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的8个月内，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付出的代价很大，折兵70余万，在战局上开始丧失主动，不得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东面，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西面，重点进攻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企图将我中央领导机构赶出西北，然后集中力量击破华北解放区。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为了诱敌深人，拖住胡宗南进犯延安的23万兵力，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移到晋西北，在那里建立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叶剑英担任后委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一支精干的队伍，坚持留在陕北。

    毛主席说了一句形象的话：中央好比一块招引绿头苍蝇的肉，放到哪里，都会引许多苍蝇来叮，可以把人家搞乱。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钳制敌人的力量。

    后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向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提供情报、给养、物资器材，连蒋管区的报纸杂志都送过河去；同时，中央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也都集中地经过后委来收转。

建立中央后委的决策过程

    中央后委驻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过程。

    中央原来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河西毛主席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三交镇。但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周围的“绿头苍蝇”从四面八方都叮上来了。为了加强陕甘宁的兵力，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张宗逊的新编旅过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李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来电，要我们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间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接到这个电报后，剑英同志和我立刻行动，行军序列都编好了，第一批前梯队已从三交镇到达兴县。但我们在思想上对转移到五台去是有保留的。先头部队刚走了一天，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过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员共有5500多人，思来同志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们有点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说：这一大摊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给中央，说同我们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我们就停了下来。

    4月2日，刘少奇、朱德同志也过河来了。他们把贺老总、董必武同志和我们找到一起。这时，我们才知道3月29日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样，我们的行止处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大约有一二个星期。

    到4月11日，贺龙同志派专人“火速”送来中央的电报。这才最后确定将在晋西北的这50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这是恩来同志回到河西后，中央经过进一步讨论所作出的决策。

    后来知道，当傅作义、阎锡山蠢蠢欲动、威胁晋西北时，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认为：“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傅、阎。”3月28日，毛主席命令陈赓、谢富治率主力4个旅，发起晋南战役，威胁胡宗南侧后。4月2日，又要晋察冀军区提早发动正太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加上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首战告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面稳住了，后委的驻地才最后确定下来。这说明中央对确定后委驻地的重视，因为一旦中央和军委机关遭受敌人严重破坏，政治上将造成很大的损失。

    4月中，按照中央的方案，我们组织在晋西北的一部分人员分别西渡和东行。

    西渡黄河回陕北工作的，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卫连的一个排共99人，有人把它称为九九大队。这部分人员原定由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带队，因为李涛翻了车，行动不便，改由童陆生带队。他们从清口过河，经绥德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当时中央纵队驻地陕北安塞的王家湾。

    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的，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为一个单位；还有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峡县（今原平县）、五台转人河北地区。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3000人。单位十分庞杂，包括军委作战部一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搞电台、密码和报务的；中央机要处、秘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法律委员会、中央城工部、情报部、军委总卫生部、外事组、交际处、中央妇委、工会，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娃娃和婆姨们；供给部、行政处留下一批人，专门担任供给和运输。这些单位，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3个行政村和12个自然村。只有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哉和陈道昆等驻在后甘泉，那是三交镇和贺龙司令部所在的兴县之间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还有，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临时在那里，工作结束后就要到中央工委去。后甘泉的这两个单位，我们只是联系，他们的供应全由晋西北负责。

    后委的领导班子，中央原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和邓颖超4人为委员，叶为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后来经过中央批准，有所扩大，由叶、杨、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5人为常委，作战部长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伊和妇委的帅光（帅孟奇）为委员，我兼任后委秘书长。

    我们在三交镇，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住了一年多。李伯钊参加土改工作队，在康生那里的临县郝家坡重点村搞土改。《土地还家》《兄妹开荒》等小戏，就是她那时在农村排演的。

    后委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后委是中央的参谋部

    后委所在的三交镇，地处吕梁山西麓，同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揪水河绕镇而过，向西南流入黄河。小镇北距临县县城40华里，依山傍水，交通方便，又出产煤炭。三交镇历史悠久，北周时是窟胡、定胡、乌突三部的交界处，所以叫做三交。后委机关有那么多电台，因为大部分住在傍山的窑洞里，防空有着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又在驻地的高山上设有观察哨，安装了报警器，发现敌机马上发出警报，所以敌机虽然多次来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不大。

    延安虽小，毕竟是个城市。到了三交，环境和条件都发生很大变化：一是从原来相对和平的环境转入了战争生活；二是从城市转到农村，加上“扶老携幼”，生活上有许多不便。后委的驻地安排停当后，我们立刻组织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精神，明确后委的任务；结合行军总结，清点物资器材；转变作风，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开展工作，为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全力服务。

    首先是，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耳目。

    侦察敌情，便于中央作出决策，是后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到三交后，电讯侦察遇到一系列的困难：没有电源，电台无法工作；原有的人员一分为三，一部分在河西前线，一部分远去河北，技术力量分散了；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组装和维修时缺这少那；加上转移过程中，侦察电台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在此期间，敌台更换了密码，给跟踪侦察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和一局的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伊一起，发动大家想点子，出主意，采取应急措施。挑选了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同志，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改装废旧的马达，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以老带新，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半个多月，到4月下旬，已在三交镇的各山沟里建立起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台建立起联络。我们立刻向中央纵队作了这样的报告：“28日可以全部通报。”

    由于全国战场辽阔，我们的电台力量有限，这时只能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进行重点侦察。4月份，着重加强对傅作义和阎锡山部的监视，为中央工委和随工委东行的队伍通过同蒲铁路北段进人晋察冀地区提供情报。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向外线，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我们的侦察电台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9月下旬，陈、谢部队从豫陕边隐蔽东进，准备在郑州、洛阳之间攻击国民党军李铁军部，周恩来、任弼时同志来电要二局加紧将陇海铁路郑州、宝鸡段的敌方兵力调动情况及时提供给陈、谢。10月2日，陈、谢部歼敌第十五师师部及六十四旅大部。1975年4月，邓小平同志接见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时还提到：解放战争期间，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建立晋绥转报电台，保障中央和全党全军通讯联络的畅通。

    在陕北群山间同敌军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的驻地，为了避开敌人的侦察，也不可能架设功率较大的电台，单凭自带的几个小电台，只能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但是，中央又急需加强对全国各战略区、各根据地的联络。后委的电台通报后，5月1日，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通告各地，“此种电台现已布置就绪”，并规定：后委的转报大台共联络14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杨后委台联络。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联络电报分为三类：少数是同中央直接联络的，大多数经由中央后方大台转报，为了求得迅速，有些直接收转，有些由后委台译转。中央还电示中央后委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李维汉和李克农，有关中央各部业务情况的通报，凡紧急而重要的军政、特殊情报，须随时分别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如认为有必要通报蒋管区有关密台者，由你们自行决定。”

    7月中，弼时同志又通知后委，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刊物，由曾三负责，分土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的提要，由李维汉、李涛分送各部门。

    地面的交通，也逐步恢复。在敌人的残酷摧残下，我兰州到沈阳一线的秘密交通一度被严重破坏，中央决定在后委设立交通科，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长王凯负责，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归李克农领导。6月初，后委在河西建立了交通站，在山西岭县建立了同晋察冀联系的交通站，每隔半个月，由晋察冀社会部派交通送来一批蒋管区的报纸刊物。

    三是，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

    4月下旬，为了统一全军的报道，军委通知各战略区，从5月开始，对内实行通报，对外发表战报。中央纵队人力有限，所以对各方面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分类研究这项任务就落在后委肩上。我们将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编印出《敌情汇编》，《敌情综合》，《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特种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我军各指挥单位用兵时参考。外事处的同志，在王炳南领导下，还整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编印了《参考消息》，供领导机关参考，对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写出专题材料，报送中央。

    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后，后委曾多次汇总并通报各地的作战经验。我记得曾介绍过西北野战军如何诱敌深人，牵着胡宗南部“武装游行”，在运动中接连取得青化、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经验。11月中旬，晋察冀部队在朱老总指导下，发起石家庄战役，一举歼敌两万余，首开我军向较大城市组织攻坚战取胜的先河。后来，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前，曾来电询问城市攻坚作战的情况，我们根据关内各区的经验作了答复。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途经三交时，我们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的作战经验，向各战略区交流。这一时期，各区有关作战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战军。

    四是，根据中央的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国助蒋内战的斗争越来越高涨，5月20日，京沪杭16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酿成五二零事件。中央对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及时进行了指导。事后，我们也向中央提出4条斗争策略的建议：一，要求各地的秘密党组织加强统一领导，扩大学生阵营；二，提出的斗争口号要经过群众酝酿和推敲，不让反动当局找到借口；三，建立情报工作，尽可能预先揭露反动派屠杀进步力量的阴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工，使斗争能持续开展；四，发动工人、公教人员、平民参加反饥饿斗争，争取军警。中央完全同意这些策略建议。

    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后委也提出了一些斗争策略方面的建议。当时，福建、广东的农村中反动统治力量空虚。4月下旬，后委要求香港工委帮助广东区委，制订计划，将流散在广东内地和闽西南的党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派回农村去开展游击斗争；并为曾生纵队的干部回粤工作开辟交通线，逐渐在闽西南建立游击中心。6月，后委为蒋管区开展农村游击斗争提供了6条建议。经各地党组织努力，闽粤赣、湘粤赣、黔桂滇边区，浙东南、海南岛等地，先后建立了游击队。

    随着我军外线作战的胜利，城工部开办了准备回四川开辟工作的“川干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有学员260余人，来自三个方面：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新华日报》撤回来的人员；陕甘宁。晋绥区内原红四方面军的川籍人员；中央机关和陕北地区的川籍干部。他们在训练班里学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山区小分队的游击战术，并进行了“三查”“三整”的学习。9月底，周恩来、任迅时同志电示我们：这批干部的分配，等于江震和杨超到三交后面商决定。1948年2月，川干班的人员离开三交回川时，陕南、鄂西已开辟了新解放区，他们就被留下来参加新区的剿匪和建设工作。1949年，二野南下时，他们和西南服务团合并，随军人川，参加接管工作。

    五是，为在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

    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6月，中央通知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补充人警卫团。后委立刻派社会部的干部，去当地同军区同志一起做好政治审查工作，又组织新兵到西北野战军参加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在实战中经受锻炼。后来，从他们中选出600人编成一个团4个连，到中央纵队报到。这样，中央纵队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人。聂荣臻同志还为这些警卫战士配备了精良的武器，包括美式步枪500支，每枪子弹130发；机枪18挺，每挺子弹500发。9月，后委向中央纵队运送棉衣（包括棉鞋、棉帽）800套，土布1036丈，棉花1470斤。其他如电台的摇手，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骡马的蹄铁、肚带、鞭梢等，也都根据前方的需要随时运送。

    总之，后委的工作头绪多，事情杂。有人说，无非是吃穿用、后勤保障。王震同志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王震同志对我们的鼓励。

康生和晋绥土改

    三交的工作安排停当后，我到后甘泉去看望法律委员会的几位老人和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康生。法律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宪法和法律条文。这是1946年开展宪政运动、召开政治协商会时期搞起来的。国共和谈破裂时，蒋介石片面召开“国大”，制定《宪法》，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但从长远看，我们确实也需要有法制建设的准备。他们完成了宪法草案的初步修改，共13章、100条；正在继续草拟民法和刑法。晋绥土改开展后，他们参加了附近村子里的土改。因为康生、陈伯达在临县郝家坡和兴县的后木栏干村“蹲点”，有许多“左” 的做法，谢老等很有意见，同康生、陈伯达的关系有些紧张。我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土改工作团的娄化蓬和赵林。娄是牺盟会的，当时在晋绥军区政治部工作，是工作团的负责人之一。赵是代理县委书记。

    我又见了康生。我说：过些日子我准备过河去向中央汇报工作，你有什么话要我捎给毛主席？他眉飞色舞地向我讲了一大篇，都是极左的东西。

    他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什么叫“化形” 呢？解放区有个政策，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没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富农多余的土地；对经营工商业的地主富农在政治上按工商业者对待。康生却说，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他把这些人称作“化形地主”。康生还和陈伯达一起搞出划分“化形”地主富农的4条“标准”，就是：一看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看土地财产的历史根源；三看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看群众的态度。陈伯达更把它扼要地说成3条：查三代，看历史；看铺的摊子大小；看政治态度。按照这些“标准”，兴县蔡家崖村划成地主富农的竟占农户总数的22．46％，大大超过了一般估计的8％，将许多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错划成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级阵线。

    康生又说：中国有句话叫“家徒四壁”，这不完全对，因为北方的农村，一般都有一个土炕，炕也是一“壁”，应该改为“家徒五壁”，但这里的贫农连炕席都没有，才是真正的“家徒五壁”。他这样说，是表示他工作深人。

    全面内战爆发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基层干部中有些人阶级斗争观念薄弱，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很多人对康生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不满，这是正当的。康生却把这些干部都看成土改运动的阻力，是挡道的“石头”，提出“搬石头”、“抛开支部闹革命”、“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

    对康生那一套，我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看法，因为他不归我们后委管，只想等有机会时向上面反映。但他们在村子里“搬石头”，搞“贫雇农坐下天”这股风也刮到机关里来了。当时晋绥的党校里，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份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八蛋席”上去。影响所及，后委机关里也有些人想“造反” 了，也要开“搬石头”的会。我说：这不行，我是后方支队司令，秘书长，是党中央委任的，谁也不许动。你们得听我的，不能由你们说了算。我当时有个姓任的通讯员，表现得特别激烈，他们开会不让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志参加。我就坐在那里不走。我说：这里是军事机关，有组织纪律。当然，也有许多人是拥护我的，这股风才慢慢地过去了。

    康生这一套，后来又拿到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上去推广。在会上康生有许多插话，那些喜欢“左”的人，还编了一本《康生语录》，把它当作发动群众的经验，发展了那种“左”的偏向。后来，我到河西去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讲到晋绥土改中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当即表示：不要听康生那一套。不久，弼时同志专门研究了土改中的情况，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阐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批评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阐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和工商业者等政策。毛主席还写了纠正“左”的偏向的一系列文章，单是编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就有9篇，端正了土改运动的方向。后来，在党的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作结论时还提到对土改运动的领导错误是：只讲战略，不讲策略。就是说事先没有讲清楚划分阶级的标准。可惜我在大搬家时，把那本《康生语录》烧掉了，不然倒是一份历史资料。

小河会议前后

    不久，我准备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叶剑英和邓颖超同志将要去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在我们离开三交期间，后委由李维汉代理书记，李涛代理秘书长。我原定在6月上旬去陕北。正要动身时，突然接到任弼时同志的电报，要我暂缓出发，因为胡宗南的主力酉进，先头部队已到安塞镇，有向中央纵队的驻地王家湾袭击的可能。

    这次胡宗南西进，毛主席判断是“盲目乱窜，已失主动”的表现。但为了避敌，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10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中央纵队又回到小河村。6月16日，中央才通知我西渡黄河。

    渡过黄河后，先到绥德专区。军分区的同志正在忙扩兵，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在4个月内完成扩兵一万人的任务。军分区政委张邦英和地委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希望后委从河东的工作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做扩军工作。我当即电告叶剑英同志，后来，后委抽调了40名干部到绥德帮助工作。

    这时，中央纵队刚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住定。靖边县属于三边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部，古长城脚下，毛乌素沙漠的边缘，非常偏僻。但是，小河村却像沙漠边上的一颗绿色明珠。它依山近水，绿树浓阴，山麓有几排窑洞，周围是羊圈。毛主席住在半山上，其余人住在底下的窑洞里。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过去的一年内，人民解放军歼敌112万，国民党军队由430万降到373万，其中正规军由180万降为150万。人民解放军由110万增加到195万，其中主力部队有90万人。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毛主席一面考虑怎样把战争转入外线，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内作战，一面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我一到小河，就听到这件事。从哪里走？那时的打算是先到内蒙古，斯大林派飞机来接他。所以，中央考虑过先派刘秀峰和李初梨到张家口一带去了解情况，还准备把罗瑞卿抽出来，率领一个旅护送毛主席去内蒙古。这件事中央讨论过，但我没有参加。

    我到小河后，交给我做的是同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派我给彭德怀同志送一封信。当时我有点纳闷，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那时，彭德怀同志指挥的部队已赶走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三边地区，司令部设在靖边的张家畔。那里已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11个人，骑着马走了5天，每人身上背一个装水的葫芦，像是八仙里的“铁拐李”。离开小河后向北走，越走越近沙漠。一出古长城，满眼都是沙丘。当时正是酷暑时节，骄阳把沙丘烤得火热，连棵遮阴的树都找不到。风一刮，飞沙遮天蔽日，打得脸上生疼，眼睛根本张不开，只好让牲口自己走，好在“老马识途”，它倒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当地的水，又苦又涩，不能喝。后来王震告诉我，他们在大三边打二马，部队往前面走，后面得有几百辆大车拉着“甜水”跟着。所谓甜水，就是能喝的淡水。

    见了彭总，我把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一看，问我：你知道什么事吗？我说：给你的信，我哪敢拆！他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总管。我说：主席要去苏联见斯大林，这大概是临走的托付啊！彭总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这是汉高祖刘邦用人的故事，有个分工：韩信指挥作战，萧何经营后方。后来，毛主席没有去苏联。我回小河，就开会，这就是小河会议。

    小河会议开了3天（7月21日至23日）。会议就在山麓的羊圈里开。在羊圈里搭起个棚子，上面用柳条遮阴，就是会场。饭在羊圈前吃。羊白天放出去，晚上还要回圈。参加会议的有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我和陆定一。

    会议期间，研究了陈康、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的使用方向问题。中央原来决定，让陈、谢从晋西南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一起作战，集中力量在陕北解决胡宗南集团，这时，重新作了部署，原因有两点：

    一是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向中原地区进攻的序幕；7月10日，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也在鲁西南转人进攻，准备向豫皖苏展开。所以中央当机立断，商定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造成三路大军南下经略中原的新局面。

    二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地域缩小，人口由140万人降到90万人，财经和粮食都需要靠晋绥边区支援。如果陈谢兵团到陕北和西北野战兵团一起打大仗，财粮的供给都不容易解决；而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后，势必吸引胡宗南部从陕北分兵救援，就便于在运动中伺机歼敌，在经济上也比较有利。

    所以，会议商定由贺总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作，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同时，毛主席又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在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彭为书记。7月31日，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时，我才领悟到毛主席让我送信给彭总，是为了酝酿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安排，所以彭总要说一个韩信，一个萧何。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原来大多是贺总带领的，彭总没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地调整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像。但他们处理得很顺当。半年后，毛主席对彭、贺说：你们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是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所以，在小河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说：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7年算起，可以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失去农民。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战争。

    毛主席去苏联会见斯大林为什么后来又拖下来了呢？这件事在会上没有透露。以后我才知道，斯大林接到毛主席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先是表示同意，说如果你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但同时又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你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还是推迟为好。因为斯大林有这样的主张，毛主席就推迟了行期，到1948年中央转移到河北城南庄时才又有去苏联的准备。

    小河会议上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彭总对原来陕甘宁边区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当时，边区存粮不到10万石，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耕三余一，粮食并不充裕，最困难的是棉花和布匹，自给率至多达到百分之四十，所以部队的军服、口粮都扣得很紧。但当胡宗南进攻时，有一万多套缝好的军装和一批布匹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劫走了，彭总一听就火了，指着贾拓夫同志说：部队没有棉衣，没有被子，苦得很；你们就是不肯拿出来，现在统统被国民党抢劫去了。你该当何罪？当时开会很有意思，许多人挤在一铺炕上，有什么意见就直截了当地当面提。林伯渠同志一听，替下面担担子，说责任在我，不能责怪下面的同志。物资损失了，当然心疼，但管后勤的同志扣得紧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几年边区受灾，为了打胡宗南，部队又增加了，后勤部门怎能不留有余地呐！以后，弼时同志又要我去慰问林老，请他老人家宽心、宽心。林老请我吃了一顿饭，还弄了一只鸡给我吃。

    小河会议后，为了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我便离开小河，返回三交镇。8月21日，陈、谢兵团开始渡河，第二天晚20时，大军8万人乘黑夜在晋豫交界处西侧强渡黄河，切断陇海路，东进洛阳，西叩潼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毛主席电告各地：今后4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5天以后，捷报传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人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的任务。

    我离开三交将近两个月，回到驻地时，剑英同志还在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在陕北期间，特别是通过小河会议，我更多地了解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和胜利的前途，党中央5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意图，和全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要求。这些精神传达给同志们，大家精神更加振奋。

    这一年，晋绥地区遭灾，收成不好。中央特别注意到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统一后，晋绥的负担加重了。在后委做预算时，恩来和弼时同志电示：后委经费不足部分，原则上不多麻烦晋绥，12月及明年1月两个月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供给部自筹补贴。但供给制度不变动，力求节省。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体谅。为了渡过困难，大家能够节省的钱决不多花一文，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豆豆饭（又叫钱钱饭）、山药蛋，好一点的是小米饭。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经过三交，我们做了小米饭招待他。他说：嘿！老杨啊！你给点好东西吃呀，你这个东西不像话！我说：“按说，该宰个羊子给你打‘牙祭’，可那得花钱买。我只有这个。就这小米饭，你不来我们也不常吃！以后补吧。”可见那时实在困难。

    但就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接到弼时同志给剑英同志和我的亲笔信：说一部分身体病弱的电讯业务人员及少数体弱的基层干部，应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并规定在三交的电台人员从12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3斤小秤的猪肉，并轮流休息，二局、三局与机要处应一并考虑。这是中央对坚持工作奋不顾身的后委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慰问。这种鼓励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led年1月20日，剑英同志和我接到恩来和拥时同志来电：中央后委的迁移，按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这表明中央和毛主席即将离开陕北向河北东进，表明我们在解决蒋介石的斗争中又跃进了一大步。于是，我们在早春天气中着手第二次“大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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