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若空

    我一九三七年参加新四军，一直到一九四七年，这期间除在华中党校学习和工作一年多以外，有幸多年在粟裕同志身边工作。在那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的岁月中，我不仅看到粟裕同志灵活机动、勇敢果断地指挥部队作战的大将军的英雄气概，而且还看到他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的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以及他关心部属、爱护干部的动人事迹。现将我亲眼所见的粟裕同志的几件事回忆如下：
    一九四年夏天，江南新四军受国民党的步步紧逼，处境十分艰难。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借刀杀人，派出部队把江南新四军逼到日本鬼子的占领区梅花桩内，企图两面夹击消灭我们。在这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候，我军为了抗日救国，尽量忍耐，避免磨擦，准备深入敌后，冲破一切敌人的封锁线。“打过长江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江南指挥部和所属部队，在粟裕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大部队向北开进，通过各条封锁线，穿过林立的碉堡、炮楼。夜间，粟裕同志设下干扰敌人的作战方案，命令一支小分队在鬼子和国民党部队中间发起攻击。战斗打响后，由于天很黑，果然引起了鬼子和国民党部队互相混战起来。于是，粟裕同志指挥这支小分队按预定计划来了一个“金蝉脱壳”，急行军离开金坛，半夜一点多钟，到了茅山附近归队，然后，大部队再前进到了运河边。运河大约有五十多米宽，水流很急，河面一片漆黑。河边没有船，怎样过河?大家一时束手无策。据了解，河对岸是渡口，有渡船。只见粟裕同志先派出警戒人员；随即宣布：“机关过河、警戒和断后工作由曾若空同志指挥。我过对岸去找船。”话音刚落，他就纵身跳下河向对岸游去；由于水流急，未能直接游过去，被水冲到离渡口好远的地方才上岸；上岸后，他跑到渡口，找到一条只能坐八至十人的小船，粟裕同志用尽全身力气把船划了过来，不用说，大家有多么高兴和激动。粟裕同志说：“你们赶快准备绳子。”当时我们一时找不到绳子，很着急。粟裕同志说；“你们把电台的捆天线杆的绳子拿出来接好；这一边绑在树上，拉过河对岸也绑在树上。”这样就解决了水流湍急，船很难划过对岸的困难。同志们坐在船上，扶着绳子，一船一船往返来回把部队运过了运河。记得当时，粟裕同志先让女同志和电台过河，然后才让司、政、后的其他同志过河。为了加快过河速度，马匹和会游水的同志都游水过去。就这样，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彼岸。一过了运河不远，忽然又在铁路上碰到坐火车的鬼子巡逻队和汉奸部队，迫不得已又打了一仗，敌人被我军打垮了，火车向南京方向逃走。我们全部胜利地在夜间通过了运河和各条封锁线，迫近了长江南岸稍事休息后，又准备打过长江去。
    一九四〇年初夏的一天上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机关召开科以上领导干部会议，讨论处理王永安同志擅自与驻地姑娘结婚的问题。
    王永安同志是广西人。他十多岁就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了勤务兵。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我井冈山时，右手受重伤，经我红军医院治愈，但失去了右手。出院后，发给路费，劝他回家。但由于他看到共产党的军队里官兵平等，互相关心，生活十分温暖，因而坚决要求留下。当时红军部队的领导多次劝他回家，他都不走，始终跟着红军队伍行军作战。他只有左手，不能拿枪打仗，就给炊事班挑锅担米，烧火做饭，冒着枪林弹雨给部队送饭、送水，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来，领导上根据他的要求和工作表现，就决定让他留下参加了红军。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使他受到了锻炼和考验。他从战士提为炊事班长、机关直属分队指导员、兵站站长。就在他任兵站站长时，有一次，江南指挥部司令部一名干部去检查了解兵站的工作情况，发现王永安同志跟驻地的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回来后，就报告领导说：“王永安跟地方女青年拉拉扯扯，使女青年被迫跟他结了婚。这件事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人民群众和战士们反映很大，要给他严肃处理才行。”当时江南指挥部的主要领导同志很气愤，要严肃处理他，不然，会影响部队，后果严重。
    由于当时是战争年代，新四军的干部、战士是不允许结婚的，陈毅、粟裕同志都还没有结婚，而王永安同志却违反纪律，擅自结婚，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有同志提出要枪毙王永安。一部分同志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但是，粟裕同志比较冷静，他根据王永安同志的一贯表现和他只有一只手的实际情况，提出：“我们的军纪党纪是严格的；但是，处理一个同志要十分慎重，枪毙一个人更要再三考虑。王永安的问题要进一步调查清楚，还有什么原因?是否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然后才能作出结论。”结果，会议采纳了粟裕同志的意见，进一步调查核实情况。调查结果是：王永安同志在兵站工作很出色，军民关系密切。当时由于他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是贫农，老俩口只有一个女儿，他们看到王永安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勤奋，同情他一只手，洗脸都没法拧毛巾，生活很不方便，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让他更好地为革命工作，主动把女儿许配给他。结婚那天，全村人还敲锣打鼓来祝贺，热热闹闹为他们举办婚礼。当时由于远离部队，敌人封锁严密，房东积极办好了酒菜，来不及报告上级，就结了婚。
    陈毅同志、粟裕同志听了上述情况后，再一次开会讨论。大家认为，王永安同志结婚是错误的。但是，这事发生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与驻地的群众关系很好，他的结婚非但没有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当地人民群众关心热爱新四军的表现。最后决定：对王永安同志进行批评教育，不给处分。
    这次会议刚要结束，王永安的岳父、岳母带着穿红衣裳，红裙子，打扮成新娘的女儿赶来了。陈毅同志见他们是淳朴老实的乡村百姓，笑着迎上去接待了他们，并让警卫员把王永安同志放出来，让他们夫妻团聚。
    这件事情的处理传开后，使部队干部战士深受感动。大家反映，没有枪毙王永安，顺军心，合民意。陈、粟两位领导同志既严格要求、认真教育干部，又宽宏大度、爱护干部，更使王永安同志本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他更加热爱党和人民军队，决心用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领导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从此，他的工作热情更高，干劲更大，组织纪律观念也有了增强。几年以后，王永安同志担任了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的重任。他的爱人也参加了新四军，并安排在医院里工作。几十年来，他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一九四〇年七、八月间，陈毅同志、粟裕同志带着机关部队从江北的郭村出发，行军到了泰兴东南边的高梁地的一间茅屋里暂停休息。这时正是黄昏时分，在离茅屋不远的地方有一大股敌人在高梁地里躲藏着，我们不知道。文工团团长朱克靖同志以为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就来要求给他们安排住地。当时是我负责这项工作。我告诉他们：“上级没有指示在这里住，只是暂时休息一下。”我话一讲，敌人听到了，突然一阵机枪打过来。敌人离我们约二三十米远，陈毅同志叫警卫连长带警卫连冲上去，警卫连长犹豫动摇不敢冲。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当机立断，拔出手枪，扬起手臂对大家说：“跟我们冲上去！”一个左一个右，带着警卫分队和机关部队向高粱地里的敌人冲过去。两位首长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带着大家边冲边打，把敌人打跑了，我们无一人伤亡。战斗结束后，陈毅同志当场宣布：撤去警卫连长的职务，送教导队去。首长们的勇猛作战行动，使我们极为感动。
    一九四〇年八、九月间，我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经济科长。一天，我去粟司令员住处请示工作，见粟裕同志病了，躺在床上。我问警卫员：“粟司令员的身体怎么样?”回答说：“粟司令员胃病发作，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我看到粟裕同志病成这个样子，心里十分难过，赶紧回去叫炊事班找两个鸡蛋，煮了一碗鸡蛋面条，叫炊事班长端给粟裕同志吃。粟裕同志随即叫他将面条端了回来。当时新四军的生活十分艰苦，干部、战土吃的都是一样的，每天每人油、盐，米、菜共一角钱。陈毅、粟裕同志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粟裕同志病成这个样子，不吃点东西怎么行?我又把面条端去，劝他吃下。粟裕同志听到我哽塞的声音，就把面条吃了，然后说：“面条我吃了，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粟裕同志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
    在一九四〇年十月的黄桥保卫战中，我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司令部财经科长，并代理副官处主任。战斗前，粟裕同志要我把指挥部机关的非战斗人员带到黄桥西边的一个村子里隐蔽待命，同时负责收容前线伤员，并派了一个排负责警卫。我们刚刚在那里安定下来，据侦察员报告，黄桥西面泰州、扬州一线的顽军出动了，大约未了一百几十人，是来侦察和袭击我们后方的。我马上跑到黄桥镇前方指挥所去向粟司令员报告。粟司令员说：“不要紧，你赶快回去带人员向这里靠拢，我马上派一个连去阻击。”就在这时，突然一发炮弹飞到指挥所上面，粟司令员叫我们迅速卧倒，并顺手把我按倒在地上，警卫员很快用身体掩护粟司令员，司号员也用身体掩护着我。就在这一瞬间，屋顶上的瓦片、泥土塌下来，把我们几个人都盖住了。当我们从瓦片土块中爬起来，粟司令员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受伤了没有?”我们说；“没有。”我问他：“你呢?”他说：“不要紧。”我们望着满身泥土的粟司令员，心里无比激动！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他的部属。他待同志亲如兄弟、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这种高尚品格激励我们更加勇敢地战斗。这次战斗非常激烈，连续打了五天五夜。我们全体指战员在粟裕同志的指挥下，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数倍于我的敌人多次疯狂的进攻，歼灭韩德勤部队万余人，俘虏了韩德勤和一千几百名官兵，缴获了各种武器一大批，这就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黄桥大决战的伟大胜利！

(广州军分区党史办邱平洋、陈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