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谷

    粟裕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曾在他指挥下南征北战的老战友，只要相聚一起，就很自然地缅怀起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首长来。
    一九四一年初，我从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不久就改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调新四军一师政治部工作。当时粟裕同志就是我们的师长。在以后的整个战争年代中，我一直在他指挥下的部队里工作。我和他直接触并不多，但仅有的几次接触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皖南事变”后的一九四一年春天，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政治和战争风云变幻多端。大家都盼望着能及时听到从党中央那里传来的关于时局的信息。于是，师首长决定为我们师政治部宣教部配备一架收报机和几位收电译电员，担负收录新华社电讯的任务。不知是当时新华社电台的功率小，还是我们这台收报机的质量差，虽经反复调试，总是收不到延安的信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首长和我们都为之焦急。因我曾在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东进报社工作过，便毛遂自荐，愿意每天晚上利用收报机收录重庆的记录新闻，供领导参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和宣教部长张崇文的赞许。抄收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每天深夜，我在油灯下一字一字记录着新闻，第二天清晨便将记录稿送交首长，此后直到电台能收到延安的电讯一段时间内，只要司令部驻地离政治部近一些，粟师长往往一早就到我们这里来阅读记录稿。记得有一天清晨，张崇文同志陪着他走进屋来，说起我深夜工作打了盹，帽沿给油灯烧了，粟师长听后，再三叮嘱我白天要好好休息。首长的关心，更增添了我搞好工作的信心，这件事一直给我留下十分深刻印象。那时粟师长不仅密切注视着苏中地区敌、友、我的情况，还通过各种渠道，攫取有用的信息，以掌握全国以至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势态。
    一九四一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将其主要力量转过来对付我解放区军民，在我苏中地区建立了星罗棋布的据点网，进行了多次的“扫荡”和“清剿”。但是，我们一师师部却从来未遭到过敌人的袭击。有时，师部队伍刚从东向西走出一个镇子，鬼子就从镇南向北而过。政治部的同志们常说，我们有这样的好师长，对敌情了如指掌，这真是我们莫大的“造化”。
    粟裕同志留给我的另一个难忘的印象是在一九四四年底。我在一九四四年春由师政治部派往苏中区党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于年底结业，跟一批同学一起被抽调随军渡江南下。这次整风是我第一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这个只有二十三岁的青年党员在政治觉悟的提高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整风受到了康生等人在延安刮起的“抢救”运动的干扰，冤枉了不少好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九三八年起，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在学校进行过一些抗日救亡运动。为此，也受到种种追查，一会儿怀疑我是托派，一会儿又怀疑我是国民党三青团员。在我离开党校随队伍渡江南下时，一度思想情绪十分低落。队伍到达浙西长兴县的一个山沟后，就在那里集结等待分配工作。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去苏浙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仰峰岕山村，粟司令要找我谈话。我是背着思想包袱和这位尊敬的老首长见面的。我直接走进设在一家民屋楼上的粟司令办公室。粟司令见到我，马上招呼我在一条板凳上坐下，问我经过长途行军身体怎样。他亲切地询问立即使我感到象是回到了慈祥的长辈身边，一股热流涌上了心头。粟司令接着告诉我关于派我到三纵队政治部去工作的决定，并简要介绍了这次南下的重大意义。当时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但是在东方，侵华日军为了摆脱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在正面战场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党一溃千里，丢失了一百多个城市。为了收复国民党丢失的大片土地，配合盟军反攻，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抽调八路军、新四军组成几路大军，分头南下。粟司令率领新四军苏中地区的六、七个团，汇同苏南的几个团南下，在东起浙东、西迄皖南、北自长江、南达天目山地区，开辟了苏浙军区。粟司令鼓励我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工作，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作出努力。
    面对这位老首长，我暗暗在想，我在党校受审的事情，他不会不知道。但在谈话中他却只字未提。从他言谈话语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亲切和鼓励的态度，我深深感到这是党对我的充分信任和寄予的殷切期望。他的一席谈话，象一股春风吹散工我心头一块“乌云”，我踏着轻快的步子，来到了三纵队政治部报到，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我心中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情。那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我所在的部队根据“重庆淡判”达成的协定，已从长江以南撤回江北。国民党由于受到全国人民的压力，还没有公开发动全面内战。这一年的三，四月，我们部队所在的苏皖边区政府在淮阴召开全区文化宣传工作会议，讨论在新的形势下的宣传工作问题。我们军队也有代表参加，我是其中一个。在这次会议上，有的人对当时极不稳固的和平看得过分乐观，认为过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今后和平民主新阶段，边区的兵要越来越少了，主要为工人、农民服务了。但对于当时国民党搞假和平、真备战，我们部队同志是有切身体会的。自从撤出江南后的半年时间内，我们部队一会儿调到津浦线一带，一会儿又拉到陇海路一带，处处看到国民党在那里紧张地调兵遣将。怎能说边区是安全的，军队可以解甲归田呢?我们军队代表对如何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感到为难，并把这情况向驻在淮安的华中军区领导作了反映。不久，军区通知与会舱军队代表去淮安开会，粟司令亲自接见了我们。他十分明确地指示我们：别听那一套，你们回部队后要抓紧动员，准备打仗！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军队不久就向我边区大举进攻，同志们无不钦佩粟司令对形势的估计。正因为部队对国民党的进攻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一九四六年夏秋，在苏中战场才出现了著名的七战七捷，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每当我回想起亲身经历的这一件件往事，心头总是久久不能平静，老首长的一言一行对我的帮助和鞭策是巨大的。我们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良品德和作风，世世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