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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司令关怀部队后勤建设
黄志远
“江南鱼米之乡，部队给养有保证”
一九四○年四月，“江抗”二团奉调返回傈阳前马村集结整训。一天接到通知，连以上干部到指挥部听报告。当时我在江抗二团任团军需长。
那天上午，大家按时集合在水西村的一个祠堂大厅里。主持会议的首长宣布：现在请粟裕副指挥给大家作报告。粟裕同志温文尔雅，象个文弱的书生。他身材不高，体也不胖，身穿灰布军装，面带笑容，不拿稿纸，侃侃而谈，清晰的普通话中带有湖南乡音。他阐述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形势目前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日寇对国民党军政兼施，软硬配合，进行威逼和诱降，国民党亲日派气焰嚣张。日、伪、顽同时集中主要兵力打击我抗日力量。我党我军要坚决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还举例说：“江抗”是上海党在“八·一三”以后领导组织的抗日武装，新四军先后派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和老六团团长叶飞率部东进，开辟了无锡、江阴、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取得了浒墅关和袭击上海虹桥机场等战斗的胜利。你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比新四军江南各团队都要优良得多。东路是鱼米之乡，部队给养有保证。你们指战员绝大多数是苏南人，打回老家去和父老乡亲们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有许多优越的条件。我们为人民而战，取给于敌，取给于民，部队不但能站稳脚跟，还能不断发展壮大……
不知不觉地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散会以后，我反复回味着粟裕同志的报告，深深感到他讲得多么实在啊！我们跟随叶飞同志东进时，只有两个营兵力，六百余人，武器仅占百分之六十，其余是梭标、大刀，手榴弹每人还摊不到一枚，部队的给养也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可是经过短短半年时间，部队扩大到五千余人，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每个班一挺轻机枪。指战员也用不着打草鞋了，村里的妇女会给部队准备很多布鞋。特别是无锡、青浦等地群众给我们做的大米饭，水晶般地透明，香糯可口，没有菜也能吃下几碗。部队的经费也有了，我们军需处就保存着几千元，够全部队两个多月的开支……这一切事实都证明，粟裕同志总结的都是实践的经验，朴实而又深刻。
在以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我一直牢牢铭记着第一次见到粟司令时他说的那句话：“我们取给于敌，取给于民。江南鱼米之乡，部队给养有保证。”是啊，这难道不是搞好后勤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吗？
“珍惜指战员用生命换来的战利品”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九日，在陈毅、粟裕两位首长亲自指挥下，一师发起了泰州讨逆（李）战役，主力直插泰州城，一举攻克，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粮秣和医药等部队急需的物资。一师二旅王必成旅长和刘培善政委把我叫到跟前，当面把打扫战场、转运物资的任务交给了我，并指示由四团参谋长俞炳辉率一个营担任掩护。部队刚刚统一整编，旅供给部人员尚未调齐。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我们匆忙分了工，连夜将缴获的战利品分批集中起来，装上临时搞来的几只大船，经小河出泰州城，摸黑向东转移。夜色浓重，河道不熟，风又大，船只航行速度极慢。天大亮时，一打听，原来离开泰州才十几里。据侦察员报告，日伪军又进占泰州，情况十分危急。为了迷惑敌人，减小目标，经过研究，同意俞参谋长即率一营部队撤离。我们供给部人员和一个十多人的侦察班，雇来一些小船，将战利品分头装载，轻舟向东进发，经两昼夜后抵达了曲塘地域的莫家庄地区。
我们装满战利品的小船，隐蔽了十多天，每天派人四出寻找，还是没有联系上我们的部队。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海安以东唐洋地区找到指挥部，经吴肃处长通报，陈毅司令员很快接见了我。当我讲了与旅部失去了联络的经过后，他严肃地说：“这么多的战利品，是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丢掉了怎么对得起流血牺牲的同志们!你迅速返回原地，把这些物资看好，我立即叫你们旅首长来接。”
我以为陈司令员发了脾气，压力很大，回到副官处坐卧不安，连饭也吃不香。刘德胜主任见我心神不宁，主动报告了粟裕副司令员。不一会，粟司令就召见了我。我进屋时，看到首长坐在一张简陋的方桌旁，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文件。他大概已知道我的职务，但不知道我的姓名，见我向他行礼，就从椅子上欠起身来，和蔼地点点头，表示还礼，并叫我坐下。他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姓名，老家在哪里，有什么困难。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有点手足无措。粟司令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非常慈祥而又亲切地开导我说：“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尽管讲吧，没关系。”我镇定一下，就将撤出泰州后的经过简要作了汇报。他详细询问了战利品的品种、数量，采取了哪些安全措施，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听了后不断点头，似乎表示放心。最后他又谆谆叮嘱我说，你们处在敌、伪、顽、匪四方威胁之中，处境很复杂，很险恶。陈司令员讲了，这批战利品是干部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定要加倍珍惜。现在斗争很艰苦，成千上万的部队，要吃，要穿，打仗要武器，要弹药，你们这批物资中还有很难搞到的黄色炸药。我们取之于敌，既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又可用来打敌人。你回去后一定要万分提高警惕，采取可靠的措施，保证这批战利品的安全，防止顽匪的突然袭击。他还安慰我说：你们的旅部在安丰一带活动，已经发电报告诉你们旅长，你回去后很快会有人来接应你们的。
粟司令员安详的神态感染了我亲切的话语象春风一样沁入我的心田。他开导我，宽慰我，做我思想工作，又交待具体的办法，使我顾虑顿消，情绪一下子振奋起来。于是我向粟司令行礼告别，兴冲冲地赶回莫家庄。不几天，二旅杜屏参谋长亲自率领侦察、通迅班前来接应我们，全部战利品安全运到了东台地区。一向十分严厉的王必成旅长和刘培善政委一起接见了我，不仅没有“克”，还说了许多勉励的话。此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岁月流逝，多少年过去了，陈、粟首长关于“战利品是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一指示，我始终铭记在心。是啊。司令员和战士的心是这样地息息相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这些搞具体供给工作的同志，更应该千方百计搞好后勤保障工作，使部队兵强马壮，粮丰弹足，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供给机构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一九四三年初，我奉命到东台三仓河一带找新四军一师师部报到。当时裁减了人员，精简了机关，正在组织部队投入艰苦的反“清乡”斗争。原先，组织决定我到一专署负责财经处工作。我很高兴，感到搞地方工作，政策性强，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几天后又通知我负责组建苏中军区和一师直属供给部。任命我为直属供给部长。这个变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直属队那么多的单位，高度分散，流动作战，现在我光杆一个，工作怎么开展呀！我思想转不过弯来，工作上一连几天按兵不动，甚至闹起了情绪。
此事被粟裕同志知道了，一天他通知我去谈话。我以为这次大概要挨一顿狠狠的批评了。没想到粟司令仍旧是那么亲切，面带笑容，一点没有想“训”人的样子，他问我：“怎么，听说你对工作有意见？”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他耐心、仔细地听完了我的话，然后说：“原先决定调你回来后，分配去一分区工作。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三个主力团在三分区、四分区行动，都有困难，准备相应集中，由师部统一指挥。机关和直属队，还有后方，共有万把人，急需有一个精干的供给机关，担任直接供给任务。各军分区，各县的独立团（大队），虽然由各地委统一领导，但仍由军分区供给部统一供应。部队分散行动，供给制度、供给标准还是要统一。要加强财政物资的管理，做到取之于敌，取之于民，取得合理，用得节约。你负责直属供给部，要兼顾一下这方面的事。现在斗争很复杂，很艰苦，机关部队高度分散，供给工作要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建立直属供给部，是形势的需要，工作的需要。”
从他那里告辞出来，回到住地，我细细体会首长的教诲，深感自己政治上太幼稚了。几天后，按照粟司令的指示精神，结合个人的学习体会，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建立苏中军区直属供给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送交给宣传科。不久，《抗敌》杂志刊登了这篇文章。与此同时，我遵照粟司令的要求，着手筹组军区直属供给部，很快开展了工作。
依靠地方群策群力搞好供给
古人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在指挥千军万马的同时，都十分关心部队的供给问题。粟裕同志在这方面同样表现了一个卓越军事家的深谋远虑和统筹全局的匠心。
一九四四年冬，一天粟司令叫我去一趟，有重要事情要谈，我立即骑马向粟司令的住地奔驰而去。
粟司令正忙于处理公务，见我来了很高兴，招呼我坐下，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我来军部，主要是讨论南下建立苏浙军区问题，现在已决定我们由淮南出发，渡江南下。组织上决定调你出来，一同南下。其余机关、部队由苏中陆续渡江南下。”接着他向我谈了当前形势和这次南下的任务，最后强调说：“开辟苏浙新区，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心腹地带行动，斗争尖锐，工、作复杂，可能要打几个大仗。我们所带数百两黄金，还有一部分银元和一批法币（国民党钞票），准备在新区使用，这件事就交给你负责，其他一切事情到苏南后再商量办理。”这天还留我吃了午饭。临告别时，他叫我到军供给部向宋裕和部长直接请示有关去苏南工作事宜。
真不巧，临出发那天我发高烧。粟司令走到我身边，摸摸我的头轻声说：“温度很高。”他安慰我说，不能骑马就坐担架，跟随大家过江。我躺在担架上，给首长和同志们带来了累赘和麻烦，深感内疚和不安。当时我们一行只有四十几人，一部电台，每到宿营地，大家住在一个村庄内。我在担架上躺了两天，已经可以行走了，借宿营机会，有时就到粟司令住屋里去看望他。粟司令见到我，总是笑眯眯地问我身体好些了没有，亲切地关照我好好休息。我流露出一些工作上的顾虑：部队南下后，时值春节前后，苏浙皖边是山区，历来粮食生产不足，要闹春荒，这么多部队的粮袜给养实在是个大问题。粟司令开导我说：“我们到长兴后，与苏中首批渡江的同志加上苏南的十六旅，组建苏浙军区，由罗湘涛同志任供给部长。他是湘鄂赣边的财政部长，是供给工作老前辈。地方财经工作是李建模同志负责。还有一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苏中党校本期结束后也会分配来一批干部。供给工作要依靠地方党政机关，大家一起动脑筋，想办法。我们汇合后还要研究许多事情，包括部队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经粟司令这样一说，我内心里感到很高兴。我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天目山区田少人稀，产粮很少，从皖南运粮的道路已被顽军封锁。粟司令叫我拿着黄金到安吉找天北地委，磋商筹粮问题。有时搞到一点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只能供给部队一、二天给养。当地无粮可筹，我们搞供给工作的同志真有点束手无策。在这紧急关头，粟司令电令苏南区党委和浙西区党委，全力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在地方党政机关的大力支持下，各地的几十万民工源源不断地为部队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第三次反顽战役后有的部队断了炊，苏南区党政机关紧急动员三千多民工，动用三百余匹牲畜，运来了十几万斤大米。粟司令请叶飞副司令亲自挂帅，指定我随带十余名工作人员，接收分配从各地运来的粮食，分发到各团，以解燃眉之急。
在反顽战斗中，粟司令每次在下定战役决心的同时，总是指示地方党政机关筹粮支援部队。有时粮食供应奇缺，部队常常吃稀粥，甚至断炊，但指战员们仍严守纪律，毫无怨言，忍饥挨饿，连续不断地行军打仗，表现了人民军队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当地人民无不敬慕。
防止自满，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我党出于争取国内和平的诚意，作了必要的让步，主动提出撤出南方八省包括苏南、浙江在内的我军部队。中央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命令我苏浙军区主力部队迅速渡江北上集结。粟司令接到这一指示后，迅速指挥苏浙军区的机关和部队多路渡过长江，向山东、苏中、淮南进发。他叫我跟随他在后尾收拢挺进金华一线的部队归建。粟司令工作非常紧张忙碌，我常常看到他面对挂在墙上的地图，久久地思考着，有时亲自用手比划着，计算着我归建部队每日的行程。当时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粟司令指示我拿出黄金，派出便衣侦察人员，预先赶到归建部队途经的指定地点，秘密地购买好粮食，接应部队。由于首长考虑缜密、周到，我各级归建部队按预定计划顺利渡过长江，到达了指定集结地区。
一九四五年初冬，我跟随粟司令一行到达了淮安。这时邓子恢、谭震林等首长也都到了淮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筹备组建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当时首长们分析并预定，如果大别山区的桂系顽固派向我四师部队进犯，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即西调支援，在大李集以西地区打一个大仗。一天，粟司令向我交代任务，迅速去四师驻地半城，当面向张爱萍副司令（原四师师长，此时尚未到淮安就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请示在预定战区如何准备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以及地方支前工作。粟司令还要我向张副司令员请示组建华中军区供给部的处长级干部人选事宜。他再三叮嘱我说：“四师老同志多，经验很丰富，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供给部机关干部，应多从四师供给干部中选配。你们要学习老红军、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学习他们供给工作的规章制度。一定要谦虚，要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他还特别向我敲警钟，要我防止自满。
我到达四师以后，当面向张爱萍副司令员作了汇报请示，并在四师供给部向郭金林部长、白辛夫副部长详细通报了我们供给部的情况，传达了粟裕副司令员要求以四师供给部为基础，组建华中军区供给部的指示。我在四师供给部机关，看到工作井井有条，上下互尊互爱，待人接物很有礼貌，作风十分简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各野战军调整建制，进行整编、组建新的部队和机关的形势下，粟司令这种顾大局、讲风格的精神，不仅保证了部队整编任务的完成，而且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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