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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立西北大本营
在俄界会议上，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央只通过了一个《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且没有向下传达；对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也只作了个决定，正式改编是在哈达铺进行的。因为军情紧急，会后部队继续北上。当时，北面敌人的兵力比较弱，但必须经过天险腊子口。这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两边是悬崖峭壁，只有中间极狭窄的一条小道可以通过，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是，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一下就攻下这个要隘，打开了北上的门户。
过了腊子口，就到哈达铺，部队休息了几天。这里的条件比较好，主要是有东西吃了。那一段路上我们实在饿得不行，整天想找东西吃。很多东西我都吃过，牛皮鞋底也吃，皮带也吃，那些东西要烧柴火熬几道水，把硝熬掉，成为一块像油胶那样的东西才能吃。有的人饿得不行，就偷牲口吃。到了哈达铺，后勤部的叶季壮在那里找了一个地方办宴席，叫流水席。所有经过那里的干部，都进去吃一次，什么红烧肉呀，锅盔呀，尽管吃。在每个人进去前，叶季壮都要说一句：“你少吃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饿得太厉害了，一下吃得过量，就会把人撑死。不但是人，牲口也一样。在当地找不到那么多草料，有的饲养员就把搞到的麦子、大米去喂牲口。牲口也饿得不行，拼命吃，结果撑死了不少。锅盔是当地老百姓吃的一种比较大而厚的烙饼。到了甘肃许多地方都有锅盔卖，每个战士身上又都有一二元钱的津贴费，长征路上没有机会用，到了这里就都去买锅盔，背到背包上；差不多每个战士都要背两三个锅盔，生怕以后还会有过草地那样的事情。大家实在是饿怕了。
在哈达铺休整时正式宣布陕甘支队的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当时全支队只有7000多人，下辖3个纵队：原第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
战斗部队缩编了，政治部也有所紧缩。当时名义上有两个政治部，一个是总政治部，一个是陕甘支队政治部，这两个政治部实际上是一个机关，两块牌子。两个政治部的主任都是王稼祥，副主任都是我。实际工作主要是我做，因为王稼祥病得很厉害，难以坚持工作，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挺不过去了。当时派了一个医生专门照顾他，这个医生名叫王斌，全国解放后曾任东北军医大学校长。我们又把前方缴获的一些好东西以及后来张学良送的慰问品，如牛奶、罐头等给他送去，总算渡过了危险期，身体慢慢地好一点了，但坚持正常工作仍有困难。所以，后来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以及渡黄河东征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时，总政治部就由我担任主任，他不再兼主任了。
到哈达铺的时候，我们还不清楚应该到哪里去，因为对陕甘宁地区不熟悉。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个贾拓夫，陕北人，是1934年从白区派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以后参加了长征。他曾经讲过陕北有点游击队，但他已离开那里好久了，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过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在“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且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瓦窑堡在陕北算是个很大的地方了，那里出炭。不过，同别的地方比就那么一点点大。后来，我们见到习仲勋，还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瓦窑堡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但当时见到这些材料的确非常高兴，因为，这证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毛主席把贾拓夫找来，问他陕北刘志丹和游击队的情况，并且任命他为白区工作部长，率领先遣队去寻找。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清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在哈达铺，毛主席还召开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把陕北有红军以及支队新的进军方向告诉了大家。部队经过长途征战，的确非常疲劳啊！何况，长征中相当一段时期在藏民区行进，那里人口稀少，又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扩军。筹粮都很困难，大家都希望早点找到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听说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后，大家都非常振奋。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把张国表同中央闹分裂的事给大家讲清楚了。本来，中央不让向下面随便讲张国森闹分裂的事，但是，许多中下级干部还是知道了，一路上情绪不太好。现在，大家知道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红军和根据地，情绪普遍高涨起来。同时，进人甘肃以后，部队打过几个小的胜仗，特别是在六盘山消灭了东北军何柱国部的两个骑兵连，缴获100多匹战马，成立了自己的骑兵侦察连，进一步振奋了士气。我们在过草地时，有的部队吃过马家骑兵的亏，你跑得再快也跑不过骑兵。现在，我们自己有了骑兵，大家当然很高兴。 落脚陕甘苏区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吴起镇，这里和俄界相距2000华里，已是陕甘苏区了。我们把同地方党取得联系后了解到的有关陕北红军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至此，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地结束了。
我们刚到陕甘苏区，敌人的骑兵也跟着追来了。毛主席召开了一个小会。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么一大堆人跑来，如果不把跟来的敌人打退，让他们也进入陕甘苏区，使苏区人民遭殃，我们就对不住苏区的人民。所以，一定要下决心在这里打一个胜仗，最少是把敌人打退，不让他们跟着进苏区。
吴起镇一带深沟断崖，是典型的黄土高原的地貌。从高处往远方看去，只见一道又一道的深沟，沟与沟之间是小块平地，当地称作源；再过去又是深沟。在这样的地区作战，不利于骑兵活动，而有利于我军埋伏。再加上已经到了苏区，士气高涨。打这一仗，无论天时、地利、人心，都对我们有利。彭德怀同志在前面指挥作战。战斗开始后，我们跟毛主席到附近山上去观看作战情况。到了山上只听到稀稀拉拉有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当时大家很着急，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没有多久，传令兵来报告说，已消灭敌军一个骑兵营，主力正在追击敌军，可见作战相当顺利。后来知道，彭德怀是乘敌军下了马，从深沟中牵着马艰难地往源上走的时候，用伏兵突然压下去，一下子就把敌军压垮了。敌人在深沟里，逃也逃不了。据统计，这次战斗共击溃敌军3个骑兵团2000余人，俘虏敌军约700人，缴获战马约1000匹，使敌军一时间不敢再来侵扰。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毛主席十分高兴，写下了那首很有名的六言诗，赠给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作短暂休整后，因为知道当地苏区主要负责人正在下寺湾开会，我们就经保安向下寺湾前进。还没有到下寺湾，他们已经派部队来接我们了。在下寺湾，我们见到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和副书记郭洪涛；也知道了当地的红军主力是红十五军团，这是由原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甘后，同当地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而成的。原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分任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委。这时徐海东他们正在郴县（今富县）西南指挥作战。
对朱理治、郭洪涛两位同志，我过去不认识；但是，当时在陕北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聂洪钧我们是认识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他很熟悉，因为他原来是中央苏区的干部，以后经过上海的临时中央调出来到北方局，北方局又把他派到陕甘苏区，成了当地的军委主席。我们来这里前，当地的肃反“左”得很厉害，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刘志丹被捕前是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陕北苏区创建人之一，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被抓的过程很特别。那次，他正在去十五军团部开会的路上，碰到了几个骑着马由西北军委派往十五军团送信的通讯员。通讯员看他是首长的样子，有几匹马而且也是去十五军团部的，就把信交给他。他一看，内容是西北军委要十五军团保卫部去抓刘志丹。刘志丹十分镇静，把信重新封好，让通讯员仍把信送到军团部，他自己直接到在瓦窑堡的西北军委，说，你们要抓我，我就来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刘志丹的党性十分强。如果他看了那封信，不到瓦窑堡，而到驻在附近的第八十一师，这个师是由他过去领导的陕北红军改编的。这样，保卫部就抓不到他了。如果十五军团两部分红军内部发生严重冲突，陕甘苏区就完了。后来，我们见到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时，他就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
那时，国民党军正在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左”的肃反错误，就不可能把全苏区党政军民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粉碎敌人的“围剿”。因此，毛主席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同时，成立了以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为首，并有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
5人工作组，对被捕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工作。
在下寺湾，中央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还有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共9人，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原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改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红十五军团，仍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辖第七十五、七十八和八十一3个师，另一个骑兵团。整个方面军共一万余人。在这次改编中，彭德怀同志又一次表现出顾全大局的优秀品格。当时，一军团人多一点，三军团人少一点。他主动提出取消三军团，改编成一个师，合并到一军团去，就是第四师，由一军团调来的陈光任师长，原三军团的彭雪枫任政治委员。东征时，一军团的第一、第十三团又合编为第一师；在瓦窑堡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由周恩来兼主任。
我们在下寺湾时，徐海东正在前方指挥作战。十五军团的军团部设在甘泉南面的道住铺。当我们到达军团部时，徐海东已从战地赶回。他是红军中的一员虎将，窑工出身。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四川转移后，他率部在鄂豫皖坚持斗争，家里的人大多被国民党杀害了；1935年率部转战到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师。他原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当然很关心四方面军主力的情况。其他同志也问：为什么四方面军没有一起来啊，为什么张国焘没有来啊？所以，同十五军团会师前，毛主席嘱咐我们，先不要对十五军团的同志讲张国焘的事。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他就问我张国焘的情况，我只好说我也不大清楚，以后毛主席会对你讲的。程子华和我们原来相识，他是从中央苏区调到鄂豫皖苏区去的。他也来问张国焘的情况，也由毛主席直接同他讲。毛主席怕原二十五军的同志对张国焘的问题一下子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不是马上把分裂的全部情况告诉他们，而是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过程，慢慢了解真相。对陕甘苏区一些同志，在纠正他们肃反的错误时，也很注意工作方法，不是简单从事。记得开始时有那么几个月，陕北原来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出布告的时候，下面的署名是主席聂洪钧，副主席周恩来。我们看了这样的署名都觉得非常好笑，周恩来怎么成了聂洪钧的副手？同时也深深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处理这类敏感问题时是非常慎重的，非常顾大局的。不久，刘志丹等人放出来了，任命刘志丹为新组建的第二十八军军长。同时，也不责怪原二十五军的同志。大家也就团结起来了。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他们调整了对陕甘苏区“围剿”的部署，东西对进，企图把党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歼灭在洛水和葫芦河之间。敌军兵力3倍于红军，但会师后，红军实力增强了，士气提高了，5天内直罗镇一仗，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抓了5000多俘虏，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粉碎了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说，这是为党中央在西北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统一战线
驻守在陕甘苏区西面和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这两支部队与别的国民党军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后，根据蒋介石不许抵抗的命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从东三省退到关内。他同日本人有国仇家恨，有较强的抗日愿望，因而对“剿共”并不积极。杨虎城更是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有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对“剿共”也不积极。中央一到陕北，十分重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在1935年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这时，日本人策划所谓“五省自治运动”，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民族危机愈加严重了。爱国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壮歌声，就是在这一年唱出来的。
由于东北军的驻地和陕甘苏区靠得比较近，红军同他们打过几仗，抓到一些俘虏。会师前，徐海东率领十五军团在甘泉附近的劳山和榆林桥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打过两仗，俘虏了好几千人，其中在榆林桥战斗中俘获的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后来在沟通我们同张学良的联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时我们对东北军的俘虏采取集中训练的办法，给他们讲东北沦陷后的情况，演文娱节目，唱《流浪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歌曲；同时，生活上优待他们，派人同他们谈心。我们政治部的秘书长周桓是东北人，家在鞍山附近，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在当地站不住了，就跑到中央苏区，一直在政治部工作。周桓同那些东北军是老乡，共同语言更多，我们就派他做东北军的工作。经过训练，这些东北军俘虏的觉悟提高得很快，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我们又把他们派回去，这样就扩大了我们党在东北军中的政治影响。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因为脖子上有个疤痕，外号叫高疤脖子，打仗也很勇猛，十五军团同他那个团作战时伤亡较大，所以，徐海东对他很恼火。高被俘后，徐海东打了他两个耳光，以后一直关在那里，因为忙于作战，来不及处理。中央到瓦窑堡以后，就把高福源提出来审问，做他的工作。他提出要回去。当时，彭德怀同志和我带领部队驻在甘泉附近，毛主席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有那么一个人，我把他送到你们那里，你们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接着，把高福源送到我们那儿。高福源一到我们驻地，彭德怀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住在一起。高福源没想到彭德怀这么大一个司令，会跟他住在一起。彭总还交代我们政治部做他的工作。我同他谈过多次话，周桓更是天天陪着他。
那时，红军包围甘泉已经不少日子了。但那是一个在半山上的小城，很不好打。里面驻有东北军一个团，由一个叫张文清的师参谋长在那里指挥。我们希望他们能主动撤出，就让高福源爬到城墙边坟堆后去喊话。他连话筒也没有，就说我是高福源，要那个哨兵把师参谋长叫出来。这位师参谋长认识高福源。高福源就说，红军希望同我们联合，打回老家去。那个参谋长说：你说这些我不相信，你背后都有枪顶着哩，你要谈，明天进城来谈好不好？高福源回来向彭德怀报告。他说我可以去，只要你们同意。我们说：他万一把你扣起来怎么办？高福源说：他不会，我还要回来给你彭总司令报告谈的结果，请你相信。第二天，高福源真的去了，大出张文清的意外、但他仍然疑心很重，又提出要高福源带一个红军干部来谈判。我们就派周桓同高福源一起去；同时，杀了猪，准备了粮食、烟酒等物品，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等标语一起带去。因为甘泉被围困了不少日子，什么都买不到，食品供应已中断好久了。在谈判中，张文清表示要回洛川去向张学良报告。那时，城里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电台。他知道了这件事，就要高福源到洛川去见他。并且让红军派一个人来。周桓就陪高福源一起去见王以哲，商定红军与他建立电台联系。后来，又派李克农去见张学良。过了不久，我们忽然收到王以哲的来电说，张学良希望近期在延安会见周恩来。这样，党中央同张学良的联系就正式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在甘泉被我们包围的东北军准备撤走，走的时候我们组织群众进行了欢送。
对西北军杨虎城的工作也很见成效。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的部队中早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曾担任过他的秘书长的南汉辰也是共产党员。那时，我们派了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和中央特派员汪锋同他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其中也发生过一些曲折。红十五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在直罗镇战斗中，东北军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也是在被俘后杀掉的。当时，有的同志只知道勇敢作战，对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也不了解争取东北军的重要意义，抓住了敌军的大官，就自作主张地杀掉了。也有的同志因亲属、战友、乡亲被国民党残酷地杀害，便把仇恨集中到了俘虏身上。在王明“左”的错误统治时，做兵运工作只能做下层工作，不能做上层工作；只做士兵的工作，不做军官的工作。后来，钉子碰得多了才有所转变。党中央把统战工作做到张学良、杨虎城头上去，过去谁敢呀？杀俘虏的虽然是少数部队、少数人的行为，但影响很不好，不符合党的政策，中央做了许多工作，才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
中央在和张学良、杨虎城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同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开始打通。九一八事变后，尽管蒋介石仍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但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却漫无止境，蒋介石看到：“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就不得不“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他派人同共产国际和中共进行接触和试探。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人物是他的亲信陈立夫。陈一面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邓文仪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同王明、康生等人都认识，这些人当时都在莫斯科。后来，驻国际代表团就派潘汉年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另一面，陈立夫又派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市设法寻找中共的关系。曾通过在天津参加过觉悟社的湛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双方初步会商后，地下党派党员张子华、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双方会商情况及国民党当局希望同中共谈判的要求。
那时，毛主席正率部东征在山西。留在瓦窑堡的博古、林伯渠听取张子华、董健吾汇报后，就赶到前线同毛主席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听了他们的介绍后说：方针是继续积极联络。同时，决定周恩来同志准备出去同国民党谈判。8月，潘汉年回国后也辗转来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这时，中央已从瓦窑堡转到保安。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就正式派周恩来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公开谈判，合作抗日。 渡黄河东征 1935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在中华民族存亡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会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林育英）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人民阵线精神的《八一宣言》和电报密码本从莫斯科回来。会议分析了形势，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确定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方向。那时我们还在保安一带的山沟里，没有占领延安，在讨论中，大家觉得陕甘根据地的面积大小，人口也很少。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会师后已有一万多人，粮食已快吃完，冬天到了需要棉衣，当地没有棉花、不出棉布；同时，听说四方面军也快要出来了，陕甘根据地养不起这许多军队，必须发展根据地。向哪儿发展呢？北面是榆林沙漠、绥德有阎锡山的两个师，西面和南面是中央军和张学良的部队，我们顶多只能到洛川和甘泉，也不容易发展，剩下一条路，只有向东面发展，就是过黄河到山西、河北去发展。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军队领导同志不赞成，普遍的情绪是不愿离开根据地。这也难怪，因为长征走了一年，一直没有根据地，吃了很多苦头，好不容易走到了陕甘苏区，这个地方虽然穷，总是个歇脚的地方！大家都希望休息一下，要求先巩固再发展。但是，毛主席认为如果限制在陕北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生存都很困难，所以，不能以巩固求发展，而只能以发展求巩固。最后，毛主席说服了大家，瓦窑堡会议还是决定东征。
那时候讨论问题很民主。东征一提出来后，就征求意见，要大家把困难都摆出来。
东征就得过黄河，大家很有顾虑。谁都记得，长征中几次过河，包括过湘江、大渡河、金沙江、乌江，都非常危险。现在又要过比那些河更大的黄河，大部队有没有可能迅速渡过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黄河？河对面的阎锡山部队是怎么布防的？能不能突破他们的防线？过河后，如果站不住脚还能不能顺利回来？反正顾虑不少。这个时候，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主席）要走就让他走吧，我到陕南去。彭德怀和我虽然也不想离开陕北，但他比较顾全大局，没有听林彪的。那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但除十五军团外，兵力主要在一军团，而林彪是一军团的军团长，如果听了林彪的，不就分家了吗？
毛主席对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动摇的，准备工作也考虑得很细致。为了弄清情况，他派彭德怀、林彪分头到前方去调查，查清这些问题。他们依靠群众，派侦察兵，坐着羊皮筏子夜渡黄河，用了半个月时间，摸清了河东的敌情。他们回来汇报，认为渡河的技术问题可以解决；同时，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不强，过河没有问题。但是，对回不回得来的问题，大家的争论仍很激烈。彭德怀也有点顾虑，他和毛主席共同研究怎样保证部队能回得来的作战方案。毛主席说，他不能保证回得来，但只要做好工作，把船只准备好，在西岸等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确保过河部队不同陕甘根据地脱离，必要时可以安全撤回河西，毛主席还和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在保安的周恩来发电报，要他亲自到黄河边的清涧县驻地来统一指挥二十八军等，在沿河东西两岸各七八个县的长线上，发动群众，拆毁敌人的堡垒，保持渡河点，保障前后方运输畅通。这样，2月18日就正式下达了东征的作战命令。
东征时，红一方面军使用的名称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主席是政委，彭德怀是司令员；参谋长是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是我。渡河前，毛主席先到黄河边，叫叶剑英和我去组织渡河。一个任渡河司令员，一个任政委。 1936年2月20日傍晚，红一、红十五军团在绥德的沟口和清涧的河口这两个渡口分头强渡黄河。当时，黄河解冻不久，河边上还有一点冰渣子。阎锡山没有估计到我们会突然过河，他的河防部队很松，所以渡河很顺利，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晋军100多里路的防线突破了，并且包围了石楼县城。
红军一过河，阎锡山急忙调集十四个团的兵力，分四个纵队前来反扑。开始时我们胃口很大，想一下子把它都歼灭掉，结果不行。这时毛主席在石楼县的大麦郊一带指挥，就决定分兵游击。一军团南下向洪洞、赵城，一直打到侯马北面。程子华率领十五军团向北打到太原附近的晋打，然后转战晋西北。一路上不进县城，只在乡镇、农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筹款，扩兵。到了山西，有地主土豪可以没收，有东西可以吃，比陕甘苏区好得多。原来想经过山西向河北发展，或者推进到接近蒙古的边境地区。这时，阎锡山慌了手脚。多少年来蒋介石一直想把手伸进山西，总受到阎锡山的抵制。这一次阎主动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介石立刻乘虚而人。调集10个师入晋助战，并派陈诚协助阎指挥。红军面对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去河北已不可能，在山西的活动余地也不大，决定回师陕甘。先逐步收缩兵力于晋西，5月5日全部顺利地回到陕北的延长、延川地区，胜利结束了东征战役。最可惜的是刘志丹同志在东征中牺牲了。陕北人民对刘志丹是很有感情的。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
这次东征的收获比较大，除了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宣传了抗日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第一是扩大了兵力，75天中共招收新兵8000余人，那时山西的老百姓很穷，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军。第二是筹得了红军急需的一批物资如布匹、棉花等，款项也筹了不少，解了燃眉之急。记得这时我第一次看到50两银子铸成的大元宝，这是从土豪家的地窖中挖出来的。第三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迫使阎锡山把驻在绥德的两个师调回山西增援。在陕北，绥德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他们一撤，绥德就是我们的了。同时，红军又先后占领了吴堡、佳县、神木、府谷地区，陕甘苏区扩展到了黄河西岸。西安事变前后，胡宗南部和东北军一撤，我们进人延安，又到了甘肃的庆阳和宁夏的海原、固原，陕甘宁根据地就比较大了，有可能成为中央得以安身的根据地。
回师休整期间，红一方面军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于部会议进行总结，会议开了十几天，分几个会场，一军团一地，十五军团一地；一军团又分成两地讨论。大家有什么讲什么，没什么顾虑，除肯定成绩外，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突出的事例是批评一军团的本位主义。一军团在洪洞、赵城一带扩兵比较多，筹款也多，而十五军团在北线牵制敌军，主要是在山区活动，伤亡比较大，而扩兵和筹款都比较少。中央要一军团分一部分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坚决不答应，强调自己的编制也还不足，表现出严重的本位主义。大相寺会议上，毛主席每个会场都去了，听后作了个结论，批评了一军团，聂荣臻同志出来承担责任，说他是政委，没把好舵，应该由他负责，并且作了自我批评。原三军团的同志在会上也有些意见，认为不应该取消三军团的番号；同时，在三军团改编成一军团的第四师时，政治委员是彭雪枫，把原一军团的陈光调来当师长，他们两人性格不一样，在有些事情上合不到一块，东征中有些不团结，在会上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开得很好。 挥师西征
在大相寺会议上还进行了西征的动员，组织了西征军，经陕北的三边地区和陇东的环县等地，向宁夏方向推进，由红一、红十五军团和八十一师以及骑兵团组成，共1．3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为什么要西征呢？主要的考虑是要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当时红军的战略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向东发展受阻后，西部北的三边、环县一带直到宁夏的马鸿见马鸿宾部兵力较为薄弱，又可以避开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作战，是最适当的发展方向。同时，还可以伺机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以便取得必要的物资援助；向南策应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条件。
当时，共产国际的确也想在物资方面给我们援助。张浩回来时，带来过共产国际的这个信息。原来准备把援助物资运到蒙古。所以，我们对内蒙古靠近宁夏的一个叫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的地方特别感兴趣，占领了这个地方，再北上就可以到蒙古边境去取得国际援助我们的物资。但从那里到蒙古要经过沙漠，交通很不方便。这批援助物资在蒙古沙漠等了好久，但我们没有能打通过去。后来，国际又把援助物资改运到新疆。国民党在新疆的督办盛世才原来在政治上表示亲苏，但这时苏联得到情报，他快要转向反苏了。所以，没敢把物资直接运到新疆，怕被盛世才没收，只运到靠近新疆的苏联境内的沙漠地区，等了两个星期，后来就撤到阿拉木图。这件事情的经手人和见证人是陈云和膝代远两人。
中央曾经把国际准备援助我们的事向张国秦通报，他一心想抢先过去接收这批物资。按照他的想法，四方面军渡黄河北去，二方面军在黄河以南，一方面军留在陕北。这样，三个方面军就形成了犄角之势。在他写的回忆录中，承认主张同一方面军“会而不合’。所以，他一直想抢先渡河。他有过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也怕同中央会合。后来经过中央制止，才不得不按中央提出的战略计划行动，三军协同，先在甘南消灭毛炳文部，打击即将回师甘南的胡宗南部。
在西征军出发的同时，中央决定开办中国红军大学，又叫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任命林彪当校长，他既是校长，又是学员，一时离开了一军团。训练高级干部的叫高级科，又称一部，当时只有几十个人。原来的红军学校改成红大的上级科，又叫二部，训练师、团级干部。彭雪枫就是在二部受训后被派到阎锡山那里搞统战工作的；张震当时也是二部学员。还有一个步校，改称红大普通科，又称三部，训练团以下干部。红大第一期3个科共1000多人，在瓦窑堡开学，我是一部、二部的教员，以后红大改为抗日军政大学。
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以后，东线的陕北一带力量比较薄弱。6月初，国民党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由汤恩伯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部西渡黄河向陕北苏区进攻，驻在苏区南面的东北军也不得不奉命北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瓦窑堡是守不住的，准备主动撤走。既然要走，与其让汤恩伯的部队来占领，不如交给张学良，这样，他也好在蒋介石面前有所交代。因此，退出瓦窑堡前叶剑英同东北军前线部队一个师长在阵地上见了面，告诉他我们准备主动撤走，但你得等我们几天，他同意了。没想到，一天傍晚，驻在附近的一部分国民党地方部队高双成部第八十六师的两个营大约800人，突然前来袭击。这种部队同土匪没有什么区别。那时，驻瓦窑堡的红军大部分都已撤走，只有红军大学还留下几百人。红大学员打仗都很有经验，碰到这种情况，他们马上上山，占领制高点。可是，那股国民党部队在川里，你在山上反而打不到他们。他们就一直往瓦窑堡城里钻进来。我和林彪、罗瑞卿几个人在城墙上看着敌人冲来，非常着急。这时，毛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同志身边也没有兵。幸好还埋伏着一个连，就靠他们抵挡了一下。我们就把毛主席叫起来，匆忙地撤出瓦窑堡。我没有弄到马骑，周恩来看到后，大声嚷道你们哪个给杨副主任一匹马呀！可是，那时乱糟糟地谁也顾不上，我就一口气走了15里路，非常狼狈。就这样从瓦窑堡撤到保安。东北军前线部队对这件事也很不满意，说你们讲好把瓦窑堡让给我们的，让我们缓一两天，结果你们丢掉了，给国民党地方部队钻了空子。 到8月上旬，西征军已经给了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很大的打击，开辟了纵横各400多里地的新根据地。这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向甘肃南部前进。西征军主力就在豫旺、洪德一带休整，准备迎接并同二、四方面军会合。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胜利会师。张国焘南下碰壁后果然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最后还是北上了。三大主力会师后为了打退胡宗南军的进攻，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三个方面军协同，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歼敌一个多旅。这是红军基本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也是促”成西安事变的一个因素。
三军会师时，中央在保安，毛主席派周恩来同志去把朱总司令和张国焘接来，要我也去。因为一、四方面军一年前在四川会师时成立了一个总政治部，陈昌浩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也应该去接他们。临走前，我向毛主席请示，还有什么事要交代。主席嘱咐我说：你见到张国焘，切记要叫他总政委，不要国焘、国焘地随便叫。他知道我与张国焘过去在上海一起工作过，比较熟。可见，毛主席当时对处理张国焘的问题很谨慎，因为当时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对张国毒的面目还没有认识清楚。直到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会的时候，我带领军队的代表团从三原去参加会议，成员包括贺总、聂总等。会前，毛主席把我们找去嘱咐我们去看望张国焘，并且一定要叫他张主席，因为他这时已确定做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许多人都不很理解毛主席在对待张国烹问题上的一番苦心，连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不理解。比如有这么一件事：在党中央迁入延安以后，红军大学的同志开会批评张国焘的错误，罗瑞卿当时是红大教育长，会议由他主持。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几位学员误认为是一方面军干部来“审讯”四方面军干部，要拖枪出走。罗瑞卿没有向毛主席报告，就在红大开会斗争他们几个人。毛主席知道了，把罗瑞卿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并且命令他立刻停止斗争，决不能这样干；又亲自去许世友等人那里，看望他们，把他们放出来，给他们讲道理，说明张国寿不能代表四方面军，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同对其他红军的态度是一样的；同时指出，你们几个人跑出去能干什么呢？应该和我们团结在一起干革命，说得许世友等人心服口服，所以后来许世友同志对毛主席一直怀着很深的感情。毛主席这样做，不是对张国带的错误让步，而是为了维护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这个大问题。
三大主力会师时，我们同张学良的关系已经搞得很好了，他把东北军占的一些地方主动让给他们，庆阳是他让的，后来延安、洛川、挪县等地方也都是他让的。当时，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红军集结在甘肃的洪德与宁夏的盐池间，准备再次打击胡宗南部。我正在十五军团，接到总部的电报说蒋介石被抓起来了，并要我马上回去。消息传开后，军营内外一片欢腾，普遍情绪是要求杀掉蒋介石。当时各方面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政治局讨论后，认为张、杨的行动是逼蒋抗日，有革命意义。
紧接着，根据张学良来电的要求，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去，协助张、杨共商大计，处理事变后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并且建立了电台联系。当时中央集中考虑的是3个问题：一是如何向张、杨解释苏联《真理报》社论的问题。因为苏方对事变的真相不明，生怕中国会发生内战，所以《真理报》指责张。杨是受日本操纵，搞政治阴谋。我们只能如实地对张、杨说：苏联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发的社论，不代表我们的意见。第二是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究竟是杀还是放。开始有不少人主张杀，张国案表现得最激烈，其他一些同志也有主张杀的。但是，经过研究，这时潘汉年又从上海发来电报，说南京的亲日派很嚣张。中央决定要和平解决。第三是，调整红军的兵力部署，以便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北结成“三位一体”。红军除留一部在北线继续监视胡宗南部外，主力南下经庆阳、西峰镇，集中到咸阳，东北军和西北军集中在临像渭南间，三者互相呼应，摆开阵势，以备迎击从东面向西安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
当时西安的情况十分复杂。张、杨虽在捉蒋及联共抗日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和情况也有所不同。张学良豪爽，有侠义气概。在当地，东北军是主力，他的意见往往对事情起决定作用。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很尊重周恩来，但他力量比较小，同东北军之间还存在一些隔阂，生怕被张学良吃掉。下面“左”的、右的，主战、主和各种意见也很分歧。张学良放蒋时随蒋去南京后被扣，西安群龙无首，更是乱得很。那时，红军总部在云阳，周恩来同志经常在西安、云阳间来往，有些事情需要红军协助的，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办。比如，被东北军开除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我们就收留下来，加以训练，有的训练后再回去。我们还做杨虎城军队的工作，主要对象是赵寿山，他的部队当时也驻在三原，我们同他的关系很好。
东北军里有两个受到张学良重用的年轻人。一个叫应德田，是张学良的政治秘书，后来任政治处处长2一个叫孙铭九，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抓到蒋介石的那个营长，后来任卫队团团长。他们是东北军中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扣留后，东北军中少壮派同元老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少壮派不顾大局把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打死，引起东北军高级将领极大不满。两个人在东北军中呆不住了，跑到云阳红军总部来。他们见了面就骂红军，说你们出卖了张学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先以礼相待，耐心地说明抗日联蒋的重要性；向他们解释张学良陪蒋介石去南京以前没有同我们商量过。彭德怀和任弼时同志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住了一个多月，就到北平去了。全国解放后，他们两人到北京来，见到我们，表示很惭愧。这两个人现在都已去世。
从陕甘支队到陕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发展统一战线，终于打开了原来的孤立局面，建立起一块比较大的根据地，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大大提高了。美国记者斯诺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陕甘苏区的，他的《西行漫记》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如果红军当时按照张国焘的主张全部南下而不是北上，抗战爆发时，红军还在四川和西康的边界地区，即使没有被国民党军队消灭或者饿死，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抗日前线，迅速壮大实力，开辟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抗战中起中流砸柱的作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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