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开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华东野战军刚刚打完豫东战役，以歼灭敌人九万余人的辉煌胜利迎来了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我们机要科随同野战军司令部，由睢杞战场北越陇海铁路到达鲁西南，转了半个囤，又跨到陇海铁路南河南省永城县的陈集休息。
    我们到达陈集之后的第三天，七月二十日的上午，机要科长左金祥同志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小鞠开，已经决定，调你到4725那里去工作。”“4725”是电报明码的“粟”字，当时粟司令的代号是“502”，但我们机要科却习惯地称他“4725”。陡然一听，我很惊疑：不可能吧?粟司令是大首长，听说要调到他的身边工作，我简直不敢相信。左科长说：“不骗你，是真的，调你去当机要秘书。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可要珍惜啊！把背包打好就准备去吧!”吃过午饭，我就冒着烈日报到去了。
    我进屋时，粟裕同志正聚精会神地在查看挂在墙壁上的军用地图。他听到我的报告声，便转过身来，一边把手中的一叠子电报装进他那敢鼓囊囊的军装口袋里，一边笑嘻嘻地向我打招呼：“小胖子，你来啦，欢迎你！”然后叫我坐下来，问我愿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我实打实地说：“愿意是愿意，就怕工作做不好，增加首长的麻烦。”他说：“那没关系，好好学习嘛。”接着便同我拉起家常来。他知道我是泰兴人，很高兴地说；“你是泰兴‘搞子’吧!”因为泰兴方言把“东西”“物件”叫做“搞子”，所以人们便戏谑地把泰兴人叫做“搞子”，可是司令员并没有戏谑的意思，而对“搞子”有特殊的感情，他说；“‘搞子’可是出了名的，‘搞子’参加新四军和解放军的特别多，打仗很勇敢。黄桥决战就是在你们的家乡打的，苏中战役的第一仗——宣泰战斗也是在你们家乡打的，那里不愧是革命老根据地，那里的人民群众真好啊！支前非常积极、热情，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什么给什么。不管负担多重，从不叫苦，对革命战争给予了很大的支援。烈士们的鲜血浇灌了泰兴的土地，泰兴人民对新四军是有特殊感情的。北撤时(指一九四六年九月，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胜利完成了在解放区前沿歼敌任务后向纵深转移)群众舍不得我们走，含着泪水来欢送……”讲到这里，司令员把话题一转，勉励我说：“你是泰兴人民的后代，来我这儿工作，一定要为泰兴人民争气，不要丢脸。”
    听了这番意味深长的话，我情不自禁地说：“首长，请放心，我是个苦孩子出身，要不是共产党来，要不是新四军东进到我的家乡，办起学校让我们这些穷孩子读书，引导我们参加革命队伍，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一定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决不辜负首长的教导和希望。”
    我在粟裕同志身边工作了。但是，与其说工作不如说学习。我向他学习思想，学习作风，学习知识，学习做人，没想到竟持续了十四年。这是多么宝贵的十四年啊！

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三野机关由上海乘火车移防到了南京。粟裕同志奉中央命令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南京市市委书记。为工作方便，当时，组织上决定，凡担任地方工作的同志，每人做套便衣。军区后勤部蔡部长觉得担任百万人口的一市之长，应该做套毛料便衣。粟裕同志一听立即说道：“不行，为什么要做套毛料的呢?做套布的不行吗?刚进城就讲究穿着不好嘛1要脱离群众的。人民群众不是看我这个市长衣服穿得好不好，而是看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是不是为他们服务。请你们还是多从工作上关心关心我吧。”他谢绝了部长的好心建议，使在场的我深受教育，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应该保持的品德。
    蔡部长根据首长的意思，给首长做了一套蓝灰卡其布的便衣。粟裕同志就穿着这套中山装同南京人民见面了，显得朴素大方，平易近人。以后，只要到市委办公，或到工厂、或到学校、或到商店、或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时，便脱下军装，换上这套便衣。粟裕同志穿衣一贯节俭，这套衣服他一直穿到了北京，变成了灰白色，快要磨透了，还是舍不得丢掉。他的衬衣则要穿到打补钉，汗衫破得象渔网，才换一下。我还记得解放后，发给他一双军用短靴，他很喜爱，笑着对我说：“我们的部队要现代化了，着装应该改进，体现出军人的威严。穿靴子有好处：一是精神，二是保护脚踝。”他日常都穿那双军用皮靴，每到晚上公务员想帮他擦擦，他也不同意，都是自己用布把皮靴擦拭得干干净净。七、八个年头过去了，皮靴换了两次底，皮面子裂口了，也缝补过好几个地方，两边松紧口坏了好几次，穿到这种程度，每晚仍擦拭得卜干净净。换装时，想给他领双新的，他也不肯：说：“还好嘛！换什么！”见此情景，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了；“首长，你干吗那样节省?”他说：“你这个小鬼！我穿得衣冠楚楚，干部、战士就会敬而远之的。更何况节俭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本色。”
    我在粟裕同志身边工作，主要任务是管电报，电报在战争年代时间性很强，机密性也很强，不是“即刻到”，就是“指人译”。因此，他有个规定，来了电报，马上送给他看，不许有一时半刻的耽误。我开始是严格按照要求办的，电报随到随送，时间久了，工作比较熟悉了，胆儿也大了起来。为了照顾他的休息，就自作主张，对有的自认为电报内容不那样紧急的，如果正碰上他吃饭或休息，就不立即送给他看了。我对作战方面的电报比较重视，对后勤方面的电报就不那么重视。开始，粟裕同志不知道我这样处理，有一次，为了查一个什么事儿，部队已经来了电报，才知道我因怕影响他的休息而压了下来，他便严肃地对我说：“打仗，时间就是生命。不论那方面的电报，都不能压。孙子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可见后勤工作的重要。尤其是现在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后勤更是战争胜利的保障，你怎么可以小看呢！”首长给我敲了警钟，打那以后，我对任何电报都做到随收随送，再也不敢耽误了。
    每当我送电报，赶上他吃饭时，他总要叫我和他一块吃。那时野战军首长们吃的是小灶，两菜一汤。他的饭量小，饭菜打得也少，还要叫我和他一块儿吃，一方面，我不习惯和首长在一块吃，另一方面，也不忍心吃他那一点饭菜。所以他留我吃饭，我就推辞，他就将我的军说；“怎么，我的饭里有毒，会药死你?”我无话可说，只好坐下来和他一块吃。他吃饭历来很快，三扒两扒，很快就吃完了，筷子一放，又忙着去看电报和地图去了，吃饭似乎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但他却叫我把“歼灭战”打到底。
    有一次，他同我谈起红军在井冈山时期的一个故事。他说：“那时我军初创，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每人每天五钱油五钱盐的菜金都无法保证，往往几个月发不到零用钱花，比起国民党的物质待遇要差得多了，但是国民党军队逃兵很多，我们的部队却很巩固，战斗力也很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废止了肉刑，建立了三大民主，部队象个革命大家庭，干战之间情同手足。不仅干部关心战士，战土也关心干部。有时，战士分到一点‘伙食尾子’，就自动地把钱凑起来打一顿‘牙祭’。那时，我当连指导员，战士打‘牙祭’的时候，都还想着我，一定要拉我去和他们一块儿吃。吃什么呢?因为钱太少了，买猪肉都买不起，仅仅买一些油炸豆腐，大家就大吃大嚼起来，有说有笑，十分欢快，什么环境的艰苦，斗争的残酷，全都不在话下了……”他在讲述往事时，目光闪烁，神情活跃，完全沉没在团结友爱的阶级感情之中。于是我明白了对革命同志充满战友之情，与战士，干部同甘共苦，已成为他的一贯作风了。
    全国解放后，我们不再住集体营区了，旦他仍旧保持这种团结友爱的作风。我觉得可能由于他是从战士成长起来的缘故吧，所以他对战士们怀有特殊的感情，每逢佳节，都要给值班的警卫战土们送点食物或请吃一顿饭，以示慰问。如果节日他正在外地，从不忘汜打个长途电话回京，交待在家的同志，去买几斤肉给警卫班同志送去，让他们加个菜，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一九五一年底，他奉调来北京工作，搬进了一座古老的院落，房主人已经离家远出，房子买给了公家，留有一位看房的老大爷。据这位老大爷说，这座房子几经更换房主，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我进去一看，确已相当破旧，有些地方的地板，都踩得“咯吱咯吱”地响，老鼠从地板缝里钻上来，把衣服也咬破了。粟裕同志却毫不在意。隔了些日子，东侧的部分房子倒塌了。管理部门对住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由于房子确实太陈旧，需要维修，因此，编造了一个两万元的修房预算，由我向他作了报告。他听了大吃一惊，说道：“要花两万元怎么行?太多了！必须尽量压低。”我说：“这房子年久失修，需要维修的地方太多了，是管理部门经过检查后编造的预算，是最低方案了。”于是，他在房子里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一天对我说：“我有个方案，这样吧，索性把东边那几间倒塌的房子拆了，利用拆下的木料、砖头，对房子做必要的维修，至于全面维修现在不考虑。”我和管理部门的同志动员他，“这房子确实要修了，现在一次修，也许花的还少哩。”他说：“你们怎么这样算帐?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困难，把这两万元省下来，用于发展经济，几年后就不是两万元了。”我们都被他说服了。于是，“拆东墙，补西墙”，把住房修好了，只花了五百元。就这样，他的住房一直维持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之后，房屋全面倾斜、折裂，成了危房，才分次地把房子进行了修建。
    粟裕同志戎马半生，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曾走遍了东南半壁的万水千山。解放战争前，他大部分时间靠两条腿走路，虽给他配有马匹，但他自己很少骑，不是给机要科、情报部门、年小体弱的同志骑，就是给大家放行李。解放战争期间，部队有了少量现代化交通工具，他为了争分夺秒，不失时机的指挥部队，自己学习驾驶摩托车、吉普车、卡车。粟裕同志有个习惯，他的指挥位置总是前推一线或二线，只要在前指把战役部署完毕，他就赶到纵队或师部甚至关键的前沿阵地去指挥。豫东战役，开封的“龙亭”还没打下，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炮声枪声还没停息，他就进去了。子弹从头上嗖嗖地飞，他全然不顾，劝他晚一点进去，怎么也不肯。自我调到，他身边后，他都是战役部署一结束，不论白天黑夜，那怕已经是半夜一、二点钟，他都是立即带领少数参谋人员赶到作战前线去。他说，自己学会驾驶摩托车指挥作战就方便多了。一次，他驾驶摩托车赶路摔到河里，被摩托车压在河底，幸亏他会游泳，从摩托底下钻了出来，还摔断一个指头。一九四六年八月初，在七战七捷第三仗时，为了同华中局各负责同志商讨放弃海安以诱歼敌人的计划，必须在一昼夜之内，急行三百里，由海安赶到淮安。开始，他自己驾驶摩托车，摩托车坏了，他骑自行车；到了圩区，他乘船；穿市镇，他乘黄包车(人力车)；时间就是胜利，为了争取时间，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全利用上了，终于如期地赶到了淮安。一九四八年四月，他奉中央、毛主席之命，赶到河北省阜平县南城庄汇报。为了减少驾驶员的疲劳，他沿途和司机同志轮流驾驶吉普车，赶赴目的地。暴风雨般的战争年代过去了，物质条件逐渐改善，粟裕同志有了座车，但是他仍喜欢徒步。他常到大街上去走走，还多次乘公共汽车来来往往，这可把我和警卫的同志急坏了。我说：“首长，你这样怎么行，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们吃不消。”他笑着说：“有什么关系，人家外国首相都夹着皮包上下班，我们就不行?解放后，我们进住了小院子，这样走走，才可以看到许多在办公室里或文件里看不到的东西，至于安全嘛，这得靠人民群众，只有你们几个人跟着我行吗?我是相信人民群众的。你让警卫人员跟在我后面，反而暴露目标，等于告诉人家，这就是首长。”他除了必须在机关工作外，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到下面视察工作，不停地“行”走着，走遍了祖国的东南沿海、西南边陲、中原平野、北部边疆……永远不停息地把全部的心血扑在祖国的安危上。
    通过这些衣、食、住、行的具体活动，我看到了粟裕同志那种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首位这些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

    粟裕同志以其在战争舞台上导演的许许多多威武雄壮的活剧，而被人们称为“常胜将军”。粟裕同志指挥的许多重大战役所取得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但这当中，也灌注着将军本人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粟裕同志始终如一的忘我的革命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他那忘记饥饿，忘记疲劳，忘记休息，勤奋工作的情景，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粟裕同志指挥作战，知己知彼，决心果断，用兵灵活，部署周密，都同他善于动脑，精心思考，忘我工作分不开。我们都知道，他即使在作战决心已经定下，部队已经开始行动时，也不放弃更为理想的作战方案的探求。每战必有若干腹案，打了第一仗，就想到了第二仗、第三仗，在任何复杂情况下，都能适时地采取相应的处置方案。他每天要看大量的电报、文件、新华社的记录新闻等等，每天要看不知多少回的地图，和打多少次的电话，亲自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因此，他对整个敌情、我情、友情，了解十分细致、周详。对作战地域的地形、群众条件、气候、交通、物产；对敌军的部署、装备、士气、战斗力，军官出身、性格、作风以及他们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我军指挥员的指挥特长、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甚至中、下级干部的性格、特点都了如指掌。他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团以—上干部的了解，除了要政治部门给他搞一本详细的花名册外，他还要我告诉政治部给他搞了一本团以上干部相册，以供他经常翻阅、查看。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中，他几乎放弃了一切文化娱乐，把全部的心血都用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我清楚地记得，每次召开作战会议，会议一休息，同志们都从烟雾弥漫的农家小屋中走出来透透气，但粟裕同志总是走到地图前又看起来了。同志们常叫他：“502”出来休息一下吧!他微微笑着说，我看地图就是休息。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连续不断的工作作风，也就不再干扰他了。在曲阜，他考虑淮海战役时，连续六、七个夜晚不睡觉，最多打一会儿瞌睡，又考虑起问题来了。一旦考虑好了，就拿起电报纸，刷刷地起草电报来。虽然如此的紧张，但他总是精力充沛，动作敏捷地工作着。
    当年在战区一级的几位指挥员中，粟裕同志是最年轻的一个，他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时，才四十出头。但是，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都知道，他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战斗在军事斗争的第一线，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长年累月的持续紧张，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吃不消的。果然，他逐渐患了高血压病、美尼尔氏综合症和肠胃病。
    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的孟良崮战役中，他全力以赴、日夜筹划，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华野十个纵队，同敌人的重兵血战三昼夜，终将其“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歼灭。为了创造战机，华东野战军从四月初开始就和敌人“耍龙灯”，在鲁中山区转来转去调动敌人。在一个多月间，我们几次包围敌人又几次撤围，直到第五次才捕捉到有利的战机。孟良崮战役胜利了，但粟裕同志已经是满脸通红通红，而且两鬓的筋鼓得老高老高。医生知道，粟司令的血压肯定升高了，一测试，果然不错，高压已达220，低压已达140。
    淮海决战时，陈毅同志在总前委，三野方面的指挥重任主要落在粟裕同志身上，加之战役时间又长规模又大，其紧张程度真是难以形容。为了考虑淮海战役，粟裕同志不知多少夜晚没有睡觉。有时，快天明时，我们去送电报，他还在思考问题起草电文。医生给他买到一个简陋“健脑器”，是铝制的，头发热了，就把它戴在头上可以帮助头部散散热，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时，正值严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然而，他的头部却紧张得又烫又痛，他总是不言不语地一次又一次用冷水浇浇头，有时，索性用冷水打湿毛巾把头扎起来，及到战役第三阶段，敌人只剩下最后的二十多万了，而粟裕同志劳累得难以支持，有两天不得不躺在床上指挥，直到赢得战役的最后胜利。
    战役一个接着一个，淮海战役结束了，渡江战役又将开始。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晚上，渡江战役即将发起。他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严肃地交代说：“今天晚上渡江开始，为了保证渡江战役的胜利，你们谁也不能睡，我也不睡，你们歹不要考虑我的休息，来了电报要马上送给我看，我就守在电话机旁，你们都不要走远，好随叫随到。”他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但重任在肩，我们都无法劝他休息。
    渡江战役一结束，紧接着粟裕同志又指挥了上海战役，一个月后，上海解放，粟裕同志又迅即向党中央提出了进军福建的建议，而且很快得到批准。此时，首长的随从医生俞杰同志测试了他的血压，高压已达206，低压已达150了。
    整个解放战争，华东战场打的大仗、硬仗、恶仗最多，连续作战也多。粟裕同志作为战役指挥的主要负责人，其劳累、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使我们更为担忧的是，他甚至在战役仅有的间隙中，也不利用来休息，而是继续不停地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思索着，思索着。
    那时，我还不懂得这些病痛。有一次，我问他：“首长，你头痛是个什么感觉?”他说；“啊呀！不好受，头昏目眩，恶心呕吐，每根头发好象钢针往里扎，手碰都不敢碰。”在平时，我们从粟裕同志一星半点的言谈话语中知道，他在青年时代就喜爱音乐、文体活动，会弹风琴、月琴、吹口琴，还登台演过戏。我知道他非常爱好游泳，而且水性特别好。在南方，七月中下旬的天气非常炎热，汗水经常将汗衫、衬衣湿透，我们劝他休息一下，要他到附近的河里去游泳，好稍微缓一下劲儿，凉快凉快，但为了作战的胜利，他也舍不得挤出时间去游泳，还风趣地说：“存起来，等到全国解放了，再痛痛快快游吧!”
    艰苦的环境，长期的战争生活，使他变成了一个只会打仗、只会工作、只会学习，不会娱乐、不会休息的人。以致解放后他来到北京，发给他很多戏票、电影票，也不去看。周恩来同志曾多次深情地说过他；“你是个不会休息的人。”他终于积劳成疾，过早地失去了健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时至今日，我每念及此，心中难过极了，都不禁深感自责。粟裕同志确是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

    粟裕同志为党为人民建立了那么巨大的功绩，却异常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指示非常坚决，对老帅们十分尊重。他见到老帅，总是以晚辈身份，以小学生的面目，毕恭毕敬。遇事，不是当面请示，就是书面汇报。他曾对我们说：“我之所以能对革命作出点贡献，是毛主席、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野战军配合的结果，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的结果，我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这些话，字字句句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和他谦虚谨慎的高尚品格。
    一九四七年初，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而成为华东呀战军时，陈毅同志是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同志是副司令员。可是，我们习惯了，还是叫他“粟司令”，他听了以后，便加以纠正。他说；“我现在是副司令员了，还叫我‘粟司令’，把陈毅司令员往那里放?只有一个司令员，没有两个司令员，以后叫我‘粟副司令’好了。”后来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野战军首长每人都编了一个代号，陈毅同志是501，粟裕同志是502，谭震林同志是503……粟裕同志对这个代号很欣赏，赞许地说：“这很好，又顺口，又保密，又好写，以后就叫我502好了。”从此，502这个代号很快在部队传开了。时至今日，许多同志仍然亲切而又崇敬地呼唤着“502”首长。至于他两让司令，更在广大干部、战土中传为美谈。
    粟裕同志治军从严，但对部下却很宽厚。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更使许多干部、战士把他当作知心人。在这方面，也使我很受教育。到北京后，我的工作范围也逐渐扩大，除了仍管理电报外，还兼任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群众来信来访。开始，我对群众来信来访不大重视，我想，首长已经很忙了，还能再用这些小事来干扰他吗?所以，有些信我也不呈给他看，就转给有关单位处理了，有些来访的人也就不安排他接见，就安排有关单位接待了，或者我们接待一下处理一下也就算了。他知道我有这个思想后，当即指出：“群众来信来访，是党了解情况、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可不要小看这方面的工作。毛主席很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他在许多群众来信上都亲自作过批示，你想想看对于这样的工作你能马虎吗?不能。”并且给我规定了如下两条，第一，凡是群众来信你不能随便处理，一定要给我看。第二，凡是群众来访，你不能随便挡驾，一定要报告我，由我来安排。”经粟裕同志这么一说，我的认识也提高了，从那以后，我都是按他规定这两条去做的。粟裕同志性格沉静，不多言笑，但是老同志、老部下都经常来看望他，他也很愿意见到这些老同志们。他对同志实事求是，待人以诚。所以，不管是谁要来看他，只要我一向他报告，他都抽空、挤时间热情接待，到了吃饭时，照例都要留下吃饭，或者亲自到住地看望去。有时间时，还要我通知他们来玩玩、谈谈。这些来看望他的同志，有的向他介绍自己的工作成就，有的论述自己对形势的展望，有的共忆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情景，也有的向他倾吐身受的委屈，有的……，他都以诚相待，或鼓励、或慰勉、或开导、或检讨，而且把这些谈话当做向同志们学习、调查的好机会。他还常向一些青年同志们问一些现代科学方面的知识。有时，我见他工作压了一大堆，还在同来人谈话，心中不免有些着急，我就用似催非催的表情想法“送客”，来人看出我的意思，就不好意思的站起来想走。他会说；“不着急，再坐坐、谈谈。”一定让客人把话说完。事后，他告诫我说：“你要多为别人想想，人家来一次总不容易的，不让人家把话说完怎么行。”
    我在粟裕同志身边，度过了心情舒畅的十四个年头。粟裕同志对我的工作要求很严格。但他作风民主，以理服人，还经常征求我的意见，要我不客气地给他提出来。所以即使我受到批评，甚至一时感到委屈慢慢也就想通了。例如：一度我同驻地公勤人员关系不大好，粟裕同志一方面批评我主观、自信、方式简单生硬，一方面他又把责任揽过去，说：“不能光怪你，我对他们教育不够也有责任。”对勤务人员的教育，这本来是我份内的事，应负主要责任，同时，也说明我的水平低，而首长还把责任承担起来，使我很感动。又一次，我清退文件，因大意，有两份文件夹在其它文件中，找不到了，我以为还在首长那里，便向首长去要。谁都知道粟裕同志一向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他不仅对大的方面考虑非常周密，就是对一些具体问题也是考虑得万无一失的，对电报文件的处理也是非常仔细的。他很有把握地对我说：“我这里没有文件了，已经全部退清了，不在我这里，你还是再到其它文件中找一找吧!”我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央求首长说：“首长，在你那里，请你再找一找吧。”他看我急得满头大汗，便说：“好吧!我可以再找一找，但我相信一定不在我这里。”于是他翻箱倒柜的又找了一遍，自然是没有。他教育我说：“不要主观，总以为在我这里，是不是还在你那儿，在已清退的文件中仔细找找吧!”最后，终于在已清退的文件中找出来了。这件事，使我深受教育。我佩服粟裕同志这种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而为自己粗心大意深感惭愧，从此我对文件管理更加细心了。
    更令我敬佩的是粟裕同志襟怀坦白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粟裕同志气量是很大的，他在长期革命历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乎坦的。他有自己的坎坷、委屈，挫折。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他多次受到打击，其中一度被限制人身的自由。一九四八年，陈毅同志在一次高干会上曾说：“粟裕同志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他受过人家的打击，决不会打击别人。”他襟怀坦白，以革命事业为重，而置个人的荣辱于不顾，勤勤恳恳地奋战在党所分配给他的任何工作岗位上。他曾说过：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的几十年革命实践是足够说明自己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伟大的高尚情操。
    我在他身边工作，也受过两次小小的委屈，他知道了，总是以亲身的体会教育我说：“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钉子嘛，总会发生这样那样误会的，这没关系，只会对自己有好处的，你要学会碰钉子。”他知道我经不起委屈，总是耐心地安慰我，又从思想上开导我。从此以后，无论是在他身边工作时，还是离开他后，一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想起了他的教导，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正确对待这方面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是我跟栗裕同志工作的第十四个年头，也是最后的一个年头。二月的一天，粟裕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决定你到政治学院学习，我是考虑很久了，虽然这里工作需要你，但为了你的提高，还是让你去学习一下好。”我临别时，除了照例请我吃饭外，还送了我一个日记本，还亲笔在扉页—上题了字：“学而后知不足。”对于他的赠言，我越看越感到亲切，越看越感到针对性强，这也亢分说明首长对我政治上思想上是何等的关怀而又是何等的了解啊！我一直把他的这一教导记在心坎儿里，作为时时鞭策自己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