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由自己选择的道路；我在总参军事学院的老师和同学；解放西乌克兰的进军；在作战部实习；在总参谋部任职；1941年的5—6月；不祥的夜晚；关于我们战备程度的考虑；机械化部队的情况；空军；海军；经常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在选到学院学习的人员中间，怀有象我们这种情绪的人，看来，不是个别的。在入学注册的时候，有的人提出不愿入学，因为池们害怕学习以后就不能回指挥岗位了。在当时，受过总参军事学院训练的人是屈指可数的，我们认为，从这里出来，就只能从事参谋工作了。

    在总参军事学院里集中了当时有名望的军事理论家，其中有：В·А·梅利科夫，Д·М·卡尔贝舍夫，Н·Н·什瓦尔茨，А·И·戈托夫采夫，Г·С·伊谢尔松，А·В·基尔皮奇尼科夫，Н·А·列维茨基，Н·И·特鲁别茨科伊，Ф·П·沙法洛维奇，Е·А·希洛夫期基，П·П·约诺夫。

    我认为，在我们学员中间特别受欢迎的教员是Д·М·卡尔贝舍夫。他是一个工程师和科学家。他善于用一些很别致，新颖而且通俗的办法来讲授一些看起来十分枯燥的题目，这样有助于我们记住一些复杂的工程计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提出伪在阵地上设置铁丝网障碍时计算人力和器材的简易公式：“一个营，一个小时，一公里，一吨铁丝，一列障碍”。一些爱开玩笑爱说俏皮话的学员把这个公式改编成一个顺口溜：“一个工兵一把斧，一天砍倒一棵树”。这个玩笑传到卡尔贝舍夫的耳中，他一点也不生气。他自己也从不放弃可以说笑话的机会，几乎没有一堂课他不讲笑话的。

    Г·С·伊谢尔松讲授的战役学和战略，以及А·В·戈卢别夫讲；授的大兵团战术，他们在讲授的语气上比较严肃，甚至可以说有点“学院气”，但同样都很深刻，内容也很丰富。还有一些很有才干的教员，如А·В·基尔皮奇尼科夫，В·К·莫尔德维诺夫，Е·А·希洛夫斯基，С·Н·克拉西利尼科夫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精通自己讲授的课程，而且都是出色的教员。

*     *     *

    就在1939年8月底，一批学员，其中包括我，从课堂上被叫去见班主任В·Я·谢苗诺夫上校。大家都莫名其妙，到班主任办公室后，才知道我们这一伙人第二天就得到总参谋部作战部报到。至于为什么这样做，班主任未做说明，可能他自己也并不知道。

    当时形势己很紧张。被激怒的世界人民还没有能从法西斯扼杀共和国的西班牙这件事实中平静下来，也没有来得及从墨索里尼闯入弱小的阿比西尼亚这一事实中清醒过来，希特勒又强占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的克莱佩达地区并把克莱佩达变成进攻波兰的基地。世界人民抗议这些前所未闻的暴行，但慕尼黑策划者们实际上在鼓励法西斯头子犯下新的罪行。我国东部边界也是不平静的，在那一带我国已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两次：一次是在哈桑湖一带，一次是在哈拉哈河地区。英国，法国和苏联军事代表团谈判的失败(这一结果是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事先安排好的)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一句话，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而我们到达总参谋部，正是准备迎接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助理(旅级)А·Ф·阿尼索夫接见了我们。他告诉我们说，基辅特别军区将举行人演习，我们参加此次演习。最后他说： “这对你们很有好处，要好好学习”。

    回到学院后，我们才知道在白俄罗斯特别军区也将举行这类演习，学院另一批学员将到那里去。

    象往常一样，当我们谈论所发生的事件时，我们总想找出这一事件与我们自己的生活、与我们最近的将来之间的联系。我们已养成了分析各种事件，包括分析国际事件的习惯。要知道，我们同在西班牙和远东嗅过火药味的人是并肩战斗的。

    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我们清醒地记得我国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当然我们也懂得，我们各个五年计划的目的在于在我国建设共产主义，但同时也是为了在经济上保证我国在被迫进行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我国建立了新型的先进的工业部门——汽车、拖拉机和飞机制造业。我们的石油采掘和加工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军武器装备的质量有了改进，数量也有了增长。我们都知道，我们最新型的KB型和T—34型坦克是极好的坦克，而且在最近几年即可装备部队。我们的飞机、舰艇，特别是潜水艇，有很大的进步。炮兵和通信器材也更加完善。

    当然，我们也懂得必须增加军队的数量，特别是技术兵种的数量。在这八、九年内，我们步兵部队的数量增长了一倍，而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增长11倍。

    我们的兵员补充制度有了变化。废除了区域制(区域制也译作“民兵制”、“地方民兵制。“地区制”等，是“在接近工人和劳动农民日常劳动的地方，对工人和农民进行义务训练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军队。的一种兵员补充制度。——译者注)，代之以普遍义务兵役制。因此在陆军和海军中确立了统一完整的常备军建军原则。同时延长了土兵服役期限。党和国家尽一切力量使苏军能在危急时刻保卫我们的祖国。

    我们动身去参加演习，对我国的力量内心充满了信心。对这次意外的任务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使我们得以实际运用这一年来学到的知识。我们愉快地坐上开往基辅的列车。

    当我们还在途中的时候，1939年9月1日早晨法西斯德国开始进攻波兰。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心情沉重。从沿途车站得到的地方报纸上，我们还看不清事情的真相。但是德国入侵这一事实本身及德军在波兰领土上不寻常的高速推进，就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事情发展的严重后果。

    近年来苏军指挥员认真研究过并清楚地了解波兰军队的状况。无论从武器装备，还是从部队的训练程度来看，地主波兰的军队远不是现代化的军队。军队里的很多东西都是装样子的。但是，我们也没有过高估计德军的力量，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

    火车车轮有节奏的响声伴随着沉思。我们不由自主地将西部边境的大规模演习同哈桑湖和哈拉哈河联系起来。这样就愈来愈清楚，为什么要把我们派往边境特别军区参加演习。

    到基辅后，我们进见了军区参谋长Н·Ф·瓦杜丁，并立即被分配到军区下属各单位。我是一个坦克兵，因而被分配到军区装甲坦克兵主任Я·Н·费多连科手下工作。

    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环境和新的同志。大家都很清楚，波兰军事行动的发展对我们极为不利。很明显，如果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我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威胁，因而苏军将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

    9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于莫斯科召开特别会议。会上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

    9月3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军区接到国防人民委员舶电报，命令停止服役期满的红军战土的退役工作。军官休假也取消了。在七个军区：列宁格勒、加里宁、莫斯科、哈尔科夫和奥廖尔军区，以及基辅和白俄罗斯特别军区，一切部队和兵团，所有通信系统均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英国和法国的参战，当然，会促使希特勒加快结束波兰战争。而下一步呢?德国把军队转向西方，还是奔向东方?

    两天以后，可以肯定地说，在波德战场南线的资产阶级波兰的军队主力已被摧毁，法西斯德国的各个坦克兵团均指向华抄。基辅特别军区司令部接到指示，动员部队和机关召集预备役军人进行集训。决定9月7日开始集训。

    波兰前线接连遭到失败。波兰的莫西齐茨基地主资产阶级政府逃跑了。9月7日波兰军队总司令雷兹—斯米格雷放弃了华沙。9月8日日终，我们得到消息，德军坦克到达波兰首都城下。华沙的劳动人民奋起坚决保卫华沙，可是在波兰的其他地区情况很不妙。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原来情祝已很不安定，现在就更为恶化。

    消息传来，波兰政府已逃至贵族的罗马尼亚避难。于是出现了新的情况，不能期待波兰会对从西面进攻的德国军队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资产阶级波兰政府及其军队已不能保障其人民的安全。

    在此关键时刻，苏联政府决定，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的和平生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关于这一点，公开告知全世界。并且声明，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整个波兰人民摆脱不幸的战争。

    为实现苏联政府的决定采取了相应的军事措施。乌克兰方面军接到下述训令：9月16日日终前部队做好坚决进攻的准备，9月17日越过国境线。И·Г·索韦特尼科夫指挥的舍佩托夫卡集群预定向罗夫诺，卢茨克进攻，并于第二天日终占领卢茨克。Ф·И·戈利科夫指挥的沃洛奇斯克集群奉命向捷尔诺波尔，利沃夫进攻，并于9月18日日终占领布斯克和佩列梅什利亚内，即抵近利沃夫。И·В·秋列涅夫指挥的卡缅涅茨一波多利斯基集群应向切尔特科夫前进并于第二天占领斯坦尼斯拉夫。如果波兰军队不进行武力抵抗，苏军不要动用武器，但要作最坏的准备。

    从波兰边境送来的报告说：溃散的波兰部队穿流不息地沿利沃夫一捷尔诺波尔公路向东和向罗马尼亚方向撤退，残存的部队也已失去指挥而且武器不足，德军已接近利沃夫，从南面威胁该城，在利沃夫以北的西布格河一带进行战斗。但是，可以觉察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我军采取积极行动时，波方仍会采取措施抵抗。在苏联边境附近出现了波兰的骠骑兵，在波德沃洛奇斯克边防哨所架上了机枪。

    9月16日夜间，我在第6集团军观察所里。正如通常在即将发生大事件的前夕一样，这里气氛十分紧张。电话铃一个接一个地响，师通信员一个接一个出出进进，可是，时间却似乎过得难以想象地慢。

    终于，命令中规定的越过国境的时刻到来了。5时整下达了命令，部队开始行动。我们向部队发出焦急的询问，从波兰境内送来第一批报告：

    “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

    “部队进展顺利。在波德沃洛奇斯克车站内，俘获不少波军官兵，机枪及其他武器装备……”

    “到处都是难民，其中有军人……”

    第6集团军司令部很快即向前转移。我于日终返回位于普罗斯库罗夫的方面军司令部，报告情况。

    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晚饭，兹洛宾即叫我去见他。

    “舍佩托夫卡集群的任务应稍加变动。”

    兹洛宾在图上向我指出变动的地方，并告诉我说该集群的司令部在罗夫诺，然后交给我一个装有书面号令的密封文件袋。最后，他提醒我说：

    “好好研究一下路线。在边防哨所带一名可靠的向导和警卫。必须在拂晓到达该地。”

    我乘一辆福特汽车，很快就到了斯拉武塔，找到边防部队。他们送我到哨所。根据我的指示，哨所派出一名携带机枪的大土，充当我的向导。另外，给了我一挺轻机枪，并给我们两人每人三枚手榴弹。这些预防措施并不是多余的。沿途都是流散的骠骑兵，甚至还有盗匪。

    大士迅速把机枪在汽车上架好以后，就坐在司机旁边。我带着轻机枪，坐在汽车后座上。过边界时，天已黑下来了。这时我发现，我的向导也只认识戈伦河过去3—4公里的道路。下一步只能按地图前进，而且很快我们就迷了路。我已经背熟了我们要走的路线。但是在现地，路程似乎比图上要长一倍。再说，又是黑夜。我只能按自认为是正确的道路前进，走啊，走啊，突然遇到了一处漆黑的，好象是荒芜的田庄。周围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时间已经不富裕了。情况不妙，我可能无法及时把文件送到。在国内我们习惯于大村庄，在那儿总能找到认识路的人。可是在这儿，看不见村庄，也碰不到人。

    我下决心在这儿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个人，问清到罗夫诺的道路。我们找到一家，一边喊，一边敲门，无人回答。我们又找到另一家，发现窗户里有点亮光。可是，当我们一走近，亮光就熄灭了。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高高的篱笆，笨重的大门，象城堡一样的圆木结构的房子，临街只有一个窗户。

    我们敲门，没有声音。又敲，还是没有声音。

    我对大士说：“从窗户爬进去。”

    我们把窗户打开。用手电筒向里面照了照，没有人。我们又喊，还是没有声音。

    我又重复了一句：“爬进去。”

    我们刚要往里爬，门口出现了一个老头，哆哆嗦嗦地举着双手。

    波兰话我懂得很少，只是在科托夫斯基骑兵第3师的“红军之家”里参加过一个冬天的波兰文小组，而且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是在1931年。我努力在脑子里寻找模模糊糊的波兰词汇，可是好象有意捣乱似的，用得上的词一个也想不一起。最后总算勉勉强强让他懂得了，我们是在寻找去罗夫诺的道路。

    老头也稍微平静了一些。他说得很快，说了一串夹杂着乌。克兰话的波兰话，还指手划脚比划了一番。他不认识地图，我也没有听懂他的话，而时间却在消失。

    我们让老头坐上车和我们一起走。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走门而从窗户爬出来。我们在外面用手接住他，让他坐进汽车。我们在树林里穿来穿去，走了约40分钟，最后终于开上了通往罗夫诺的公路。我们让老头下车，他点头哈腰，表示感谢。我们对他也表示感谢。

    两个钟点以后，我们到达罗夫诺。我在一所过去的中学校里找到了司令部。任务按时完成了。

    日出时，我们踏上归途。白天行路多好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地图也好使了，路程似乎也短了。中午我就回到了方面军司令部。

    没有来得及休息，作战部部长又把我和装甲坦克兵副主任瓦尔马什金上校叫到他那里去。这次是让我们到捷尔诺波尔去，在那里组织加强坦克的补充加油工作。此时，我们奉命，让到来的部队绕过城市前进，不允许后勤部队和机关进驻城内。

    我们到达捷尔诺波尔时，先头部队刚过去。随后是在当时很有名气的Я·С·沙拉布尔科指挥的骑兵第5师。我们不让这个师进城。于是引起了一场争吵。师长向我们大发雷霆。瓦尔马什金拿出我们的证件送到他面前。即使有证件，在这位刚毅的骑兵战士前面，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是在听到С·К·铁木辛哥的名字后，他才逐渐冷静下来。后来，骑兵师绕过城市前进了。

    不一会坦克到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加油车。于是坦克指挥员紧跟在我们后面要汽油。一名大尉率领一队加油车终于赶到了。由于路上交通堵塞，他迟到两小时。

    坦克都加了油，我们着手执行第二项任务：把后勤部队迁出城市。这项任务很困难。夜已来临，没有人愿意在天亮前撤出城去。

    突然，从市中心的天主教堂里向大街射出一阵密集的机枪火力。战马嘶鸣，行人奔跑。接着又响起了还击的枪声。直到黎明前，枪声一直不断。一会儿这头响起一阵枪声，一会儿那头又响起一阵枪声。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教堂里发现一堆空弹壳，但打枪的人没有抓到。据说是神父干的，已从暗道逃走了。

    在捷尔诺波尔我们又呆了一昼夜，然后回到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很快就转移到利沃夫，驻在过去的武备中学里。

    城市很整洁，也很漂亮。沿宽敞的大街两旁是一座座华丽的私人住宅。可是，距利沃夫只有10到12公里的乡间，如果说不是极端贫困的话，也可以说是相当穷的。乡间的小男孩两三天以后就和我们搞熟了，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有说有笑，很友好。他们望着通过的部队，然后，突然两手倒立，象柱子似的竖在路旁。开始我们很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弄清楚，这是他们向我们讨铅笔的一种方式。于是我们的指挥员就散发铅笔，把备用的也发出去了，甚至发展到有的司令部里都没有标图用的铅笔了。

    我方部队在当时波兰领土上的前进，在科韦利，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利沃夫以西，特什科夫尼察、斯特雷河、多利纳一线停顿下来。方面军作战部仓促地准备了一份关于乌克兰方面军解放西乌克兰的情况报告。报告准备好以后，Н·Ф·瓦杜丁把我叫去，命令我把报告送往总参谋部。

    他告诉我说：“坐飞机到基辅，余下的路程坐火车。用你的脑袋担保皮包中文件和地图的安全。到总参谋部后，亲自把文件交给华西列夫斯基(旅级)。”

    当我到飞机场时，一架波—2飞机已经在等待着我。驾驶这架飞机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尉飞行员。

    我问他：“知道航线吗?”

    他坚定地回答说：“知道。”

    我检查了他的航行图。一切都准备就绪。航线已标在图上，注明了距离和预汁到达的时间。可以起飞了。

    半小时以后，我们的飞机陷入云雾中。为了冲破云雾，飞机向上爬到1000公尺。这里十分明朗，可是陆地看不见了。

    我不安地问飞行员：“航线正确吗?"

    他回说：“完全正确!”

    20分钟以后，飞机下方出现了地面，可是我们原先沿着飞行的铁路线不见了，铁路线哪几去了呢?

    “向北约20公里就是铁路"，飞行员安慰我说。

    “好吧，向北飞。”

    向北飞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又调头向南，还是看不见铁路。我十分担心，可别落到分界线那边的德国人手中。

    终于，找到了已消失的铁路线。我们沿铁路飞到一个车站上空。飞机降低高度，看清是纳尔克维奇车站。这说明我们在捷尔诺波尔与普罗斯库罗夫之间。这一带没有德国人。

    以下的飞行就很正常了。我们在普罗斯库罗夫加了油，然后顺利地飞抵基辅。第二天我就到达莫斯科，并将文件交给了А·М·华西列夫斯基。从他那里知道，我不必再回方面军司令部了，因为所有总参军事学院的学员都调回学院继续学习。

*     *     *

    回学院学习几个月后，我们又被调到总参谋部。芬兰战争爆发了。

    大批学员被派去加强总参谋部作战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的任务是汇集情报、分析情报，标示部队作战行动图，拟制作战报告，向部队下达各种命令和指示。一句话，我们参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参谋工作。起初我负责在苏奥穆萨尔米方向作战的第9集团军的工作，后来又加上从佩特萨莫方向行动的第14集团军的工作。这两个方向，当然，都是次要的方向。主要的军事行动是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地域进行的。

    因为我们的工作不能停顿，所以我们分成两班。每班连续工作24小时。19时换班。换班后我们立刻就去睡觉。在那段时间里，我不怕用“睡觉”这个词，也不愿用更雅致的“休息”这个词来代替它。

    歇班的那一天我们照例都到学院去学习，晚上再到总参谋部去值24小时的班。确实辛苦，但是我们毫无怨言。因为工作很有趣，而且当时是战争时期啊1我们都年轻，精力充沛，这点辛苦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应当坦率地承认，当时我军很不适应在芬兰战场这样的条件下作战。森林、湖泊，没有道路，大雪，对于我军都是严重的障碍。步兵第44师的情况特别严重，它从乌克兰一到苏奥穆萨尔米，就陷入了合围。这个师的师长是А·И·维诺格拉多夫。

*     *     *

    芬兰战争结束后，1940年3月12日总参军事学院的全体学员又回到学院，继续正常学习。我们班到文尼察去了一个月，在该地演练各种战役，战术课目，以及演练引导纵队行进。在引导纵队行进这一课目中，给学员规定一定的行军路线，通常是沿乡间小道，然后由一名学员负责引导假想的纵队(实际上用一辆汽车表示)行进。我们通常在夜间演练。负责引导纵队行进的学员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其他学员坐在车厢里随时准备替换。

    走这么一趟是很有趣而且很有教育意义的，虽然也难免出点差错。有时某个学员把大家引入密林中，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直到天亮才能转出来。

    最高统帅部从刚刚结束的战争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对学院有显著的影响。大大加强了纪律性。从课程中去掉了一切过时的陈旧的东西。特别强调野外演练，强调研究复杂的战役和战斗形式，强调学会组织部队的协同动作。改进了教学工作，以便把学员培养成为有能力应付各种情况的指挥员。

    大家都积极努力达到新的要求。大家都认识到，这是非常必要的，有助于我们将来在部队的工作。因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整个体系也重新研究过了，使其适应战争的需要。

    秋天，我们通过了国家考试。毕业前，学院征求每个人的意见，问每个人愿意担负何种工作。我请求当指挥员。在哪个军区都无所谓，如一般常说的，我们不挑地方。

    А·М·华西列夫斯基代表总参谋部出席了毕业晚会。他祝贺我们毕业并宣布说，芬兰战争中曾在总参谋部工作过的人毫无疑问都将派往总参谋部任职。第二天，我和我的朋友尼古拉·安托先科夫(我们在两个学院都是同学)向领导打报告，要求不去总参谋部，而去当时开始组建的机械化军去。安托先科夫的要求得到满足，而我和А·А·格雷兹洛夫，С·М·叶纽科夫，В·Д·乌特金，Г·В·伊万诺夫及其他几个人被分配到总参谋部作战部。

    当时，作战部长是Н·Ф·瓦杜丁中将。瓦杜丁担任这一职务几个月后，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他原来的职务由Г·К·马兰金中将继任。马兰金领导作战部直至战争爆发后头几天。对于这样一个负责岗位的人选，如此频繁地更换，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我的直接首长是М·Н·沙罗欣少将。我充当他的助手。显然有人告诉他我不愿意留在总参谋部工作，他一见面就劝告我，必须放弃这种情绪，要安下心来工作。我明白，现在木已戍舟，决定听从他的忠告，暂时致力于参谋工作。当时我想不到，这一工作竟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1940年的秋冬季和1941年初，我们用来仔细研究近东地区并准备这一地区的兵要地志。1941年3月起，我们着手计划预定5月份在外高加索军区和中亚军区实施的首长一司令部演习。

    4月，Н·Ф·瓦杜丁中将在列宁格勒军区领导首长一司令部演习，我到那里向他汇报。汇报很顺利。他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几乎没有什么意见。临走时，他告诉我，在外高加索军区实施的演习，或者由总参谋长领导实施，或者由他本人领导。

    5月，作战部的大部分人员前往第比利斯，其他部的一些人员也和我们同去。和我们同去的有С·И·古涅耶夫上校，Г·В·伊万诺夫中校，В·Д·乌特金少校和М·А·克拉斯科韦茨少校。临行前得到通知，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都不能去，演习由军区司令员领导：在外高加索军区，由Д·Т·科兹洛夫领导，在中亚军区，由С·Г·特罗菲缅科领导。可是，我们到达第比利斯的第二天，科兹洛夫中将就被紧急召往莫斯科。我们感到，莫斯科发生了某种不寻常的情况。

    在演习中，为了研究战场，我同沙罗欣，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长车尔内舍维奇上校沿边境从谢拉赫斯到阿什哈巴德，然后，跨过基济尔—阿特拉克到了加桑库利。

    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返回莫斯科。演习进行得很顺利。

    6月21日清晨我们乘坐的火车到达莫斯科喀山车站。这一夭的时间用在交接文件上。М·Н·沙罗欣获准，允许所有参加演习的人员休息两天：6月22日(星期日)和23日(星期一)。

    但是没有休息成。22日凌晨2时整，一个通信员到我住处，通知我警报信号。半小时后，我已到达总参谋部。

    战争开始了。

*     *     *

    距离那个不幸的晚上20余年后的今天，对于当时我国武装力量的状况的估价，出现了许多很不一样的看法。

    有人认为，我们全然没有做好抗击敌人进攻的准备，我军被培养成为指望轻而易举取得胜利。虽然类似的说法，通常，来自非军人，可是他们常常使用一大串难于理解的专门名词。比如他们断言，由于似乎不正确地理解了战争初期的性质和内容，因此，我们就没有能正确地使部队学会战争初期所需要的战斗行动。

    这种看法既大胆，又无知。要知道，“战争初期”这是战略、战役范围的概念，对于单个战士、连、团，甚至师的训练从来没有甚么实质性的影响。一般说，无论是战士，还是连、团、师，在战争的任何阶段，行动都是一样韵。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地进攻，顽强地防御和巧妙地机动，不管战斗是在战争的初期，还是在战争的末期。过去的条令中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任何区别，现在也投有。

    另外，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我们没有充分估计到与德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为了证明这种荒谬的说法，他们有时提出一种完全可笑的论据，认为我们负责课卫西部边境的各浑区的军队部署似乎不妥当。为什么说不妥当呢？因为，据说边境各军区编成内的大量兵力不是部署在边界上，而是距边界有一段距离。可是要知道，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早巳证明了，在任何一种作战行动中，主力都必须在纵深中梯次配置。至于在甚么地方应有较大的兵力，梯次酞置构纵深应多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完全根据当瞰的情况和军事首长的意图。

    有些同志认为，战前苏军条令中有一个尽人皆知的规定，即防御对于进攻起辅助作用，这是错误的。这种看法也是由于对军事基本知识无知而引起的。应该提醒这些同志，条令中的这一条至今还是适用的。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很多场合，那些议论战争的人，没有沿正确的路子进行，他们没有用心去研究他们所要评论的事情的实质。结果，他们那种值得称赞的愿望，即那种想找出我们1941年遭到失败的原因的愿望，走向了反面，引起了有害的混乱。他们把完全不相同的概念和现象混为一谈了，比如说，把航空兵的战斗飞行准备，炮兵的射击准备，步兵抗击敌人冲击的准备同国家和军队作为一个整体与强大敌人进行战争的准备混为一谈了。

    因此，我想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自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意见很全面和有什么独到之处，我只是根据公认的历史事实，常识和我在总参谋部工作的一些经验，来谈谈这个问题。

*     *     *

    我国是否有抗击强敌的潜在能力呢?答案是肯定的。除了敌人外，谁能否认，40年代初苏联已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呢?

    由手实现了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我们已经具备了打败任何敌人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前提，而战争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已建立了自己的在当时来说是强大的冶金工业，并且在钢铁产量方面与德国接近了。1940年苏联的钢产量为1，800多万吨，而德国为1，900万吨多一点，生铁产量我国近1，500万吨，而德国仅1，400万吨。第三帝国虽在电力产量方面略比我国多一些(他们为6，300万千瓦小时，而我们为4，800万千瓦小肘)，但在石油开采方面远远落后于我国。我国的石油加工工业有很大的增长，没有这种工业我们的坦克和飞机就不能开动。我国已建立了自己的机器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和仪表制造业。农业在大规模集体化的基础上进行了根本的改进。苏维埃制度在文化方面的成就是惊人的，这使我国得以培养出震惊世界的科学家、设计师，工程师，技术员，工人，当然还有从土兵直至元帅的军人。

    在战前的年代里，我国蓬勃展开了建设一支数百万人的常备军运动。只有这样一支军队才能有效地对付敌人。到1941年年中，这支军队的人数已超过500万。同时这支军队还进行了改装。在空军和海军中，也进行了改装。苏联全部武装力量，无论在组织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都已建设成一支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力量。

    特别是我们的坦克部队，更是日益强大。1940年已组成9个机械化军，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坦克部队的强大。1941年2月到3月，开始组建新的机械化军(每个军有两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坦克的产量不断增长。1941年可生产5，500辆。但是，在战争初期，我们的现代化坦克的数量比敌人还少得多，还来不及完成用新式武器装备来改装部队的工作，还来不及用强大的KB式坦克和T一34坦克来装备已经组成的和正在组建的机械化军，甚至在极为重要的边境军区，如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和基辅三个特别军区及敖德萨军区也是如此。这些军区受到法西斯德国主要的打击，伹它们只有极少量的现代化坦克。旧式坦克对于当时作战的进程不能起决定性影响，何况它们在数量上也只达到编制数量的一半。我们的部队只有少量的KB式坦克和T—34坦克，这确实是我们的不幸，但是从我国发展坦克部队的能力方面来看，它们是完全能够在卫国战争的进程中超过敌人的。

    从1939年开始，苏联采取了可以说是非常措施，来加强飞机工业的生产基地，扩大设计组织，制造各种新型战斗机并进行大量生产。战争爆发前夕，飞机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同坦克的情况很相似。飞机工业能生产大量的飞机，可是就其战术技术性能来看，这些飞机部分过时了，部分不符合战争的要求。我们当时过分偏重生产那种速度低，飞行距离有限并且实际上无力防御歼击机的轰炸机。

    由于我们拥有在当时可称为高水平的飞机工业，苏联政府着手在短期内更新飞机的类型。可惜的是时间来不及了，尽管我们的速度是相当快的。1940年只生产了64架雅克—1歼击机，20架米格—3歼击机，佩—2俯冲轰炸机只生产了两架。1941年上半年，共生产最新式的歼击机雅克—1，米格—3、拉格—3达1，946架，轰炸机佩—2达458架，强击机伊尔—2为249架，总共2，650余架。

    1941年7月党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改组红军空军”的重要决定。这一决定规定了改装空军部队，组建新的空军团的计划，提出训练飞行人员掌握新式飞机的技能。这个文件无疑加快了空军对战争的准备。

    在战争以前很久，苏联就已建立了新型的空降部队，而这种部队在当时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里所没有的。1935年在基辅实施的演习中，以及后来在白俄罗斯实施的演习中显示了我们这方面的成就，使外国的观察员大为惊讶。至1940年，空降部队的数量增大了一倍。

    我国海军进展的幅度也很大。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自己的造船厂为海军建造了500余艘各种类型的舰只。在战争前夕，海军战斗力的增长尤其迅速。当希特勒德国向我国发起进攻的时候，在我国海军的序列中有3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54艘驱逐舰，212艘潜水艇，287艘鱼雷艇及2，500多架飞机。

    从1933年6月25日已存在于北方的区舰队于1937年6月11日改编成北方舰队。由于我国造船速度的增长，在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我国舰队中最年轻的这个舰队已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并继续坚定地增强力量。

    我国各个较老的舰队也在不断增强和改进。例如波罗的海红旗舰队获得了塔林、汉科和其他新基地。上述每一个基地对于在该海域内的作战行动的进程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苏联的武装力量是以先进的军事科学为基础的。我国先于其他各国制定了利用大量坦克、航空兵、炮兵，空降兵在大纵深作战的理论。这一理论起源于30年代初。我们的军事理论是先进的理论，它是旨在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理论，是规定各军种兵种协同作战以达到决定性目标的理论。对各军种兵种的作用及其战斗使用原则的规定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当然，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夕，我们失去了许多有经验的军事首长，这对我们的军队和国家都是巨大的不幸。这使我们的年轻干部处于困难境地。他们必须在战斗过程中取得必要的经验，常常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年轻干部终于还是学会了战胜敌人。而且我们胜利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属于那种常常向我们军人提出，而我们由于某种原因避而不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估计到德国于1941年有向我们进攻的可能，以及我们实际上是否做了某种抗击敌人进攻的准备?是的，我们估计到了1我们也做了准备!

    我们对1939年根据德国的建议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抱幻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只是缓兵之计。法西斯德国在西方大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怂恿下迟早会向东方进攻的。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加强国防的有力措施。

    先从作战计划谈起。我军战时集中和展开的作战计划(总参谋部称之为反侵略作战计划)确定我们最可能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德国。认为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反对苏联。在Б·М·沙波什尼科夫直接领导下，Н·Ф·瓦杜丁，А·М·华西列夫斯基，В·Д·伊万诺夫，А·Ф·阿尼索夫，后来Г·К·马兰金参加了计划的拟制丁作。

    1940年10月6日，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和新任总参谋К·А·梅列茨科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计划。预计未来的战争，从开战的第一天起，就将是各军种在陆上、海上和空中进行极其紧张而复杂的战役。预期敌人在使用强大的坦克和步兵集团进攻的同时，其空军将对我们的部队和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后方目标进行空中突击。计划的出发点是，苏军已充分准备好抗击敌人的进攻，能够以各边境军区的兵力兵器在国境线附近击退敌人的突击。尔后，规定我军(包括由内地调来的部队)实施坚决的进攻。

    计划的各个部分都经过周密地协调，并与国民经济，运输，通信等部门的工作紧密协调。尔后，根据总参谋部的计划拟定了各军区部队展开计划。

    总之，作战计划正确地规定了可能发生的战争性质，可能的敌人及其行动方向。

    К·А·梅列茨科夫证明，斯大林提出，德国主力进攻的方向不是计划规定的我国的西部方向，而是西南方向，以便首先夺取苏联最富庶的工业，农业和原料产地。刚从西南方向回来不久的国防人民委员，看来也支持斯大林的看法。总之，无论是国防人民委员，还是总参谋部，都没有对斯大林的这一结论提出异议。

    总参谋部受命修改计划。这样，苏军的主要集团就不是按原计划的那样集中在西部方向，而是集中在西南方向。

    伟大卫国战争的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错了。希特勒还是在西部方向实施了主要突击。苏军统帅部被迫修正了错误的判断，将主力集中到西部方向，即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方向。从而引起一些混乱，因为某些部队已经不在其将要作战的地方下车了，丧失了宝贵的时间。

    怎么能忘掉所有这一切呢?怎么能不计算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使国家和军队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而从事的大量工作呢?至于因为时间仓促，我们未能充分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例如，组建机械化军和新的航空兵团，在新的边境地区构筑筑垒地域等，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上面已经谈到，1942年6月以前，国家还不能完全用新式武器装备供应部队，因此，并非所有的苏军师都已装备齐全，很多师都缺少新式武器，战斗车辆、运输工具和通信器材，而旧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能力又落后于战争的要求。

    还有一个情况也应该考虑到，即敌人早已把它的整个经济转到战争的轨道上了。它利用了几乎整个西欧的军事工业潜力，并在这方面比苏联占有很大的优势。它的军队已充分动员起来，作好战争的准备。第三帝国军队里新式武器和新式技术装备的比重，以及摩托化的水平，都比苏军高得多。

    最后，应该承认，法西斯德国利用了突然袭击的因素。法西斯侵略者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苏联武装力量未及时收到统一的作好充分战斗准备的命令，这使局势对我更加不利。苏军部队，除海军和敖德萨军区各兵团以外，都未来得及占领计划规定的防御阵地，变换机场，飞机未能升空，以及采取其他当时所必需的措施。

    我们对敌人的作战方法和初期突击的兵力判断上的错误，也不能忘记。苏联最高统帅部原认为，敌人不会把其在整个苏德战场上的全部兵力一举投入战争，我军使用所谓掩护部队就能阻止侵略者。但是，战争并不是这样展开的。希特勒侵略军的突击集团在我国的整个西部边境线上迅猛突进。我军仅靠配置在边境地区那些尚未完全作好立即行动准备的部队，是不能击退敌人的这种突击的。

    无疑，我军在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首次突击准备上的错误判断和失误，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我们是与已掌握了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资源的希特勒德国的庞大军国主义机器进行单独作战。尽管如此，法西斯军队很快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半年以后，其精锐的军和师在莫斯科附近遭到了惨败。从此，开始了战争进程的根本转折。

    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必须永远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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