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力

亲切关怀，谆谆教导

    我在粟裕首长身边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却长期受到他亲切钓关怀，谆谆的教导。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被调到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工作。一九四八年又到他身边担任随从副官。他不仅在工作上、政治上对我严格要求，在学习上给予我很多鼓励和鞭策，特别是在生活上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使我终身难忘。当我到他身边工作不久，他发现我忙于事务多，学习抓得不紧，他就启发我，工作要做好，学习也不能放松。他说：你是干部，更要带头学习。住到南京后，军区政治部组织机关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有一天，他对我和俞杰同志说：这是军区决定开办的，是为对干部进行系统理论教育而办的，你们俩人要参加学习。他还讲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重要性，鼓励我们坚持听课。
    为了使我们能学到系统的现代化军事技术知识，他在一九五—年因病出国治疗时，交待秘书处将俞杰和我分别送到军医大学和坦克学校去学习。
    上海解放后不久，一天晚饭后散步时，他问我：你家不是靠近南京吗?我回答说：是的，你不是到过我们家乡(抗战时，一九三八年夏，新四军先遣支队来到我的家乡江宁县横溪镇)。他就说：那时你们那里各种司令很多，什么朱司令、王司令，都是国民党溃退时，留下来的散兵游勇。这些都不是真正抗日打鬼子的，而是专门危害人民群众。因此我们一到，他们就呆不住了，有的就公开投降日本鬼子当汉奸；有点民族气节的，就来投靠我们了。但人民群众很好，经过我们一宣传。抗日热情就很高。特别是青年学生，抗日灼热情更高，积极报名参加新四军，有的还被送到皖南军部教导队。他接着说：你写封信给你父亲，让他知道你已经到上海了，让他高兴、放心，也可以请他到上海看看你。他问道：你父亲过去来过上海吗?我说：没有。他就说：现在是人民的上海了，就让他来看看新上海吧。
    我们进驻南京后，一天他到南京城外牛守山、东山桥一带察看地形时，他问我这里靠你家很近吧?我说：大约二十公里。他就说那你就乘车回家看看父亲、妹妹，看看他们身体、生活怎么样，家乡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如何。我回来后向他汇报说：我父亲身体还好，家中生活由政府照顾，群众帮助。当我说到三个妹妹的情况时，他就说：你可以叫二妹来南京找个地方去学习，将三妹接回家上学(当时我父亲已六十多岁，母亲早巳去世。哥哥和我抗战时先后都参加了新四军，日本投降后，我们也随部队北上了。这次回家大妹已结婚，二妹在家，小妹寄养人家，父亲已失去劳动能力了)。他就叫我将二妹接到南京由秘书安排到军区通讯学校学习，三妹接回家上学，家中生活由政府帮助解决。土改后，家中分得的土地由当地群众代种，在他的关怀下。我家的生活，妹妹的工作、学习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平时他对我的学习、工作，生活更是关心体贴。进入城市后，感到没有手表，工作很不方便。他知道后就用他自己的津贴费为我买了一块英纳格表。当时一块英纳格手表要几个月的津贴才能买到。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来看他，那时他已经从国外回来到总参工作。他详细地询问我一年来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并鼓励我要在装甲兵好好工作。他说装甲兵是一个技术兵种，是陆军中的一个主要兵种，将来的步兵都：要向机械化、装甲化这方面发展。要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且要不断的提高，成为精通装甲兵战术技术的干部。当我吃完饭离开他之前，楚青同志还从室内拿了一件物品交给我。楚青同志说：这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是留给你作纪念的。俞杰他们也有。    据我所知，首长每次出国回来总要带些纪念晶分送给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东西虽小，情意很深。尽管我们离开他有这么长的时间，离他有这么远，他始终把我们记在心中。例如：他外出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知道那里有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他都要派人找到，见见面，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等情况。一九七三年他到西北看地形，经过大同，刚好我到部队开会不在大同，他就叫秘书打电话到处找我。
    一九七一年，我看望陈、粟二位首长时，当他们知道我还未被分配工作，陈老总就说；李家益现在不是在装甲兵工作吗?他不是了解你吗?粟裕首长就说：李家益现在是主持装甲兵工作的。我回答：李家益过去是我的处长，我未去找他。陈老总又说：你去找他。就说我们说的，要他安排你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军委决定恢复院校，要从部队调回一批原在院校工作过的同志回来工作，我也在被调之列。我就去找粟裕首长。他说：林彪、“四人帮”把院校都砍光了，要建设现代化、革命化的军队，干部不经过院校正规训练、培养是担负不了部队指挥和训练任务的。你愿意回院校工作，我可以和装甲兵领导打个招呼。
    一九七六年，党内外出现一些怪现象，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和上海搞什么第二武装，弄得乌烟瘴气，我想不通。一天，我去看望粟裕首长时，就把自己的想法对他说了，并把我在上海延安饭店遇到许多老首长、老同志也想不通的情况告诉他。他当时未正面回答我。吃了午饭后，他休息了，楚青同志就出来和我说；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前进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有一点阻力不奇怪。我们一定要坚信党、坚信人民群众，历史总是要向前的，革命一定要胜利的。我们可以把当前的一些现象看成是前进中的一支插曲。在送我出门时还说：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部队整顿是对的。当时楚青同志虽然是以自己的口气对我说的，并且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我知道她的话是传达了首长的意见。我也理解了这些话的深意。这是粟裕首长在政治上给我的最大关怀。
    一九八二年，组织上决定我离休。我要求回原籍安家，得到领导的同意和支持。我就到医院将这一情况向首长和楚青同志说了，他觉得我的要求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符合政策。为了使我的愿望能尽快得到落实，他特地从医院回家，向省的领导同志写信；从这时起，他的病情时好时坏，不能出院了，但他仍时常询问我回南方的事。一九八三年国庆前夕，我到医院看他，他的病情已很重了，他示意我靠近，用微弱的声音问，“余力，你回南方安家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我既激动，又十分难过，说：“首长，我的事办好了，省、市领导都批了，你放心吧，安心养病，保重身体，不要再为我操心了。”他听年，他离开军事科学院，秘书们要搬到他家来办公，才不得不扩建几间房子，让秘书们办公用和随从们住。但扩建的房子还来竣工，他就辞别我们了。数十年来，粟裕首长不但模范遵守这些准则，而且教育子女和亲属，都要这样做。凡是来看望他的亲友，见面时都要教育他们回到家乡或单位以后，要遵纪守法，要尊重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不要搞特殊化，决不能用他的名义向政府或单位捉任伺要求。如果他没有时间接见，也要交待楚青同志或秘书转达他的意见。楚青同志也是一位稳重、扎实，处事谨慎，考虑问题、做工作细心周密的人。在主持家务、教育子女方面，严格遵照首长的意愿行事。他们的子女在严格教育和帮助下，也都能够自觉地严守教导，遵纪守法，养成了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习惯。他有二子一女都不在身边工作，即使他长期病重住院，子女也都不在身边侍奉。一次我去医院看他，还有一位同志也在病房探视。这位同志问他：“粟伯伯你病成这样，还不调一个孩子回北京来照顾你呢。”他却语重心长的说，“我怎么能随便把他们调回来呢，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要为他们的事业着想，不能为了我影响他们的工作。”我知道他是很思念儿女的，但他又不愿为了他而让子女守在身边。
    直到他病危时，他的长子才从部队赶回北京，次子正好休假在京。女儿和女婿在出国时，他把他们叫到床前，语重心长的说：你们在国外要安心，好好工作，不要思念我。同时你们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我有什么不测，家里也不打算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广播中听到了，也不要向大使馆提出回国的要求。在他逝世后，是外交部和总参研究决定要他们回国向遗体告别的。
    首长的无私无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