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粟总长身边
张剑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一师师部和四师师部奉命合并，成立了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从此我有了机会接触闻名已久的粟裕同志。解放战争期间，我在粟裕同志耳提面命和亲切关怀下，得到了锻炼成长。现谨回忆在他身边工作的几件往事，表达对敬爱的粟裕同志的缅怀和哀思。
一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粟裕同志年仅四十四岁，奉命赴京就任副总参谋长。我作为秘书，随他踏上从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到京后不久，粟裕同志的右臂疼痛突然复发，汗水渗出了额角。我记得是报经毛主席的批准，住进了北京医院治疗，由沈克非教授亲自动的手术，取出了埋藏在他右臂中达十七年之久的子弹头。这是粟裕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英勇无畏的历史见证。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他开始办公，征得聂荣臻代总长同意，先用了半个月时间了解情况，然后开始协助聂总主持总参工作，分工负责处理海军、空军和陆军各特种兵以及作战、军训等方面的工作事宜。
实现我军的现代化是粟裕同志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九四一年，他就向参谋人员提出要学习、研究现代化的战争，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作好准备。全国解放后，在一九五○年的一次会议上，粟裕同志号召干部研究新情况，以新的思想、新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新的作战方法和能力，迎接新的战争的考验。他来到总参时，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我们的军队也正在进一步由单一的陆军，向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的转变。也正是这个时候，朝鲜战场硝烟弥漫，我们正在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党给了粟裕同志重任，他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多次提出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创见和措施。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我军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搞好海、空军和陆军各特种兵的建设，否则，我们虽有强大的步兵和后备力量，也难以发挥作战能力。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两年多来，我们的海军、空军和各特种兵，虽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但在质量和技术训练上，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粟裕同志象在战争年代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那样，全局在胸而又关注重点。他认为，从我军战略方针、作战要求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多种因素考虑，海、空军和陆军各特种兵建设的重点应首先放在空军。那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同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正在鸭绿江两侧的上空，进行着频繁激烈的空战。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空军，不断取得辉煌战绩。一九五二年七月，毛主席向粟裕同志索取我志愿军空军参战以来的情况。七月二十日，他如实地向毛主席报告，并提出了加强空军建设的建议。他认为，当前我空军之首要任务，是保卫首都和东北工业地区的安全，免受敌机的突然袭击。他建议必须大力加速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如果仅仅依靠向外国订购飞机，外国不但在数量、时限、零备件以及配套的装备等方面限制我们，大修时还要“回娘家”，付出一大笔修理费，长此下去，“我国亦将等于没有飞机”。粟裕同志关心飞行员的培养、补充问题，认为：飞行员不能象飞机一样，日夜三班用机器大量制造。因此请求批准多办几个航校，并提出：采取速成办法培养飞行员是为了应急，今后“飞行员训练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如急于求成，则事故损失甚大，增加淘汰率，浪费了人力财力。”他建议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航空俱乐部，开展群众性的航空滑翔与跳伞运动，增加飞行员的后备力量，以减少选调飞行员的困难。粟裕同志的建议，立即得到毛主席的同意。
有一次，粟裕同志主持召开研究各特种兵的年度经费分配问题的会议。会上，各军、兵种的领导同志，都想为自己部队的建设，争取多分配些经费。大家畅所欲言，会议气氛很活跃。当时，因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力量比较薄弱，如何把有限的经济力量使用恰当，十分重要。我见粟裕同志边听边记，时时微笑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大家讲完后，便沉默起来，静静等待着他“拍板”分配。这时，粟裕同志从容不迫，而又斩钉截铁地说：“各位同志的发言并不无道理，大家急于把部队建设好的心情是一致的。把你们提出的数目加在一起，几乎超过这次分配总额的一倍。我们的国家经济还困难，又正在进行抗美援朝作战。请同志们不要见怪，现在是僧多粥少，不能不论身体强弱、年老年幼和肚皮的大小，都是每人粥一碗，平均分配。当然，大家并没有要求平摊。可常言说得好：钱要用在点子上，钢要用在刀刃上。必须保证重点，没有重点则一事无成。请大家腾出些钱来，相对地集中用于空军建设。这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对空军的支援。空军搞好了，也会支援你们的。作为一得之愚，请大家考虑。”他的一席话，把到会同志说得心悦诚服，纷纷提出了较大的削减数字。散会后，空军的领导同志说：副总长您支持了我们空军建设。粟裕同志说：这是大家的支持，空军建设应是重点，必须保证。请你们精打细算，千万不要浪费。
为了推动各总部、各军兵种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和熟悉现代化合成军作战的知识，总参集中了一百多人在中南海居仁堂上课，并严格规定：上课期间不应安排其他工作，如无特殊原因，不能请假缺席。粟裕同志以身作则，带头上课听讲。他对我们说，分管各军、兵种工作，没有各军、兵种的知识是不行的。他要求我们努力学习。他说：“不然的话，会连文件都看不懂，打来的电话也听不懂，怎么能起到参谋的作用呢？”他的话语重心长，令人难忘。
二
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粟裕同志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粟裕同志象战争年代那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于革命事业上。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他爬山涉水到各地勘察，从东北到西南，从渤海湾到舟山群岛，许多战略要地、海防前哨和岛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我曾跟着粟总长去福建，他向当地领导同志多次谈了设防问题。我跟着他在空中和地面两次勘察了京津外围的地形。在塘沽、滦县和遵化，他向陪同勘察的同志和当地领导同志询问再三。他和大家一起，徒步穿越荆棘丛生的山峦，一踩一滑，先后登上了喜峰口和古北口。他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感慨无限，侃侃谈及往昔在这里发生的战争。他说，未来战争将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战争。研究未来战争的规律，要抓住特点，着眼于发展。为适应今后的立体战争，他提出要建立积极防御的工程体系，反对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和一线式的防御；对于部队的部署，他常说，要考虑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初期，顶住敌人多次的、猛烈的冲击浪头，以赢得空间和时间。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要从防原子着眼，加强和改善工事构筑，精心设计，慎重布局，认真施工，特别要注意伪装和隐蔽。总之，以能发扬火力，保存自己为目的。粟裕同志亲自部署国防工程建筑事项的组织实施，以他一贯严谨、周密、细致的作风付诸于实践。
三
粟总长在考虑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时，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注意培养、提拔和任用青年干部。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飞跃发展的时代，将才（包括各级指挥员）更需要有勇有谋，谋尤为重要。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随着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变化，今后的作战程式更是变幻无穷。欲“谋”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否则就难以做到“将听吾计，用之必胜”了。他还说过，干部队伍的建设是我军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他指出：过去我们大部分是“万金油”干部，各种工作都懂得一些，但不精通专业，现在我们要将“万金油”干部培养成为专门家，培养成为“特效药”，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从军事工程学院中，培养出年青的能够掌握和驾驭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的高级技术工程人员。他认为：“为了军队的发展和进步，现在和将来都只能以量才取用（当然德也是很重要的），作为分配干部职务的原则。”他在给毛主席的一个报告中坦率地提出：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过程中，有的干部特别是某些中、高级干部表现不够活跃，对新事物的吸收较慢，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这是一种落后的保守思想。从中可以看出，粟裕同志重视培养新的一代人才和他对军队建设的高度革命责任感。
粟裕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亲自对兵役制问题作调查研究。他从我军现代化的角度出发，特别重视技术兵的培养、训练与服役年限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四
粟裕同志在坚持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中，总是强调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军委召开了“八大”军队代表和各总部、各军兵种首长参加的座谈会。这次会议除了更加明确今后的建军方针外，并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以减少军费开支，发展国民经济。为了贯彻军委的决定，粟裕同志建议首先应从各总部做起。在向军委并报中央的报告中，他说，总部太多，机构庞大臃肿，战时必将造成紊乱，难以保持和实施不间断的指挥；有些部门可以合并或只挂个“招牌”，不必另设机构；紧缩机关必须采取“砍头”的办法，如舍本求末，一个人一个人地扣，虽费九牛二虎之力，但收效甚微。他认为可以根据军委确定的总定额，机关、部队、院校分别定出适当比例，分期完成，免得年年定编制又年年变动，一经决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粟裕同志坚持国防建设必须同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相适应的原则，建议军委把“有限的军费用于对提高战斗力最有直接影响的方面”。他多次向军委反映，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在某些机关、部队中，还存在着惊人的铺张浪费现象，必须予以有力的制止，以便腾出财力、物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他认为，现代化武器装备是现代化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体现。一艘航空母舰几乎就是若干个现代化企业的缩影。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军队的现代化才有物质基础，所以军队干部考虑现代化建设问题，不能离开国民经济的实际可能，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且技术力量也跟不上。为了节约军费开支，用于发展国家经济建设，他要求装备计划部门经常检查和大胆揭露某些单位的本位主义，调剂使用库存装备，以免有的单位库存的装备不用，而另外的单位又要求订购同类同型号的装备，给国家造成损失和浪费。
五
自从粟裕同志调到总参工作以来，仍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虚心听取意见，但对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事关原则的问题，往往直率陈词，不拘时忌。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不看风向说话，更不趋炎附势。前面提到的一些事实也可见端倪。
粟裕同志向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事先总是常请几位副总长过目，请他们提出意见。他待人忠厚诚笃，对同志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有些同志在他面前讲讲“怪话”，发发“牢骚”，有的夫妻吵架拌嘴，也常请他“评评谁是谁非”。碰到这种情况，他都是以理服人，循循善诱，严肃指出对方的不对之处，从不放弃原则和真理。正因为他有良好的民主作风和坦荡的胸怀，同志们愿意与他接触。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敢于在他面前直言不讳，从没有主动要求调走的。我记得在苏州调查兵役制问题时，粟裕同志、金子谷同志和我，三人各抒己见，出现了“争论不休”的场面，这时，粟总长心平气和，据情说理，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还记得有那么一件“小事”：那是在一九五二年五月，我随他搬家到草场胡同，那天下午刚刚整理就绪，屋里电话铃响了。我接过电话，一听是对方打错了。刚放下听筒，电话铃又响了，对方要我通报姓名，我婉言拒绝了。我又放下了听筒，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次是粟裕同志疾步上前接了电话，他面带笑容，语气温和地说：“同志，你要错了。你找的人不住在这里。你问刚才接电话的人嘛，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叫张剑。噢，你问我是谁？我是粟裕，是的，就是原来在三野，现在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粟裕……”大概是对方表示了歉意，他说了一声“没有关系”，才把电话挂了。粟裕同志对待群众和善、耐心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
粟裕同志对党赋予的任务，不避艰险、勇往直前。一九五七年四月初，他遵照党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为了保障金沙江以东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率领有关同志前往四川。越过奔腾咆哮的大渡河，翻过三、四千米的高山，在重峦叠嶂中、逶迤崎岖的道路上前进，在茫茫的风雪中露餐。他冒险通过叛区，先到西昌，后抵凉山。一路上，他看望部队指战员，亲切地问寒问暖，被当地群众称为是“解放后我们见到的第一位北京来的首长”。他每到一地，都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强调贯彻执行“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平息叛乱。经过实地考察，他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提出了建议。返回成都后，粟总长主持召开了五个地区的军事联席会议，会后又专题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在这长达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过程中，他虽然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但工作起来，仍是那么全神贯注，以至废寝忘食。许多同志劝他要注意身体，他却笑着说：没什么，再大的困难也能顶得住。
敬爱的粟裕同志已离开了我们。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谆谆教诲依然在我耳边回响；他的不朽的功勋业绩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对我是一种有力的激励，将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