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九四〇年春，我所在的“江抗”二团到溧阳整训。这时，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已合并为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分别担任正副指挥。我们驻地就在指挥部机关附近。一天，指挥部召开干部大会，讲台上坐着几位首长。只见陈司令员站起来讲话了，他讲了十来分钟，忽然说：“我头有点痛，要去歇歇，粟裕同志，请你接着讲下去。”说完，就离开会场了。粟司令站起来。走到桌子边，说：“好！陈司令要我讲下去，我就捡起这个斗笠戴起采吧!”啊1他就是仰慕已久的粟司令。他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声音宏亮，双目炯炯有神，吸引着全场干部。那次，他讲话主要内容是阐明当时抗战形势，新四军的处境，提出要坚持抗战，就要发展壮大新四军的力量，不能株守在小圈子里，号召部队加紧准备，迎接新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粟裕同志的情景。
    一九四〇年七月初，“江抗”二团渡过长江，参加在苏北的东进作战行列。打黄桥，攻姜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一系列的胜利，打开了苏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粟裕同志那次在江南指挥部干部大会上提出的号召，迅速地实现了。黄桥决战时，粟裕同志摸透了对方的脾气，摸清了他的部署、企图，熟悉了战地的地形、道路、村庄，经过反复思考、斟酌，提出了作战方案，得到陈司令员的完全同意和各纵队首长的赞同。实践的结果，证明方案完全正确：第三纵队固守黄桥镇，顶住进犯者的猛攻，把进犯主力吸到预定战场上；第一纵队猛插进犯者的右翼，把它斩成几段，分割围歼；第二纵队由西向东，从进犯者的后卫包抄过去，截断它的后路；然后三个纵队实行合围，猛打猛攻，昼夜不停，一鼓作气，干净利索全歼进犯者。陈司令综揽全局下决心，粟司令英明果断定部署，两位首长共同指挥作战，保证了决战的胜利。这是我们纵队王必成司令员作报告时讲的，至今印象仍很清楚；陈司令信赖和支持粟司令，粟司令竭力尽心地辅佐陈司令。从此，陈粟大军就逐步发展成为华东我军胜利的象征。
    华东解放战争中，陈粟共同组织指挥打的大兵团运动战，由宿北战役到解放上海，胜利一个接一个，规模一个大于一个。一九四七年五月，在鲁中沂蒙山区进行的粉碎蒋军向山东重点进攻的孟良崮战役，就是陈粟两位首长通力合作的范例之一。当时，我奉华野政抬部唐主任之命；到战役最高指挥所了解情况，从战役开始到战役结束，我都在指挥所，有幸亲眼见到两位首长互相信赖，亲密合作的一些动人情景。粟司令经常几天几夜，‘连续指挥。有时炊事员送上饭莱，陈司令端起饭碗却不吃，注视着粟司令，等他把话一讲完，就连忙喊：“粟裕同志，快来吃饭，休息一下吧!”总是等到粟司令坐到桌子边，他们才一起匆匆地吃饭，边吃边小声地讲着话。当围攻孟良崮蒋军战斗极为紧张激烈肘，粟司令的电话很多，他不时在电话中答复部队指挥员的请示汇报，并了解部队伤亡，弹药供应及吃上饭没有等情况。有一次，他在电话中讲了几分钟后，就说：“好了，现在陈司令同你讲话。”当时，陈司令正同别人谈话，听到粟司令叫他，一边走向电话机，一边问：“是谁?”粟司令告诉了他，他接过话筒，就说；“×××同志吗?你现在在哪里?你们几个师长到了什么地方?”陈司令看了看地图，接着说：“你们几个师长都要上山顶去，刚才粟裕同志讲的，就是我的意思，你们要坚决执行。部队伤亡大一些，不要紧，我手里还有后备兵力，你伤亡多少，我可以给你补多少……”战斗快结束前，陈司令握着笔，同粟司令一起，听取参谋的报告，一笔笔记下敌军伤亡和被俘的数字，然后加起来，对照被围敌军兵员总数，还少几千人。陈粟两首长商量了一下，认为孟良崮地形复杂，当时山头有云，残敌很可能在山洞、石缝中隐蔽，待机逃脱，必须干净消灭。粟司令当即口述命令，叫参谋马上下达，督促各主攻部队继续搜索作战，一定要把残敌彻底肃清。几小时后，主攻部队报告残敌肃清，并击毙敌师长张灵甫，陈司令才说：“现在可以叫部队下山了。”粟司令当即作了新的部署，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在回忆起粟裕同志指挥作战情景时，他的坚毅、沉着的形象还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使人难以忘怀。
    一九五四年底，我奉令到总参谋部办公室工作，前后一年半之久，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粟裕同志公而忘私、一心为革命的高贵品德，更亲切地感受到他对同志对部属关怀、培育的温暖。
    那时，他担负着主持总参谋部全盘工作的重任，无时不在思考和筹划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和加强战备的任务、方针、政策的落实。在机关时，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召开会议，个别谈话，座谈调查，处理文电，修改稿件，学习文件资料，少有闲暇。外出时，奔波於海防边防要地和各项国防设施，现地踏看，了解情况，征询意见，并到一些部队检查工作、询问指战员饮食冷暖。他的健康，因多次负伤流血，长期艰苦辛劳受到损害，在淮海战役后撑持不住而病倒。这时虽已痊愈，但体力已不如前，很难承担长时间的劳累。他不顾个人健康，仍是精神振奋地坚持工作。记得一九五五年严冬的一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进门就看到朝东的玻璃窗开了一扇，他歪着头，把脸贴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上。我惊讶地问：“总长，你怎么啦?”他抬起头，笑了笑说：“这样脑子清爽多了。”接着他就处理我送去的文稿，并询问了一些情况，交待了注意事项。以后，我才知道，他这样做不止一次了。
    他对军委领导的指示，不仅及时传达布置，贯彻执行，而且及时作汇报。重要的汇报和建议都是反复斟酌、集体研究后，由办公室人员或有关部门起草，他亲自修改，有时还修改多次，然后誊抄，亲笔签名上报。凡是向部队发出的电报、文件，他也同样过细地审阅修改，从不轻易地批发。
    粟裕同志对部属、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是许多同志都亲身感受到的。我刚调到总参工作时，他就询问我爱人在南京做什么工作，有几个孩子，并交待秘书和机关政治处的同志尽快办理调动和安排我爱人的工作，安排好我的孩子上学。对我的工作，他比过去指导得更多更细。有一次，他要我起草一个文件，反复地谈了他的想法，并嘱咐我要请示各位副总长，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还告诉我要翻阅那些文献资料。平时，他很重视我们提出的建议，从不打断我们的发言，每次听完后，对可行的，当即表示说：“好！可以这样写。”对不适当的，明确地指出缺陷后，还说：“你们再斟酌斟酌。”在他身边，我感到说话，办事都没有什么顾虑，当事情办得不妥当，文稿写得不合要求时，能受到教益，得到谅解，从没有产生过缩手缩脚、无所适从的窘迫感。
    粟裕同志对在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即使远离了自己，也不断关怀，给予指示，帮助解决困难。许多离开他多年的同志，见面时莫不抱着感激的心情交谈着这方面的情况。我调到南京工作以后，他每次路过南京，虽然工作忙，日程紧，都要抽空接见我，询问工作情况，家庭情况，给以鼓励，通过谈自己到各地视察中所见所闻，启发我应开阔眼界，跟上形势。最后一次是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一同应召去见他的还有黄志远、周蔚昌同志，他一一垂询，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把工作做好。谈话结束时，他说：“我们照个相吧!”并把楚青同志叫来，一同照了相。那一天，我感到首长苍老多了，不如以往健朗，但精神还不错，眉宇嘴角，仍有英爽气概，讲话也还清亮，心想象这样健康的老人，可以夺高寿，八十多、九十几，没有问题。谁知那一次见面，竟成永诀！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下午，天气晴朗，长江浪浪细腾，银光闪烁，象在迎接粟裕同志忠骨到来。楚青同志手捧骨灰，缓缓地撒向大江，粟裕同志的小外孙把一束鲜花投向江水中。
    长江，日夜奔腾不息，永远向东汇入浩瀚人海。粟裕同志好比千层浪花中的一朵，他永远以普通一兵的姿态，置于亿万人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