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茂辉

    抗日战争初期，粟裕同志在新四军二支队当副司令，我在那里当过科长，那时我就认识他了。一九三九年春，新四军军部组织了一个检查团去一、二支队，并带着战地服务团的一批同志去前线慰问演出。我们到二支队司令部的那一天，粟裕同志尽管很忙，但当晚就来看我们，并且同我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他知道我们服务团里有原来的东北流亡学生，并带着印有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照片的传单，便把这些情况和我们路经宣城所见到的日机轰炸造成的一片废墟的情景加以对比说明，东北人民过的亡国奴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把阶级仇变成民族恨。粟裕同志的谈话，有力地激发了大家爱国爱民的感情。
    随行的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听说粟裕同志曾经是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指挥韦岗处女战，打击了日寇凶焰，威震江南，都非常仰慕这位名将，要求他讲讲韦岗战斗的经过。粟裕同志却非常谦虚，把战斗的胜利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英勇杀敌的战士们，而对自己的杰出指挥却很少提及。过后，同志们都议论开了，粟司令这位驰骋疆场，敌军闻之丧胆的一代名将，想不到竟是这样平易近人，这样和蔼可亲。
    粟裕同志还从生活上对大家关心备至。他听说我们刚到狸头桥(二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时，为了省钱只买些小鱼吃，当地老百姓笑我们不懂，说这些小鱼是喂鸭子的。粟裕同志却表扬说：你们又吃了鱼，又省钱，是高明的做法，新四军只有那一点微薄的菜金，这样做是对的。粟司令说，这里可算是鱼米之乡，你们也可以买大鱼来改善改善生活，并且风趣地说，要吃大鱼到前方去，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我们去一支队，粟司令专派特务连护送我们过溧武公路。当我们见到陶勇同志<当时任团长)时，陶勇同志告诉我们，粟司令早有吩咐，要保证你们的绝对安全。粟裕同志关心同志的好作风，使我们大家深受感动。
    “皖南事变”后，一九四一年九月，我从上饶集中营跑出来，部队护送我们到苏中地区，我再次见到了粟裕同志。他当时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亲自接见我，要我去如东警卫团担任副团长，对外称自卫总队长。他一再嘱咐我；如东是苏中四分区通往盐阜地区军部的要道，到那里以后一定要搞好工作，要特别重视把那个海防团争取团结好。粟司令说孙仲明虽然只有一、二个连，部队没有你们多，但他对当地情况熟悉，有一定影响，你们千万不可瞧不起人家，要同他“平起平坐”，尊重他，团结他。我根据粟司令的指示，对孙仲明做了一系列工作，孙很受感动，从此稳住了他，争取了他在抗日斗争中的许多合作。
    有一次，大愤棉花公司种的一些草被我们部队误以为野草而割了一部分，引起了这个公司老板的不满。粱司令知道后，又让我去处理这一“割草事件”，叮嘱我们要高姿态地承认错误，消除由此而引起的矛盾。事后不久，他来到如东参加参政会议时，又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承认我们一是对部队教育不够，二是事先缺乏调查研究，并且反复强调，军队和地方发生了矛盾，军队方面要多承担责任，多作自我批评。粟司令这种待人以诚，严于责己，认真执行政策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教育着我们，对地方同志、上层人士也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
    对受了委屈的同志，粟裕同志总是耐心劝导安慰。鼓励他们把批评当作动力，并尽可能地承担领导责任，使下面的同志放下思想包袱。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二年前后，我们在如东地区活动，由于当地盛产棉花，地方部队都比野战部队穿得好一些，我们都穿上了细布服装，而野战部队的领导同志都只穿粗布棉衣。当时，七团负责供给的同志，想向我们换几套细布服装，我们就送了十套给他们。这件事让四分区的领导知道了，在一次会议上批评我们铺张浪费，我感到很委屈，便向粟裕同志诉说起来，粟裕同志耐心劝导我不要计较，并把发生事情的责任承担起来，说野战军部队要求换衣服也有责任，由他向四分区的领导说明情况，我一肚子的委屈终于消除了。一九四五年夏，粟裕同志在苏浙军区任司令，我在苏浙军区二分区(广德、郎溪地区)担任参谋长时，在孝丰三次反顽战斗期间，有一次郎溪地区的农民来报告，说发现山里有个地方埋藏着很多子弹。我满以为是国民党部队埋的，便报告了军区参谋长刘先胜同志，决定派郎溪的民兵挖出来，就近补充给野战军陶勇同志的部队。等到子弹送走了，才查明是六师四十八团打埋伏藏在那儿的。自己感到没有彻底调查清楚，以致发生了误会，心情很沉重，见到粟裕同志时，我说自己犯了错误，粟司令却安慰我说，你以为是敌人的子弹，及时补充给部队，这是对的吗；你没有错！他还专门向六师的王必成司令作了解释，给我消除了顾虑。
    粟裕同志对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总是循循善诱地耐心教育，既严肃又热情帮助犯了错误的干部自觉认错改错。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纵队有个团的干部居功骄傲，大闹医院，大闹地区政府，甚至无理要求政府登报向他道歉，要求群众燃放鞭炮夹道欢送他回部队，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军区领导同志要我利张云龙同志带人把他找回来，有的同志气愤地要我们把他捆起来押回淮安，粟司令对这个干部尽管很恼火，但还是嘱咐我们，要耐心地加以劝导，帮助他认识错误。粟裕同志向我们严格规定，千万不可捆绑，并且要我代表纵队向地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同志检讨错误。这位同志回到淮安后，粟司令亲自找他谈话，严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并且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们固然打了胜仗，但胜利的取得是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分不开的，而你现在把群众放到哪里去了?！从这件事的处理中，明显地看出粟裕同志是多么注意从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啊！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真是仁至义尽，毫无嫌弃之心。
    粟裕同志战斗了半个多世纪，是我军的一位名将，功勋卓著。但他对自己总是非常谦虚谨慎。每谈到他指挥过的大兵团作战的胜利，他总是归功于党和毛主席，归功于广大指战员。一九七八年，张鼎丞同志和谭震林同志派我去福建参加撰写纪念古田会议召开四十周年材料时，我向粟司令汇报中谈到福建上杭人民很怀念粟司令当时在上杭发枪一事。他说，发枪的事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批准的，千万不要写我，要多写总理。我说古田会议也有你一份功劳，写党史时应写一笔，粟司令坚决不同意写他自己，他说，当时毛泽东同志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我只是带着一个连替他作警卫，我当时只是个基层干部，怎么能写我呢?一九七九年，他来上海养病，我去看他，当谈到征集党史资料的事，他又反复嘱咐，无论如何也不要写他，一要多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陈毅同志，二要多写无名英雄的事迹 三要多写人民群众。
    粟裕同志的高贵革命品德，是用笔墨难以表达的。他虽然永远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革命情操，却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让我们学习粟裕同志的高贵品德，为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而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