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楹

    粟裕同志已离开我们远去了。时间过得越长，粟裕同志的光辉形象越是鲜明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越是强烈地激起我深切怀念之情。我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多年，同他一起度过了十年内乱后期的艰难岁月，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伟大历史转折。深深体会到，粟裕同志不仅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也是我心悦诚服的好首长、好老师。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通过他的实践活动，使我受到了深刻生动的党的优良传统教育。这里，我想就自己感受最深之点作一些简要的回忆。
    实事求是，是粟裕同志最优秀的品质之一。他的一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一生。他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得天独厚的特殊优越条件。他生长于偏僻山区的小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受过成为高级指挥员的专门训练和深造。战争年代，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作战。他能在战火中脱颖而出，由南昌起义的一名班长，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出类拔萃的一代名将，当然是由于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培养，而从主观方面讲，同他自觉、顽强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分不开的。他说过，“我在青年时期，跟随毛委员，朱军长学习带兵打仗，得到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的规律去寻找。这条道理使我终生受益。”的确，粟裕同志在长期的战斗生涯中，一直是遵循着这条道理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与刘英同志率领红军挺进师开创浙南革命根据地，在与党中央，中央分局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比较自觉地实行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面对几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他灵活运用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敌大我避”、“敌小我欺”和“敌进我进”等方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他依据不同阶段敌我形势的发展变化，制订和实施不同的作战方针。例如一九四一年秋，当日寇乘我军尚未深入农村之际，企图迅速伪化苏中时，他多次组织游击战下的“要点争夺战”(即对某些战略据点，不轻易放弃，如敌系局部的“扫荡”或乘虚侵占时，则予有力打击，并尽可能多控制一时期，以便有力地帮助根据地之巩固)，粉碎了日寇的阴谋。一九四四年春，他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对日寇的攻势作战。以后为准备应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新的进攻，在天日山反顽作战中，提前实行部队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解放战争期间，粟裕同志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指挥了多次大兵团作战，更表演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活剧。他在捕捉战机上表现出惊人的敏感，在战役指挥上又总有出人意料的创新，因而能够出奇制胜。所有这些创造性的作战指导，都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分不开，因而能在复杂多变的革命战争中，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牢牢地把握战争发展的主动权。
    粟裕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仅表现在自己负责的工作范围内和对当面的局势的处理上，而且表现在他勇于就整个战略方针提出建设性意见。苏中战役之前，他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提出推迟外线出击的建议，豫东战役；之前，他又向中央提出推迟渡江、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建议，以及济南战役结束之时，提出发起淮海战役的建议，都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采纳，并被战争进程证明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员，因其所处的位置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局限性，因此要对全局性的问题提建议，尤其是对中央作出的决策提不同的建议，不是一件轻易的事。粟裕同志曾经说过他当时提建议时的心情：既担心自己的看法有局限性，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又觉得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应当从战争的全局考虑利弊得失，对上级提出负责的建议，因此大胆地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我觉得粟裕同志所以能够提出这些重大建议，是因为他一贯关注战略全局，善于把战略全局与本地区、本部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且以本地区、本部队的积极努力，去促进全局意图的实现。粟裕同志的实践活动，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把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的光辉榜样。
    粟裕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表现在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记得有一次粟裕同志去看望叶剑英元帅，临别时，叶帅送他出来。粟裕同志恳劝说，“不要送了，不要送了。”叶帅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军了，怎么能不送呢!”粟裕同志说：“我只是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起了个联络员的作用。”叶帅说，“那就不简单了!”这一段对话，使我很受教育。我常听到一些同粟裕同志共同战斗的老同志们说起，无论战斗频繁的战争年代，或者是日理万机的和平日子里；粟裕同志都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了解党央的文件、指示，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深入部队、边防、要地作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在战争年代，什么东西都不保存，但一直自己保管着几个抄了中央指示的电报本子。我调到他身边工作以后，曾多次跟随他到部队调查研究。我也摸到了他的一些习惯：视察阵地，他一定要到前沿去，还要登上制高点，观察前线部队的防御部署；到城市，他一定要到最高的楼上俯瞰全貌，观察城市的布局，考虑如何设防和作战；每到一地，他一定要向当地最高军事首长了解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和部署，每到一支部队，一定要到基层去看看干部战士。还有两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一个是到烈士墓前致哀和参观纪念馆；一个是农贸市场了解当地的物资供应和群众生活情况。粟裕同志晚年因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心血管、脑血管病和早期胃癌并作了胃切除手术等多种重病，每当重病后的康复期，医生要他到外地休息治疗时，他总是利用这个机会作调查研究。外出时关于治疗药物、器械的准备情况，他概不过问，但一定亲自起草给中央军委的在休养期“顺便”到部队学习、调查的请示报告，交待我们应该携带的地图，准备所到地区部队的有关材料。到了外地，他常常不待身体康复，就抱病着手听汇报、看材料。一九七四年，他刚作了胃切除手术，就利用组织上批准他到广东休养的机会，考察了广东和海南岛的防务，并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有一次，在外地请当地的一位专家为他复查身体，专家看了他的病历和当时的心电图后，很吃惊地说：啊呀1这种情况还外出调查，如在我们这里，我是要让他卧床休息的。当我把这位专家的看法告诉他的，他笑笑说，那是因为他们这里的病人年轻，医生们接触老人的机会少些，象我们这样的身体还能经得起医生的检查吗?告诉他不要紧张。他这种为了工作，把一切置之度外的精神，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从粟裕同志的实践活动中，我还体会到，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同谦虚、-民主和自我批评的美德融为一体的。他善于集，卜群众的智慧，总结实践经验，看准了就毫不动摇地坚持，同时又不固执己见，没有令人无法接受或不平等待人的情况。当他发觉自己的看法有偏差时，就修正自己的认识。因此，他的思想能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左”的思想泛滥，军事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二学盛行，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不作深入研究，只强调对敌人总体上、战略上的藐视，不注意具体上、战术上如何对付敌人，似乎抽象地讲讲人民战争就解决了一切问题。粟裕同志对此深为忧虑，并且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断地调查研究，大胆地提出自己对国防建设上和作战指导思想上的许多建议。他多次说：“作为一个老兵，对国家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问题不说，就是犯罪。”一九七〇年，粟裕同志受周总理委托，乘车长驱七千多公里，视察我军西北、华北阵地，深入部队同基层干部、战士谈话。他对广大指战员艰苦戍边的崇高精神赞叹不已，也为某项边防建设的问题而感到吃惊。他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有的同志好意地提醒他说，该项边防建设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粟裕同志说，不能因为主席批了就不如实反映情况，虽是主席批的，也看报告情况时是怎样报告的。谁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动辄被扣上弥天大罪的帽子，敢于提出这个见解，没有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办不到的。粟裕同志在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时，直率地指出了该项边防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完全同意粟裕同志的看法。后来他又在给中央和军委的书面报告中，如实报告了视察得出的结论。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粟裕同志痛感林彪一伙长期把持军委工作，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所作的种种歪曲，对我军战略方针、作战指导，国防建设等方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他不顾江青一伙仍然窃取着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一切真理都被视为谬误的情况，潜心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问题，以及我军现代化建设等问题，于一九七三年初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写了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指导问题的报告，他还不止一次地说，他想写一篇军事辩证法的文章，他的夫人楚青同志说，你怎么想搞起理论来了?他说，我不是要讲理论，而是要讲实际。以后因病重未能如愿。从一九六五年到他去世前几年，他先后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了二十多个重要报告，内容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建设，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以至坑道内炮兵战士的防震、排烟措施，篇篇报告凝结着粟裕同志调查研究的汗水和深思熟虑的心血，体现着一个老战士的高度责任感和求实精神。很多人都知道，粟裕同志在一九七九年发表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重要文章，但是：文章中的思想观点，并不是当时才有的，而是他长期以来，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战争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出来的，也是他与军事领域里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断斗争的结晶。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作战方法，提出了独创性的意见。尽管他言犹未尽，却冲破了军事思想上长期形成的禁锢，引起了全党全军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对拨乱反正，起了很大作用。
    更使我敬佩的是，粟裕同志不仅在军事上那样坚持实事求是，直言不讳，在政治上也是不迎合、不苟同，始终按原则、凭党性办事。他从不打听小道消息，也不去迎合某些潮流，更不去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十年动乱中，他同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许多老干部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尽管他自己的处境很艰难，但还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和解救一些同志。一九七五年，“四人帮”利用周总理病重住院的机会，以国务院名义下发文件，推行建立“民兵指挥部”的做法。粟裕同志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利用外出视察工作的机会，给一些老同志打招呼，乘安徽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的机会，开了一次座谈会。在这次会议—卜他说，五十年代在他当总参谋长的时候，亲耳听到毛主席说过，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粟裕同志的发言，使一些同志心里有了底并提高了对“四人帮”搞阴谋的警惕性。我随同粟裕同志参加了这个会，当时我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这些言论，马上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四人帮”那里。其实粟裕同志早就有了应付最坏处境的准备。一九七五年初的全国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粟裕同志担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他一面邀请叶剑英、邓小平同志接见全体代表，一面高度警惕江青一伙插手军队，捞取“资本”的企图。当时江青让她的办公室人员对军队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示意，江青要见见军队代表，工作人员向粟裕同志报告，粟裕同志未予置理。接着，江青大摇大摆地窜到了解放军代表团。当时有的同志慑于她的“威势”，当着江青的面几次提醒粟裕同志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请”江青“作指示”。粟裕同志装着未听见而置之不理，江青见状，气愤而去。这件事，表示了粟裕同志对江青的极大鄙视和蔑视。事后，他召集家人，平静地说了事情的经过，让全家对江青一伙可能进行的政治迫害作充分的思想准备。粟裕同志在坚持捍卫真理、同邪恶势力的斗争中，表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胆识，表现了当年指挥百万大军所向无敌的大将气概。
    粟裕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一生。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下午四时三十三分，粟裕同志同我们永别了。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随同楚青同志及其子女，重访他当年频繁战斗过的七省一市，庄严地执行了敬爱的粟裕同志的生前意愿。在老战友们的悲泣声中，在自动赶来的千百群众的哀切注视下，粟裕同志的骨灰一杯又一杯地撒在他战斗过的土地上和江河里，同长眠在那里的烈士们永远在一起。此悄此景生动地表明，粟裕同志永远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祖国，他的不朽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他的高尚品德将永远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