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六月初，我在泰和游击大队工作，为粉碎三省军阀联合向井冈山地区的围剿，泰和游击大队会同永新县独立营，密切配合红四军二十八团，猛攻猛打新七溪岭。一天下午，战斗正在极其激烈地进行着，突然，有一位个子不高的红军指挥员，带着一支小部队，从右侧迂回到敌后，直插敌人指挥所，于是我们很快地取得了胜利。战斗结束后，我认识了这位巧妙迂回敌后的青年指挥员粟裕同志，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得到他许多支持、帮助和教诲……

心目中想着战士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红四军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要泰和游击大队配合七连，阻击敌第二十七团主力。我们在三连连长粟裕同志指挥下，在永新县茶亭一带打死打伤敢人一百多名。在敌仓皇溃退时，粟裕命令全力追击，经过日野寺、东山占子湾，后来又向东绕过禾水河，在敌后配合一营全歼了敌二十七团，打垮了敌二十六团。这时战斗已进行了二天一夜，我以为粟裕同志会让部队休息一下，谁知粟裕同志却说：“要利用敌人慌忙逃窜，我军大获全胜的好机会再打一仗。”于是又追敌至四达亭全歼了敌三十六旅七十六团第三营第九连，仅仅我们泰和大队就缴得好枪三十七支，大家高兴极了。临分手时粟裕同志对我说，“泰和游击大队的战士都很好，追击敌人，犹如猛虎下山，非常勇敢，但作为指挥员，不能仅仅冲锋在前就算了，而要选择适当位置，运用战术，指挥部队，尽可能地减少伤亡。”粟裕同志还说：“同志们参加革命，老乡们送子上前方，送郎当红军，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活得更好。”他这一席诚恳之言，颇时使我清醒多了，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
    此后几十年的战争岁月，我几乎一直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每逢大战，他都要一再强调尽可能地减少伤亡。一九四七年五月，华野主力在孟良崮围歼敌七十四师。我在十纵兼任第二十九师师长，奉命与友邻部队一起打阻击。粟裕同志亲自对我布置任务：“你们将面对以敌新五军、八十四军为主力的八个军。你们一定要坚决阻击，不让敌人东援一步。你们一定要群策群力，设法改善工事，增强防卫能力，减少部队伤亡。”于是师党委按照粟裕同志指示，发动全师想办法改善工事。后来根据八十六团一营的建议，把工事挖成猫耳洞的形式，以挡住新五军的榴弹炮。我们果然顺利地打退了敌四个旅的多次猛攻，打死打伤敌人两千多名，我伤亡只有三百人。粟裕同志非常高兴，亲自打电话到师部：“听说你们在积极阻击中，总结出把工事挖成猫耳洞的形式较安全，挡住丁榴弹炮，大大地减少了部队伤亡，太好了，我向你表示祝贺。”粟裕同志还说：“一个指挥员在阻击战中，指挥恰当，在阻击战中不断改进工事，既很好地保护自己，减少伤亡，又充分发扬火力，消灭敌人，那么就是最大最好的爱兵！”
    粟裕同志对于一兵多用、连续作战、闪击歼敌的战术运用得恰到好处，所以能够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也正因为这样，才真正体现出他惜爱士兵的可贵思想。
    例如豫东战役，我们取得歼敌主力十万的辉煌战果。我们根据票司令善于连续作战的特点，估计下一步会立即吃掉新五军。准知传来了粟司令的命令：全线部队撤退到陇海路北。并命令十纵二十九师负责掩护部队北撤。这时粟裕又直接打电话到师部：“你师不仅仅要阻击老对手新五军，以掩护部队北撤，而且要做好后尾收容工作，心目中一定要想着战士。”
    我们在北撤过程中，沿途发现四、六、八纵有不少走不动的伤员。于是师党委根据粟裕同志“心目中一定要想着战士”的指示，紧急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全部伤员抬走。我师除了直接担负监视与阻击敌人的部队外，连同民工在内，每四人抬一个伤员，我同李曼村政委也抬了一名，从铁佛寺一直走了七十里，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与收容任务。我们部队得到粟司令的通电嘉奖，“十纵二十九师以阶级友爱，后尾收容友邻一千二百多名伤员，师长、政委抬担架步行七十里，他们高度关心战士目以目中想着战士的思想很可贵，同时他们在林七口顶住了新五军前进，使全线顺利北撤郓城，值得表扬。”
    当时，我们完全有把握吃掉新五军，为什么不战就主动撤出战场呢?粟裕同志指出，豫东之战，歼敌近十万，同时我军也有一定数量伤亡，部队恶战近一个月，十分疲劳，需要休整。所以大胜仗之后，主动撤出战场，是胜利转移，而不是被动转移。胜利转移，是下一个大胜仗的基础。果然，部队经过休整之后，粟裕同志又迅速抓住战机，组织指挥了济南战役，再次取得歼敌十余万人的辉煌胜利。我华东野战军每个干部战士，都因为有粟裕同志这样多谋善断，用兵如神，爱兵惜兵的好首长而十分自豪！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到达浏阳永和与红三军团会合，两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粟裕同志调任红一军团六十五师师长。他多方侦察，以锐敏的洞察力掌握了樟树镇敌人的行动，向朱总司令与毛总政委作了详细报告，并建议诱敌至龙冈处予以歼灭。
    龙冈小街不足三十户商店和住宅，位孤江东岸、三溪汇合处，北有万功山，四周是深山老林，高大的树木，七、八米高，冬、春季沿溪都是浓雾，有时隔五十米就看不到人影，敌装备再好，到龙冈也无用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张辉瓒部已达龙冈，进入了包围圈，三十日清晨，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向埋伏在龙冈四周的四万多红军下达战斗命令，上午十时，向张辉瓒发起总攻。于是倾刻间，满山遍野的喊杀声和枪炮声迅猛地向龙冈逼近。当时，我任泰和独立营营长，归红十二军十一师指挥，下午三时多，一直冲到龙冈小街。突然，二个战士骑着大红马飞奔而来，在一个商店门口下马，向一个指挥员报告：“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问捉住了张辉瓒没有?”那个指挥员说：“张辉瓒就藏在万功山下，红一军团各部已在搜索。你们先回去一个，向总前委报告，马上即可抓住张辉瓒，另一个在这里等抓到张后立即赶回报告。”我一听口音，知道这个指挥员就是六十五师师长粟裕，连忙跑过去向他行军礼!粟裕同志一见到我，就高兴地问：“肖营长，你们是怎样打到龙冈来的?”
    “我们泰和独立营自十一月十八日起，配合罗炳辉军长开展诱敌活动。张辉瓒很狡猾，走走停停，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被我们诱到龙冈来。”
    “干得真漂亮！”
    “不能这么说，这都是罗炳辉军长指挥得好么。粟师长，我听说你化装侦察，搞到了重要情报，朱总司令，毛总政委直夸你呢！”
    “不要听别人的传说，作为指挥干部，了解敌情，及时向领导汇报，是应该的嘛。”
    这时龙冈满山遍野四处高喊：“张辉瓒捉住了！张辉瓒捉住了！”喊声震得地动山摇！
    粟裕同志兴奋地说：“初步估计，龙冈一战，打死打伤敌人一千多，俘敌九千多，活捉了张辉瓒，现在红三军正协同红三军团在东绍打谭道元、许克祥部，如果我们在东绍也打了胜仗，那么，敌人围剿就会被粉碎。”随即粟科长同红一军团向合江口前进。这次战场相见，虽很短暂，但心里十分高兴。
    一九三三年冬，粟裕同志调红七军团任参谋长，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当时任组织干事，奉贺昌副主任指示，到瑞金以东二十里的罗坑，向粟裕同志汇报第七军团机关直属部队和十八、二十师的团以上干部配备情况。我汇报后，请粟裕同志提意见。他说：“军事和政工干部配备得很健全，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他又把从南昌起义以来，几次由于后勤工作没有搞好而导致失利的典型例子，一一讲给我听。粟裕同志说：“作为一个部队的领导，不能光知道这个部队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而且更应该知道其走麦城的经历。有时候，失败的教训比胜利的经验更可贵!”
    我考虑了一下，就配备的后勤干部又作了一些补充和加强。粟裕同志立即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对了，这样配备就更合适了，第七军团一定可以成为一支北上抗日的可靠力量！”这次谈话令我非常佩服他那潇洒的风度，犀利的目光和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谦诚
语调，从他的亲切教诲中，我又汲取了不少“营养”。
    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华野在山东曲阜召开师以上高干会议。会议期间，粟裕同志找我谈话，我在刘培善同志陪同下来到粟裕同志住处。粟裕同志对我说：“本来你早该回纵队继续任副司令，但现在大战在即，你还得兼一段时间的师长，有什么意见吗?’我连忙回答说：“首长认为我在什么位置上合适，我就一定到那个位置上好好干，决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请首长一定要回答。”
    “很好，凡我知道的，我一定回答。”
    “粟司令，由于你指挥得好，我们在中原战场，打了十几个大歼灭战，歼灭了好几十万敌人。使我们华野部队在全国战场显得十分光彩。因此我一直想请首长谈谈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问题。”
    粟裕同志禁不住笑了起来，他说：“直来直去的肖锋，今天也跟我绕弯子了。这几年打了几次比较大一点的胜仗，首先是军委领导战略布置得好，同时是包括你肖锋在内的全体同志打得好。当然，作为战役指挥员，我也作了一点应作的工作，主要是选准歼敌对象，选好歼敌时机，选好歼敌战场。也就是说什么敌人好歼灭，就歼灭什么敌人，什么时机比较合适，就在什么时间打，什么地方有利就在什么地方歼灭敌人。”
    粟裕同志谈得太简单了，我感到很不过瘾。这时正好他的秘书鞠开和警卫员唐洪在收拾东西，我发现粟裕同志除了有许多马、思、列、斯和毛泽东著作外，还有许多古今中外的兵书，特别是还有一箱卡片。在征得首长同意后，我信手抽出一张卡片来看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张卡片，详细记载着敌人—个师以上指挥官的情况。我们的粟裕首长熟悉自己的部队、爱护部属与战士是非常有名的，想不到他对敌人的情况也如此了如指掌。

敢为部属承担责任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晨，金门战斗失利。我是前线指挥员。我和李曼村同志抱着沉重的心情，于十月三十一日，在厦门老虎山洞参加第十兵团党委扩大会，到会有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府主席张鼎丞、叶飞司令、韦国清政委，参加会议的还有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政委黄火星；三十一军军长周子坚、政委陈化堂，二十八军代军长肖锋、政委陈美藻、政治部主任李曼村等二十五人。我第一个发言：“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错误，指挥也有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指示，违背了经粟裕首长批示的三个条件；(1)以原敌二十五军一〇八师一万二千人计算，只要增敌一个团也不打；(2)没有一次载六个团的船只不打；(3)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六千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了个极大的罪，请求十兵团党委、三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十兵团叶飞司令第二个发言，“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是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肖锋，他有不同的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肖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求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叶飞司令这种敢于担负责任的崇高品质使到会者十分感动。这次会议面目焕然一新，大家觉得，自己有错不能推给别人。张鼎丞同志最后总结说：“我们开了个团结的会议，是一个鼓舞的会议。”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野在南京召开各军军长、参谋长工作会议。粟裕同志找我细谈金门失利的情况，我讲完经过后说；“这次失利是我骄傲轻敌的结果，也是我有私心杂念的结果。对于战前的一些准备情况，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我能在发出攻击之前，跟粟司令通一次电话，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早就说过，金门失利，不能归罪叶飞，更谈不上你肖锋，主要责任在三野前委，特别是我这个主管作战的人。说具体一点，我得到包括你在内所反映的一些情况后，曾归纳成三条作了明确电复。同时也电令江苏军区和山东军区一定要各抽一千五百名船工支援十兵团，直接到二十八军报到。但是，我由于背上了上海、南京，杭州这些大城市的包袱，怕这些地方出乱子影响很坏，所以没挤出时间到你们那里去检查一下战前准备情况。因此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粟裕同志的态度非常诚恳，使我深受感动，我连忙说：“首长，这事绝对不能怪你，比如你规定的第一条，只要敌人增援了一个团就不打，但事实上敌人增援了六万人，二个军啊，而我们却还是打了，造成攻上去的部队，一人要面对十二个敌人作战。”这时粟裕同志制止了我往下讲。在结束谈话之前又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下面不能追究责任，但要吸取血的教训!也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当作包袱，要轻装前进，积极工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粟裕同志，他当时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副组长，因病住院还带着军用地图、老花镜、不同型号的放大镜，反复研究与深虑着未来敌人侵略中国的几种可能和如何对付。谈话中又提及金门失利之事，粟裕同志重申了不能责怪叶飞、肖锋之后说：“二十八军是支好部队，二个团连同船工共七千二百人在金门战斗中英勇善战，宁死不屈，面对十几倍的敌人打得极其顽强，他们歼灭的敌人，连台湾的报纸也承认有二万六千多名，真是打出了军威，我若再带兵作战，一定点名要二十八军，并委以重任。”首长一番话，倾注着他对二十八军的信任与爱护，使我感动极了，一时讲不出话来，感激地长时间紧紧握住粟裕同志的手。
    十年内乱中，我吃尽了苦头，如果不是粟裕同志再次主动承担责任，并对我多方关心和保护，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现在，粟裕同志虽离开了我们，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我的帮助与教诲，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间，永远鼓舞我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