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进

    我是个曾经追随粟司令战斗过的浙南子弟兵，追忆往事，历历在目。我老家浙南温州地区有着革命斗争的光辉传统。在大革命风暴和红十三军战斗失败后，虽然处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但革命同志从未停止过斗争。一九三五年初，长期坚持在浙南沿海农村独立斗争的老党员叶廷鹏等同志、革命青年吴毓、何畏、陈铁军，结合群众领袖郑海啸为核心，集结北港地区的一批革命青年同志，自动拉起了一支十多人的游击队，开拓了以北港凤林乡为中心的秘密革命基地。我也就在这时回到家乡参加了这支游击队。
    当时，吴毓等同志到福建边境附近去找由鼎平县委领导的游击队联系，不料鼎平县游击队领导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不但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愿望不予信任，而且还怀疑是“奸细”、“异端”，吴毓等同志不得不失望地逃了回来。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大搜捕，当时担任社会公开职务、掩护革命秘密活动的郑海啸和青年学生林心平等一批同志不幸被捕，使刚起来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打击，游击队活动也深受影响。就在这危难的时刻，粟裕同志率领红军挺进师一部路经我们游击队活动基地。我们的领导人之一何畏同志立即带了交通员主动去联系，粟裕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何畏同志，详细了解了我们这支力量在当地活动的情况，并对我们这批知识分子革命力量的存在与作用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完全信任了何畏同志并立即把他带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那里，随部队一起行动。这对我们这支自发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是多么大的鼓舞，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力量啊!
    时隔一月，我奉命到上海找地下党联系，正好陕北党中央派冯雪峰同志到上海，作为上海和党中央的联系点。我找到了冯雪峰同志，汇报了浙南的革命斗争情况，得到了他的鼓励，并授命我立即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送交给已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两年的粟裕、刘英同志。挺进师和中共闽浙临时省委又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当时南方游击战争的形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平阳北港一带人民在一开始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时，就得到了粟裕同志的关怀与领导。
    我们这支从开始只有二十几个人、几支土枪的地方游击队，自一九三六年秋到一九三七午二月与红军在乎阳会合时，不到一年已发展成为一支有长短枪近百支的红军游击队，最后成为挺进师的一部分。我当时根据粟裕同志和领导的指示在温州地区搞群众工作，主要是组织知识青年，宣传抗日救国，扩展地下武装和为红军游击队收集情报。这些工作一直是在粟裕同志的直接领导与关怀下进行的。
    由于远离中央，反动势力又十分强大，粟裕同志面对敌人数十次的“围剿”，不但没有被压倒，而且越战越强，部队由四、五百人发展到二千多人，成为浙南人民心中的一盏希望之灯。粟裕同志还把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结合起来。当时浙西南人民备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敲诈勒索，加上大旱之后又遭大水，挣扎在死亡线上。粟裕同志命令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开仓济贫，战胜夏荒。”这样，推动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进而开辟与扩大了好几处根据地。而且当根据地基本得到巩固后，粟裕同志又及时地调整了政策：对拥护抗日，愿意向红军交“抗日捐”的地主讲团结，集中力量打击投降派。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对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粟裕同志仍善于让局部适应与服从全局的需要，从而发展全局形势。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张地方报纸发了一条消息，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粟裕同志经过仔细分析，估计有再次国共合作的可能。他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进溪口镇的镇公所，向镇长自我介绍：“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前线，要向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立即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也要开拔抗日了……”粟裕同志摸清情况后，就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信，要他们派代表前来谈判。县政府接信后果然派代表来，请我们下山进城。这时，国民党“围剿”司令刘建绪，也奉蒋介石之命，登报要和我们谈判。在温州谈判时，由于我们宣传工作的积极配合，几乎家喻户晓，群众都争先恐后，想看一看粟裕同志的风采。那时粟裕同志很瘦，但目光炯炯，神态威严，步伐坚定，说话时脸带微笑，又显得格外和蔼可亲。
    敌“围剿”司令刘建绪曾十分感叹地说：“粟裕这个人实在不可思议，你要打他时，年复一年地东征西伐，连个影子也没有看到。你要和他谈判时，城里乡下，四面八方都是他的人。”
    内战停止，全面抗战开始，粟裕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司令，刘英同志任政委。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形势，粟司令高瞻远瞩，决定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亲任校长，并担任一部分教学工作。我也奉粟裕同志指示到抗日干校工作。当时浙江各地和上海的一些爱国进步青年纷纷参军入校学习。
    粟司令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学员们都觉得易懂易记。有一次粟司令上马列主义理论课，主要讲辩证法。粟裕同志先提一个问题：当敌人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全面“围剿”时，怎样才能使部队最安全?大家一下讨论开了，有的说：“把部队撤到深山老林的深处。”也有的说：“把部队分散活动，以减少目标。”这时粟裕同志微微一笑但十分坚定地说：“出其不意，飞兵奇袭敌人后方基地，一定要狠狠地打，打得敌人老巢鸡犬不宁。这时，敌人势必要回兵援救，那么，我们又可以逸待劳，选择地形与时机，打伏击。只有这样不断地消灭敌人，夺取他们的装备米武装我们自己，使敌人逐渐变弱，使我们日益壮大，才是最安全的。”随着，粟裕同志从这例子引伸开来，说明什么叫辩证法，如何正确运用辩证法米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讲着讲着，下课了，开饭时间也到了，学员都不愿离去，要校长再多讲一点。
    还有一次上军事课，粟裕同志结合浙南山区的特点，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与消灭敌人。下课后，一位学员对我说：“有一次粟司令带领一百多人在我们家乡叶南山执行任务，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二个团包围了。激战了二天二夜，敌人毫无进展，又把围攻的兵力增加到四个团，一直打到第五天深夜，突然雷电交加，狂风夹着暴雨铺天盖地而来，敌人只好停止了进攻。次日天亮雨停后，敌人攻上山去，却连一个红军的影子也没看见，就连半山腰那些被击毙的白匪兵的武器弹药也不翼而飞。当时我很奇怪，粟司令是“神将”，会飞，那些红军战士也都会飞吗?现在听了粟司令上课，我才明白了，粟司令对我们浙南山区的一山一水、一草—木的熟悉程度，使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浙南子弟都十分惊讶，十分佩服。
    学员中有不少工农子弟，文化基础很差，学习常常跟不上，甚至想打退堂鼓，但他们了解到粟司令不但没有上过大学，而且和他们一样是士兵出身，敬佩之情顿时化作努力学习的动力。当他们亲眼看到粟司令随身总是背着一个挎包，里面装着地图和书籍，只要一空下来，不是看地图就是读书学习。这种言传身教的模范行为，更促使他们坚定了为革命学好本领的信念！
    一九三八年三月，粟司令奉令率领部队离开浙南后，这个学校只办了一期没有继续下去，但它培养了一批干部，对推动浙江全面抗日战争和救亡运动的高潮的兴起，起了重大的作用。
    粟裕同志对部属始终是那样严格要求而又关心爱护。一九四二年我曾在东台自卫总队工作，有一次师部在我县附近驻扎，我意外地接到通知去见粟裕同志，因他知道我已在苏中根据地。他一见到我就满面笑容地拉着我的手说：“几年不见了，我们是浙南老战友了。”我听了感到很不安，我怎么配得上是师长的老战友呢?一九四三年，为了开展敌伪军工作，地委领导派我到敌区做联络工作，又开辟了一些情报工作线索，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师政治部。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较多了，有时他要我直接汇报获得的战略情报，每次我爱人叶希回根据地送情报时，他总是对我们处在敌区的环境下而关怀备至。他在写指示和回信时，都喜用在浙南坚持斗争时用过的“金米’这个化名写密写信。这说明他总是把与我在浙南时期的友谊联在一起。后来一个时期，我在工作中受到一点闲气而有点灰心不想干的时候，他曾找我进行过一次语重心长的教诲：“这项工作在当前是很重要的，但要选合适的干部却很不容易。政治上经过考验的老同志，他们没有适应敌区环境的生活经验；有的虽能适应这种工作环境，但又经不起考验，担心容易出问题。你是我们浙南斗争的老同志了，有过去在白区地下党活动的经验，所以才要你去。”他特别最后讲了一句：“当然做这种工作对你个人来说难免要受些损失的啰！但工作确实需要你!”他这一说，我再也不能有意见了。他的这一番话，我几十年来都把它看作是知音。
    敬爱的粟司令，我们再也见不到您了，然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