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长征，我觉得有两个关键：一个是上面说的遵义会议，另一个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正确地开展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就没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以后我们党在西安事变时就起不了那么大的政治作用，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也不可能很快就打开那么大的局面。

四渡赤水前后

    遵义会议前，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没有赶到黔北。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在遵义附近休息了将近半个月，部队进行了整编。遵义会议后，“中央军”薛岳率领的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还有川军、黔军和滇军先后集中到川黔边地区，我们要迅速跳出敌军的包围，移师北上。那时，准备从长江上游的沪州、宜宾间北渡，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立根据地，实现遵义会议的战略决策。军队中的几个四川籍的同志高兴得很，刘伯承、聂荣臻都很赞成，特别是罗瑞卿、朱老总，在四川很有影响，大家都希望进川，认为红军到那里去，再发展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渡江作战计划》，命令各军团集中到赤水河东岸的赤水、土城地区，以便占领渡河点迅速抢渡长江。这时，川军刘湘害怕红军进人四川，已调集12个旅40多个团的兵力，在长江北岸设防。红军前有大江阻挡和川军堵截，后有蒋军追击，面对这种险恶的局势，及时调整了部署，在川黔交界地区来回穿插，四次横渡赤水河，迷惑并调动敌军，终于奇迹般地突出重围，大踏步地挥师入滇，渡过金沙江北上。

    四渡赤水确实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有3．5万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今天过河西，不几天又回河东，加上春雨连绵，敌机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好，睡不好，以致怪话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有数，就是和敌军打圈圈，让他们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在毛主席和中革军委指挥下，红军灵活机动，避强打弱，声东击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真采纳下级建议，使行动符合战场的实际情况，这和博古、李德的主观、专擅完全不同。其中，作为长征中主要战将之一的彭德怀，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渡江作战计划下达后，三军团奉命以急行军赶到土城附近，当时，一军团已经攻占土城，正向北面的赤水进发。土城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川军得悉后，立刻向土城进击。毛主席和中革军委得知来敌是川军郭勋棋旅的4个团，随即命令彭、杨统一指挥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的第二师，利用有利地形，歼灭来犯之敌。28日拂晓，我军向青扛坡敌正面阵地发起进攻，经过3 小时的激战，突破了敌军阵地。川军一个旅赶来增援。我军当时子弹很少，一个人只有20发，进攻受阻。这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来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近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觉。当晚，毛主席、朱总司令亲临前沿观察，只见周围的山头上，四面都是敌军的探照灯、信号弹，照得夜空雪亮，电台的马达声也隆隆直响，反而使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判明情况后，军委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渡江计划，命令红军赶快撤，在第二天拂晓前脱离此敌，西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后来，毛主席总结了上城之战的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

    渡过赤水后，原来准备经过古蔺、叙永向长宁集中，到宜宾附近北渡长江。但很快就发现各路追敌已逼近川南，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而红军在行军中落伍的人数比较多，2月7日，彭总和我向军委建议：转向鸡鸣三省地区的云南扎西（今威信），进行部队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军委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当天作出《关于我军向川黔边发展的指示》。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改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4个团，直属军团部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因为袁国平同志病了，中央派少奇同志来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又派伍修权为副参谋长。11日，红军掉头东进，回师黔北，同黔军和尾追而来的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这是二渡赤水。

    红军离开遵义地区才半个月，突然回师，当时必须保守军事机密，很多指战员不理解，思想问题很多。彭总对新到任的少奇同志说：部队普遍的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脱离中央苏区后没有根据地作战带来的极大困难。事实证明，彭总对部队的情绪把握得很准，同时也始终深信指战员们的高度思想政治觉悟。

    遵义战役是二渡赤水后发动的。3月25日，三军团奉命向桐样进军途中，从俘虏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3个团；又从电话中监听到，离娄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驻有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能参战的兵力共4个团。我们立刻向军委报告：“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和一军团协同向黑神庙之敌发起攻击。当天午夜，朱总司令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命令坚决消灭娄山关的守军，“全军统归彭、杨指挥”。

    26日黎明，三军团第十三团跑步抢占娄山关口，利用有利地形，多次打退向关口冲击的黔军；与此同时，一、三军团主力迂回到敌后，在黑神庙等地发起攻击，黔军乱了阵脚，纷纷向遵义方向清退。我们得知遵义守军只有一个营，军心已极度惊慌。第二天凌晨，我们命令三军团不顾疲劳，乘胜追击，沿盘山公路直逼遵义城。遵义城以河为界有新城旧城之分。一、三军团协同先攻占没有城墙的新城。下午，军团参谋长邓萍和第十一团政委张爱萍，一起匍匐在河边的草丛中，观察攻打旧城的地形，突然一颗流弹刚好击中邓参谋长的头部，伏在他身旁的张爱萍被溅得满身是血。这位曾经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创建湘鄂赣苏区、坚持井冈山斗争、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牺牲在遵义城外，这是三军团的重大损失。痛失战友的德怀同志，命令怀着满腔悲愤的指战员们，连夜向遵义旧城发起猛攻，终于打开旧城，肃清残敌，在28日晨再度攻克遵义。邓萍同志牺牲后，应军团部的请求，叶剑英同志接任三军团参谋长。

    这时，蒋介石急令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渡乌江北上，孤军驰援遵义城，被我一、三军团从两边夹击，大部被歼，残部向乌江溃退。

    遵义战役中，红军在3天内连下桐样、遵义，击溃黔军王家烈8个团、蒋军吴奇伟两个师，缴获枪支1000以上，捉到2000多俘虏。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指战员们走得那么苦，一下子打了个大胜仗，又是唱又是跳，两三天不想睡觉，那股高兴劲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敌军狼狈不堪。当时，我和彭总站在娄山关石碑的坡上，但见那些俘虏早已把枪甩得远远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垂头丧气地向指定的方向集中。吴奇伟呢？在突然遭到红军夹击时带了一个团仓皇掉头渡过乌江，下令砍断浮桥的保险索，把1000多官兵甩在江北岸，做了红军的俘虏。兵败如山倒，那时真看到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扎西整编后的4个整团，只有一个团仍能维持原来的编制，每个连只有五六十人。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飞到重庆督战。他判断红军将乘胜直奔“乌江东岸，图与萧、贺合股”，指挥驻川黔各军，严密封锁乌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地区。局势相当严峻。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在这次战役中特设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为了免受敌军的夹攻，3月16日，前敌司令部指挥红军三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街、叙永地区。这一来，又把蒋介石的近50万兵力吸引到赤水河西，星夜赶筑碉堡，企图用紧密衔接的碉堡封锁线，迫使红军在古商地区决战。20日傍晚，前敌指挥部断然决定：“出敌不意，折而向东”，闪电式地限ZI日夜四渡赤水。5天之内，红军在赤水河两岸高强度的运动战中，突出重围，把敌军甩在赤水河西。那确实是神来之笔！四渡赤水后，军委曾考虑向西南行动，扩大机动，以转移战局。彭总和我分析战场态势后，认为“目前向西南寻求机动很困难，首先要突破周（浑元）、王（家烈）、孙（渡）纵队，很难完成达到黔西、大定地域的战略任务”，而在东南方向，由于原在乌江沿岸设防的周谭元、吴奇伟纵队及黔军已经被我军吸引北上，敌方兵力空虚，因此建议：目前“转到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记得1月初，三军团北上时曾在茶山关、桃子台渡过乌江，那里江面的宽度只有100至150米，如果利用沿江的竹木架设浮桥，用4至6小时就可以架成。25日晚，我们将意见报告朱总司令，朱总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立刻集结主力南下，再一次命令彭、杨指挥一、三两军团迅速向乌江前进。那几天，正是清明前夕，连日阴雨，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敌军摸不清红军的去向，他们既怕我们到四川，又怕我们回湖南，却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南下。30日，我们到达乌江边时，南岸的守敌只有一个营，我军先头部队在风雨呼啸中乘竹筏夜渡乌江。第M天，大军分3处架设浮桥过乌江。蒋介石的四五十万重兵又被远远甩在后面。

疾进云南

    过了乌江后，我们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迅速推进到贵阳东北地区。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城内督战。3月24日，他从重庆飞抵贵阳时，在“训话”中宣称：“要紧缩包围圈，与红军在遵义地区决一死战”，“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他怎么也想不到，相隔不到10天，贵阳城外竟贴出红军的标语：“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在薛岳率领的中央军渡乌江北上后，贵阳地区只留下四个团的兵力，守备城防的不足两个团，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急忙调滇军孙渡纵队兼程赶来，并且判断红军可能向黔东的黄平、施秉推进，同二、六军团会合于新创建的湘鄂川黔苏区，立刻部署湘、佳军在那个方向堵截，又调吴奇伟纵队向东疾进。4月7日，我前敌司令部又一次作出完全出乎蒋介石意外的决定，命令三军团以一个团佯攻贵阳，引开敌人，这个团推进到高贵阳只有15里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贵阳了；主力却乘隙从贵阳、尤里之间穿越湘黔公路迅速南进。“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只是我佯攻部队的虚张声势。一时，在战场上出现这样的局面：敌军向东追，红军主力却悄悄地朝西南向云南疾进，双方正好背道而驰！

    10日，前敌司令部为了争取先机，摆脱孙渡和吴奇伟纵队，命令红军西进到贵阳西南的广顺、长顺集结。彭总对此十分赞赏。我们仔细研究了西进的地形，认为广顺以西30里，地势起伏，尚可作战；再往西直到北盘江畔，尽是峻峭的石山，同敌军作战容易陷于对峙局面。13日，我们致电朱总司令转中革军委，“建议野战军以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平彝（今富源）、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战”。理由是：平、盘两县是黔滇咽喉，四面都易出击，我军人滇后将推进改为疾进，回旋余地更大，使敌难以封锁；而且，追敌周浑元和吴奇伟两部与地方有磨擦，他们离后方越远困难越大，更易为我军战败。因此，目前我军“应抓紧取得时间才有空间。我们往西甚至人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开展在黔边的新局面。”

    中革军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命令部队立刻在北盘江架设浮桥。18日，三军团渡过北盘江，改推进为疾进，占贞丰，取兴仁，人普安，几乎每天打下一个县城。22日，和一、五军团及中央纵队会合，第二天到达黔滇边的盘县。24日，红军从贵州进人云南省境。29日，中革军委发布北渡金沙江的指示时，我们已经过沾益，到达寻甸。5月4日，以每昼夜80公里的速度赶到军委指定的金沙江畔的洪门渡。9日，在西边的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向川西南重镇会理进发。

    我们西进路上，因为黔滇两省的敌正规军多被蒋介石调空了，守备地方的多是民团，几十条枪，一打就跑，红军的士气越来越旺盛。打开一个县城，总有点东西可以没收，红军在四渡赤水那一段走得实在苦，一到云南就好了，生活也大大地改善了。特别是云南的地主，仓里藏的不是稻谷，而是大米，拿来一淘一煮就行；火腿很多，用刀四面一切，只吃中间最精美的一块；宰了猪，中间挖两块最好的肉，吃了就走，后面来的部队就有意见，因为留下来的肉都臭了。但那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急着赶路，哪有时间精心处理这些事啊！

    敌人的地面部队赶不上我们，便派飞机来捣乱。4月底，我们进军到沾益县的白水镇以东地区，突然来了7架敌机。那里是开阔地，四周没有遮掩物，田野上的麦子也长得只有一尺多高。军号一吹，部队就地散开，各找各的地方隐蔽。我匍匐在一个深坑里，头在里面，腿有一些露在外面，上面有一棵小树，身旁是两个侦察员。突然一个炸弹开花，接着又是第二个……这时，我感到小腿上被什么东西捶了一下。待敌机飞走后，我从坑里站起来，只见右肢的绑腿被打烂了，鲜血不停地从绑腿布渗出来工身旁的侦察员被弹片从背上穿过，再也没有站起来。我试着迈动右腿，还可以，但走了几步就不行了。有人就喊：“政委负伤了！”“政委挂彩了！”尘埃落定，彭德怀同志便带着担架队过来了。担架抬着我走不多远，敌机又来了，我被抬进水沟里卧倒。这次敌机连续轰炸，我们因为地形不利伤亡了300多人，组织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刘志坚都负了伤。当天，一个俘虏过来的军医给我开了刀，3块弹片，取出了两块，另一块进得很深，只好留在肌肉里。碗口大的伤口，用灰锰氧水洗一洗，塞点药棉，包扎后继续随军行动。当天下午，这个医生就跑掉了。这是我从广昌战役后的第二次遇险。后来，战士们想出了新点子，在重机枪的枪筒前面，加一个土制的十字架，敌机俯冲时对空射击，果然打下了两架敌机，一、三军团各打下一架。我们审问被俘的飞行员，怎样找目标？他说：哪里马多就往哪里炸，因为当官的才骑马！我们就和伍修权开玩笑，说他和李德暴露目标，因为李德骑的是匹白马，特别显眼！在延安时，我请医生查一查，是否需要再开刀？医生说，弹片已在肌肉里，开刀没意思。所以这块弹片至今留在我小腿里作为纪念，但伤疤已经很小了。

    我受伤后，伯钊突然来看我，令我喜出望外。离开中央苏区时，伯钊被编入中央工作团，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30多位女同志在一起，领导人是董必武和徐特立同志，随中央卫生部行动。一路上，她在行军队伍中前后奔走，做宣传鼓动工作；到宿营地时，又到驻地群众中做社会调查，慰问伤员，分配没收来的物资，甚至筹粮管伙食。作为一名红色文艺战士，只要革命需要，她什么都干。在湘江畔，在老山界，都能听到她的歌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徐特立、成仿吾和伯钊都被选为文教委员会委员。过了北盘江，中央纵队和我们会合了，但三军团急于向云南进军，我们没有机会见面。这一次她为什么会那么快来三军团看我呢？伯钊说：周副主席得知你们在空袭中损失比较大，立即派出了救护队，要她马上带着担架队，前来参加救护和伤员转移工作。彭德怀同志说：“谢谢首长的关心。”接着风趣地问：‘周副主席派你来还有别的原因吧？！”伯钊不好意思地说：“周副主席说，尚昆同志也负了伤，要我代表他表示慰问，并帮助照看他。”彭总说：“这就对头了，你赶紧去照看杨政委吧！”

    见了伯钊，我当然高兴，对恩来同志的关怀十分感谢。我告诉伯钊受伤的经过，指着伤口说：“伤势不重，已经处理好了；你来了正好，看看我们部队的情况，回去报告军委首长，请他们放心。”当时，彭总和叶剑英参谋长都让伯钊留下来。我说：“部队快要过金沙江了，各有各的任务。”伯钊说：“你们对老杨的照顾比我好，我来看一看就放心了。我得回去。”说着，她就领着担架队回中央工作团去了。

    伯钊第二次来看我是渡过金沙江以后，那是在会理城郊，部队正进行小休息，准备攻城。她带着宣传队下炮兵团的连队教唱歌。彭总、叶参谋长和我正在研究攻打会理城，见伯钊来到军团部，彭总打趣地问：“你的情报为啥这么准，一下子摸到我们军团部来了？”伯钊看着我直笑，我只好向彭总“坦白”：伯钊刚好在军团部对面的一个连队教唱歌，听到她的歌声，我便约她来了。彭总说：“那我就不‘追究’了。”说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包冰糖来招待客人。听说我们将要攻打会理城，伯钊抓住机会对彭总说：“军团长，我请求参加打会理城一仗。”彭总说：“我没有带过女兵，再说，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你要上火线，得请杨政委批准。”我便替她央求说：“文艺兵也要体验一下真正的战斗生活，请你高抬贵手，批准她的要求吧广彭总这才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只准在指挥所观战，不准到前沿去。”满足了伯钊的要求，她比什么都高兴。最后，彭总诙谐地说：“牛郎织女，战地相会，有什么悄悄话，你们抓紧说吧。战斗一打响，可就没空说了！”

会理会议

    过了金沙江，追敌被我们甩在江南，远远地相隔一个多星期的路程。主力红军在会理附近休整，三军团奉令攻打会理城。

    会理是川滇间的交通要道，守敌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刘湘的一个旅。红军一到，北面的西昌守敌就派一个旅来增援。敌军凭借坚固的城墙死守待援，三军团屡攻不克。

    5月12日，中央通知彭德怀、刘少奇和我到会理城郊的铁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当天下午14时赶到。少奇同志因故没有参加。我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着去的。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到会的是军事三人团的周恩来、毛主席和王稼祥，中革军委的朱老总，和一、三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和我。会场设在一个打麦场上临时搭的草棚里，晚上我们就在窝棚里打地铺。

    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它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我腿伤后坐了半个多月担架，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也没有同彭德怀同志商量过，看了林彪的信，才感到问题很严重。

    聂荣臻同志是一军团政委，他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主席）这样指挥还行吗？为了这件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当时因战斗紧张，没有顾得上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到会理以后，才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聂总还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涉及到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刘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少奇同志交谈中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了信。黄克诚性格爽直，毛主席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提得不错。在三军团的师一级干部中，常常敢于给彭总提意见的只有他一个，彭总也听他的。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我作为三军团的政委，在少奇同志来以前，没有及时向中央写报告，被批评为“右倾”是自然的。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林彪同彭德怀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三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就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当天晚上，毛主席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道。

    第三件事，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同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会理会议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克服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涣散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会上批评的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把一时思想认识的错误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大敌当前，大家要顾全大局，没有在具体事实出人问题上当场申辩。但是，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我自己，当时内心也不舒畅，但还领了一项任务，要黄克诚写出书面检讨。回来和黄谈话，他就是不写。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讲原则，顾全大局，工作上能够服从，没有影响以后的行动。

    1943年9月，延安整风时，同志间彼此交心，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批评张闻天同志“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开河地乱说的。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彭德怀同志心地坦荡，有关林彪要他出来指挥部队这件事，他在会理会上只申明了一句：“我根本没有同意”，内心认为“事久自然听”，“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4次。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只有在leq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N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往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的利用。”我为什么要借此机会来讲这件事呢？因为在庐山会议那种气氛下，除了林彪出来认账外，别人不好讲；“文革”期间，更没有人敢讲，而曾经认了账的林彪，又缄口不再讲这件事。“文革”后，《聂荣臻回忆录》中简要地写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有必要再作些补充，使后人明白真相。

    会理会议最后决定：停攻会理城，挥师北上，渡大渡河，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

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斗争

    中央红军离开会理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于6月12日翻过夹金山。那个雪山海拔高、空气稀薄，能过去全靠那时年轻体壮，吸一口气，慢慢走，还是过去了。有的人例如林彪就过不去，头一天上到半山腰，他喘得不行，就下来了。第二天是用担架把他抬过去的。翻过夹金山，便来到您功、两河口一带，同先期到达懋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彭德怀同志和我率领两个团在后面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行进。18比我们完成掩护任务后，抵达懋功东南达维镇三军团驻地。

    两军胜利会师，大家都兴高采烈，特别是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走了8个多月，打了许多恶仗，人困马乏，部队减员很多，出发时8．6万多人，到懋功时还剩两万多人，而且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毡包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一个破口袋。一军团的团一级干部比我们稍强一点，还有一个菜盒子，我们连菜盒子都没有；这主要是由于物资匾乏，当然，和彭总一贯艰苦朴素的治军作风也有关系。

    四方面军号称10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8万多人。当时有一万多人的二、六军团已在湘鄂川黔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在3支红军中，数四方面军的队伍最大。他们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5月初，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从川陕革命根据地撤出来，向北上的中央红军靠拢。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不多，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我们在懋功第一个见着的四方面军领导干部是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十几个菜。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了！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党的财富，但张国焘却把它看成个人的资本，瞧不起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央红军，瞧不起党中央。

    两军会师后，军营里的热烈气氛还没有消散，问题就发生了，而且是战略方针上的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西进。中央认为，两军会合，总兵力10万，这是伟大的胜利，红军应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要北上击破已抵达阿坝一带的蒋军胡宗南部，先机在阳江和嘉陵江之间站稳脚跟，再向甘肃推进。这是一个发展革命的方针。张国焘的西进却相反。他认为红军已经退出原有根据地，是失败了。革命处在低潮，应该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川康地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深山穷谷，地形不利，不仅难以发展，并且缺少回旋余地。敌人只要在隘口派驻少量兵力，你就出不来。这样，在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迅速高涨的大气候下，共产党和红军就起不了任何作用。这是一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方针。这种分歧，在会师前已经存在，而在会师后6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便明朗化了。

    我没有参加两河口会议，听彭德怀同志回来传达说：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会上阐明北上的必要性，提出两军在统一指挥下攻打刚到达松潘的敌军胡宗南部，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勉强地表示同意。在讨论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一下就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并且肆无忌惮地攻击许多同志。这当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深刻根源的，在以后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杂谷恼，拥兵自重，政治野心毕露。他这个人城府很深，是个脸上没有春夏秋冬的人，也就是说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的，在肚子里打主意，有时又很粗暴，很跋扈。他对中央和军委攻打松潘的战斗部署按兵不动，却在四方面军的高干会议上攻击周恩来同志，攻击朱德总司令，甚至公开否定遵义会议，说什么遵义会议不能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没有参加，要重新开会。随着，就一步一步地进行分裂和夺权活动：

    他先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建议”以陈昌浩取代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军委设常委，要政治局“速决迅行”。这分明是要挟中央。

    同时，他又挑拨和拉拢中央红军的干部。两河口会议后的第二天，张国焘请聂荣臻和彭德怀两人吃饭。他知道中央红军长途跋涉，仗打得很苦，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又受到点委屈，以为有隙可乘，便提出给三军团补充四个团的兵力，还让秘书黄超送来几斤牛肉于、大米和二三百块光洋，说是给彭总“解决困难”。彭总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用意，说：“我的困难是部队的困难，你这两百块光洋我不要。”后来彭总多次对我说：“我是行伍出身，对旧军阀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张国焘算什么东西，把我看成军阀了！”这件事，彭向毛主席报告了。我和张国焘是在莫斯科时认识的，在上海全国总工会工作时又在一起，对外曾以表兄弟关系相掩护，个人关系还可以。所以在黑水芦花时，他也请我吃了一顿饭。他见面就说：“老杨啊，你原来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啦！辛苦，辛苦！”讲了些东拉西扯、不着边际的话，我就礼貌地应付了一下。

    如果说，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开始，那么此后的两个月内，在政治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上他便得寸进尺地进攻，酿成严重的党内危机。

    那时，张国焘以“提拔新干部”、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步步紧逼、向党要权。芦花会议前，毛主席和党中央打算请他到中央来负责党的工作，张国焘不愿意，说那没有意思。他是要抓军权，要改组军委。朱德总司令是不能变的，周恩来同志就本着相忍为党的精神，主动提出把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他。会议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中央通知中重申：“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周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习前，恩来暂帮助之。”会议同时决定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提出要成立前敌总指挥部，会议决定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兼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

    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丧失了时机，敌情发生变化。胡宗南部已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只好放弃，另订《夏桃战役计划》。红军北上只能穿过大草地了！

    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立刻下令收缴各军团的电报密码本。这一来，各军团（包括远在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与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络全部被切断，只能同他联系。张国焘当了总政委，仍不满足。他攻击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提出要撤销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且用准备退出政治局来要挟，要中央批准四方面军的9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要改造党中央。被他提名的这些同志，有的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8月初，张国焘带着这份名单出席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北上方针，批评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会议拒绝增补9人为政治局委员的要求，同意名单中的2人为政治局委员，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使张国焘不可能在政治局中控制多数。同时决定陈昌浩接替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恢复一方面军总部，以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执行《夏挑战役计划》，一、四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向甘南进发。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沙窝会议后，我被调离三军团，到陈昌浩为主任的总政治部去当副主任。临走前，毛主席对我说：“你本来就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调你去，顺理成章；你和陈昌浩又是中山大学的同学，有点老关系。”在中山大学时，陈昌浩还是共青团员，我当支部局委员，他是团支部委员。毛主席还叮嘱说：“你到那里，要强调一个‘韧’字。”“你要做拉不断、扯不折的‘牛皮糖’，软不啦叽地富有韧性；切记不要当玻璃，一敲就碎，一碰就破裂，那样就不好工作啦！”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向接替我职务的李富春同志交代了工作，便带着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的ito多干部，到陈昌浩那里去报到，其中包括陆定一、李弼庭、徐梦秋等，秘书长是萧向荣。李粥庭在中山大学时和傅钟是同学。徐梦秋后来在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当教育厅长，被盛杀害了。这时，红军实际上有两个政治部，一个是陈昌浩当主任的总政治部，一个是傅钟当主任的前敌政治部。两个政治部机构重叠，又住在一起，过草地也随右路军走在一起。只是陈昌浩不理我们，我这个“牛皮糖”就天天到陈昌浩那里去坐坐，一是了解一点动向，二是搞点烟抽。

    8月下旬，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原因是张国焘一直阳奉阴违，不愿意率兵北上执行《夏桃战役计划》，提出要经阿坝向青海、宁夏和新疆退却。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不来。毛主席后来多次对我们说：张国焘那时找个肚子疼的借口，躲在四方面军的后勤部，不到会，实际上是躲会、逃会。他有什么意见，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问他，再把中央的意见带给他。周恩来竟成了联络员。恩来同志后来说过：同张国焘那时的关系，就好像延安时代同蒋介石的关系差不多。政治局会议这样开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毛主席说：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

    在毛儿盖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张国焘主张到青海、宁夏、新疆是“危险的退却方针”，希望他和右路军“并力东进”，勿再“坐失先机”。会议强调要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没有到会的张国焘等传达会议精神。为了迅速占领洗河东岸的战略要地，会后，中央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向班佑进发了。过草地，走得很艰苦。那里没有吃的。长征走了近一年了，大家的体力消耗得很厉害。沼泽地带又不好走，弄得不好就陷了下去，就起不来，越活动它越下沉，连牲口都是这样。经过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后，我们在潘州呆了半个月，就等张国焘和左路军前来。在这期间，总政治部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干部必读》，主编是张闻天，编委记得有陈昌浩、傅种、凯丰和我。出版前，每篇文稿都要在编委会宣读通过。有一次，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毛主席知道后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毛主席对情况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停留在潘州的时候，右路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在川西藏民地区打开一个往甘肃走的缺口。右路军李先念同志的部队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团，使突破封锁线的口子敞开了，时机很好，就等左路军上来。但张国焘和左路军迟迟不动，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停步不前。中央一再致电劝说和督促，都毫无效果。

    9月8日，张国焘突然致电陈昌浩和徐向前，要他们立刻带着所有右路军的部队南下。来电由张国焘单独署名，这就是要改变中央三令五申的北上方针，并且要胁持中央一起南下，令人感到空气里已经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

    这天下午，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在回驻地的路上，碰到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3人。他们下马来，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代，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我们决定单独北上，你快回去找叶剑英和罗迈；走时把总政治部的干部带出来。他叮嘱道：你要小心又小心一点啊！那时，中央机关住在班佑，三军团在巴西，相隔都不远。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了避免红军内部酿成严重事件，并保障中央的安全，中央断然决定单独北上。剑英同志对我说，中央机关、政府机关的行动已由罗迈布置，办法是以部队全部出动为南下筹粮去割青棵麦子为名，朝三军团方向走。约定的时间是9日凌晨两点分头行动。

    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说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9月12日，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14日，又电：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可见，电文内容是很清楚的。现在，把话讲回到剑英同志和我约定9日凌晨行动的事上来。

    这天晚上，月色很好，我按时悄悄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拿，徒步走向离村两华里的水磨房，在月光下同叶剑英和罗迈会合，知道各部门“打粮”的队伍都已经顺利地出来了。当时，我们都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连行李都不背，只有剑英同志提了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打胡宗南部队时缴到的一幅甘肃省的军用地图。原来，那天吃完晚饭后，他在作战科那儿看着没有人，就问随从的参谋吕黎平：有甘肃和陕西的地图没有？吕黎平说：只有一份完全的甘肃地图，是刚缴来的，剩下的都不完全。叶剑英说把甘肃的留下，其他的都包上。吕黎平把放甘肃地图的那只箱子给了他。临走时，他就把那只箱子提了就走。我们走了七八里地时，忽然身后传来一片马蹄声，有十几名骑兵冲过来。我们问在路边避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下令追赶我们的。幸亏我们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不像是首长的活动，没有被骑兵注意。天色微明时，我们走进一个藏民的寨子，只见晨曦中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彭总部等在一个打麦场上。见了我们，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哩！”说着，我们就往三军团的前哨阵地走去。

    经过红军大学时，陈昌浩派出的追兵到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也接到通知带着学员来截我们。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因为他随朱老总到左路军去了，职务由李特代理。李也是留苏的，他来势汹汹，问我们为什么“开小差”，这时在场的军事顾问李德见李特佩带着手枪走近毛主席，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十米外。李德身高二米，也带着武器，李特不是他的对手。遵义会议时，李德根本不肯认错，此时却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这一点还是好的！

    毛主席镇定自若，面对五六十个不明真相的人说：大家安静一下，让我给你们说几句话。他说：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我这里有《北上告同志书》，你们每人拿一份，回去告诉张总政委，道理就在这上面。这样气氛缓和下来了，我们就告别而去。我们走出10华里，翻过一个山包，上大路就是四方面军的驻地。那是一定要经过的，没有别的路可走。那里有个崖口，只见山头上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我们从沟里走。当时，我们就怕真正打起来。如果双方一开枪，就打烂了，但谁都没有动手。后来知道，是徐向前同志发了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剑拔夸张的时刻，这句话是十分重要的！

    脱离险境时，我就饿了一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以后，我们在三军团置备了一套行装和马匹，往前走，身边一无所有，走到哪个部队，一就吃到哪里。北上时，因为有军用地图，我们走的是小路，比较便捷。这时，毛主席称赞叶剑英同志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剑英同志把张国焘的南下电令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又把甘肃的军用地图带了出来，不然闹个措手不及或者要出甘肃、陕西又没有军用地图，中央将陷人困境。毛主席还风趣地对我说：“尚昆，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总政治部的宣传队正要到前敌政治部去报到，队长刘志坚和李伯钊一起来看我，问我有什么事交待。这时，我们已经决定在当晚行动。如果我把事情透露给他们，就怕泄漏了机密；如果让他们临时改变出发日期，又怕引起陈昌浩他们怀疑。万一他们得知中央的意图，把中央扣起来，不是坏了大事？想来想去，还是忍一忍心，什么都没有说，让他们按时去报到，到最后时刻再设法通知他们。宣传队离我们住地大约10华里，晚上10点，我派警卫员小张去通知他们，谁知道阴差阳错，警卫员走错了路，等信送到时，陈昌浩已经发觉我们走了，伯钊和送信的警卫员连同宣传部人员在内，都被扣留，裹胁南下，还当作派去的奸细进行审查。所以说我损失了一个兵，又赔夫人李伯钊。直到一年后四方面军再次和中央会合时，伯钊来回共过了3次草地，多受了不少跋涉之苦。

    9月12日，我们到了甘肃迭县的俄界村（今达拉乡高吉村），在此前后，中央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是，再次致电忠告张国焘等，电文开宗明义就说：“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敦促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二是，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正指出张国焘“完全拒绝”中央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14日，又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同志，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一种“罪恶行动”；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是“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是，决定将北上的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和张云逸为正副参谋长，王稼祥和我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但公开的布告只用彭德怀和我署名，毛主席说，以你们两人出面，让国民党有个错觉，以为只是三军团出来了。

    俄界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有十来间房子。我记得，俄界会议是在藏民居住的一个临时棚子里开的。居民用干牛粪作燃料，小小的棚子里壁上贴满了牛粪饼子，我们管它叫“牛屎房子”。在讨论张国焘的错误时，大家都很气愤，我和剑英等主张开除张的党籍。毛主席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恍然大悟。因为那时候，中央和张国焘的斗争，只限于党的高层，我们这一边连师级干部都没有传达，而张国焘呢，已在四方面军中造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谣言，许多指战员连北上和南下之争的焦点在哪里还闹不清楚；何况，不少人本来对张国焘有迷信，有的甚至把他看成“活神仙”，说他手中有“宝”，能掐指算出敌军的行动。这个“宝”，其实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码的技术，那是曾希圣同志的哥哥曾中圣搞出来的。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领导人，被张国焘排挤后在四方面军中搞监听和破译的工作，作战时能准确地掌握敌情（曾中圣后来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这就流传出许多关于张国焘的“神话”，把他说得十分了不起，不准说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张国焘还在底下进行煽动，反对中央。如果不使广大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把事情真相弄明白，就宣布开除张的党籍，只会把事弄糟。所以俄界会议的决定中，仍称张国焘为“同志”，也没有给他什么处分，并且规定“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而张国焘却召开3000人的大会，在马尔康的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对叶剑英和我“免职查办”，甚至连伯钊的党籍也给开除了。后来，张国焘还通电不许北上的队伍称“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冷静地回答，我们可以称中共中央西北局，你张国焘也不要称“中央”。当时，如果沉不住气，后果就将不堪设想。

    毛主席给四方面军的临别留言是：一年以后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们走这条路的！这个预言完全被历史所证实。张国焘南下四川后，损兵折将，呆不下去。我们北上的队伍，却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西北建立了大本营。一年后，四方面军也北上前来会合。

    和四方面军暂时分手后，我们陕甘支队7000余人进人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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