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我正在延安参加苏区党代会，毛主席通知我，中央决定调我去北方局，要我尽快交接工作。

    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中央在华北地区的派出机关。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几乎都丧失了，但在华北还保留下一个河北省委，设在天津。1935年6月，在河北省委的基础上重建了北方局。1936年3月，刘少奇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化名胡服，到天津领导北方局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白区党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大力加以纠正。他以K．V等笔名，在党内刊物《火线》上写了不少文章指导各地党的工作。他还以陶尚行、莫文华等笔名，在公开报刊上发表文章，影响很大，对纠正“左”的思潮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党内长期没有认识到或不敢承认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中央在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需要有很高的水平和很大的勇气；但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克服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瘤疾。毛主席充分肯定少奇同志的意见，高度评价了他在白区工作中的贡献，所以，后来称他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的这些工作，为以后北方局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太原起步

    我回到云阳镇向政治部交代了工作后，随少奇同志去西安，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这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少奇同志要我和张苏一起去北平，把一批民先队的干部转移出来。但走到保定，因为日本飞机轰炸，交通断绝，无法通过，只能折回郑州，转道去太原。那时少奇同志已经到达太原，他是北方局书记，我是副书记，彭真是组织部长，朱瑞是统战部长兼军事部长，李大章是宣传部长，林枫是少奇同志的秘书。我们大家都住在太原的成成中学里，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地下党员刘塘如同志。少奇同志另外住在一处租来的民房中，他不大公开出面活动。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也在太原，同各方面进行联络，做上层统战工作。他同我们住在一起，白天在外面活动，晚上回来就找我们说一说新的情况。恩来同志在国民党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都要求会见他，称他为“周先生”。当时，在山西、河北的重要统战对象，除阎锡山外，还有黄绍兹、卫立煌等。恩来同志到太原比较早，是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准备的。在卢沟桥事变前，我们就同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在太原设立了一个秘密的办事机构，这时已公开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也设在成成中学里，由彭雪枫领导，张震也在那儿。北方局在成成中学的东院，恩来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在西院。

    彭德怀同志是洛川会议结束后在9月初跟恩来同志一起到太原的。9月21日，朱老总、任弼时和邓小平同志率八路军总部也来到山西，路过太原到五台山去。因为我在军队中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军队中的许多同志我都认识，他们路过太原时也见了面。但总的说，当时北方局与人路军总部的联系并不密切。八路军总部去五台后，任弼时等同志在太原停留过几天。彼此有一些来往，交流情况，共同分析时局。当时我们最迫切的是向八路军总部要军事干部，记得总部先后给了十几个军事干部，其中7个给了薄一波，后来成为他组织山西新军的骨干；另外几个军事干部分配到冀南宋任穷那里。

    在太原这个时期，成成中学是大家交往的一个中心。大家对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搞好上层统战工作、扩大统一战线、准备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基本任务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统一战线工作怎么做，对形势怎么分析，有时也有不同意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过后彼此关系仍很好，很团结，这是当时的一种好风气。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出一本小册子《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这是任弼时起草的，其中也就反映了太原时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与少奇同志对形势分析的不同意见。少奇同志认为，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有的用阎锡山的名义，有的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恩来同志认为应当照顾统一战线，任弼时同志则说少奇同志是“民族失败主义”。他在写这个小册子时，就把这种分歧写了进去，说：“必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毛主席看到这些话很不高兴，因为他的想法同少奇同志比较接近，认为这些话是针对他的。因此，一见军分会的小册子，他就火了。10月17日，他同张闻天致电前方，说：“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当时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文件的大方针错了。后来，毛主席在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说明：“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分会（即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但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可见问题在于“民族失败主义” 的提法和它是否针对中央这两点上。

    虽然少奇同志那时同毛主席的观点比较接近，但也有过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少奇与恩来同志在太原商定，周去武汉出版《新华日报》，以后条件成熟了，北方局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这件事使毛主席感到不快：延安也有报刊，你为什么不出华北版，而要出《新华日报》华北版？由于大敌当前，大家都能顾全大局，这些事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当时有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在敌后建立政权。这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大家都同意。那时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县长大多跑了，各地的旧政权垮了。我们就在这些地方成立县委，委任县长。在山西起初委的县长都是牺盟会的干部，基本上是共产党员，有一二十个，以后阎锡山只好承认。这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起初行政区划不很规范，相互穿插，后来才分成太岳、太行、晋西北及晋察冀四大块。

    晋察冀根据地是聂荣臻同志率领一一五师开辟的。林彪在平型关战役打胜后，穿着日军的大衣，骑着日本洋马，经过阎锡山军队一个团部，哨兵以为是日本鬼子，开枪把他打伤了。他就回后方休养。所以，中央把彭真同志从太原派到晋察冀去，担任区党委书记，后来改为晋察冀分局。

    北方局的任务，着重在领导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工作方面，还领导着薄一波为首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太原时期，它的主要工作有这么几件：一，分配一批批干部到各抗日根据地去。他们中包括：从平津等地撤到山西的大批爱国知识青年，从各地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被打散而隐伏下来的地下党员，还有从中央和八路军调来的军事干部、地方于部等。其中，第一批是去晋察冀的，由黄敬带队。二，联络各地原有党组织，发展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山西省委和牺盟会。此外，河北、河南。山东、绥蒙都有人来联系，又成立了绥蒙工委、河北省委、山东省委、河南省委。这些省委、工委同北方局就有联系，这时先后建立起各级党委，发展党组织。三，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着八路军的深人敌后，各地游击队发展很快，成成中学的师生也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开到交城一带活动。四，配合周恩来搞上层统战工作。北方局同阎锡山的联系主要通过薄一波等同志来做。当时山西省党的工作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张友清负责的山西省委，开始叫山西工委，后来叫省委；另一个是由薄一波领导的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组成。这两个系统，都受北方局领导。公开工作的系统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那就是根据党的指示，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去与阎锡山合作，帮助他开展工作。薄一波他们很聪明，巧妙地把党的口号变成阎锡山愿意采用的口号，利用合法条件发展进步势力。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彭德怀同阎锡山商定，成立一个“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任务是在雁北战地13个县开展游击战争，动员新兵上前线，起着临时政权的作用。主任是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程子华同志去了，邓小平同志去了，八路军政治部许多同志也去了。这是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组织，对推动山西、河北一部分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最迫切需要的问题是扩军，战动会成立后一下子招了五六千新兵，共产党和八路军威望很高，阎锡山招不到兵，战动会却能招到。招到后分了一部分新兵给阎锡山。所以，阎锡山最初对战动会也很感兴趣，后来又下令取消了。创办战动会是件好事，但延安整风时有人“清算”这个问题，认为这是投降机构，并追查责任，追到刘少奇、周恩来两人，最后把这个责任全落到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头上。这当然是不公正的。

    除了做阎锡山的工作外，北方局还派了很多人出去同各地上层人士进行联络。比如东北军的工作仍在继续做，派了一个联络员，专门和他们联络。河南有个张珍，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北伐后投身程潜部下，是河南人。那时他在豫北任师长，办兵役训练班，要共产党派人去帮助他。少奇和恩来同志商量后就把朱瑞派了去，因为朱在苏联学过军事。此外，把马国瑞、王从吾派到河北，把黎玉派到山东。韩复第那时也请一些进步人士到他那里工作，张友渔同志就是我们派去的。山东还有一个范筑先，是个中学校长，地方绅士，很爱国。韩复第退走后，他不肯退，组织学生和当地老百姓在聊城抵抗日军。我们也派人去帮助他。绥蒙我们也派了人。那时华北的形势是不错的，需要联络的对象和地方很多，可惜联络的条件很差，没有近代通讯工具，惟一的办法就是派联络员，那是一种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这种局面，说明白区党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地损失了，根子还在，还有基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在一定条件下，各地党组织又纷纷恢复和发展起来了，不久，共产党就成为华北的第一大党。

    太原时期是华北敌后工作的创建时期，创建并不是等战争缓和了才开始，而是在战争中间创建，主要靠军队。那时国民党正规军大踏步后退，八路军大踏步向敌后前进。当地旧政权垮了，没有什么磨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力量不够，如果力量再大一些，可以发展得更好。各个地方只要去点军队，去点干部，就可以搞起来。所以，我们那时第一是在敌后站住脚，控制一定的地区，第二是发展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接下来，党组织，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都可以很快发展起来。

发展山西新派

    山西新派，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以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与阎锡山合作而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主要是指抗战爆发前夕改组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抗战初期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和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简称工卫队，后成立工卫旅）。它们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武装。它们打着阎锡山的旗号，戴着山西帽子，做进步的、抗日的工作。因为是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这些组织和武装的成员中也包括一部分阎锡山的旧势力。例如，牺盟会的总干事是阎锡山的表任也是他的亲信梁化之，但实权掌握在薄一波他们手中，薄的职务是副总干事。决死队的军事领导人最初大多是阎锡山委派的旧军官，但政治委员大都是由以牺盟会面目出现的共产党员，他们权力极大，一切问题由政委作最后决定。直到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对新军决死队的晋西南事变后才把决死队中的旧军官清洗出去。

    梁化之这个人物很重要，当时他在山西的权力很大。少奇同志见过他，我也见过他。我们在太原主要是跟梁化之打交道，告诉他我们共产党有个北方局机关在太原，是帮助你们做抗战工作的，搞抗日的群众工作。我们不干涉你们山西的事情，不挖你们的墙角。希望彼此能真诚地合作抗战。阎锡山对于抗日群众运动是有顾虑的，他认为“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共产党可以利用；“群众发动起来是个乱子”，他管不了啦。但当时他没有力量保卫山西，只好接受我们的帮助。

    同阎锡山的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是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北方局在太原时期，牺盟会的工作主要由我分管。当时，有一个秘密党员在阎锡山那里做局长，管军服。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碰头，少奇同志有时也去，我和省委张友清也去，薄一波去得最多，有时我们一起办公，交流情况，研究问题。那时，少奇同志有个意见：凡是有牺盟会的地方，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胸前挂一个牺盟会的徽章，有了这个牌牌，警察就不敢惹我们，这很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地下党的同志开始时不理解，少奇同志说服了他们。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军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时，阎锡山的旧军在作战中溃不成军，他有建立一支新军的想法。北方局从秘密党员胡仁奎那里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要薄一波去争取。因为阎锡山有个兵工厂、有枪，这是成立新军的有利条件。一次，我和薄一波在防空洞里躲空袭警报时，商量了这个问题。他说成立新军的事，阎锡山找他谈了。我问他，由你们来搞新军行不行？他说行！我就和他研究了新军的发展计划和有关的负责人选，这就是后来成立的山酉青年抗敌决死队。

    空袭警报解除后，我立刻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同薄一波商量成立新军的问题。少奇同志就当即决定：可以。那时，彭真已被派到晋察冀，朱瑞去了河南新乡，李大章也走了。所以，研究问题无所谓开会，就是我和少奇同志两个人商量。那时也有一个顾虑：薄一波本来在阎锡山身边，阎锡山讨论什么事，我们的信息很灵通。如果要搞新军，薄一波就得离开阎的身边，我们的“情报”来源也就断了，怎么办？我又找一波商量。他说：没关系，现在阎锡山那里乱哄哄的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来，他希望我赶快帮他把新军和政权搞起来，巩固起来，好像山西仍旧是他的，就放心了。这样，薄就离开阎的身边先搞起一个决死总队（团），并由间委任为山西第三区专员公署（太岳地区）专员。以后，决死队一共编了4个纵队，薄一波是第一纵队政委，第二、三、四纵队的政委分别是张文昂、戎子和及雷任民，分别在晋西南、太行、晋西北地区。八路军先后派了十几个营级干部去，帮他们建立军队，学打仗。4个纵队中，第一纵队最大。薄一波的地位很特殊，在山西除晋察冀以外的另外3个专署有什么事情都要问他，他这个专员成了维系各专员公署和领导决死队的中心，成了实际上的大区总管。晋察冀因为聂总他们已成立了军区，新军没有插进去；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协文也是山西的新派人物，地下党员，阎锡山曾委他当过五台县县长，第一区政治主任、专员公署专员等职。

    新军中，除了薄一波等领导的决死队外，还有一部分是工人武装。这支武装的来历是这样的：那时，山西的工会系统由张友清任书记的山西省委领导。其中，康永和（共产党员）组织的铁路工会力量比较强大，有1000多人准备组织工人游击队。正在这时，薄一波告诉我，阎锡山领导的山西工人委员会的主任干事郭挺一也有七八百人，准备建立新军。郭挺一原来是共产党员，后来脱党，投靠了阎锡山。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把他和康永和的力量合在一起成立合法的工人武装，这样武器装备就不成问题了。我就出面做工作，把这两部分力量联合组成工人武装自卫队，由共产党员索列波任队长，郭挺一任政治委员，党在太原的基本力量大多输入了工卫队。

在临汾培训干部

    这时，山西战局仍在继续恶化。10月下旬，娘子关失陷，日军沿正太铁路西进直逼太原。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在太原以北的忻口保卫战中，坚守20多天，歼灭大量日军。娘子关失陷后，它的后路受到威胁，不得不从忻日撤退。这样，太原失陷已是早晚的事了。

    太原失陷前，山西的各种军队、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纷纷向临汾撤退，一路上非常混乱。阎锡山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太原，根本不告诉我们。当时薄一波正集中精力创建决死队，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由牛荫冠主持，通过他们才了解到阎锡山撤出太原的部署。北方局由少奇同志率领从太原撤到临汾，驻在临汾附近的刘村，这个村以卖帽子出名，大家称它为“帽儿刘村”。恩来同志把我和叶季壮留下。后来，我们两人比恩来同志先一天离开太原。到他离开时，太原城门已经堵住，好不容易找到守城的士兵把城门弄开才出了城。走到汾河边，河上的桥已被作为路障的公共汽车堵塞住，无法通过，只得从公共汽车顶上爬过去。幸好在河那边，叶季壮已经留下两辆汽车等着，所以恩来同志多次夸奖叶季壮办事周到。

    北方局撤到临汾附近后，同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所以恢复和加强同各方的联系的任务很繁重。太原失陷后，华北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11月17日，少奇同志和我从临汾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说：“华北已进人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大政党，红军有游击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在我党身上。”当时八路军正在大力扩军，北方局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织。工作上需要加强配合协同，因此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比过去密切了。

    在临汾期间，彭真和朱瑞走了，组织部长由林枫担任，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和民先总队队长李昌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临汾只住了三个半月，训练了一批干部。训练的方式：一是办党训班、县长训练班等，由少奇同志主持；二是办学兵队，由我主持。学兵队这个名称听起来不很正规，有人还误认为是训练新兵的组织。其实，这个机构很重要，它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办事处办的，实际上由北方局主持。主要招收平津和太原一带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原来我们准备办一个抗大分校，但当时阎锡山在临汾也办了个民族大学。如果我们办抗大分校，民族大学内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都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对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利。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只办了个学兵队。当时向学兵队讲课的主要是我，向学员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少奇同志也去讲过。另外，彭雪枫、张震等都去讲过。我们很注意在学员中发展党，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华北各地，并抽出一部分人输送到延安去。后来，学兵队学员中出了不少干部，特别是女干部。晋西南县委级干部几乎全都经过党校和短训班培训，本地干部的比重逐渐增大，“文革”中我被“发配”到临汾看管时，当地还有不少人认识我。

    民族大学虽然是阎锡山办的，但学生大部分倾向进步，因此，难免同阎锡山会发生一些矛盾，有时还很尖锐。比如，民族大学学生中有的人同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的学员有书信往来，被阎锡山发现后，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渗透到民大来了，就下令搜捕了20几个学生，由他的亲信梁化之进行审问，但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然。就在这时，这20多人中有一个人突然病死在阎的特务队中，一时舆论大哗，民大学生纷纷“请假” 出走，表示抗议。阎锡山是个精于盘算的人。他感到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民大的学生可能会走光，终于下令把人放了；但要他们留在他的“民运科”工作，借以对他们进行监视和观察。从此以后，阎锡山、梁化之对共产党员的政策从过去的压迫、拘捕改变为软化、收买，企图与我们争夺人才。他对部下说：“如果在我们机构中发现了共产党员，你们可以送给我，让我来‘教育’他们，决不要使他们难受。”

    在临汾还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就是以民大学生为主的一批进步青年同张慕陶的斗争。张慕陶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很老的干部，以后成了托派分子。现在看来，说托派等于汉奸这个结论不恰当，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当时托派的分裂活动确是有害于抗战的。张慕陶也是阎锡山网罗来的一个“人才”，最初对他很信任，委他当高级顾问，任政治主任；他也乘机向阎锡山出反对共产党的主意，挑拨阎锡山同共产党的关系。他在民族大学讲课或在其他公开场合也经常攻击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临汾有两个苏联记者，张主动同他们联络，宣传托派的主张，污蔑我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投降”而不是合作，还吹嘘他们在山西及全国有多少多少力量。

    民大学生对他这种破坏抗战的言行早就不满。一天上午，正当日本飞机飞临临汾上空时，他又要外出活动，被民大学生阻止。张不服劝说并且拔出手枪进行威胁，被赶来的阎锡山的宪兵缴了械，又到他家中搜查，不但搜出了枪支弹药，而且还搜出了许多写有“反蒋抗日”、破坏统一战线的极左口号的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打倒阎锡山的封建社会主义”，这下惹怒了阎锡山，最后把他送到西安。后来经蒋鼎文、胡宗南之手，把他“密裁”了。

    阎锡山这个人是很特殊的。他统治山西叨余年，尽管中国政坛历经风波，他也几经沉浮，却始终不倒，积累了一套维护统治的权术。他网罗了一批文化人，其中不少是进步的，甚至是共产党员，比如徐冰（共产党员）、温坚公（进步教授）等，他们是去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也有一些文化人，他们帮阎锡山搞了一套学术性的主张，把他的统治权术提高到理论上来阐述。比如，阎锡山有所谓“二的哲学”，即唯心主义的唯中哲学，它的目的在于平衡或制造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便于他从中取利。他曾说过，抗战中他“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所谓“三个鸡蛋”就是指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他随时权衡利弊，经常改变策略，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同他的关系，就是利用他的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推行我们的政策。

辗转晋西南

    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陷。少奇同志和我的意见是北方局要随八路军总部一起移往太行。但中央要我们留在晋西，因为晋西是从延安通往华北、华中的通道，所以，没有同总部靠拢。

    撤出临汾后，少奇同志和我率领的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机关对外称八路军总政治部后梯队，最初经蒲县、大宁、吉县向永和方向转移。途中中央来电要少奇同志回延安。3月15日，少奇同志走后，就由我带领大家随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光旅（三四三旅）转移到石楼县的垃堵坪，直接指导吕梁山区党的工作，筹建晋西省委。这时，我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还带着一个学兵队的女生队和一部分男生。电台这个东西很惹眼，我怕阎锡山的队伍对我们袭击，尽量避开他们，就靠这点力量活动于石楼、离石、中阳、永和一带，开展群众工作，组建游击队。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山西的几个地区；联系党和牺盟会的工作，并直接指导在晋西南活动的张文昂、韩钧他们那个决死二纵队，开展晋西南的工作。

    3月下旬，中央决定少奇同志留在延安工作，仍担负着华北党的领导职务，由我留在吕梁地区代理北方局书记。华北各地的党和群众工作以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我报告外，还要向延安少奇同志报告。

    4月，我奉命去延安汇报工作，顺便把学兵队的女队员带去，交给中央组织部的一个训练班，那时还没有中央党校。我在延安只住了五天就回来了。根据中央决定，撤消山西省委和晋西省委，成立了晋西南省委，由林枫任书记。为了便利工作，我带领北方局和新成立的晋西南省委转移到孝义县宋家庄同一一五师师部会合。鉴于阎锡山已退到黄河西岸陕西省的秋林镇，为了及时了解阎的情况，并便于同各方面联络，我们在秋林设了一个八路军办事处，由王世英负责。这时，八路军已经从山西的山区发展到河北、山东，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北方局的工作也随着向河北、山东发展，加紧联络指导当地党组织积极配合八路军行动。当时我的主要精力用在直接指导晋西南省委的工作，着手创建并发展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5月份我在宋家庄召开了晋西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西南省委机关干部，洪（洞）赵（城）、汾（阳）孝（义）两个地区县上干部及少数在政权和统战部门工作的干部，一共30多人。会议认为晋西南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是八路军和华北各地党组织同延安保持联系的通道。中央很重视，要我们下功夫去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会议确定急需开展的工作是：第一，恢复政权，在原有名称和形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充实，逐渐使它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第二，建立在党领导下的基干游击队，每个特委有一个1500人左右的大队，每县也要有 100人左右的游击队；第三，恢复、建立、充实和扩大各种群众组织，如农民、青年、妇女、工人组织和不脱产的自卫队；第四，大量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健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组建五个特委。当时开展工作比较顺利，因为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只占领了城镇，汉奸伪政权尚未普遍建立，广大农村都是我们活动的地区。

    经过一段时期工作，当地政权开始民主化，许多县长都是进步分子，党员已发展到1000多人，武装力量除当地决死队有4000多人外，还建立了3个游击大队。5个特委也建立起来了，它们是：一、乡宁特委，辖乡宁、吉县、汾城、新线、河津、稷山、临汾、襄陵8个县，由武光负责。二、、隐县特委，辖股县。蒲县、永和、大宁4个县，由解学恭负责。三、洪赵特委，辖洪洞、赵城、灵石、霍县、汾西5个县，由王一夫负责。四、汾东特委，辖汾阳、平遥、介休、孝义4个县，由马佩勋负责。五。离中特委，辖离石、石楼、中阳3个县，由杨树义负责。

    由于党组织发展迅速，新党员比较多，党的干部严重缺乏，北方局和晋西南省委开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训练了几百名党员干部，充实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临汾失陷后，阎锡山渡过黄河，退到陕北宜川县的秋林镇。不久，他又从秋林重新返回山西，把总部设在吉县，表示西渡不是他的本意，今后要在山西坚持“守土抗战”。他也要在这个地区恢复政权，扩大军队。阎锡山身边的旧派人物开始活跃起来。我们在晋西南的工作环境就变得很复杂了。阎锡山是一个矛盾集合点，他要在山西境内“守土抗战”，就不得不依靠新派和八路军的帮助；但是，他不可能与旧派势力脱离关系，必定会继续加紧对共产党的防范和反对，并同新派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的方针是：加强自己，扶助新派，争取旧派中一切愿意进步的分子，打击最顽固的分子；同时，推动阎锡山进步，在山西建立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山西情况复杂化的同时，河北也开始发生麻烦。自从国民党军队败退河北以后，旧政权已不再存在，而我们党在河北仍坚持原地斗争，配合八路军在冀南、冀中等地赶走日寇，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6月，蒋介石突然派鹿钟麟来河北担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唆使他从八路军和共产党手中“收复失地”。于是，河北也开始发生磨擦并逐步升级。这时，王明在党内散布他的一套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我去延安出席六中全会时，华北已建立了晋察冀，冀鲁豫、冀南区党委、山西分局等，辖28个地区，2l个县委，共有党员约17万人，农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救亡团体都已组织起来，此外还有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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