑兵山地炮兵第3连，我们非常满意……

    1933年，我又来到列福尔托沃，这次已是刚建立的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学院的学员。

    摩托化和机械化学院那时有三个系：指挥工程系、操作管理系和工业系。我在指挥工程系，后改称指挥系。该系是培训坦克兵指挥员的。教授的军事科目内容深，但很有趣味。战术、战役学，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坦克理论和操作课都是我喜爱的课程。对高等数学、机械学，物理学、热力学、各个公共科目都很重视。此外，我们还学习一种外语、军制学等其他一些课程。我们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我由骑马改为驾驶摩托车。而且乘摩托车参加学院的庆祝阅兵式。二年级时，甚至参加了莫斯科——哈尔科夫——莫斯科摩托车长途行驶。在下一个实习期间，我获得了飞行观察员的证书。

    在学院学习的第一年，我住在集体宿舍。第二年，我得到一间9平方米的房间，并把家眷从基辅接来。母亲睡在床上，我和妻子睡在地板上，我们的小女儿睡在我们旁边的洗衣盆里。所以，一年后当我们搬入一间面积大点的房子(盖房时我们都参加了)时，就已感到非常舒适了。

    当时，同我们一起生活和学习的学员，后来成为著名军事首长的有：И·Д·切尔尼亚霍夫斯基、А·А·叶皮谢夫，П·П·波卢博亚罗夫、Г·Н·奥廖尔，坦克设计师Ж·Я科京、Г·С·西多罗维奇及其他许多同志……

    我陷入对已往的回忆，不觉汽车早巳过了列福尔托沃，快到基洛夫街了……

    总参谋部的第一梯队，人们都称为作战组。作战组里的生活异常紧张。对我们来说，白天和黑夜的概念已经完全消失了。一天24小时都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但是人总不能不睡觉，于是在地下铁道的车站上给我们准备了一列车厢供睡觉用。最初我们坐着睡觉，后来给我们弄了几节铁路上的一等车厢来，我们才能舒服地躺下睡觉。

    斯大林只在空袭警报时进入他的地下办公室。其余时间他大多去基洛夫街总参谋部大院里专供他使用的厢房里办公和听取汇报。

    敌人加紧了对莫斯科的轰炸。单架敌机不仅黑夜，甚至白天也闯入首都上空。lo月28日晚一枚爆破炸弹落在总参谋部的大院里。数辆汽车被炸毁，三个司机被炸死，15名军官受伤，有的伤势很重。正在总参谋部值班的И·И·伊利琴科中校被爆炸的气浪抛出房子外面，跌破了脸。其他人多半是玻璃碎片，破窗户框等碰伤的。А·М·华西列夫斯基也受了伤，但是他仍继续工作。

    当炸弹爆炸时，我正经过一个走廊。在我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危险已经过去。房子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就象地震一样(1927年我在克里木碰到过一次地震)。接着是玻璃破碎的声音，我前面和后面的门发出砰砰的响声。锁着的门也脱落开了。然后一刹那间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觉得特别安静。接着我听到了高射炮的隆隆声，和从屋里跑出来的血流满脸的人们踏在碎玻璃上的碎裂声。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们完全搬入地下铁道。连续5天我们吃不到热食，因为食堂和厨房受到严重破坏。在厨房修复以前，我们天天吃夹心面包。

    在可以说是战争时期最困难的日子里，在那些充满忧郁和期望的日子里，-我们就是这样生活，这样工作的。当我们知道法西斯德国的坦克和自动枪手已到达战前莫斯科人星期天常去游玩的那些可爱的地方时，心里非常难受。但是，我们相信，这是敌人的垂死挣扎，敌人已精疲力竭，已因伤亡惨重而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大家都希望，就在此地把敌人彻底打败。

    情况异常错综复杂，但是现在收集情报比较容易，至少在主要方向上是如此。通常一大早几个作战参谋坐上一辆汽车去到西方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佩尔胡什科沃，然后再到距莫斯科只有20—30公里的各集团军司令部。一些细微末节都能准确地标在作战部长的工作图上。

*     *     *

    11月6日，象往常一样，在莫斯科开了劳动人民的庆祝大会。只不过大会不是在大剧院，而是在地下铁道“马雅柯夫斯基”车站的月台上举行的。11月7日晨，在红场上举行了传统的阅兵式。这次阅兵式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准备的。甚至对参加阅兵式的人事先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而练习。当时有各种猜测，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不过是开赴前线前的“锻炼”。阅兵式由П·А·阿尔捷米耶夫将军指挥，当时他是莫斯科军区司令，并负责整个莫斯科防区的工作。乐队由捷尔任斯基师的乐队指挥，著名的《斯拉夫告别曲》的作者，一级军需官В·А·阿加普金任指挥。《斯拉夫告别曲》自1912年以来始终是激励人心的。这天的早晨响彻红场。

    在这一史无前例的阅兵式上最高统帅向部队发表了送别讲话：。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做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做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

    最后他提出如下的愿望：

    斯大林是代表党，代表苏联政府讲话的。他发出的号召响彻全国。

    当时我们制定了如下的计划：首先对敌季赫温集团和罗斯托夫(顿河畔)集团实施突击，将这两个敌军集团歼灭后，把敌人钳制在西北方向和南方向上，并决定在西方向上即莫斯科城下转入反攻。11月12日开始季赫温进攻战役，12月7日敌人的防御阵地被突破。11月29日，苏军在南方解放了罗斯托夫。12月5—6日我军在莫斯科城下转入反攻。

    敌人没有料到我们会进行反攻。后来我们了解到，敌人当时没有发现我们在莫斯科以北集中了两个新的集团军。当然敌人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关于1941年冬和1942年初我们进行的胜利反攻的过程和结局已有极为详细的描述，这里我就无需重复了。我只向读者指出经过头6个月的战争我们所得出的最一般的结论。

    第一，红军经受住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军队的猛烈进攻。
    第二，红军粉碎了希特勒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事实证明，敌人是可以打败的，而且终究是要被彻底粉碎的。
    第三，我们打破了希特勒妄图靠闪电战取胜的美梦，在战争过程中出现了有利于我方的转变，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斗争的前景对敌人是不利的。
    第四，我国的情况目前还是困难的：敌人占领了几百座城市，几千个村庄，许多经济重地——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乌克兰和顿巴斯的大部分——落在占领者的跌蹄下，德军占领了克里木，封锁了列宁格勒，围困着塞瓦斯托波尔；敌人进行战争的潜力还很大。
    第五，我们进行战争的能力远来用尽，相反，正日益增长，撤至东方的工业生产，基础愈来愈巩固，在内地组建了越来越多的预备队，在敌后开展了日益广泛的游击活动。
    第六，我军得到了锻炼，取得了一定的作战经验，行动更有组织、更有信心，建立了可靠的军队指挥。
    第七，减轻了我军两线作战的威胁。德军在莫斯科附近的被歼，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气焰。

    头六个月的战争，特别是莫斯科附近的会战，再一次生动地证明了，共产党具有巨大的组织力量和鼓舞力量，她能够在严峻的时刻动员全体人民保卫我们的祖国。

    我们在莫斯科取得的胜利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一胜利粉碎了希特勒匪徒妄图孤立我国的一切阴谋。1942年1月1日25个国家和我国签署了对法西斯德国共同作战的宣言。

    总参谋部内有无变化呢?当然有。12月，第二梯队就返回莫斯科；在其原工作地点只留下一个预备通信枢纽部和极少数的作战参谋。

    许多有经验的总参谋部工作人员调到部队去了。几个处长：В·В·库拉索夫；П·М·科科列夫，后来М·Н·沙罗欣都调去担任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参谋长。我们这些青年人补上他们的位子。我被任命为近东处处长。

    在总参谋部和我们作战部整个来说已建立了更精确的工作制度。Б·М·沙波什尼科夫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已能集中精力研究重大问题，深入分析情况。他们每天去最高统帅部汇报情况一次到两次。其他工作各处分别处理。比如我所在的处负责处理与驻伊朗苏军有关的大部分工作。

    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在伊朗一度驻有我三个集团军：独立中亚第53集团军，第47和44集团军。这三个集团军是根据1921年伊朗和苏俄签订的条约根据英国的建议于1941年8月底进驻伊朗的。条约规定，当出现其他国家利用伊朗领土危害苏联利益的危险时，可采取此种行动。众所周知，希特勒在伊朗投下大量赌注，企图由此向我国外高加索进攻，在将来把伊朗作为德军从巴尔干进攻印度的跳板。在这里也涉及到我们的盟国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国也派遣部队进驻伊朗南部地区。这就给总参谋部添了麻烦，许多问题需要和外交人民委员会打交道。

    最高统帅十分注意伊朗的情况，因而我必须经常向Б·М·沙波什尼科夫系统地汇报伊朗的情况。沙波什尼科夫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他对于象我这样年轻的上校总是怀着慈父般的热情。即使我们做错了事，他也不骂人，甚至也不提高嗓音，只是微带责备地问道：

    “亲爱的，怎么搞的?”

    他这样问一下，就使我们无地自容了。长时间不会忘记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永不重犯。

    一天已深更半夜了，我被叫到沙波什尼科夫办公室去。他坐在桌子后面，穿着白衬衣，背着背带，军服上衣挂在椅背“坐下吧，亲爱的”，他就象在家里一样和我说话。公事很快就办完了，可是总参谋长并没有急于让我走。当时他情绪特别好，他注视着地图，突然回忆起他自己在中亚细亚工作时的情况。他清楚地记得这个作战方向的特点，而且地形也记得很熟。对这个地区的情况我也很清楚。我们进行了一次十分有趣的谈话。

    后来，类似的谈话在我们之间进行过多次。我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对于我们处的工作，以及对于我自己都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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