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们对农村很陌生，22年间，我们党在农村发动并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建军队，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几经曲折，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在斗争中锻炼出成熟的领导集体和公认的领袖。现在，决定新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我们要进入北平、天津、沈阳这样的大城市了，党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到城市，这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所以，1949年政治局会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开一次党的中央全会，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制订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制定经济建设方针，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筹备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1月底，叶剑英同志来电，要我到北平去，筹划把中央机关迁人北平。恩来同志对我说：你抽不出身，因为“客人”马上就要到，二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让李克农先去吧。他说的“客人”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他这次来化名安德列夫，是斯大林派他来同中共中央商讨党政军大事的，因为毛主席暂时不去苏联了。1月31日，米高扬一行10人，经大连飞抵石家庄，再到西柏坡。第二天起就同毛、刘、朱、周、任会谈。这件事是严格保密的，书记处的同志在这段时间内全力以赴。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大办公”也停了一个星期。我主要忙于安全警戒、生活接待以及处理各地来的电报。

    2月7日，“客人”走了，周恩来同志告诉我说：中央决定3月1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希望中央委员尽可能多地到会，中央机关的迁移推迟到3月中。这一天，华北局机关从平山迁到了石家庄。所以恩来同志说，如果3月中有必要进行和平谈判，可以在石家庄举行。

    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恩来和弼时同志责成我具体负责。晚上，“大办公”结束后，我又到恩来同志的住处，就会议筹备和后勤工作等请他指示，谈完已是凌晨2时了。

    第二天（2月12日），我约伍云甫、叶子龙、汪东兴共同商量，安排分工：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阅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戒由汪东兴安排。这时邓洁已到平津去调查情况，杨立三将去天津工作，李克农又抽去北平安排迁移问题，中央办公厅头绪繁多，实在感到人手不足。

    这天是周末，晚上我回夹峪去看看孩子们。我的家到西柏坡后分成三摊：李伯制是华北局文委副主任，兼华北文工团团长，此刻已进人北平，任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处长是沙可夫），忙得连写信的功夫都没有。小二绍明和小妞住在夹峪的家里，由晋西北带来的青年保姆照管。刚到夹峪时，没有小学，由叶子龙的爱人蒋英教在那里的一些孩子们识字。后来办起了育英小学，小二才正式人学。我经常住在西柏坡，晚上有空时才回夹峪看看孩子们。农历大年初一那天，我抽不出时间回夹峪，初二才回去同孩子们团聚，放了3颗信号弹，算是过节给孩子们乐一乐。下一天（2月13日）是小妞一周岁的生日，虽然连日春雪，路上行走困难，但我必须回去一下。送什么礼物给小妞呢？做个生日“蛋糕”吧！没有奶油，只是用“洋菜”（又叫石花菜）熬一熬，装进一个大碗里，凝结起来后扣在盘子里，面上铺一层罐头水果，这就是土制的“蛋糕”。小妞已经牙牙学语了，长得很可爱！

    3月1日，东北、华北的同志都已到达西柏坡，盛况空前。我到代表驻地去看望他们。从东北来的林伯渠、洛甫、稼祥和富春等同志，从延安分手以来，我常常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中看到他们，这次重新见面令人兴奋。大家谈到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牺牲的朱瑞同志都很惆怅。这一天，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东总调来的高射炮4门、高射机关枪两挺已经运到，还派一名师参谋长前来联络。他名叫杨尚德，和我只有一字之差。他说：五六零团明日可到两河地区。我们商定对二中全会会场的防空阵地，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

    3月5日上午，我最后检查了会场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下午3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53人，这段时间内出缺的4个名额由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递补，中央各部委列席的11人。这是七届一中全会以来到会领导同志人数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把毛主席起草的决议草稿和我们收集并经少奇同志核定的《政策汇编》印发给与会同志。会议首先由毛主席作报告。

    毛主席指出：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后的四年里，战争激烈，我军由小到大，地域也扩大了；国民党的军队，由430万减少到现在的100多万，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漫长战线上。我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在这样的胜利形势下，毛主席着重讲了十个问题：

    第一，今后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有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要中立一部分地方势力，如桂系，这是必要的，当然有麻烦，不痛快。对于归顺我们的力量，决不可能一下子变成革命党，一般不是杀头，而是洗脸，即改造。若干反动分子杀头是不可免的。

    第二，战斗意志不可松懈。有阶级，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所谓人民共和国，就靠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也就是亡了军队。斯大林在这点上有所阐明。一切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容修正，我们不是修正派。自有党以来，就是布尔什维克，我们自己的只是枝节、细节，就是灵活性。如果离开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这是行不通的。根本是马列，细节是中国的实际；骨头是马列，肌肉是中国的。这是国际主义。全国的军队以五百万为适当，全国底定之后，就要精兵简政。解决残余的敌人，分三路出兵：京沪七十万，武汉七十万，西北三十万，因为中国的反革命中心在京沪。第一步九个省，然后其他。

    第三，今后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从全党领导机关来说，东北首先转过来了，其他地区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转就不得了，不会胜利，可能犯路线错误。城市是“正规军”，乡村是“游击战”，不能不照顾正规军。没有工业和城市是会失败的。打下城市后，要接得好，管得好，必须有两好才行。管好大城市，我们确实不懂，单独管还不行，必须加上专家。我们要重新学起，学会管理城市。由学到会，由会接到管好，是一大胜利。过去没有提醒大家，现在提出任务要学，解决问题——要会。

    第四，城市中依靠谁？工人阶级。现在有许多市长是乱抓乱搞，是不能允许的。一定要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否则不能持久。其他工作应该围绕发展生产这个中心。肃反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群众生活应该注意，否则不能够巩固我们的政权。一切都需要，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这是列宁多次告诉我们的。

    第五，南北方条件不同，任务也不同。南方还在国民党手里，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团体，恢复和发展生产。北方是另一种情况，重点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

    第六，讲到经济。毛主席在1月会议上曾说：关于经济建设方针，需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不承认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就全国来说比重不超过百分之十，量不大，但它是领导力量，不是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必须十分慎重。合作社是必须发展的，很快的发展也不可能，必须有十多年。全国胜利后会有一个长时间的斗争。是耐心地、长期地、稳健地向前进，不可操切。急了要犯错误，会翻筋斗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提出现在国营经济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他说：东北有了提纲很好，但还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工业比重究竟有多大，要心中有数，由数量的变化变为质量的变化。任何性质的变化没有数量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对私营经济，采取限制政策，但限而不死。从活动范围，市场价格，税收政策等方面加以限制。现在许多大城市不收税，这实际上是剥削人民，养地主资本家。领导权是物质的，是要逐步取得的。给农民以土地是一半领导权，加上合作社又有一半。民主人士认可我们的领导权也是物质基础的，这就是对私营资本的政策，地主分有土地，加上军队的威力。

    第七，外交政策，现在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这比较主动，事情好办。这不等于不做生意，生意是要做的。帝国主义会采用各种办法勾引我们，我们不要上当。

    第八，必须同党外人士合作，要把他们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干部，当然，经历不同，思想上会有必要的斗争，原则性要坚持，所谓灵活性是说许可的，必需的；也不是不择手段，是要择手段的。

    第九，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中央提议，十年之内不做寿，不送礼，不要用人名改县名地名。

    第十，书记处自一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值得批评的有两点，一是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不能只责备下层，因为上面没有抓紧。三种状态；不抓；抓而不紧；抓紧。去年1月提出任务后，现在书记处有资格要求你们了。二是土地改革中犯了错误，就是只有战略指示，没有策略指示，划分阶级的文件发迟了，中央没有系统的说明。

    毛主席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散会时已是晚上8时了。

    从6日到13日，除三八妇女节休会一天外，共有27人发言，其中王明发言两次。

    许多人在发言中谈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有的还提出以城市为中心的最本质的问题是开始工业化。但也有一些分歧的意见。对财经统一问题，饶漱石在3月7日的发言中言词尖锐，明显是针对恩来同志的。攻打济南时，中央曾规定后勤供应由华东、华北负担，责成华东军区组成“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随军工作；淮海战役中，中央又规定“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华东区的负担无疑是不轻的。1949年1月初部署大军南下时，遵照必需和可能的原则，又分配了各地区的后勤任务。我认为恩来同志当时贯彻了既逐步统一又照顾各地的原则。听了饶漱石发言后，恩来同志非常重视。第二天，也就是三八节那天，他召集我们讨论。我认为：在组织大规模战争的形势下，战勤工作有必要逐步统一，互相调剂。统一就是要加以限制，加以管束。这就会使有些同志感到不“自由”，不舒服。这是必须经过思想斗争过程来克服的，不能有所姑息。但这绝不是一切皆统，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可能与必需。既要反对乱干，也要反对“游击主义”，否则全国革命将无法进行。恩来同志非常慎重，在12、13日两个上午又召集座谈会，同有关同志交换意见。从座谈情况看，对逐步统一的原则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一接触实际的问题，大家的思想还是有分歧的。它的原因在于：过去战争中长期处于分割的状态，现在要逐步走向统一，大家在心理上习惯上仍有阻力；而中央手里又没有掌握足够的财力物力去支援地方。一月政治局会议时，毛主席曾指示：凡属友邻地区的关系问题，要个别解决，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应“小事化无”；要时刻注意大团结，忍让是必要的，切忌急躁操切，鲁莽从事。3月13日下午，周恩来同志在全会的发言中，对统一财经问题作了说明。他说：毛主席所说的“必需和可能”就是要从现实性出发，逐步走向统一。当发现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有不够现实的地方，恩来同志常常把事情压下。我理解，这样做是为了相忍为党，注意大团结。

    在二中全会上，王明为什么有两次发言？

    第一次是3月7日。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自己愿做一头毛驴“慢慢地跟毛走”，接着又曲解毛主席的讲话原意，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错了。”我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王明发言，空泛已极，从三皇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说到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则轻轻放过。默察会场情绪，大家对此实均不满！”果然，以后几天会上，不少同志起来批评王明。会议本来准备在12日结束，但因为王明第二次发言中，对同志们的批评反唇相讥，并且挑拨离间，态度非常对立，很多同志纷纷起来质问，会议延长到晚上9时仍难收场，只好延长一天。

    在13日的会议上，任迅时同志出来讲话。他说：党对王明的方针是等待，欢迎他进步，而他自己却伺机反攻。不诚恳，个人主义，玩两面手段。昨日发言最后有进步，承认有个人主义。希望他继续进步，抛弃个人主义，党仍是欢迎的。

    最后，毛主席作会议结论。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七大以来工作的评价。他说：七大以来大家是努力的，有成绩，包括73个中央同志与各中央局同志。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大家都已指出。各军也做了工作。五师转移，基本上是正确的，说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是不对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大水”首先冲向他们的地区，这支队伍钳制敌人，对华北、华中根据地起了堤坝的作用，意义甚大。东北成绩更大，是全党全军奋斗的结果。我们是用走路去索取的。林、罗、高、陈等的意见，我们接受了，对工作有帮助。晋察冀现在工作好，有一段时间处于被动。客观原因是傅作义部强大，我们的力量不足。1947年下半年起走上了轨道，华北局成立后，一天比一天好，他们支援华东、中原，支援平津和西北。西北面对第三个大敌人，艰苦奋斗，成绩伟大。华东和西北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大战场，环境是严重的，遭受敌人最大的破坏，是用全力争取胜利的。国民党区的五万党员，配合作用是很大的，这是将来在南方的可靠基础。

    第二，具体生动地总结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就是后来编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

    第三，澄清王明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提法。

    关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主席认为王明给“毛泽东思想”下的定义“是不妥当的”。“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个提法，有“分配市场”的嫌疑。我们的东西就是有一点普遍性，也没有超过马列的原则。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下定义，是为了同第二国际及季诺维也夫作斗争，中国无此必要。不应当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列起来，我们应当宣传马列主义，而比较缺乏的也正是马列主义。我们自己的东西，还是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好。这不能拿谦虚来解释。不能有两种主义。要学习“干部必读”的十二本书，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才能有共同语言。

   如何帮助王明改正错误呢？毛主席在结论中说：王明在会上说了许多，昨天的发言有进步。他是被动的，没有主动权，因为他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基本点。他的错误是完整的路线，“左”右都有。这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的产物，恐怕不能避免。他承认了个人主义，已谈到本质了，不必勉强要他承认有领袖野心。他是不肯承认的。他虽然没有总书记或主席的名义，但政治上是两次错误的代表人物。十年内战时期是急躁疯狂，抗战初期一变而为右倾。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国际指示，一洒酒精，微生物缩小了。七大加以肃清，但王明头脑中没有缩小。我们还是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

   根据同志们的要求，王明在会场上答应一个月内向中央提交一份书面材料。但他一拖再拖，一直拖到 1949年11月，我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催问，他才在门月7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抗战时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结果，这一切又是一次对党的欺骗！

迎接新中国诞生

   北平解放后，解放区人口已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四，人民解放军已壮大到近400万人。二中全会结束后，书记处初步决定3月底将中央机关迁入北平。

   我从接替李富春同志的工作以来，已经经历过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东进到西柏坡。那两次，都是骡马驮运和两条腿走路，还要防备敌人的骚扰和空袭。从西柏坡进北平，是第三次大搬迁。这次可不同了：一是从乡村到大城市，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政权。二是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交通运输有汽车，有火车。但人们的心理状态也起了变化：撤离延安时，为了轻装，大家生怕东西丢不掉；这次相反，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有的同志连一张木板床都想运走，说这张床睡着舒服得不行，一定要搬走。只好说服大家。三是进人北平，最尖锐的问题是安全警戒。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 的所在地，原来特务机构林立，包括国防部的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八大系统，另有从东北、华北和西北流窜进北平的暗藏特务，一下子不能都弄清楚。国民党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已被我军管或宣布解散，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中央机关的搬迁和安置是一项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的严重政治任务。所以，年初中央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同志主管，我和曾三具体负责，着手进行筹备。

   首先是驻地的选择。1月中，我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选地。中南海曾经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他们和叶剑英、彭真同志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那里林木葱郁，环境幽静，又利于防空。中直机关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的慈幼院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以利用，这个慈幼院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创办的，只要牵动一家，将房舍略加修缮，便可供中央机关使用。双清别墅是熊的住宅，可以供毛主席临时居住。2月底，克农同志来电，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就进入香山。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在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为了便于联系群众，驻在城内。北平警备司令程子华和李克农一起去香山进行过勘察。

   其次是安全警戒问题。恩来同志十分重视。2月9日，陈云和罗荣桓同志从东北到西柏坡向书记处汇报工作，恩来同志请四野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守，准备保卫党中央。在这之前，他还向我介绍两个人，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离等一起，作为先遣人员去香山。后来，四野派吴烈所部一个师进驻香山一带，并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再就是交通电讯问题。早在1月下旬，北平和平解放已基本定局时，中央请滕代远同志到西柏坡，商谈铁道部的工作问题。2月初，恩来同志和滕代远、吕正操、黄克诚商谈，布置中央机关进北平的交通安排。从西直门到香山，当时没有正规的公路，汽车上不去。我们从四野调来一个工兵连，用20天赶修了一条公路，汽车可以直上香山。到双清别墅，这是我们进北平前修的第一条公路。在搬迁过程中，广播不能中断。延安撤退时，新华广播电台先在瓦窑堡过渡了一段。我们到三交后，考虑到电台的功率大，容易被敌人的测向机发现，所以把它搬到太行山区去发播，呼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这件事曾弄得胡宗南晕头转向，到处找我们的电台。这次进北平前，我特地请廖承志同志来，把电台广播的交替问题安排好。至于香山的电话，在我们进驻前已经接通。

   3月16日晚，我们将迁移的准备情况向朱德和周恩来同志汇报。朱老总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想在这里再留住两个月，如果和平谈判，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但恩来和弼时同志主张快些进北平，因为北平的政治活动日渐频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工作很难适应。比如，李宗仁上台后，2月14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4位七旬老人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从上海经青岛飞达北平，要求会见毛主席。经毛主席同意后，他们由北平飞石家庄，再乘车到西柏坡。15日，上海航运界代表也到达北平，前来商谈南北通航问题。25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35位民主人士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1日，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接踵而来的是，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中国妇女首届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届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在北平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各界代表纷纷奔向北平。北平的政治中心地位，越来越显得突出。从客观需要到主观准备，中央机关迁移北平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结束而公报尚未发表时，中央书记处决定：23日启程向北平进发。

   北平方面，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负责，成员还有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和李克农4人，并准备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毛主席知道后，主张缩小规模，减少浪费，改在西苑机场检阅驻平部队，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

   在西柏坡方面，19日，周恩来主持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由赖祖烈报告香山驻地的情况。会上宣布中央书记处在25日抵达北平，指定我在24日提前到达北平。根据这个日程，我和曾三等商定，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和方志纯负责转移的组织工作。因为恩来同志要集中精力同南京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中央决定由朱老总主管中央办公厅的工作。

   3月23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布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时，毛主席和书记处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这天下午，我和伍云甫一起坐小吉普离开西柏坡。为了赶在中央的队伍之前到达北平，我们不走经行唐、唐县到保定那条线，而走捷径经灵寿，北向定县，到保定时已是子夜时分。这时，保定满城都是向平津迁移的人，解放饭店已经住得满满的。我们只得找到一个叫交通旅馆的小客栈，在大炕上挤了一个晚上，天一亮又赶路。24日中午，到涿州，在四十二军万毅同志驻地略事休息。下午3时又乘车赶路，终于在24日黄昏赶到目的地，在香山和范离、田畴会合。、当晚，我们住在山下的振芳楼。后来才知道，毛主席一行23日夜住在唐县的淑同村，24日下午到深县，夜宿四十二军司令部大院，25日凌晨2时从涿州上火车，清晨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车站下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25日上午，我和伍云甫上香山查看毛主席和书记处的住房。毛主席的住所安排在双清别墅，坐北朝南，房舍宽敞，四周竹木新绿，两棵参天的银杏树，新芽初绽，环境颇为安静。西南面有两个防空洞。西边，有百米小径，通向来青轩，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的住所。我住在附近的昭庙，这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办公处。中午，叶子龙来电话，让我立刻去颐和园益寿堂。我赶到益寿堂时，只见空荡荡的冷屋子里，没有床铺，没有沙发，只有用木凳拼搭成的铺位，铺上被褥，供他们午休。恩来同志给我的任务是迅速到西苑机场，最后作一次现场检查。

   在颐和园，我见到了伯钊。多时不见，她显得瘦削了点，但精神焕发。没有时间细说。我只来得及告诉她小二和小妞都很好，说罢便去西苑机场执行任务。这时，四野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已率领3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雄赳赳地列队在停机坪上，等候检阅。检查完毕，我又赶回香山。因为在益寿堂的休息室里看到事先没有准备餐饮和休息的床铺，所以急于回到香山检查这些细节。遗憾的是，这一来我没有能够参加中央人城检阅这一次盛事。

   中央军委机关也在香山，分驻几处：作战部一局在碧云寺，二局在卧佛寺，三局在八大处。统战部因为要招待民主人士，驻在城里，是最早搬入中南海的一个单位。

   中央机关在香山，虽然有前面所说那些优点，缺点是交通不方便，又太分散，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一天时间。办公厅没有汽车，从香山到城里办事没有车不行，难煞了交通科长王敬先。我只好跑到四野政治部找萧向荣，他是秘书长。他们收缴了一二百辆小汽车。我说你给留20辆行不？他答应了，这才稍稍缓解了矛盾。以后就考虑把中央机关迁人中南海。

   从4月开始，我们接管了中南海，成立中南海管理处，由周子健任处长。中南海年久失修，许多地方要清除垃圾，修整房舍。3月29日，恩来同志通知我，南京的和平谈判代表团4月二日抵北平，谈判地点决定在中南海的勤政殿。谈判期间他将以山下工作为中心，各地来的电报全部集中到我这里，酌情处理。国民党的代表住在六国饭店，我方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还住不进中南海，只好住在北京饭店。周恩来、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和我，以及一部分工作人员都住在一起。谈判开始后，恩来同志白天谈判，晚上去香山向毛主席商讨和汇报，忙碌得不得了。如果仍住在北京饭店，他就不可能得到安静的休息。我同周子健商量，在中南海给他安排一处住所。当时，统战部长李维汉住在西花厅，林老住在颐年堂侧面的菊香书屋。周恩来就和林老住在一起。到6月中，中央机关陆续搬进中南海。菊香书屋安排给毛主席住，西花厅给恩来同志住。从此，他在西花厅住了27年，直到逝世。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破裂。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湖口、东至长江要塞江阴的500公里江面上飞渡天堑长江。23日，我军以凌厉之势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统治宣告覆灭。

   1957年，毛主席在谈到当年大军南渡长江时说：1949年，眼看我们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这些话，中国倒真有可能出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

   正是由于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才破灭了南京政府划江而治的幻想，开创了革命在全国大陆胜利的新局面。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的4个野战军，分头向西北、中南、西南、华东全面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残敌。政治上，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充分反映出在严重的历史关头，毛主席统揽全局、敢于胜利和善于胜利的魄力！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我先是在任弼时、后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那种兢兢业业、精细周密、鞠躬尽瘁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进城初期，由于办公厅的工作越来越繁重，我曾向恩来同志请求，解除我的中央副秘书长的职务，恩来同志说：一切照常，以后再说；中央副秘书长你仍然要兼，而以办公厅主任行使职权。这以后，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先后21年。在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

   我过去说过两句话：一年四季忙到头，到年终数不出几条成绩。但不敢一刻懈怠。打麻将不是有个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的国家在政府内有个“不管部”，任务是干没有专门部门归口的那些工作。我们的办公厅却连有专门部门归口的工作，有时我也参与。比如同中央调查部和公安部，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做些一般的联系，后来罗青长告诉我，调查部归杨尚昆领导是下过文件的。公安工作是毛主席直接过问的，但罗瑞卿部长几次开公安工作会议，都拉我去讲话。还有，搞人口普查，按说有内务部、民政部和国家统计局，但中央也让我去主管。外交工作，有外交部、联络部，但同苏共中央的联络又在办公厅里设立一小班子，还有一部热线电话。周总理和少奇同志出访时，办公厅不但要管安全保卫，连飞机的航班都要过问。1962年，“大跃进”后，经济严重困难，要压缩城市人口1200万下乡，本来是劳动部的事，结果又落到我头上，马文瑞部长成了副手。仔细一想，也只能如此办，因为上千万农业人口都是“大跃进”时期涌进城市的，让他们回农村，除了思想教育外，物质上得给予一点优惠，光是劳动部一个部门，难以综合调度。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耐，而是中央在需要时授权给我去处理，直接对中央负责。这就是“听”革命所“用”。

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

   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原因有三个：一是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4．5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3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经费却分文没有增加，连外来的援助也常被国民党扣发；二是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本来已是鱼大水小，困难很大，加上这年入夏以后，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并发，以致有cd万灾民生活没有着落。三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活动”，竟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又命令胡宗南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棉布进入边区。所以毛主席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窝。”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

   怎么办呢？朱老总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弼时同志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3年后，边区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依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粥时、朱老总和富春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华东区也派曾山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由赖祖烈经营。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当时，就有那么一批人，深入敌区，为党筹措经费。党产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打开军队出川的大门，派30万大军将6万中原部队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五师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向中央告急：“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虑”，“年关在即，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屡电各解放区多方筹款接济。毛主席也出面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4区“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接运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人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会议结论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作了如下处理：比如邓洁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带中直机关的商店，还有现在已建为北京音乐厅的电影院、东郊的木材厂，还曾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这些全部移交给北平市。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记得还有几方古印，当时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我曾经去看过一次。后来，我让赖祖烈把它拿到中南海少奇同志住的楼上，让大家看一看。朱老总、陈云、富春和我一致同意，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经过这样处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五六人管理。

   这些钱干什么用呢？根据朱老总和富春同志所商定的，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党的八大的费用是国家开支的，上海工作会议是华东出的钱，政治局会议就从特会室支付，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有些也从这里开支。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许多老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继续发放一年工资，像彭涛、黄敬的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建国后，王明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我们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四是向苏共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我们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我们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交过两三次。至于毛主席的稿费，特会室是代管。他的亲戚故旧在生活上需要资助的，由他提出来，交特会室支付。比如杨开慧家属、贺子珍以及毛的旧友等。中办信访局里有个“旧谊组”，专门处理毛主席亲戚故旧的来信，归田家英同志管。需要经济资助的，由毛主席签字，赖祖烈的特会室支付。其他凡是要从特会室开支的，都由我签字支付。

   我们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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