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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同志关怀部队卫生建设
崔义田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十几年时间里，我一直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下做卫生工作。粟裕同志辅助陈毅同志，不仅在军事方面，征战沙场，功勋卓著，而且也象陈毅同志一样，亲切关怀部队的卫生建设。下面记叙的，是我和部分从事卫生工作的新四军老战士，回忆粟裕同志在战争岁月里，如何关怀部队卫生建设，关心战士、伤病员健康，教育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一个侧面。
初见粟裕将军
一九三八年六月，粟裕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六月十七日，在镇江西南韦岗，伏击由镇江南下的日寇汽车八辆，除一辆逃逸外，其余全被歼灭。韦岗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寇的焰，鼓舞了我军士气和民心。胜利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我们莫不欢欣鼓舞。从这时起，在我心坎里铭记着这位书岗首战告捷的指挥员粟裕将军的英雄事迹。
我第一次见到粟裕同志，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在皖南太平县小河口新四军后方医院任院长时。一天，粟裕同志从云岭新四军军部到小河口后方医院来看望伤病员。慕名已久的粟裕将军亲自到医院来了，我们非常高兴。我和政治协理员林健，乘竹筏渡过小河口山溪急流，到马岭坑迎接粟裕同志。粟裕同志一见面，就亲切地握住我的手，用非常清晰的湖南乡音，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崔大夫，我早已知道你了。因为忙，一直没有来看你。今天来医院，看看你和伤病员。”他双目炯炯有神，语调简洁爽朗，语气温和而亲切。这位三十多岁年轻的将军，虽然和我们一样身穿普通灰布军装，但他那军人的飒爽英姿和文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风度，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陪同粟裕同志渡过溪流，沿着逶迤的山路，穿过宽阔的沙滩，来到医院。
我简要地向粟裕同志汇报了医院情况：医院是利用一个旧祠堂，医务人员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地修缮了门诊窒、化验室、病房、手术室和病人浴室。粟裕同志高兴地说：“在敌后能建这样一个医院，很不容易啊!”
接着，我们陪同粟裕同志，参观了内外科病房、手术室和门诊窒。每到一个病房，粟裕同志都亲切地和伤病员谈心，勉励他们安心休养。粟裕同志走到利用土地庙改建的手术室，看到那间用木板作墙，从天花板到墙的四周都用宣纸裱糊得洁白明亮的简易手术室，很高兴地说：“你们因陋就简办医院，这样做很好。”他走到旁边另一间透视室，看到我们的五十毫安小型爱克斯光机，问我说：“怎么发动的？”我回答：“我们是用柴油机发动的，随时可以透视。晚上有急症手术，有电灯照明。”他点点头。粟裕同志讲到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两臂受伤情况。我只知道他左臂负重伤致残，但不知道他右臂也负过伤。我给他作了临床检查，并作透视，发现右臂尺骨与桡骨之间存留子弹，尺神经受到压迫，手指麻木。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我们还不能为他做手术取出。多年来，粟裕同志翻阅军事地图、办公、看文件书报等，动作不方便。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我在上海组织外科、骨科和神经科专家，给粟裕同志会诊，粟裕同志说：“现在军务还很繁重，我办公全靠这只手，待能抽出时间再做手术吧！”一九五一年，粟裕同志调中央军委总参工作，我请上海著名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来北京医院施行手术，取出子弹，治疗效果满意。这表明粟裕同志处处以工作为重，不考虑个人问题的高贵品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粟裕同志参观后，和我们亲切地谈心。他关切地询问医务干部的工作、思想和生活情况，有什么困难。我向粟裕同志汇报：“我们这些医务干部，都是从大后方来的。他们都爱国，要求到前方抗日。但是，他们对我们部队的战士了解不够，对个别伤病员不遵守医院管理制度，有些意见。”粟裕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些同志，能放弃大城市优裕的生活，到抗日前线参加革命，这就是思想进步的表现。你们也要看到，来后方医院治疗和休养的同志，大部分都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经过艰苦斗争，坚贞不屈，克眼了极端困难而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军政干部和红军战士。他们长期在深山密林里，过着游击战争艰苦生活，现在住在医院，可能对这里的生活、管理制度不太习惯。你们要耐心地说服他们。医务人员既要精心治病，又要热情地照顾好伤病员，树立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这一番真诚的谈话，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深刻的教育。临走的时候，我们送粟裕同志到渡口。他亲切地和我们告别时，又关切地嘱咐我说：“你们医院是办得比较好的。但是，全军医务力量还不够充实。可以从部队参加三年游击战争的卫生员和新参军的青年战士中，选一些同志培养，增添部队医务卫生力量。”我回答说：“我们从军部成立到现在，军医处己办了两期医务干部训练班，准备继续办。”粟裕同志满意地点点头说：“你们这样做很好。要坚持下去。”
初见粟裕将军，我深切地感到，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他是那么关心医务干部的培养，关怀部队卫生建设！
真诚的关心
粟裕同志非常关心部队医务干部的健康和政治上的进步、业务上的提高，并且教育医务人员，努力宣传卫生科学知识，做好部队的预防保健工作。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带了一部分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械，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出发，到达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十一月七日，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任指挥，粟裕同志任副指挥。任命我为军医处处长，宗瑛同志任军医处指导员。军医处下设医政、保健、管理科，分别由薛和、唐求、岳德义任科长，材料科由吕宗杰负责。同时还附设前方医院，我兼任院长，范钦洪任政治协理员，赵国宝任医务主任。指挥部所属的部队团、营，都陆续增派了医务干部，负责部队防病治病工作，保护指战员的健康，保证部队的战斗力。
有一天，粟裕同志叫我去指挥部，详细地询问了军医处的工作情况。我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粟裕同志说：“你们医务技术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军医处正式医生只有你一人，正式护士也只有三人，司药一人，还有十几名其他医务人员。你们担子很重啊！部队发展很快，虽然军部能派些医务干部，但也有限，不能满足需要。你们可以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让护士及其他医务人员在实践中边工作边学习；同时还要办部队卫生干部训练班，解决医务力量弱的问题。”粟裕同志言简意赅地为我们在前方医务人才缺乏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医务人员指明了方向。
这一时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主要在茅山地区的傈阳、金坛、句容、丹阳一带活动。这里是水网地区，河流交织，沟渠密布，夏秋季节，蚊虫较多，水源也不清洁，所以，指战员患疟疾、肠道传染病的比较多。当时，药品的来源，除由新四军军部军医处定期经过兵站运送一部分给江南指挥部以外，我们还派人在附近市镇购买一些，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帮助我们采购一批，因此常用药和生物制品还不太缺乏。为了预防肠道传染病，我们给广大指战员普遍注射了伤寒、霍乱疫苗。粟裕同志很关心部队的防病问题，他对我说：“你们注意预防很好，但部队卫生要靠全体指战员。要对指战员进行卫生常识教育，使他们自觉地搞好卫生，预防疾病。”我们遵照粟裕同志的指示，在指战员中开展了卫生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并办了卫生小报，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同时，动员广大指战员，改善驻地环境卫生。各部队在驻地挖了厕所，妥善地处理粪便和垃圾。对预防肠道传染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粟裕同志还亲自抓指挥部机关干部的身体锻炼。他率领机关干部做早操。有一次早操后，粟裕同志对指挥部机关干部们说：“我们指挥机关一定要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做部队的表率。要讲究卫生，锻炼身体，才能兵强马壮。我们决不能象国民党部队的兵那样懒散。”他要求医务人员也要经常锻炼身体。有一次，粟裕同志到医院看望医务人员，当他知道医务干部平时工作比较忙，除了每天出早操外，很少作军事训练。他嘱咐我说：“你们医务干部在医院工作，平时军事训练较少，行军时就跟不上部队行动。你们虽然不能象连队战士那样天天进行军事训练，但可以利用早晚休息时间，做做操，跑跑步，提高身体素质。”我们遵照粟裕同志的指示，组织医务干部，参加力所能及的军事训练，掌握基本动作，增强了体质。一九四○年五月十二日国际护士节时，军医处举行了纪念南丁格尔诞辰活动。在表彰了优秀医务人员的同时，还举行了小型运动会，开展了田径、篮球、投掷手榴弹、打靶等体育竞赛。
每次部队出发夜间行军时，粟裕同志特别关心医务干部，不让一个人掉队，还特别派人重点照顾女同志。他想了一个办法：叫医院和指挥部机关的女同志，两人结成一对，互相拉着手帕，跟队伍走。并派军事干部，在行军途中前后巡视，发现掉队的同志，及时帮助赶上。从这些平凡的琐事中，我们深深感到，粟裕同志是多么关怀干部！
粟裕同志对我和军医处其他医务干部政治上的关心，也是永远难忘的。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陈毅同志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并争取友军配合作战，团结开明绅士组织的地方武装，扩大抗日战争力量。陈毅同志在报告中，阐述了当前形势和党中央对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当时，我到江南指挥部工作不久，还不是共产党员。听完报告后，粟裕同志问我：“陈毅同志传达报告的精神，你能领会吗？”我回答：“关于目前形势和军事工作的任务，我能领会。但是，方针、政策的阐述，我还不能深刻领会。”粟裕同志说：“你可以找政治部主任刘炎、钟期光同志谈谈，他们会帮助你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此后，我常去找刘炎、钟期光同志谈心，在他们的帮助下，提高了思想和政策水平，政治上也有所认识。一九四○年四月，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由刘炎、钟期光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毅、粟裕同志非常关心医务骨干的政治上的进步，嘱咐指导员经常和他们谈心，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在陈毅、粟裕同志关怀下，医院主要医务骨干如唐求、薛和、赵国宝等同志，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粟裕同志对部队卫生工作非常关心，每次向他请示工作，他都作具体指示。对伤病员的生活，也很关怀，每次战斗胜利缴获的衣物和食品，都发给伤病员。一九四○年七月中旬，陈毅、粟裕同志电陈丕显同志，要他带朱毅同志和我以及几名医务干部，渡江到苏北。医院留在茅山地区，由宗被、唐求同志负责。在陈丕显同志带领下，我们穿上便衣，化装成老百姓，携带一部分医疗手术器械，穿过沪宁铁路，渡过长江封锁线，到达苏北泰州汤头镇。这时，盘踞在苏北的国民党顽军阻拦我军东进抗日，集中主力向我进攻。我军正准备黄桥决战。我们到了苏北指挥部，先后见到了陈毅、粟裕同志。当我向粟裕同志汇报，因为通过敌人封锁线，所带药品器械不多，难以供应这次战斗需要时，粟裕同志指示我说：“我派参谋同军医处干部到茅山地区将医务干部和药品器械陆续运来，你再派人到敌军占领地区的城市购买一批药品和器材，你们有司药，可以自己做药剂，要自力更生啊！”
一九四○年十月，粟裕同志辅助陈毅同志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决战，以七千余人的兵力，粉碎了数倍于我的顽军进攻，歼灭了顽军韩德勤部一万多人，为实现同八路军会师，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黄桥之战结束后，陈毅、粟裕同志先后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原来只能收二百多人的医院，这时已收治五百多人。伤病员分散驻在附近各村镇，医生、护士每天到各村巡回治疗。粟裕同志风趣地说：“你们医院真大，各村镇都驻满了，有几里路范围。”他到各处看望了伤病员后，立即派人将黄桥战斗中缴获的衣服、食品送到医院，分发给伤病员。医院还收容了一批俘虏伤兵。粟裕同志指示：“对俘虏伤兵，能够治疗的给予治疗。生活待遇除不发负伤费以外，其他待遇都和我们的伤病员一样。同时，你们还要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按照粟裕同志的指示，认真做好俘虏伤员的治疗、生活照顾和思想政治工作，许多俘虏伤员心情非常激动，纷纷报名要求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有要求回家的也表示，再不为国民党卖命了。医院伤病员多，医务人员少，陈毅、粟裕同志立即指示政治部，派服务团的人员到医院，照顾伤病员的生活，为他们演出文艺节目，伤病员深受感动。
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当时新四军军部设在盐城，那里又是新开辟的根据地，物资条件很困难，尤其是缺乏高级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械。为了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陈毅、刘少奇同志派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同志（重建军部以后，我和戴济民同志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到上海等地，动员一批高级医务人员到新四军工作。上海地下党先后动员医学专家、教授、医师、化验师、药剂师和护士共三十多人来新四军。当时粟裕同志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他非常顾全大局，将从上海动员来的医务人员，以及运送来的药品器械，派交通员都送到军部。这批高级医务人员到新四军工作，对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医学教育和开办药厂等工作，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际友人、奥地利著名泌尿科和妇产科专家罗生特来盐城新四军卫生部工作。为了照顾他的生活习惯，粟裕同志特地派人去一师地区敌占区购买咖啡、奶粉和优质香烟，送给罗生特同志。每当他得到这些东西时很高兴，非常感谢粟裕同志对他的关怀。
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初，苏中军区的中、小城市都为敌、伪军占领。一师卫生部后方医院被迫驻到江苏东台县至南通一带海边的三乐仓、六子甲和汤家园等地。这里面临大海，医务人员都化装成老百姓，住在群众家里。伤病员也分散在村里或星星点点海滨烧盐的盐灶里，那时医院负责人徐杰三、郑素文、谢井、陈海峰等和医务人员每天去巡回医疗。敌人经常“扫荡”、“清乡”，日寇派了两个“快速纵队”到苏中“扫荡”，医务人员和伤病员的处境极为险恶。为了保障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安全，粟裕同志对李振湘同志说：把医院办到海上。他派了参谋薛元凯同志，找来六、七只海上三帆的木帆船，把药品、器械、伤病员、医务人员全部搬到船上。平时，这些船只停泊在近海，部队派船定时送粮食、蔬菜和淡水；遇有敌人来“扫荡”的紧急情况，就驶向远海，隐蔽在烟波浩瀚的黄海深处。这样，虽然身居虎穴，却很安全。人们莫不称颂粟司令员的安排真是高明。
一九四二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初，一师部队驻在苏中，当地发生流行性脑膜炎、伤寒、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影响指战员的健康。为了预防传染病，一师卫生部门建议给战士发口罩。请示粟裕同志他批准让供给部门解决口罩问题。粟裕同志还亲自找医务人员，了解战士发病情况。一次，一师卫生部保健科长胡墨林同志给粟裕同志看病，粟裕同志问起部队哪些病发病率高。胡墨林同志向他反映，门诊每天三、四十人次，多数是感冒、腹泻和疟疾患者。粟裕同志对他说：“现在医药条件很困难，你们任务很重。今后你们要多深入连队。战士们站岗、放哨很辛苦，做好连队保健工作，保障指战员健康很重要。”粟裕同志指示后，胡墨林同志即去师部特务团和特务连，了解卫生防病情况。连队干部反映，晚上蚊子多，战士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由于物资条件困难，部队还做不到每人发一顶蚊帐。医务干部和连队干部一齐动脑筋，制作了一种简易蚊帐，即把每个战士的布夹被的一头拆开，缝上三尺纱布，用竹弓或树枝条支起来，睡觉时钻进去，以防蚊虫叮咬，既使战士休息好，又预防了蚊媒传染病，战士很满意。一天，一师卫生部长李振湘同志陪同粟裕同志到连队，他看到战士们床上都整整齐齐地挂上了这种简易蚊帐，很满意地说：“这个办法很好。春秋是夹被，冬天絮上棉花是棉被，夏天缝上纱布是蚊帐，这在今天条件下是切实可行的。”这对医务工作者和战士们是很大的鼓励与教育。
“伤病员一个也不能丢”
一九四四年底，为了迎接对日寇的大反攻，粟裕同志奉命率一师主力渡江南下，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浙区党委书记。他出色地指挥了天目山三次反顽自卫战，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
在第三次反顽自卫战前夕，我军从新登、桐庐一带大踏步撤退到孝丰地区，诱敌深入，待机而歼。当时，粟裕同志正患疟疾，发烧。苏浙军区卫生部医政科长兼野战医院院长陈海峰同志向他汇报：“野战医院有伤病员一千多人，分散在三个医疗队，因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交通阻断，还未撤走。”粟裕同志说：“那可不行，伤病员一个也不能丢。”陈海峰同志向粟裕同志反映，重伤病员多，短时间内没有那么多担架，撤走很困难。粟裕同志说：“你先回去，我想办法。”第二天拂晓，粟裕同志派了三个团二千多名战士，统一由一团团长胡品山率领战士和医务人员，一齐上山砍竹子，搓草绳，做担架，做好一副抬走一副。凡能走动的伤病员组织起来自己走，一天工夫，把一千多名伤病员全都送到郎（溪）广（德）公路以北一带我军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在战役紧要关头，一个高级指挥员，为了保障伤病员的安全，派出三个团的兵力，一天内冒雨把一千多名伤病员送走，这是罕见的。
一九四五年夏，粟裕同志率苏浙军区部队活跃在天目山地区孝丰县一带。一天，粟裕同志到县城以北二十华里的一个山村——军区医院所在地，看望伤病员，并召开了伤病员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有些伤病员反映：“我们打了胜仗，却吃不上饱饭，只好提前睡觉。”粟裕同志说：“这次孝丰保卫战，由于同志们英勇作战，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多次进攻，都让我们击败了。但是，目前主要困难是粮食。孝丰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区县，本来粮食就不足，加上我们这么多的部队驻在这里，粮食都要从江南老根据地运来，自然就供不应求了。战士们反映，我们打了胜仗，却吃不上饱饭，只好提前睡觉，这样很好嘛。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到一处，抢一处，老百姓的粮食、猪羊、鸡鸭全被他们抢光了。我们的战士却饿着肚于睡觉，这正表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听说你们医院伤病员和医务人员，一天只吃两餐，还要限量。大家都吃不饱，但表现都很好，我很高兴。”伤病员代表和医务人员听了粟司令员这番话，心里都热乎乎的。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遵守纪律。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粟裕同志清副司令员叶飞同志抓粮食供应，在困难条件下，首先照顾医院。
“爱惜民力是战争胜利的根本”
抗日战争胜利后，粟裕同志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七月，国民党军以四倍于我的兵力，进攻华中解放区。粟裕、谭震林同志出色地指挥了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在同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中，凭借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和他们指挥正确，经过一个半月的连续作战，歼敌六个半旅，赢得了胜利。
苏中战役前，我华中野战军结集在海安、如皋一线，进行战斗准备。当时，我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陈毅同志指示我，从山东临沂去淮安，和华中军区卫生部长齐仲桓、副部长李振湘同志，向粟裕同志请示这次战役的伤员救治工作。粟裕同志对我们说：“看来，这一仗非打不可了，而且一定要打好。打起来，就是连续作战，伤员会很多。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救治好每一个伤员，就能更好地鼓舞战士，勇敢作战。”我们根据粟裕同志“救治好每一个伤员”的指示和战役部署，对华中野战卫生工作力量作了统一的调整，扩建了原有的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野战医院随前方司令部行动；后方医院随时接收从前方转运来的重伤病员。卫生部的领导干部也作了分工，我负责全面工作；李振湘同志带三个新组建的野战医院，随前方司令部行动，随时收容作战中的伤员；齐仲桓同志留守华中军区，组建四个后方医院，随时收容前方转来的重伤员。
苏中战役开始后，由于从过去分散的游击战转为大兵团作战，伤员的收容和后送任务都很重。但是，由于军区党委和粟裕同志的关怀与重视，指示具体，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广大医务人员在苏中战役中，对大批伤员做到了早期手术治疗，提高了战场医疗的水平。同时，对上千名重伤员组织了及时的后送，使伤员都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从而保证了部队作战的胜利。
一九四六年底，华中野战军主力北调，与山东野战军会师，两军由陈毅同志统一领导。粟裕同志辅助陈毅同志，指挥了宿北和鲁南战役，歼敌三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一九四七年一月，成立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陈毅同志任司令员，粟裕同志任副司令员。陈毅、粟裕同志指示我说：“卫生部也要分前方、后方两个部分。”我们遵照陈毅、粟裕同志指示，调整了卫生机构。由我总负责，主持前后方卫生部的工作。前方卫生部，由我和李振湘同志负责；后方卫生部，由我和戴济民、宫乃泉、齐仲桓、白备伍同志负责。前后方卫生部（即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华东军区卫生部）的分工是：前方卫生部主要负责野战部队的战地救护、治疗，组织各级野战部队的伤员收容、转运，并领导各级野战医院和纵队卫生部；后方卫生部领导各后方医院，负责前方转运到后方的伤员收容与治疗，并培训各级卫生干部，补充野战军的医务力量，同时负责药品、器材的生产、采购与供应。我们把调整的情况向陈毅、粟裕同志汇报后，他们指示：“你们这样分工负责很好，但一定要发动群众积极响应华东局发出的‘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以全力粉碎蒋军对山东的大举进攻。”
宿北、鲁南战役取得胜利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进行莱芜战役。为了完成我军伤员的转运任务，成立了伤员转运总站，组织了民工担架队，担任转运任务。粟裕同志特别强调爱惜民力，他指示我说：“前后方卫生部门都成立转运站，各单位的领导同志的想法，是要完成任务，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民工用得过多，就会妨碍山东人民的生产。我们兵源靠山东人民补充，战争靠山东人民支援。爱惜民力，是胜利的根本。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你们应特别注意爱惜民力。”我们向各级卫生干部传达了粟裕同志的指示，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一九四七年五月，孟良固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在坡庄召开了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粟裕同志找我和李振湘同志谈话。粟裕同志说：“卫生部和各级医院，都有山东部队和山东军分区的同志。你们必须注意与山东各级卫生领导机构和各医院领导同志团结合作，共同完成伤病员的收容和治疗任务。”接着，粟裕同志又说：“我军作战，是在山东全省境内。你们向前后方各医院的领导干部传达我的要求，各医院需要的粮食、柴草，都是支前委员会供应的，要注意节约。浪费这些物资，就会影响山东人民的生活。”我们立即向前后方各医院院长和各级卫生行政领导干部传达了粟裕同志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
“野战医院要适应作战要求”
在解放战争期间，粟裕同志非常重视野战卫生工作。每次大的战役，都对卫生工作提出要求，特别提出野战医院要适应作战要求，使我军野战卫生工作有所提高。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方卫生部在河南西华县的一个村庄召开战地卫生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各纵队卫生部长和野战医院院长。刚要开会，粟裕同志指示李振湘同志说：“卫生干部要更好地为部队服务，为指战员服务，也要象文艺工作者那样，深入连队，体验生活。我建议你们的会不要开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全部到连队当半个月兵，体验生活。”粟裕同志对到连队当兵提出了具体要求：一、不准带马匹、警卫员；二、服从连长指挥；三、除不参加站岗、放哨外，其他勤务都和战士一样。粟裕同志指示后，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立刻行动，背了背包，到连队当了半个月兵。体验了战士生活，了解战士疾病和对卫生工作的要求。大家深感这样做很好，能克服官僚主义，制定计划更切合实际，比开半个月战地卫生工作会更解决问题。
一九四七年冬季，蒋介石为了阻止我在大别山区建立根据地，曾命白崇禧指挥三十三个旅向我“清剿”，企图摧毁我新解放区。为配合中原野战军作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粟裕同志率华东野战军向陇海线民权至确山段，平汉线新郑至确山段，发动大规模的破击战，歼敌四个旅及其他部队共四万五千多人，吸引了白崇禧分兵北援。平汉路战役最后阶段时，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军围攻确山，但未攻克，于三十日撤出。确山战斗中，我军有伤病员七、八百人，尚未撤离。粟裕同志指示：“必须在拂晓前把全部伤员撤走。”为了抢运伤员，粟裕同志把他乘坐的吉普车让出抢运伤员，他自己随军步行几十里路，并且下令：团以上干部的马匹全部让出，运送伤员。在粟裕同志关怀下，一夜工夫，把七、八百名伤员全部送到后方医院。一九四八年初，平汉路战役结束后，部队撤到临颍作短时间休整。粟裕同志鉴于确山战斗运送伤员的被动局面，指示我们：“立即组建一个能跟得上司令部行动的野战医院。这个医院应该能转、能收。”粟裕同志要求前方卫生部把这个新组建的医院在部队休整期间装备齐。根据粟裕同志指示，我和李振湘同志研究确定：滨海第十二后方医院、直属卫生处、转运总站三个单位合并，组建一个能跟随野战军司令部行动的野战医院。这个医院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开始组建，十七日建成，定名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五野战医院（一九四八年三月改名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医院，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后，改名为第三野战军第三野战医院）。组建过程中，粟裕同志分别指示司令部和卫生部：一、司令部选一批好马，立即送医院，组成骑兵通讯班。所属三个医疗队，都要有几名骑兵通讯员。同时，给医院配备电话通讯排。作战时，由电话通讯排或骑兵通讯员和司令部联络。二、卫生部立刻给医院补充手术器械。野战医院和所属医疗手术队，都要能独立解决野战外伤手术问题。三、医院体弱的同志，由卫生部调其他后方医院，以保证野战医院兵强马壮。我们按照粟裕同志提出的要求，迅速建成，由直属卫生处处长朱潮同志担任院长。一九四八年一月下旬，粟裕同志率司令部机关和警卫团开赴黄河以北的濮阳，这个野战医院全体医务干部，雄赳赳，气昂昂，整齐地在行军行列中，阔步前进。粟裕同志看了医务人员的军容，非常满意。部队过了平汉路宿营时，野战医院第三医疗队突然遇到国民党新五军的先头部队，他们一面准备战斗，一面派骑兵通讯员，把敌情向司令部报告。粟裕同志命令医院立刻向司令部靠拢。新五军不明情况，未敢妄动。粟裕同志若无其事地率司令部机关和警卫团缓缓向黄河边进发。新五军一直尾追。待我军全部渡过黄河，欲再追击，已来不及了。这次，粟裕同志很高兴，表扬野战医院说：“一个医院，能做到这样，很好。”
配合战役安排前后方医疗工作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我华东野战军接连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淞沪等几个大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攻坚战。每次战役开始前，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都对野战卫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示卫生部，配合战役，安排前后方医疗工作。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华东人民解放军在粟裕同志和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发起了济南战役。济南有国民党军队十余万人守备，以徐州近十七万余人增援。济南这个城市，在日寇占领时期及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连年加修了工事，地形利守不利攻，人口有七十余万，是华东战场的战略重要城市。经过我军八天的连续攻击，完全解放了。
济南战役开始前，粟裕同志指示我和宫乃泉、李振湘同志说：“这个战役，打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你们要配合战役，安排好前后方的医疗工作。”粟裕同志把这次战役的部署简要地告诉我们：“战役是攻济打援。”根据粟裕同志指示和战役部署，我和宫乃泉、李振湘、白备伍同志研究确定，对前后方医院作统一调整，医疗、救护的物资、药品、器材，也作了充分的准备。宫乃泉、白备伍同志负责攻济部队前线的医疗工作；李振湘同志负责打援部队前线的医疗工作；我负责领导后方重伤医院抢救治疗工作。各医院都组织了手术组，及时抢救伤员。前后方医院都按照部队作战的位置，进行了安排。为了保证前方伤员及时救治和转运，前后方医院都成立了转运站，及时把伤员按轻伤、重伤，分别送后方医院、重伤医院。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战地救护、战场医疗、早期手术都取得显著的成绩，减少了伤员死亡率和残废率，提高了治愈率和归队率，并取得了配合战役安排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动了伟大的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前，粟裕同志指示卫生部，做好前线伤病员抢救和治疗的准备工作。我们根据战役的部署，统一调整了前后方医疗卫生机构，部署二十多个前后方医院，担任伤员抢救治疗。我和李振湘同志负责前方卫生部，随部队作战；宫乃泉和自备伍同志负责后方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把白求恩医学院和齐鲁医学院、山东医专合并，组成山东医学院，由宫乃泉、自备伍同志负责领导，为部队培养高级医务人才。淮海战役，前后历时六十五天，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多人。由于各级医院努力，配合战役，较好地完成了伤员抢救和治疗任务。淮海战役结束后，陈毅、粟裕同志指示我：“部队要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等城市，医院中病残伤员要成立荣军医院收治，要搞好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精神愉快，安心休养。”粟裕同志并指示政治部门，派政治、文化工作干部到荣军医院给伤病员上政治、文化课。我们遵照陈毅、粟裕同志的指示，建立了一批荣军医院，使一大批因伤致残和需要长期治疗的伤病员，在荣军医院安心治疗和休养。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第三野战军进行整编。野战军下辖第七、八、九三个兵团。兵团下辖军（原纵队），军下设师、团。一月下旬，我们根据陈毅、粟裕同志指示，在江苏睢宁召开了华东第三届卫生工作会议。根据当时形势和任务，确定卫生部整编和加强兵团、军一级医疗力量的方案，并且部署了渡江战役的卫生勤务工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李宗仁、何应钦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历史上空前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战役，先后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等城市。渡江战役开始后，野战军卫生部组织了前线卫生工作指挥所，率各野战医院，分别收容渡江战役各野战部队的伤员。
解放南京后我随华东局到丹阳，学习政策纪律，准备接管上海的工作。五月廿七日上海解放后，我被任命兼上海市军管会卫生处处长，先与上海地下党八十多名医务工作者开了座谈会，了解上海医务界的情况，研究卫生系统接管问题。上海地下党部分同志参加了接管工作。上海解放后，我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下，负责接管上海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医学院校、研究所、防治所、制药厂等。粟裕同志负责军事系统接管，接管了原国民党的国防医学院，将国防医学院收归华东军区卫生部领导，改为人民医学院，任命我兼院长。陈毅、粟裕同志指示我们：“要在人民医学院开办训练队，分批轮训我军长期从事医务工作的干部。”我们遵照这一指示，先后办了数期，轮训了一批部队医务干部，提高了他们的医学理论水平。该院后改为第二军医大学，专为我军培养高级医务人才。
谆谆教诲永难忘
一九五一年，粟裕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我也于一九五四年三月调卫生部工作。虽然，我已离开了部队，但是作为老首长，粟裕同志仍然象过去一样，对我非常关心，谆谆教诲，使我永远难忘。
粟裕同志任总参谋长工作很忙，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见到我很高兴，亲切地问我工作、生活情况。他问我：“你在卫生部分管哪些工作？”我回答：“在部党组领导下，分管医疗、医学教育，并协助傅连璋同志管保健工作。”粟裕同志点点头，对我说：“这几项工作，都要和医务界的专家教授接触。你要认真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和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工作上要信任他们，做好交朋友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接着，粟裕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些专家、教授，在解放的时候，都能留在国内，就是爱国的表现。你要以谦虚、谨慎、与人为善的态度，和他们合作共事。粟裕同志又问起我工作上有些什么困难，我回答：“在政府领导部门工作，要比军队复杂得多。”粟裕同志说：“这就需要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你主管的工作，重大问题要经部党组讨论决定。要特别注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老首长的谆谆教导，使我深深感到，虽然几年未见，仍象过去一样，对我那么亲切和关心。
粟裕同志几次因为身体不好住北京医院。在他住院期间，还非常关心医务人员政治上的进步。他经常和医生、护士谈心，勉励他们努力做好保健工作。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时，了解到该院有两位科主任，多次申请入党，没有解决。主要原因是党支部有些同志对他们某些缺点看得过重。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看望粟裕同志，他和我谈起此事。粟裕同志对我说：“这两位专家，从解放到现在近十年，一直是勤勤恳恳地为中央领导同志做保健工作，他们的诊断和治疗都很精心，是真心实意地为党工作。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做到政治上全心全意，技术上精益求精，就很不容易了，不要求全责备。”粟裕同志让我把这个意见转告主管保健工作的傅连璋同志。我把粟裕同志的意见转告后，傅连湾同志亲自到北京医院，希望支部的同志热情帮助这两位专家。后来，这两位专家在党小组同志的帮助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四年，我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医学教育会议。恰巧，粟裕同志也在广州视察。会议前两天，我去看望他，当时他身体还好。他问我会议的内容，我说，召开医学教育会，主要是研究和贯彻中央关于教育工作六十条的精神。来参加会议的，是全国各高等医学院校的专家、教授和部分党委书记。粟裕同志说：“要把中央教育工作六十条讲清楚，认真贯彻。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专家，提高教学质量。”这次见面，他的精神还好。不料，我参加会议没几天，粟裕同志心脏病犯了，随他到广州的参谋到羊城宾馆找我。我立刻带了几位参加会议的内科和心脏病专家，以及广州中山医学院的内科主任，带了心电图和急救药品，赶到粟裕同志住的宾馆。同时，给北京医院打长途电话，请该院内科主任陶桓乐和掌握心脏监护仪的技术人员、护士长等，当天乘飞机赶到广州。经专家们齐心协力抢救，病情稍为稳定。这时，贺龙、叶剑英两位老帅也在广州。我向他们报告了粟裕同志的病情和抢救经过，两位老帅指示我说：“这样处理很好。就地治疗，不宜移动。不会见看望他的同志。”在治疗期间，粟裕同志和医护人员配合得很好，接受各种治疗，同时，也非常镇静。第二天，我打长途电话请粟裕同志的夫人楚青同志来广州照顾，在广州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治疗和休养，粟裕同志基本恢复了健康。
在十年动乱期间，粟裕同志曾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他在周总理领导下，分管交通、邮电、港口建设工作。在极端复杂的斗争环境里，他坚决抵制了“四人帮”对交通、邮电、港口建设工作的干扰，使这些部门能坚持正常的工作。一九六九年，我下放到江西永修县卫生部“五七”干校劳动，没有机会到北京看望粟裕同志了。周总理非常关怀下放的老干部的健康，一九七二年，周总理指示让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回北京，检查身体，有病的住院医治。我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回到北京后，同薛和同志去看望粟裕、楚青同志。粟裕同志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们这批干部能回到北京，是周总理对你们的关怀。”接着，他问我：“身体检查后，发现了什么病？”我回答说：“我在干校时，右眼就得了病毒性角膜炎，因为延误了治疗，视力已受影响。”粟裕同志很关心地对我说：“眼睛非常重要，你要住院治疗。”粟裕同志知道我当时的处境，受到冲击、审查，有些问题还未解决。他亲切地对我说：“你不要着急，要相信党的政策。你在新四军和华东军区的历史，陈毅同志和我都为你写了证明。你要相信党的政策。”这次亲切的谈话，使我倍感温暖。
一九八二年，粟裕同志因心脏病和脑血管病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治。我和薛和同志常去看他。有一次，他在病房里放了一张小方桌，上放书报、文件等，还常坐在桌旁看报、阅文件，关心国家大事。粟裕同志亲切地问我：“你心脏也有病，近来怎么样？”我回答说：“经过治疗，心力衰竭已控制了，现在还能活动。”粟裕同志说：“你能来看我，我很高兴。你也有心脏病，以后不要常来看我了。我的病情，随时让楚青同志告诉你。”
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下午四时许，粟裕同志病逝的噩耗传来，我们急忙坐车赶到医院。我们没有见到粟裕同志最后一面，禁不住热泪盈眶。
粟裕同志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敬爱的老首长——粟裕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高风伟度，将永照汗青！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包凌云同志执笔整理。朱潮、陈海峰、林伟、薛和、胡墨林、郑素文、谢共同志提供了部分口头或书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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