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亨云

    敬爱的粟裕同志虽已离开了我们，但我总觉得这位身经数百战的老首长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半个世纪以来，我追随粟裕同志所度过的战斗经历，常常浮现在眼前。
    一九三五年初，那是多么艰难的岁月啊！天寒地冻，雨雪交加，我带着五、六十人的一个连队，突出了敌人重重的包围和封锁线朝着山峦起伏的闽浙赣苏区走去。战土们疲惫不堪，随身带着的一条条米袋早已空瘪，且无御寒的棉衣，走几步就得裹一裹披在身上的又破又薄的棉毯。我们这个连在江西怀玉山战斗中奉命占据制高点，保证主力翼侧安全。经多次击退敌人进攻后，失去与上级的联系，指导员又不幸牺牲。过了一夜又一夜，枪炮声稀疏了，大小山头上冲天的火焰渐渐熄灭。怎么办呢?估计主力部队可能是向苏区或白区突围了，我们也要突围出去！三天后的一个中午，我们进入江西东北部德兴，横峰两县相交的山区。听老乡们说，搓牙坞、篁村一带有红军，我高兴极了，当即让部队在附近的山村住下，自己赶着去寻找。就在这一天，我见到了粟裕、刘英两位首长，才知道他俩是带了先头部队于三天前突围出来的。见面后粟裕同志十分惊喜，随即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话：“怎么突围出来的?”带了部队没有?”伤亡大不大?”“你们的团首长在哪里?“有没有见
到别的部队?”一路上，我们没见到一个红军，光听说部队被打垮了。我说：“我们受到的损失太大了，今后怎么办?”粟裕同志又问了战士们的思想情绪，他满怀深情地说，‘突出来了就是胜利。让战士们好好休息；吃几餐饱饭，恢复体力。还要抓紧部队的思想教育，准备执行新的任务。最要紧的是不能悲观失望，要相信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敌人必然失败。”谈话中，粟裕同志镇静如常的情绪，使我深受鼓舞。
    我赶紧跑回连队，十分高兴地向战土们宣布：“我见到粟裕首长了。”战士们一下子都聚拢过来，急切地问，“哪个粟裕?”“是不是古田会议负责保卫工作的那个‘青年战术家’?”“是不是我们的军团参谋长?”“就是他，就是他。”我连忙回答。于是连队顿时活跃开了，战士们的眼神中又露出了希望的火光。
    我们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战斗中失败后。粟裕同志临危受命，会同刘英以先遗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了挺进师，出任挺进师师长，率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
    在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挺进师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进剿”和两次大规模“围剿”。面对强大的敌人，粟师长领导我们迅速完成了从运动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部队时分时合，分多于合，往往是几十人、十几人一路，甚至几个人也是一个战斗单位。这是克敌制胜的好战术。但是，同志们也不无顾虑，生怕在分散作战中与领导失去联系。三年中，我就曾两次失去联系。有一次是因为腿部负伤，被安置在群众中养伤，伤愈后留在松阳县五岩区一带组织农民游击队。后来游击队在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中被打散了，三个红军战士也只剩下了我一个，长时间找不到部队，直到一九三六年冬天才回到粟裕同志身边。那天，房东十五岁的小儿子程福林跑到山棚里来叫我，说是山脚下的茶园(村名)有个红军在等我。一个“等”字，使得我泪如潮涌。我一口气奔到茶园。在山下等着我的正是粟裕同志。他关切地看着我受伤的左腿，见我稍稍平静一些了，问道：“腿伤完全好了，能跑路了?”并又问了分别后的情况，鼓励安慰我说：“不错，总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了，不容易。”原来，他是通过地下党组织了解到我的隐蔽地点后特地来找我的。
    我在浙南第二次失散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九三七年二月，蒋介石在浙南地区集中了四十三个团的兵力，发起了拉网式的进攻。初期，粟裕同志带了一支百把人的小队伍在青田、泰顺一带与敌周旋。后来，他又果断地决定把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由他自己率领，一路山闽浙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达云、卫生部长张友坤率领，我被编在后一路。行前，粟裕同志指定我具体负责这一路军事指挥，而且向我们详细交待了不同情况下的作战方案，以及几个集合地点的联络暗号。不料，刘、张心怀鬼胎，分路行动不久，便借口“人多目标大”，强令部队再分散。最后，他俩带了一部分人拖枪投敌，而我这一路总共才六个人，并且只有一支短枪、四支步枪、一挺冲锋机枪。为了坚持斗争，从春天到夏天，接连数月，我们没有住过一天房子，过的完全是野人般的生活。后来，粟裕同志带着谢文清、刘清阳等十几个同志与我们会合了。我立即向粟裕同志检讨：自己没有把部队带好。粟裕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不用检讨了，情况我都知道。革命战争同其他战争一样是十分残酷的。同时，革命战争又是一个大熔炉，钢与渣就是这样清清楚楚地分离开来了。”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终于赢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牲利。后来，我们告别浙南父老兄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参加了新四军的行列，又在粟裕同志的指挥下，转战于大江南北。
    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我们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在江苏泰兴县拔除了日寇侵占的宣家堡据点。当时，我是一个团参谋长，正带领部队准备迎头痛击来自泰州向我反扑的日伪军，突然接到师部给我的一份电报，让我立即去师部报到，“另有任用”。到了师部，粟裕师长找我谈话，说是决定调我去浙江工作。他说，当前急迫的任务就是要在浙东迅速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解救处于苦难中的浙江人民。接着，他告诉我在新四军军部还有一些同志也要去浙江，等大家到齐了一块走，并同我商谈怎么走才能又快又安全。他要我把头发蓄起来，说是和尚头目标太大。
    “听说你在谈恋爱?”粟裕同志突然问我。我一听，连忙惭愧地低下了头，心想粟裕同志可能要批评我了。粟裕同志治军严格是有名的。一九三四年初，粟裕同志任军团参谋长，我在他身边当参谋。那时红军打仗，不怎么重视伤亡问题，特别是打了胜仗，伤亡大一点也不作追究。但粟裕同志却特别重视伤亡问题，任何时候都十分强调减少伤亡，要以最小的代价取胜。粟裕同志不但要求部下忘我工作，而且要求部下再忙再苦也要挤时间学习文化，掌握军事知识。现在，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却在考虑个人问题，粟裕同志能原谅吗?想到这里我立即站起来说：“我错了’。
    “错什么?！马克思主义又不是独身主义。”粟裕同志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让我坐下后又接着说：“你和机要员谈恋爱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我看你谈恋爱以后，部队带得很好，打仗仍然很勇敢。机要员小王呢，工作更积极了，这就很好嘛！我决定这次让她和你一块走。她是洋包子，你是土包子，她是上海人，你是江西老俵，叫她掩护你，你一路上少说话。”听着这番话，我禁不住双眼湿润起来，热泪夺眶而出。这时又象往常一样，粟裕同志的脸色变得严肃了：“浙东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到了那里要长期坚持，站稳脚跟。可不能背了包袱回来。”从那以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我在浙东工作期间，常常重温粟裕同志这番亲切的谈话，得到莫大的鼓舞。
    粟裕同志一生都是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所以他也很了解第一线同志的心。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在豫东战役中负了伤。打仗负伤，这是平常的事情。在这以前，我负过三次伤，左腿的腓骨上还一直留着弹片。这都没有妨碍我重返战场。唯有这一次，一条十厘米左右长、手指般粗的锯齿形弹片钻进了右肺，差一点钻进了心脏。我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床边响着来回踱步的脚步声，多么熟悉的声音啊，每逢重大战斗之前，粟裕同志总是这样在军用地图前踱步沉思。忽然，脚步声停了，只听见粟裕同志说：“不行。不能让他这样躺下去，一定要想办法救活他。”
    我用力睁开眼睛，果然是粟裕同志站在床边，只见他俯下身来对我说：“现在有二个方案，一是转院，到大连的苏联红军医院去，那里的医疗条件好一些。但路程较远，护送十分困难。另一个办法是我向军委报告，请军委领导派高明的外科医生来给你动手术。”
    我不置可否，静静地听着，心头升起了希望的亮光，同时尽力睁大眼睛，信赖地看着我十分熟悉的老首长。这时粟裕同志又说：“好吧，就按第二个方案办吧。”我想象平时听完首长下达战斗命令那样，敬一个军礼，说一声：“是!”谁知手刚刚抬到胸前，就无力地掉了下来。粟裕同志立即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顿时一股暖流温暖了我的全身。
    不久，果然来了一个名叫爱诺斯的加拿大外科专家，给我顺利地动了手术，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使我能够重新走上战斗岗位。
    往事历历，粟裕同志慈祥的容貌常在眼前呈现，亲切的声音总在耳边回响。粟裕同志虽然已离开我们了，但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