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振衡

    粟裕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卓越的军事才能、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凝铸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的光辉形象，深深刻印在我心中。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战斗年代里，我曾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了八年多。他给我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就是他总是从全局出发，从党的最大利益出发，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考虑完成任务的最佳方案，并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积极的创新精神坚决去完成。有时他所考虑的办法，和上级指示不相一致，他再三思考后，只要认为自己的意见确有参考价值，他总能诚恳地把自己的建议提出来，供上级选择。他把这种作法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并且相信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党，是完全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党内民主的。在我跟随他工作的这许多年中，他提的这类意见很多。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他从不顾虑个人的得失。如果说他有时也表现犹豫的话，只是怕自己考虑不周，在全局情况的了解上有片面性，可能由此对上级和中央产生干扰。他的许多建议具有真知灼见，受到了上级和中央的重视和采纳。而他对于中央最后确定的重大战略决策，总是全力以赴地去执行，对个人，对局部有再大的困难都无所畏惧。
    如一九四六年夏，中央鉴于国民党即将发动全面内战，曾于六月二十二日提出了一个外线出击的作战方案，即以山东野战军出淮北，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陇海，华中野战军西出淮南，将国民党进犯军击破于淮河南北、津浦路东西地区，并相机攻占开封和徐州，以此击破敌人的进攻。为此命令粟(裕)谭(震林)部出兵淮南，以为策应。粟裕同志经过权衡利弊、反复思索，建议华中野战军先在内线的苏中的前部地区打几仗看看。这个建议受到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重视和批准。华中野战军由此创造了七战七捷的胜利。这同以后不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大捷，使中央作出了蒋军必败的断言，并进一步确定了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央再次明确了半年之内仍在内线作战的决心。
    从一九四六年冬季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在淮阴以北会合起，以及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后，华东我军进行了一系列大歼灭战，如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这些华东内线歼敌的著名战役，都是遵照中央军委、毛主席“在陈毅同志统一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的指示精神，由粟裕同志具体组织指挥的。他对以上各战役，都在重病中写下了宝贵的回忆。他的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和深远的战略创见是众口皆碑的。当我同一些老战友以及写战史的同志，重温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历史资料后，进一步了解了他在外线出击、参定中原的伟大斗争中的许多事迹，更使我感到他的胸怀广阔、目光远大。

一、在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的战略转变中

    一九四七年的秋季前后，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大转变时节。这对华东野战军和粟裕同志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陈毅、粟裕同志对华野将适时转入外线作战是有思想准备的。而且早在一九四七年的一月下旬，党中央、毛主席就给陈毅同志和华东局打过招呼，说中央“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可是后来由于战局的发展，这个计划作了推移。特别是在鲁中沂蒙山区的盂良崮战役大捷之后的五月下旬，中央军委给予华野这样一个重要指示：
    “歼灭七十四师……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的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击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既然山东仍是解放战争此一时期的主要战场，形如轴心，歼敌任务便至为重要、艰巨和光荣。接获此指示时，华野正在沂水以北之坡庄召开干部大会。陈毅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这一指示的精神，人心振奋。包括粟裕同志在内，华野领导同志和指挥机关都悉心考虑着如何完成这一内线歼敌任务。经过几番筹划，准备在六月上中旬，歼敌第五军全部及八十五师大部于莱芜地区。
    但不久，敌人便集中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等七个整编师的兵力，由莱芜、新泰、蒙阴之线向华野齐头并进。我军不便歼敌，乃改变计划：将正面我军后撤，后方机关东移，并以有力一部转入敌军
侧后，诱使敌军回援，以此分散敌军阵势，我主力伺机歼敌。
    正行动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六月二十九日的命令，决定华野立即分兵向外线出击，以配合刘邓大军的反攻。这就表明，此后的主战场已不在山东内线而在外线的中原了。从当时山东战场来看，根据地还有五十多个县连成一片，利用这一广大地区是可以回旋和继续大量歼敌的；但当前首要任务是积极配合刘邓大军外线出击的战略行动，因此，华野必须服从大局，即使仓猝上阵，也决不能有丝毫犹豫和迟延。这时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仍在继续，陈、粟遂于六月三十日作出分兵出击的决定，以第三、八、十纵队为一个兵团，由华野陈士榘参谋长、唐亮主任率领，向鲁西津浦线泰安——兖州段出击，以第一、四纵队为一个集团，由叶飞、陶勇同志率领出击鲁南的费县、峄县、枣庄；陈、粟和副政委谭震林同志则直接指挥第二、六、七、九纵队钳制与相机打击正面之敌，待上述两路完成出击任务而迫使鲁中之敌回援时，即会同以上两部歼击之，以此达到配合刘邓之目的。
    这对华东野战军来说是继一九四六年九月至十一月由战区前部向纵深转移后的又一次转折。当时正值雨季来临，从七月六日开始，连降暴雨。部队冒雨出击，七月上旬，先后攻克费县、峄县、枣庄、泰安等地。可是进入中旬，雨更大，水更深，许多地方山洪暴发。部队没有防雨装具，更没有渡河器材，弹药受潮，部分失效；道路泥泞，后勤补给和伤病员转运困难，减员甚多。凡此种种，均严重影响作战。特别是分成三个集团后，各路单独作战，均感兵力不足，致使七月中、下旬各集团的作战全部打成消耗战。如十四日起攻滕县，十五日起攻汶上，十六日起攻济宁，十七日起攻邹县、南麻，二十四日起攻临朐，直到月尾，半月之内，鲁西、鲁南、鲁中，攻杀震天，但攻而不克，虽然重创了敌军，但也消耗了自己。以后，叶、陶两纵队在敌重兵拦，追、阻、截之下，历经艰险，到达鲁西南与陈唐兵团会合，继续和当面之敌“拉锯”和纠缠。这时奉中央军委之命，陈，粟首长留下二、七、九纵交谭震林、许世友同志指挥(以后称为华野山东兵团)，继续在正面钳制、打击敌人，亲率第六纵队北渡黄河稍作休整，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一、三、四，六、八、十、两广、特纵等部(以后又统一指挥晋冀鲁豫十一纵——即中原野战军十一纵队)，以积极配合刘邓大军作战。
    此时，刘邓大军已南越陇海路，挺进大别山。敌朝野震惊，即遣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等部共二十个旅紧逼刘邓，使我军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足之势。毛主席于八月底急令华野，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路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五军及五十七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务望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直接援助刘邓。不久，又来电指示：“从你们自己起，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后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害怕后方被切断，勇敢的前进，向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进军。”
    正率第六纵队由渤海惠民地区向鲁西南急进的陈粟首长得报后，即昼夜兼程，于九月三日渡过黄河到达鲁西南与陈、唐、叶、陶等会合。当时部队在外线转战已两个多月，十分疲惫。三、八、十纵队各减员四至六千，第一、四纵队原各有三万余人，此时四纵减员一万三千，一纵队只有一万几千人。由于分兵出击仗打得不顺利，上上下下互有责难。粟裕同志说，我是华野战役指挥的主要负责人，仗打得不好，责任由我来负，我向中央写检讨。但是，他的头脑始终是冷静的，他认为仗打得不顺手，客观上是正处雨季，主观上则是当此作战方针转变之时，我们一下子不适应。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疲惫了，还要看到敌人被我们拖得更疲惫。因此挫折是暂时：的，是战术性的，从全局上看，我们已集中兵力，完成展开，取得了战略上第一步胜利。果然毛主席来电鼓励：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体将士安好!”
    部队进至鲁西南后，粟裕同志发现经过这一段艰苦转战，一部分指挥员对部队的伤亡、削弱太大感到痛心和忧虑。有位一向坚决顽强，骁勇善战的主力师师长饱含着热泪向粟裕同志反映说，部队大伤元气了。还有的指挥员认为当前部队迫切需要休整，然后才能寻机作战。粟裕同志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又斩钉截铁地说：当前头等任务是全力援助刘邓，部队虽然减员很大，但保留了骨干，是能打的。只要打个胜仗，部队的情绪立刻就会转换过来，而且只有打了歼灭战，部队的兵员和装备才能得到补充；也只有打了胜仗，才能夺取战场的主动权。陈毅同志十分赞同这个意见。经中央军委批准，于九月七日发起了沙土集战役。经两昼夜激战，全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共二万余人，打了外线出击以来第一个大歼灭战，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声威、士气复振。战后陈粟首长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四纵一个团在单县以南仍能抗击五军一个团，且俘其数十人。一纵配合三纵在郓(城)南抗击五军三日，掩护我军渡河，创造出五十七师落网的机会。故一、四纵队仍是能战的。”仍可担任更大的任务。”华东部队不怕牺牲，勇挑重担，敢于打硬仗、恶仗的战斗作风，就是在陈、粟首长带领下培养出来的。

二、“四战之地，四战之军”

    一九四七年的九月下旬，已临近中秋节。粟裕同志和陈毅司令员一起，率领华野指挥部踏月色南行，继续向豫皖苏边区挺进。
    此时，党中央考虑到执行新的战略任务的需要，作了几项重大决定：
    “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下辖七个纵队(当时部队和地方仍习惯地称为华野外线兵团或华野西兵团；报刊、电讯中经常称为“陈粟大军”)。“陈、粟、张(鼎丞)、邓(子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陈、粟代表该局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
    粟裕同志对这样一个重要决定极为重视。因为约在八月中旬毛主席有电致陈粟：“你们必须在九，十两个月内歼灭几部敌人，攻占(鲁西南及豫皖苏边区)多数薄弱城镇，逐步将此两区创造成为有利战场及支持刘邓的后方。若西兵团在九、十两月内不能达到上述目的，而使刘、邓在大别山站不住脚，甚至遭受不利，因而被迫北返，则于大局不利。”过了半个月，军委又曾来电指示：“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是俘虏，应采取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军纪，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路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陈饶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这就勾划了一幅“四战之地，四战之军”的立体图景。
    陈、粟首长充分认识到，这的确是一个伟大任务，应该全力担当。但是除了军事工作外，还有一系列的党政工作，要开辟新区，开展土改，建党建政，组织支前，工作极为艰巨复杂。为了加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特别是加强地方党政工作，他们先是请晋冀鲁豫中央局派出工委来主持，后又要求中央局派一得力同志到华野参加工作，均未获得答复。最后只好在未经中央决定前，暂由野战军前委代表中央局根据当前需要进行指导，实际上就是陈，粟挑起担子来。于是，他们研究确定了几条方针：
    抽调武装干部负责开辟陇海路沿线及其两侧的工作，求得冀鲁豫和豫皖苏两个地区打成一片；
    抽出第一、四纵队作为分遣队，分向睢(县)杞(县)太(康)以南，以西南及淮北之津浦路西路东发展；
    将作战重心逐渐转移至陇海路南，以冀鲁豫军区的黄河以南地区作为落脚点，以便存放物资与伤员，畅达与渤海和邯郸的补给运输；
    建立“苏鲁豫皖边区联合行政委员会”之类的统一的行政机构，抽调干部，先成立行政、财政两部进行工作；
    对主力部队，先将五个纵队休整半月，作为机动兵力，然后对陇海路进行大破击，吸引敌军来援予以歼击。到时候分遣在南面的两个纵队作为伏兵北上，配合破击陇海路，再破击津浦路，以此将敌人调出我中心区，便利土改，并配合友邻战略区作战。
    一切部署初步就绪，陈毅同志即奉命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工委和转赴陕北米脂向党中央汇报。一切领导责任便主要集中到粟裕同志身上了。十月十日，粟裕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作了自卫战争一年总结，传达了第二年的作战方针，并明确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新解放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此后，他发挥组织作用，团结广大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方针，降部队展开于广大地区，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划分地区，分片包干，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扫除土匪、保甲，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并建立各县。人民武装。就这样，使曾遭受黄泛和蒋军等严重摧残的陇海路南北地区的根据地建设工作逐渐打下基础，并迅速发展成为决胜中原的有利战场。以后的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正是在这“三河一线”之间(即前面所说的黄河以南、运河以西、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地区)进行的。这地区的‘重大战略意义”早经中央指出，但只有在陈粟首长和广大党政军干部与群众的艰苦经营之后，在决战取得大胜之后，才为各方面所充分认识。

三、依托解放区在中原歼敌

    为配合刘邓大军粉碎敌人三十三个旅对大别山区实施的全面围攻，粉碎敌人对我黄河南北地区的隔绝和封锁，并使我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江汉、桐柏等区连成一片，我军在十一、十二两个月内对陇海路发动了两次大破击战，先后攻占了砀山、民权、考城、兰封、柳河、中牟等城，彻底破坏了以上各段的铁路线。与陈谢兵团会师后，在粟裕、陈赓同志指挥下，又发起了平汉路破击战，一举攻克了郑州以南、确山以北的新郑，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城镇，彻底破坏了该段铁路线，并在金刚寺地区全歼敌第五兵团部和整编第三师。确山城虽未攻克，但敌整编第二十师已受到我重大打击。由于我军发起了平汉路战役，造成了对敌信阳、武汉的巨大威胁，迫使敌人不得不从大别山区抽调十三个旅向平汉路增援。在上述各战般中，我外线兵团共歼敌正规军和地方军五万余人。
    在此期间，豫皖苏边区腹心地区内的数十座城镇亦先后为我攻克和解放，我军在豫皖苏地区已站稳了脚跟。在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的协同作战下，整个中原地区的形势已开始向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在三支大军主力日益靠拢，我军集结于平汉路上及其东西两侧的有利形势下，如敌分路进犯，我军即可视机集中兵力予以各个击破。果能如此，中原局势当可进一步改观。
    平汉路战役后，陈谢兵团返回豫西地区行动。一九四八年一月华野西兵团集结于许昌、漯河、临颍地区传达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并部署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就在这时，粟裕同志突然奉命于二月上旬率领野直和一、四，六纵队离开临颍地区，下旬到达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进行预期三个月的新式整军和整训。许多同志当时对这次长途转移感到非常纳闷。
    事后我们才知道，早在解放战争初期，毛主席就有一个在适当时机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想，将以两个跃进而推动军事形势的发展。第一个跃进便是派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底过黄河，八月挺进大别山，而第二个跃进则是后来要派粟裕同志带领华野三个纵队南渡长江，直捣浙赣。这样便把解放战争引向了蒋管区的深远后方。
    那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这种战略跃进的方式是极其重视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毛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著名报告。当时，毛主席意气风发，以史诗般的语言评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七年七至九月所举行的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意义，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是同刘邓跃进大别山的行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既然第一个跃进已取得成功，自然，第二个跃进便提到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了。特别是由于敌人以三十三个旅围攻大别山区的
刘邓主力，使中原斗争形势趋于紧张复杂的时候，及早分兵实施第二个跃进以调走部分敌人，便更有其现实意义了。
    一九四八年一月初，陈毅同志到了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便同他研究了派遣粟裕同志率部到江南实行第二个跃进的问题，共同商定了三个方案，于一月底用电报拍发给粟裕同志，要他“热筹见复”。
    粟裕同志自从受命南进以后，一方面积极进行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如派出一个加强营，带了四十挺轻机枪和全营武器，并且带了干部二百余人，前往皖南：另派原皖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带干部百余人到中原局，请中原局分配他们到皖江地区加强工作；还派原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孙仲德带了一批干部到含山，和县、巢湖地区组织水上工作等等。另一方面他对军委的电报进行了缜密的思考，于一月三十一日，写了一份长达两千多字的电文，回报了军委。
    粟裕同志的这一报告，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渡江的时间及其理由，第三部分是渡江的路线和方法。这两部分各约一千字。在这两部分之间，夹着一个二百几十字的第二部分，突出地谈了自己对中原战局的认识。
    他写道：“职……认为我军以原有的政治优势，又在反攻中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为，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同志为司令员的一、四、六纵队——可以三到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则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动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粟裕同志用这两百多字的一段话，提出了夺取中原军事胜利的步骤和道路的设想。他明确地提出，解决中原问题的关键在军事上是争取于短期内打几个歼灭战，取得我在机动兵力的对比上走向优势。这在主观上是必须的，在客观上也是可能的。其可能性在于：第一，我军已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优势；第二，近期内中原地区还有打大歼灭战的战机可寻；第三，我军在中原已经有了十余个有相当作战能力的野战纵队。当然，中原还有一个他所经常强调而在这二百多字中未提及的一个重要有利条件，那就是中原作战可以背靠黄河，以华东、华北老根据地作依托。
    同时他设想到根据当时中原的情况，要打大歼灭战，还应考虑到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鉴于当时领导同志比较分散，建议迅速建立一个三军(刘邓、陈粟、陈谢)的统一指挥中心，以实施统一指挥。如能由刘邓首长统一指挥，这对及时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协同作战，必将大有好处。
    第二，要能高度集中兵力，忽集忽分，以高度机动回旋的办法调动敌人以创造战机。而在当时，正如刘伯承司令员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各纵队多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和作战，因敌情紧张，很难得到休整机会，炸弹都无法供应，影响作战甚大。”
    第三，要以战养战，边打边建，逐步创造与发展中原我军在数量上和技术上的优势。
    粟裕同志为什么在报告渡江的时间和路线之间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呢?他认为中原近期内仍有打大歼灭战的战机可寻，连续打几个歼灭战之后可能改变中原形势3为了减轻中原我军承受的压力，不必马上分兵南下以调动敌人，而应在统一集中指挥下更加集中兵力以消灭敌人。即使要执行南渡的宽大机动战略任务，也应争取在中原打几个歼灭战再走。粟裕同志此时正处于筹而未熟的时刻，没有把这种意向作为一个建议具体地明确地表达出来。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接电后，在二月初的军委复示中，肯定了粟裕同志的意见：“(一)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三纵队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下旬出动，三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时王陶三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间及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取宽正面分路及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二)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中央并将此指示精神电告了刘邓。
    由于我三路大军先后集中，形成拳头，进行作战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因而郑州守敌孙元良兵团缩聚于郑州，警戒东南；由于西北野战军在二月下旬创造了宜川大捷，已将驻守潼关、洛阳的裴昌会兵团吸引去西安，造成郑州、潼关之间三百七十余公里的陇海线上仅剩下一个青年军二〇六师孤守洛阳，于是陈唐、陈谢两个兵团四个纵队遵照刘邓首长“向西作战”的方略和指示，密切协同，以六昼夜的连续进攻，于三月十四日攻下洛阻，全歼守敌二万，俘少将师长邱行湘以下一万四千余人，缴获甚多，打了中原地区一九四八年的第一个歼灭战。
    粟裕同志在后来曾对我们谈过他当时的一些考虑。他说，我军自孟良崮战役后一直没有找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我对此不断地进行思考。我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规律。因为敌人在多次遭受我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则势必难寻。基于这些考虑，他觉得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很少打到歼灭战，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敌人除了以一定数量的兵力固守点线外，还集中了几个各由两到四个整编师(军)组成的较强的主力兵团机动作战。黄淮平原上，交通比较发达，敌人有一定的摩托机械化装备，机动较快。如果一点被攻，三五天内，敌援军即可赶到。我军若在三五天内不能解决战斗，势必要立即放下嘴边的敌人，迅速撤出战斗，否则即将陷入被动。而我军当时为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基本上是采取分兵应敌。刘邓主力三个纵队分散在大别山、淮西两区域；两个纵队开辟经营桐柏、江汉两区域；陈谢兵团：(两个纵队)在伏牛山区及其以北；华野除留许谭兵团(四个纵队)于山东、苏北兵团(两个纵队)在华中坚持外，三、八、十纵由陈士榘，唐亮率领在豫西行动。陈粟手中只有四个多纵队(一、四、六纵、中野十一纵和兵力约为一个师的两广纵队)在豫皖苏和鲁西南地区作战。正由于敌人总是集中三、四个整编师(军)一起行动，而我军主力较为分散，因而许多战机不得不放弃。如果我们要想歼灭敌人，必须集中足够的兵力，既要有足够的攻坚力量，还要有足够的阻击多路援敌的力量。不仅如此，由于敌人机动兵力密集，在歼灭一路敌人之后，更多的敌人又会纷纷拥上，新的战机又将出现，打了一仗之后还要打第二仗第三仗，一个战役可以发展为两三个阶段来打，部队必须准备连续作战。这样，在中原要歼灭敌人，就必须高度集中兵力，从打大歼灭战着眼去作准备，才能打到敌人，歼灭敌人。如果着眼于只打小仗，每次求歼敌一至两个正规旅，想积小胜为大胜，那么，由于敌人兵力集中不易分割，而增援较快，往往连小歼灭战也打不成。根据这一特点，所以粟裕同志深感必须尽可能地集中更多的兵力，组织强大的野战兵团，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非如此就不能逐次歼灭敌军主力，就不能迅速改变中原战局。
    既然中原有战机可寻又需要打大仗，那么，此时一、四、六纵是以南进为有利呢，还是参加中原歼敌一个时期再南进有利呢?正确的答案自然是后者。况且即使分兵南渡长江，可以调动一批敌军南去，但敌人不会把他在中原有比较先进的重装备的主力部队如第五军、整十一师等开到江南去同我们打游击；为怕“放虎归山”，更不会把有战斗力的桂系第七军和整四十八师调往江南。如果只能调走一些二三等部队，中原我军所受到的压力并未减轻多少；而我们却因从中原调走了几个坚强的主力纵队，削弱了自己的突击力量，显然是不合算的，更何况这三个有重装备的纵队过江以后，完全是无后方作战，没有弹药供应，重装备不仅不能发挥战斗威力，反会成为累赘。如果把炮都留在中原，或在南渡后被迫丢弃，则又不适应尔后作战的需要，作战时一遇敌人稍为坚固的设防，不仅难以攻克，而且会增加伤亡。还有伤员的安置和粮食的筹集等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些都会严重削弱部队的战斗力。把我三个坚强的主力军，变成游击军，显然是划不来的。不如暂缓南下，争取能集中兵力寻机歼灭五军、整十一师等一二个主力兵团后再行南下为好。
    如果主力部队暂不过江，又如何向蒋管区发展呢?他作了一个三线配备的筹划：集中主力在黄淮之间以老解放区为依托打大歼灭战：抽出部分主力以团或旅为单位在淮河以南和江南近区以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更远的地方派若干远殖游击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这三线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向前推移。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虑，他自认为比较成熟了。但这样的意见提出来，等于更改了中央的战略部署。何况对中央关于派遣以一、四、六纵组成的一兵团南下的决定，华东局等领导同志都是积极拥护的。陈毅同志从中央回来的时候就写了“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先擒王。”“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的诗句。提不提这个意见，粟裕同志确实有些犹豫不决。这倒不是他不懂得党内的民主精神。他经常教育我们：党一贯提倡三大民主，如果有了意见不提，就是没有尽到革命者的责任。这方面，他也是历来以身作则的，也不是怕受别人误解，以为不到江南去是由于怕困难，因为他考虑的只是如何推动战局向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并不掺杂个人得失安危的考虑。他最耽心的是“恐有不周”，干扰了中央的决策。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他终于消除了顾虑，于四月十八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军委。
    这时陈毅同志正由西柏坡返回濮阳，准备对部队进行渡江南进的动员。中央军委接到粟裕同志的电报后，立即来电要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一同到中央当面汇报。
    四月廿八日，陈毅、粟裕同志一起赶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主席亲自迎出门来。党中央的五位书记一同听了粟裕同志的汇报，还请陈毅、薄一波、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参加研究，并立即在会议上得出共同一致的结论。
    五月初，军委电示刘邓和华东局：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一一解决……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粟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通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于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军委为了郑重起见，特说明，“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一兵团暂缓渡江，留在中原继续歼敌的任务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对解放战争的发展进程起了重大的影响。

四，淮海战役前的“中原会战”

    就在城南庄汇报研究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对粟裕同志说：陈毅同志因工作需要，要到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去工作，华东野战军的军政领导工作由你来搞。对此，粟裕同志毫无思想准备。他长期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协助陈毅同志具体负责战役指挥，处处得到陈毅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艰苦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正因为有陈毅同志在，他才敢于那么干脆地对中央军委立下了四到八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的“军令状”。他深深体会到华东军民和他自己都离不开陈毅同志。有陈毅同志主持全局工作，他就更能放手和集中全部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如陈毅同志调走，华野全盘工作的责任实在重大。因此，他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说：“好吧!陈毅同志仍兼华东的职务，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他在华东的工作就由你代理吧。”粟裕同志为了服从全局利益只好接受，决心竭尽全力完成中央给予的任务，但希望陈毅同志能早日回来。陈毅同志在中原工作期间，华野一切行动，粟裕同志都一一向陈毅同志请示报告，充分表明了粟裕同志对陈总的尊重。
    粟裕同志从中央领受的作战任务是打敌整编第五军。朱德同志又亲自来濮阳视察和动员，使全军大受鼓舞。六月初，中央军委来电指示：“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又说：“打五军七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粟裕同志这时对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想法已日益深化，但中央的指示十分重要，提醒他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他更加兢兢业业；密切注视形势，既准备打敌五军，又筹划着另外的腹案。
    此时，为吸引敌人向西，便于粟兵团南渡黄河，刘邓首长继取得宛西战役胜利后，又于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及陈唐兵团胜利地进行了宛东战役。豫西、陕南地区形势顿时好转。陈唐兵团于六月初即奉命归还华野建制，由粟裕同志指挥。
    粟裕在南渡黄河前，即令在乎汉路许昌地区的华野三、八纵队向淮阳方向东进，吸引了敌五军由鲁西南南去，此时，粟裕突然率领一、四，六、两广、特种兵五个纵队于五月底六月初渡过黄河与中野十一纵队会合，又迫使敌五军回头北上。蒋介石以为我军将在鲁西与他决战，立即调了大量援军纷纷赶到鲁西南。粟裕同志看到此时打敌五军的条件不成熟，遂于六月十五日按照预先腹案定下了转向豫东作战的决心；即命令第三、八纵队由通许以南地区北上，以突然行动攻歼开封守敌，以一、四、六纵队迅速插入邱清泉兵团与开封之间，在兰考以东地区坚决阻击该兵团西援，以广纵，中野十一纵并指挥冀鲁豫独一旅在鲁西南地区由北向南从侧后牵制邱兵团，并以中原九纵插入郑州与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孙元良兵团东援。然后视情况再集中兵力歼灭援敌之一路。当将作战计划上报军委和刘陈邓首长后，军委于十七日晨批复：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嘱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刘陈邓首长同日来电指示：豫东战役第一步应明确以攻开封为主，第二步打谁视情而定。决定以归中野指挥的华野十纵队协同中野一、三纵队在上蔡地区阻击敌胡琏兵团北援，因此对南面之敌可勿顾虑。这些都给粟裕同志和参战部队以极大的鼓舞和进一步坚定了夺取胜利的信心。
    为了加强战略上的配合，粟裕同志又令华野山东兵团在攻歼泰安、大汶口、曲阜，邹县等地守敌后，继续扩展津浦路济(南)徐(州)段攻势，围攻兖州，令苏北兵团(辖二、十一、十二纵队)在陇海路新安镇海州段发动攻势，以牵制敌人。
    此时，我军已对开封守敌发起突然攻击，激战五天至二十二日晨，解放了开封。守敌六十六师师部及所属第十三旅、河南省两个保安旅等部共三万八千余人为我全歼，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参谋长游凌云被活捉。敌邱兵团被阻于兰封以东，孙元良兵团被阻于中牟以西，胡兵团被阻于上蔡地区。在多方积极配合下，我军胜利地完成了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中央军委接到捷报，立即给刘邓、陈邓和粟陈唐发来贺电：“庆祝你们解放开封省城及歼敌三万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并又提示：“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你们两大集团今后或者分开行动，每次歼敌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或者集中行动，一次歼敌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之仗，那怕歼敌一个旅也是好的……”
    粟裕同志发起开封战役，一是为了攻歼守敌，解放开封，二是攻其必救，诱敌来援，各个歼敌于运动中。他在亲临开封城下指挥作战的同时，就在密切注视着各路援敌的动向，精心筹划着下一阶段的歼敌作战方案。
    果不出粟裕同志所料，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夺回开封，决心大举反扑，令邱清泉兵团及第四绥靖区部队向开封攻击前进，又以整编第七十五、七十二师及新编第二十一旅组成一个兵团，由区寿年任司令，由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决战。
    面对敌重兵集团两路来援，粟裕同志冷静地考虑着下列情况：三，八纵经宛西、宛东，开封等战役，伤亡已近万人；其余各纵行军作战月余亦相当疲劳，是连续作战，还是转入休整，敌邱兵团兵力密集，战力较强，不易分割速歼；区兵团仓促编成，战力较弱，区寿年缺少对我作战经验，比较好打。如能设法诱引邱、区两兵团拉开距离，出现了歼区良机，打是不打?如打区兵团，则邱清泉、吴绍周、胡琏、孙元良等兵团以及徐州方向新的援军都将纷纷来援，我可能面对敌军二三十个旅进行交战；如歼区不能速决，援敌纷纷赶到，我将处于被动不利地位。还考虑到军委“每次歼敌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的指示，因此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双方有利和不利条件，怎样创造和捕捉歼区战机，如何根据各纵队特点正确部署使用兵力，以及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处置方案都反复地进行了思考。最后他认为：三、八纵队取得了开封战役的胜利，人员、武器、弹药都得到了补充，其余各纵虽然疲劳，但减员不大，且全军士气高昂，仍保持了坚强的战斗力，只要部署指挥得当，诱使邱、区两兵团分开距离，分割围歼区兵团是可以实现的。对付其它各路援敌，如能象战役第一阶段那样，平汉路方面的敌军增援，能得到中野各纵的大力阻击，是可以保证歼区作战的胜利的。特别是如能夺得这一战役的胜利，必将大大加速中原战局向对我有利的方I句发展，为此即使多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但究竟打还是不打，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粟裕同志于二十四、二十五日两次将作战预案报告中央并刘陈邓。
    中央军委于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两次复电粟裕同志，表示：“部署甚好。”在睢县、杞县，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第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
    当时，粟裕同志的部署是：以三、八纵向通许方向行进，吸引邱兵团南进，使邱、区两兵团之间出现空隙，然后以四个纵队组成突击集团，围歼区兵团，即调十纵队北返，以五个纵队(包括三、八、十纵)阻援。
    接到中央军委的复电后，粟裕即于二十七日下令部队投入豫东战役第二阶段——即睢杞战役之战斗。当晚及次日我攻歼集团及阻援集团均与敌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此时，中原野战军正在襄城西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除邓小平政委留在皂角树村的野战指挥部外，刘，陈、邓(子恢)、张(际春)等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接到中央军委批准粟裕同志发起攻歼区兵团并望中野配合作战的电报时，陈毅同志正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等有关指示精神尚未完毕，刘陈邓当即决定将报告会变成战斗动员会，会后即令全体干部各回部队。刘陈邓张首长返回皂角树村，与邓政委连夜研究作战方案，并电告粟裕：“为保障你们歼区部，我们决以一部监视十八军，主力主动攻击北进之吴(绍周)兵团，吸十八军回援。”即命中野第一、二、四纵队于当夜分由襄城南北向指定地区开进。中野首长于二十九日晨发布了《战字第一号命令》。随即组成了一个百余人的前进指挥部，由刘陈邓亲自率领，于十七时半冒雨出发连夜开赴前线指挥平汉路方面的阻援作战，
    六月三十日下午，敌整编二十五师与第三快速纵队、第二交警总队合组成黄伯韬兵团，已由滕县、徐州之线车运抵达商邱、柳河之线，西援区兵团。在东面阻援之中野十一纵队力量单薄，粟裕同志报告军委，请令属于华北军区的冀鲁豫独立第一、第三旅参战。周恩来同志于七月一日中午得报后，立即代军委指示华北军区首长：“现粟部正围歼区寿年兵团七五、七二两师及新二十一旅共五个旅，一日晨已解决两个旅，今晨将续歼其他三个旅及战车营、榴炮营等部。在此战役中，粟以三、八、十三个纵队分割西来援敌邱兵团三个师，以十一纵分割东来援敌二十五师及三快纵较费劲。而胡琏十八军亦正向周家口北进。故粟令冀鲁豫一、三两旅过陇海路南配合十一纵，钳制敌二十五师及三快纵，极为重要，望速转令坚决执行此令，不得迟误!”于是，独一、三旅南下参战。
    这样，除中野主力在乎汉路方向阻援，和华野山东、苏北两兵团实行战略支援配合外，直接参加豫东战役的我军计有华野八个纵队，中野两个纵队，和豫皖苏，冀鲁豫军区部队各一部，共达二十万人，与国民党军先后有十二个整编师，快速纵队及其它特种部队等共二十五万余人，进行了艰苦激烈的较量和厮杀。
    睢杞战役从六月二十七日起到七月七日结束止，在这极度紧张激烈的十天交战中，我先歼灭区寿年兵团主力，又给予黄伯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计歼敌区寿年兵团部、整七十五师师部，第六、第十六，新编二十一旅全部，整编第五、七十、八十三、二十五，七十二师，第三快纵和交警二总各一部，共五万余人。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和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均被俘。
    郑州之敌孙元良兵团及重占开封之刘汝明部为我中野九纵阻击和牵制，敌吴绍周，胡琏兵团为我中野一、二、三、四纵队阻击于上蔡周家口地区，以上各路援敌都受到中野各纵的顽强阻击和杀伤，这就有力地保障了华野主力作战之胜利。不仅如此，就在华野主力围歼区兵团，并与邱兵团、黄兵团激烈交战，中野五个纵队在乎汉路东顽强阻击胡琏等兵团的同时，刘邓首长乘敌第十五绥区部队陷于孤立的有利时机，以中野六纵及桐柏、陕南军区的主力于七月三日至十六日突然发起了襄樊战役，获得了全歼敌军二万余人，活捉康泽，解放军事重镇襄阳、樊城及老河口等地区的重大胜利。不但大大改变了江汉、桐柏地区的形势，而且对华野豫东作战进行了有力的战略支援。
    在豫东战役期间，华野苏北兵团攻克了陇海路新安镇海州段之房街、阿湖、城头等据点，控制了该段铁路后，又接着攻克淮海中心区的涟水、众兴、宿迁等重要城镇，歼敌近万，使淮阴、淮安之敌陷于孤立。华野山东兵团则乘敌八十五师等西援后守敌薄弱，一举全歼敌十二军等二万八千余人，解放了兖州地区，接着又歼济南援敌万余，不仅使济南之敌困守孤城，而且使我华野东、西兵团会合，重新形成整体。由于以上各战场的重大胜利，中原和华东的战略形势顿时改观。
    由此可见，豫东战役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战果之辉煌，影响之深远，在华东、中原我军作战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一场紧张激烈的“中原会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后规模更大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之前的一次实战演习。
    战后，国民党国防部在其《中原会战经过及检讨》中称，在此次豫东会战中，“共军表现特异”的有三“敢”：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敢对战场要点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敌方的这些评语，无疑也是对我军战役指挥员和广大指战员的精神状态的写照。
    这一战役的胜利，大大推进了中原战局的发展。敌人的分区防御计划，陈诚的“固点避围”战术均告破产。中原野战军的《阵中日记》中还保留着当年敌情的生动记录：蒋介石除急急忙忙改组兵团，调整部署外，还在八月二日称：“今后三个月如不能在长江黄河间打开一局面，则非垮不可。”

五、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

    早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向中央建议一、四、六纵仍留中原作战一个时期的时候，粟裕同志便向中央陈述了他的一个独到的构想：
    “……“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华野之大部佯攻(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军全力寻求第二着歼灭战。”
    这个构想，实际上是要把华野、中野主力集中，在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继续打大歼灭战，而且设想了歼五军，克济南、战徐州三个大战役。中央军委显然是肯定这种构想的。豫东战役之后，七月中旬中央军委下达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时提出：在南线，应于九，十月间解放济南，今冬明春占领徐州。
    由于豫东战役调动了徐州南北的敌人，西进的山东兵团发动的兖州战役得手，在截断了胶济线之后又截断了津浦线济徐段，造成了济南的完全孤立。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名义，向华野全军下达了攻克济南，围歼王耀武集团的作战命令。九月中下旬，华野以八昼夜的连续进攻，全歼守敌十万，解放了济南，使华东、华北两大战略区联成一片。
    发动济南战役时，华野本着“攻济打援”的方针，以七个纵队在北面攻城，八个纵队在南线打援，打算在敌五军从陇海线北援时伺机围歼之。由于攻济的方针正确?先置重点于西部，占领机场，迫
使敌九十六军起义，割断了济南的空运通道；然后转移重点到东部，使用强大炮火和连续爆破，进行组织严密的连续进攻，东西配合，英勇奋战，使原订半个月以上的攻城计划，八昼夜便完成了。麇集于徐州、砀山之线的十七万援敌，本来就是豫东战役的惊弓之鸟，生怕北援被歼，虽受蒋介石严命，却徘徊不前，至此，乃全部缩回原防，我打援计划也就无法实现。
    济南战役即将结束的当天，粟裕同志根据徐州之敌不可能再行北援的情况，为了进一步歼灭敌人，便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粟裕同志提议下一步攻打两淮和海州，认为在歼敌之外，可以达到四个目的，即：打通鲁苏联系，斩断徐州之敌的海上交通线，进一步暴露津浦线南段，为渡江作战创造条件。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华中地区充足的人力，物力(特别是粮食)，支援在华东、中原广大地区作战的我数十万野战军，有利于今后更大规模地歼灭徐淮地区之敌。这样，就可以为今后渡江作战提供有力的依托。
    自从五月五日中央决定推迟渡江以来，经过一百四十天之后，渡江的问题重新被提到战争日程上来了。此后的渡江和四个多月前计划进行的渡江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将会有重新恢复了的华中解放区作为依托。这是粟裕同志很看重的一条。
    粟裕在九月二十四日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首先得到了中原刘伯承、陈毅同志的支持(这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中央参加九月会议)。接着，中央军委复电肯定，认为“很有必要。”之后，几经研究，形成了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制订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为执行这一正确方针，粟裕同志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全国的和中原、华东地区的战局的发展变化。他从陈毅、邓小平首长指挥的郑汴之战看到，即将展开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势必还要大大扩展；所以当战役的准备工作已万事俱备，陈邓首长已进到开封东南时，他对战役的发展、组织和指挥又有了新的考虑。他深深感到，正如毛泽东同志于九月二十八日给饶、粟、谭并告刘，陈、华东局的电报中所说的那样：“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他又想到豫东战役时，如果没有中央军委的全力支持，没有中野的大力协同，没有华东、中原、华北三大区的配合，要取得那样的战果和新局面，是不可能的。而面临的淮海战役规模更大，方面更多，斗争更加艰巨复杂，他便恳切地向军委提出建议：“这个战役的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这是极合时宜的建议。因此，粟裕同志的建议于十月三十一日电达后，中央军委即于十一月一日作出决定并电示：“整个战役受陈邓统一指挥。”
    战役有了陈、邓首长统一指挥之后，是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了呢？不，粟裕同志既未放松对华野的指挥，也未放松对全局的分析与掌握。因此，当战役刚刚发起的第三天，他向陇海路挺进到马头宿营时，他便同副参谋长张震同志对军事形势和下一步作战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粟裕同志兴奋地说：“东北全境已经解放，解放战争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要从这个角度考虑仗怎样打，怎样能更快地给蒋介石以决定性的打击。”经过共同分析，一致认为：“在淮海战场上，蒋介石可能采取两种方针：一是以现有兵力加上葫芦岛撤退的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争取时间，加强沿江、江南与华南的防御，二是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撤守长江沿线，巩固江防，与我划江而治，俟机反攻。敌人如采取第一方针，我军应在江北大量歼敌，为渡江作战造成有利条件，并使江南各省免遭大的破坏，解放后易于恢复，但这就要加重老解放区的负担。如敌采取第二种方针，今后渡江要困难些，渡江后苏、浙、皖、赣尚须进行严重的战斗。……”据此，他和张震同志在烛光下连夜起草了一份较长的电报，建议中央“如老解放区能够继续支持战争，应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我军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把敌人逐步削弱并歼灭于徐州及其周围。”并于十一月八日早晨上报给党中央和陈邓首长。次日，毛主席给粟张回电，并告华东局、陈毅、邓小平和中原局，同意粟张的意见，并指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为了更有力地配合华野作战，争取早日解放中原，早在十一月初，刘伯承司令员就向军委提出了以中野主力截断徐(州)蚌(埠)段津浦线，以斩断南敌北援及徐敌南下的交通中枢，陈邓首长在郑汴作战之后的东进途中，也正积极部署对永城、宿县地区孙元良兵团的攻击和拖住徐州以西之敌，以保障华野在徐州以东之作战。能否迅速攻占宿县，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已成为能否歼敌主力于淮海战场的关键。
    十一月九日，毛主席代表中央军委拟电指示陈邓、粟陈张并告谭王：“(一)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军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二)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三)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四)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到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的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党中央同意由陈邓统一指挥之后，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党的总前委，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统筹和领导淮海前线我军的作战行动，进一步加强了淮海战役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粟裕同志从十一月四日向华野发布战役的命令起，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六十八个日日夜夜里，总是日以继夜、全神贯注地指挥着作战。他的指挥所总是紧随着战局的发展，及时地赶到新的正将进行更大规模歼灭战的战场上，进行现场指挥。当他喝完最后一杯浓度极高的缴获的咖啡，摘下头上的铝质健脑器，走出蔡凹指挥所前去巡视战场时，中原大地上已只有稀疏的枪声了。这时他又开始思考下一步渡江作战的问题——与去年五月五日前所讲的渡江南下性质完全不同的渡江问题了。
    粟裕同志常说，他只是“沧海一粟”。然而，在浩瀚的沧海上能看见一“粟”，那这一“粟”定是闪光的“金米”(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粟裕同志曾化名“金米”)。这光辉发自他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是他在中国人民武装斗争中的大智大勇，是他同千千万万为党的事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同志们紧紧凝结在一起的伟大革命精神。
    他和他的战友们，特别是长眠了的数以万计的烈士们共同创造的包括参定中原的伟大业绩，必将永远记忆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