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我在粟司令指挥下的部队战斗、工作过。尽管不是直接在他身边，接触不是很多，但有几次见面，他对我的教育、关怀和鼓励，使我毕生难忘。现在回忆起来，昔日他那亲切的教导，似乎又在我耳际回响，他那英姿焕发、可敬可亲的形象，仿佛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亲切的教育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粟裕同志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首先插入江南敌后，我们一支队由陈毅同志指挥随即跟进，经长途跋涉，胜利会师于深水新桥。六月巾旬，新四军一支队和先遣支队先后抵达茅山地区。
    当时江南一带的局势一片混乱。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逼下，早已闻风而逃，宁、沪、杭战略要地和江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各地汉奸四起，助纣为虐，土匪蜂拥，趁火打劫，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我们初到江南，人生地不熟，当地群众对我军不甚了解，部队武器装备又差，困难不少。就在这种情况下，粟司令在我们进入茅山后不久，即抓住战机，亲自指挥，初战韦岗大捷，歼敌数十，接
着又打了一系列胜仗。捷报传来，大快民心，大振土气，大长了新四军的威风，为开创茅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当时我们并不在粟裕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他的名字早已为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所熟知。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新四军成立了江南指挥部，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我所在的新六团就直接归陈毅、粟裕指挥。从那时起，我就有机会常见到粟司令．他很关心我们这支组建不到半年的部队，为了领导我们在茅山地区坚持斗争，每次召集我们研究情况、布置任务时，都十分细心地听取我们的汇报，深入了解部队和群众的情况，然后作出明确的指示，提出具体的要求。一九四〇年六月上旬的一天，粟司令和政治部钟期光副主任上午就来到我们团部交代任务，指出日寇准备从南京和句容调兵南下，企图“扫荡”我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粟司令要求我部在宁杭公路上从天王寺到二圣桥一段破袭公路，阻滞来犯之敌。关于如何组织侦察、如何组织群众破路等等，他交待得都很细。当时我团只有一个二营，是由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改编的，粟司令下达任务后还亲自看望了部队，察看了附近的地形，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离开，临走前又叮嘱我说：“你们现在不是游击队了，是一支主力部队了。你也不是一名游击队长，而是一个团长，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抓好部队建设，今后要准备承担更重的任务。”
    粟裕、钟期光同志走了以后，我带二营连夜突击破路，完成了任务。但次日凌晨，茅山周围各据点的日伪军三千余人倾巢出动，前来奔袭合围我部，虽经部队勇猛作战和群众的大力掩护，胜利突围，毙伤敌数十名，可是我们也遭较大伤亡，我自己在突围中腿部也挂了彩。
    这次战斗后，我全团在茅东史家大村一带休整。粟司令闻悉我负了伤，专门派人来看望。首长的关心使我十分感动，但也更使我于心不安，因为我们由于过多考虑部队执行任务后疲劳，警惕性不高，没有连夜转移，招致了不必要的损失。数日后，粟裕、钟期光同志又来我团帮助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粟司令肯定了部队作战勇敢，军政素质较好，在敌优势兵力合围下，能安全突围，并及时收拢归建，同时也指出我们注意隐蔽自己行踪不够，对敌情估计不足。粟司令这次讲话，对我们全团干部教育很深。

有力的鼓舞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七月份，国民党军集中十二万人，气势汹汹，大举进犯我苏中解放区。当时，我就在华中军区一分区。粟裕同志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指示，审时度势，沉着镇定，在一个半月时间内，七战七捷，歼敌五万余人，取得了著名的苏中战役的伟大胜利，挫折了敌人进攻的锐势，增强了我军敢打必胜的信心。
    在这些战斗中，粟司令展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开创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同时，他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积极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不仅巧妙地指挥主力部队驰骋疆场，而且善于使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作战，依靠解放区的党委和政府机关，发动群众，使敌人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一分区在泰兴、靖江、如东等地的特务团及其他部队，也均在华中军区、粟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在宣泰，如南等战斗中，担任了侦察、警戒、阻击、牵制等任务，并组织大量民兵和群众当向导，抬担架，运粮运弹，破路支前，有力地保障和配合了主力部队歼敌。
    苏中战役结束后不久，有一天，华中军区通知我到海安以北立发桥受领任务。到达那里后，粟裕司令、谭震林政委询问了我们部队的情况和群众的情绪，接着就指出，敌人虽遭打击，但仍调兵遣将，企图凭藉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切断我苏北、山东部队之联系，寻机与我主力决战。现华中野战军奉命北上，命令我们分区和七纵的部队一起沿通榆线阻敌向北进犯。当时敌人大军压境，我主力一旦北撤，分区部队和民兵势单力薄，部分同志会有思想波动。粟司令针对部队存有这种顾虑，鼓励我们要坚决顶着，作好最艰苦的思想准备，无论如何要坚持这块老根据地，要教育部队和群众坚信战局很快就会改观，我军主力一定会打回来的。
    粟司令的指示和鼓励，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返回分区后，我们随即作了布置和动员，协同兄弟部队，和广大苏中人民在一起，从南通，如皋起，沿通榆公路节节阻敌，一直退至盐城、阜宁，前后约一个月，其间我从一分区调到十一纵三十一旅，都较好地完成了牵制任务，掩护了华中野战军主力、后方的安全转移和与山东野战军的胜利会师，尔后接连进行了宿北，鲁南和莱芜战役，粉碎了敌人对苏北、山东的全面进攻。回顾这一段斗争历史，我们部队能够顺利地度过解放战争时期的最艰苦阶段，是和华中军区，苏中军区的首长，特别粟司令的正确领导及有力的鼓励分不开的。

重要的嘱咐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日常工作，逋过大抓整顿措施，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出现了一些生机，广大军民在动乱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在此重要时刻，粟裕同志子五月份来南京地区视察工作。建国后，还是在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和他见过一两次面，转眼又将近二十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工作的劳累，特别是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这次在南京重见粟裕，他健康状况已明显不如以往，但仍精神矍铄。他说，这次他是受邓副主席的委托，下来搞些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为即将在六月份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准备材料。
    当时，军区党委决定要我来负责陪同。我随粟裕同志先后到苏北的扬州、泰兴、黄桥、淮阴、淮安、盐城、海安、南通等各地以及上海，转了一圈，历时近一个月。每到一地，他都分别召集军分区、驻军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座谈，认真听取汇报，自己亲自作记录，并且和战争年代指挥作战时的习惯一样，总是要打开地图，边看边听边谈。那种不辞辛苦的工作精神，深入细致的作风，平易近人的态度，给各地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座谈时，他再三征求地方对部队的意见，要求军队同志主动与地方加强团结，野战军和分区也要搞好关系。他强调苏北是一块老根据地，战争年代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并针对当时“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竭力鼓吹和推广所谓上海民兵指挥部的经验，明确指出：“民兵工作一定要按我们的传统来搞。”他这一重要指示，使各地做民兵工作的同志在那是非混淆的日子里，看清了正确的方向。有一次我陪他散步，他又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你在军区管民兵工作，头脑要清醒。”提醒我“对上海那几个人要注意，是有斗争的”。“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更加认识到粟裕同志的嘱咐的重要和份量。他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故挨整的老同志也十分关心，专门找他们谈心，安慰和勉励他们。到了上海后，他还专程看望当时尚在“靠边”的陈丕显同志。
    这一个月来和粟裕同志一起朝夕相处，使我有机会能更好地学习他的许多宝贵品德。无论在硝烟迷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中年动乱中错综复杂的斗争条件下，粟裕同志对革命事业始终无限忠诚，对形势观察总是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远大的战略目光，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那样冷静沉着，充满信心，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一切都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粟裕同志的逝世，使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使我和战友们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师长，对此无不感到莫大的悲痛。然而，值得我们幸慰的是，胡耀邦同志以粟裕亲自指挥的七战七捷来号召江苏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实现四化的征途上去夺取新的七战七捷。胡耀邦同志的号召，不仅鼓舞着江苏人民，乃至全军全国，而且也是对粟裕同志的最有意义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