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恩霍斯特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下撒克逊尼(LowerSaxony)。这个人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他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并且也成立了最原始的参谋本部。他以后是在战场上负了重伤，才为国捐躯的。

    李希留是蒲留歇(B1ucher)的参谋长，在一八○六年从事于柯尔堡(Kolberg)的保卫战。在本性上他是机智活泼，性如烈火，在许多次战争中，他对于他的主将总是很多的意见贡献，有时成功，有时也失败。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六日，在李格尼(Ligny)战败之后，他就劝蒲留歇向英军方面撤退。结果由于他这个建议，才使拿破仑在六月十八日，蒙受到了滑铁卢(Waterloo)的最后惨败。

    克劳斯维兹在战时，从来没有跃据高位的机会。他后来作了普鲁士的军官学校校长，写成了那一部不朽的杰作。他是一个标准的冷静，恬淡，好学，深思的军人，这种人在德国参谋本部里面是常常可以找到的。在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可是对于后世却有莫大的影响。

    老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设计家，同时在战争中，也可以证明他具有指挥的天才。他的天性很恬淡，态度复高雅，他的思考特别周详而彻底，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对于后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量。

    希里芬是一位卓越，机警，冷静的人，带有一点讽刺性。当他那个时代，承平无事而且首相也是一些庸才，所以他就只好以拟定作战计划为工作了。他希望用他那个明确而肯定的军事计划，以来补救政客们的犹疑不决。和毛奇一样，他对于当代的技术问题，具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思想是那样的精确而中肯，结果使他的后任，小毛奇，除了少数细节以外，简直就不敢改变他的计划。以后到了一九一四年，他的计划真正付之实行，可是客观的条件却已经不对了。所以所谓希里芬计划失败的责任，并不应该由他负责，而是他的后任的过错。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一显他的身手。

    兴登堡是一个正直君子，头脑清楚，具有决断，充份的表现出古代侠士的风度。假使他信任谁，他就会让他放手做出，绝对不加干涉。他对于重大的事情，也具有明确的判断力，对于人性更有深切的认识。他常常说：“假使坦能堡一战打败了，那毫无疑问的是该准来负起这个战败的责任!”

    鲁顿道夫是一个意志力极强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极高，而且更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他为炽热的爱国心所驱使着，明知回天乏术，但是为了想使祖国免于败亡的威胁，而不惜拼命奋斗到底。在那个最危难的时期当中，他的成就的确是很值得人佩服。

    希克特(Seeckt)是一位头脑清楚，冷静小心的军人。他在公共场面里，似乎有害羞之感。他是一位有天才的战略家和组织家，不过比毛奇，希里芬稍差一点的，却是他对于技术问题不太了解。在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之后，他建立了那一支总数十万人的共和国陆军。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陆军不准保有参谋本部的组织。希克特对于这个命令当然只能遵守。不过，他却想出方法来，使那些幕僚人员依旧维持住旧参谋本部的传统精神。他努力使陆军不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这从他的立场上看来，当然也是合理的。不过，从长期间的经验看来，这却有一个不幸的后果，使一般的军官，尤其是未来的参谋本部军官，对国内外的政治都大多缺乏良好的教育。这是这种制度的一个主要弱点。

    贝克这个人受过极高等的教育，禀性冷静孤立。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他开始要以毛奇的精神为精神，以来重建这个新的参谋本部。但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技术问题却完全缺乏了解。他对于航空、摩托化、无线电等项问题，都一概不懂。他看到技术的进展，使战争的型态，发生了革命型的变化，使他大感到伤脑筋，于是他就尽量的想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企图作“拨钟向后”的打算。同样的，他对于纳粹党的这一套政治革命的工作，也完全不加闻问。他的天性是倾向保守，遇事拖延，所以他的成就，也不过如是。

    以上所说的是德国参谋本部中的少数最重要的人物，对于他们的个性作了一番简单的分析以后，现在就可以归纳出来参谋本部的整个精神是什么。在它这样长的历史当中，德国参谋本部的首要目的，就是选择具有第一流好头脑和好人格的军官，使他们接受一种特殊的教育和训练，以便将来无论在何种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领导德国的陆军实行作战。

    一个军官被派到参谋本部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格上的完整，以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行为都绝对无弱点可加以指摘。其次才是军事上的才能；他应该在战场上有实际的表现，对于战术和技术等问题都具有充份的了解，具有组织力，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要有能忍受的能力。此外他还要勤勉好学，禀性严肃，和具有决断力。

    照这个标准来选择人员，很可能会过份偏重智力上的才能，而有时会忽略了人格的力量，尤其是他在人情上的温暖。因为这种品性是最容易为人所不注意的。

    极大多数的参谋本部军官，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他们对于他们这个军官团的传统精神，一向都是十分的了解。但是这却并不是说，有权柄选择他们承继人的人员，就恰好这种对于传统精神有认识的。即令是如此，他们却也并不一定就具有知人之明，可以挑选出具有必要品性的人员。

    毫无疑问的，古老的传统在理论上对于任何陆军都是具有很大的价值。如上文所说的，过去一些参谋本部军官的人格，对于后一代是固然可以构成良好的模型，不过同时应以不阻碍时代性的发展为原则。但是事实上，传统并不能作为决定行为的惟—理想，而只能供参考，因为环境和方法都完全改变了，听以即令模仿，也决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几乎任何已经成熟的制度，都很难避免这种传统的弊害。普鲁士一德意志的陆军，以及它的参谋本部也常常犯了这一类的错误。所以在旧传统与新任务之间，时常不免要发生冲突。而在我这个时代当中，由于好几个外来的因素。更使这种冲突益形紧张：一是德国政治环境有了新的改变，二是世界上和欧洲的均势局面也完全起了变化，三是技术问题益增其重要性，四是战争已经“总体化”，其影响所及一直达到了整个世界。

    很明显的，不是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能明了这种新形势的意义。尤其是年龄较大，而又身居较重要位置的人，特别缺乏这种了解。最近的发展要求必须沿着三军合并的路线以改组军事的体系，而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兵力都应隶属在统一指挥之下。基于政治上，军事上，技术上的发展，这个最重要的要求，在第二次大战以前，却并不是陆军参谋本部所提出的。反而言之，战前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们，却始终固执的反对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最高统帅部，以配合当前局势的急需。

    正和对于三军最高统一指挥的问题一样，此外遇着独立空军的建立，和装甲兵的发展等等问题，陆军参谋本部也都是反对这些新奇的观念。关于这两种新的技术发展，始终不曾加以仔细的研究，因为他们害怕一方面，会减低整个陆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会损失那些旧有兵种的威望。

    想使参谋本部军官能够懂得政冶情况的企图，又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阻碍，而完全失败，第一是参谋本部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纯军事的方面；第二是希特勒对于国家的统治，是采取一种“门罗主义”，他把每一部门的工作都完全分开，不让彼此之间有交换接触的机会。这样就显得他一个人的地位更是特别的重要，可是对于整个德国而言，这就是害莫大焉。

    参谋本部中的年轻的一代，对于这种局势的紧张程度，其感应力要远比老年人强，而且自动尽可能的去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他们这种积极的态度却并不为他们的长辈所同情。年轻的人认为时不我与，所以不惜与老年人唱反调，他们感觉到这些传统精神的代表人，是希望尽可能的使他们只能够作延缓而逐渐的演化。

    也就是这种顽梗不化的传统观念，才使参谋本部与希特勒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唤起了他对于参谋本部的不信任，在长久时间之内，遂形成一种摩擦，对于战争的进行，构成极严重的影响。

    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这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假使指挥官只有意见，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们应忠实的执行主官的意见，一切都以合于主官的愿望为原则。他应该完全了解部队的需要，并且倾全力以协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他对于战略战术，技术等等问题，都应有相当的了解，在技术方面，他固然不一定要太注重细节，但是他的知识要以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和战场上的作战指挥，发生配合为原则。

    那当然是不用再说的，一个参谋本部军官，也一定要具有一切军人所应具有的道德：例如，勇敢，决断，责任感，应付的天才，身体的忍耐力，以及相当的勤勉。

    每一个参谋本部军官都应该照正常的规定，到部队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种，或是在其他的兵科，这才可以使他多获得实际的经验，以供未来业务上的参考。关于这一方面；德国陆军在刚刚战前的几年中，实在距离理想太远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使当时参谋军官极感缺乏，所以无法实行轮换的制度。以后在战争期中，这种情形就更为恶劣。因为许多高级人员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经验的参谋，被调往前线，而使他们的工作发生了障碍。这种恶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创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员在前后六年的战争期中，还根本没有上过一次前线。

    也许参谋本部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受过一种训练，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无论是在战备上还是战术上，都是依照一种固定而统一的体系。以这种反应的统一性为基础，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决定也具有广泛的统一性。法国称它是“思想上的统一”参谋总长并没有指挥权力以来实现他的意志，却可以希望由于这种整个参谋本部军官团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响力贯彻到每一个师打止，这样才可以保证整个陆军在战略和战术的程序上，都是合于统一的标准。为了使他能够把他的观念，传达给所有的参谋军官，他就要建立一种所谓“参谋本部联络网”(Generalstabsdienstweg)，这种制度曾经引起了一些误解，所以希特勒就始终反对它。

    一个参谋本部的战略观念，并不应以某种固定硬性的原理为基础，而应该配合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未来新兴的各种任务。德国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欧，四面都是强邻逼处，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几个战场上的作战问题。同时这种作战也一定是以优势的敌人为对手，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也应详加研究。旧德国参谋本部的战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陆性质。但是由于空军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战的问题应该加以更多的考虑。可惜这个事实却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了解。

    由于可能是同时向几个敌人作战，所以在战略上必须有一个主从之分：在次要的战场上取守势，而在主战场上取攻势。所以接着又来了把这个攻势，由第一战场移转到第二战场的问题。

    由于我们的资源太有限，逼得参谋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战速决的办法。由此就引到使用各种形式的“摩托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第二次大战初期，曾经收到速战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敌人就为我们创造了一新名词：“闪击战”。

    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总是被迫必须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而在这种作战中，一定要攻守相间。希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欧洲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假使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任何的冲突，那么其中任何那一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的。”嘶以德国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都是甘为戎首，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比其他的民族，更为好战。这种冲突在长久时间之内，是无法避免的。德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总是常常要面临这种难题。因为他们的资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尽叮能的企图速战速决，绝对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和第三国的干涉。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足以显出俾斯麦的政略和毛奇的战略，实在是高明，而为后人所不及。

    在一九一八年战败之后，共和国的陆军还是完全由旧帝国陆军中的军官们，来加以统率。因为事实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这些军官们虽然并不赞成共和国政体中的一切改变，但是却还是准备为威玛共和国服务。他们牺牲了许多的特权，和许多可爱的传统，其目的只是为了爱国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侵入德国。威玛共和国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这种临时的结合，变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与军官团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种互相信爱的真正感情。固然当时的国防部长，盖尔勒尔博士(Gen．Reichenau)，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曾经努力于这个问题，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这个作实的重要性，就是使军官团以后对于国社党的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固然不错，威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对于军方却还是极尽优待之能事。但是他们对于军官团却始终没有能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没有为军官团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理想目标。所以军人和新的朝代始终是貌合神离。再加上希克特的冷静态度，更使军官团对于政治完全置身事外。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机构)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当国社党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使一些青年军官们，都感到很兴奋。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得军官团一向感到寸步堆移。所以一旦重整军备的消息发表之后，这些人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所以在军事圈内，大家都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前政府与军队间的空隙，就已经被填满了。很明显的，在国社党执政之后，军方的领袖是很难再不受到当前政局的影响。可是那时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却反对这种新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贝克将军的态度。他在核心组织里，虽然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对于整个陆军而言，却殊少影响。贝克，和他的承继者，哈尔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以来制止军事方面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结果他们这种努力对于一般政策而言，是并无很大的作用。政策只是独立的前进，而根本不顾及参谋本部的赞成还是反对。这是第二次了，又和第一次大战的时代一样，德国人已经自己走进了一个政治上的迷途，使他感到无法再走了出来，而且在战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感到前途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全国的军人，在参谋本部领导之下，要从这个迷途中，自己寻找出路，但是把他们领到这个地位的责任，却并不该他们自己负的。

    事后德国的人民，以及国际法庭对于德国军方领袖人物的谴责，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并非军人。在今天各国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已经受到了既存的军事和政治情况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当枪声一响之后，政客们就已经退却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下了军人们，来用“另外的手段”来执行“政策的延长”!(译注：引用克劳斯维兹语)

    国家的政策，在军人为战争作准备计划时，应具有决定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国际法庭的调查，可以证明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为止，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都只完全是属于守势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德国军事和政治环境只能容许作如此的打算。虽然从一九三五年起，德国就开始重整武装，可是参谋本部中的专家们，却并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始能使德国的军队，尤其是新成立的军种—空军和装甲兵——足够具有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后完全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命令，军人们才被强迫的走上了他们所不愿意走的路线。

    一直到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打止，陆军中还有一种制度，使在军级以上的参谋长，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有作决定的责任。在这个制度之下，假使参谋长对于指挥官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时，他可以直接向上级报告，以后由于希特勒的命令，这个制度才被取消了。结果不仅一般参谋长的地位部受到影响，而且最受到影响的却是参谋总长本身。这种参谋长与指挥官同时负责的制度，都是旧普鲁士陆军的传统，在共和国时代也仍然维持着，所以当第三帝国开始重整军备时，这个制度就当然沿用了下来。在第一次大战中，这种制度常常使个性坚强的参谋长，对于部队长居于支配的地位。希特勒是主张独裁主义的，所以他当然主张只应由一个人负其专责。由于他的命令，他自动取消了参谋总长与他本人(总司令和最高统帅)联合负责的办法。

    上文已经说过，陆军参谋部是不愿接受三军统一指挥的观念。假使这个观念若能早日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在第二次大战时，就可以有了一个健全有效的最高统帅和联合参谋本部的组织，而不会像我们当时那种支离破碎的办法了。固然在参谋本部中，也有少数人是主张这种统一联合的新观念，但是却无补于事。尤其是海空军方面，也都不赞成合并的办法。所以三军的总司令，对于最高统帅部，始终是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德国的OKW是李希留(Gen Reichenau)将军一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他尽量的劝说希特勒和布仑堡，接受他这种新奇伟大的观念。结果因有陆军参谋本部的反对，以及海空军也都不表合作，这个制度始终没有成功。当李希留在最高统帅部联合参谋总长的任内时，他是始终在继续努力，以使他这个观念能够逐渐发展成为事实，等到他被免职之后，由凯特尔继任，于是这个改革运动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推动力。凯特尔这个人当然没有那样强硬的毅力，同时对抗三军首长的反对。

    在这里，我想对于OKW稍为说几句话。凯特尔元帅本来也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对于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尽可能努力去做的。可是不久他就为希特勒的魔力所征服，时间愈长就愈不能自拔，他已经成为催眠术下的牺牲者。他一直到死为止，还始终保持他那下撒克逊尼人的忠心。希特勒知道他对于这个人，是可以绝对的信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虽然他明知凯特尔的战略天才不过尔尔，但是却仍旧让他保留着那个崇高的位置。这位元帅对于战争的进行是很少具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在行政方面，这过占是属于军政部的范闹。这是凯特尔的不幸，他缺乏足够的强度，没有能阻止希特勒发布那些违反国际公法和道德的命令。所渭“政委”命令以及其他一切罪行，其根源均由于此。结果在纽仑堡审判中，他自己偿了命，连他的家属也不准到他坟卜去加以哀吊。

    约德尔上将，他的头衔是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长。事实上自从一九四O年四月，挪威战役以后，他就实际指挥—切三军的联合作战。他也和凯特尔一样，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同时也是在希特勒魔力控制之下，不过他的催眠程度却还不如凯特尔那样的深，所以他也还不那样盲目的服从，在斯达林格勒之战中，他曾经和希特勒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就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对于一切重人问题部下愿多说活。直到战争的末期，他十又恢复厂他的地位。他的最后命运也与凯特尔相伺?

    假使这两位军人对于希特勒，能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那么至少是可以阻止许多的坏事发生。因为惟有全体—致的反对，也许才可以逼迫希特勒改变他的初衷，但是在军事方面，却从很少有这种联合一致的态度，因此才使希特勒敢于逐渐削减OKH的权力，并且不考虑仟何人的反对。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却总还是我的同僚。

    至于说到OKH方面，在波兰战役当中，它的权成还多少可以说是相当的完整。不过即令如此，却还是行意见上的冲突发生，结果在挪威战役寸。希特勒就把它交给OKW直接指挥，简直完全没有理会OKH，在讨论一九四○年对西方国家作战的计划时。又更增强了彼此对立的情况：在俄国战役中，更显得裂痕强深，最后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终于完全破裂。布劳齐特希元帅被免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训练的参谋本部军官。所不幸的，他这个人却不足以与希特勒对抗。从头起，他对于希特勒就始终未能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关系。因为他缺乏行动上的自由，所以他的行动并非无往而不受到影响，终于完全丧失了他的权威。

    自从布劳齐特希被免职以后，陆军方面就不再有一位总司令。这个位置在名义上，是具有指挥权的，这个权力不是无限，就是不存在。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后，这个权力就由希特勒一个人单独的执行，换言之，从那一天起，德国传统的参谋本部制度也就事实上已被撤消。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很引以为荣的，就是我穿上参谋本部军官团的制服，是已经有十五年之久了。在我的师长和我的长官当中，我曾经遇过许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这些人对于我的恩德，使我感到没齿不忘。在我的同僚当中，我曾经找到了许多忠诚耿耿的好朋友。在我的僚属当中，我也曾有过许多最好的助手和顾问。我今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出至诚的感谢。

    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之后，德国的参谋本部曾经两度的，由于胜利者的命令，实行被解散了。这两次的行动都可以表示我们过去的敌人，对于这个优良的组织，不得不表示敬佩之意。

    “所剩余的就只有沉默。”

    “为与不为，那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故事现在也已经讲完了。要我来叙述出我个人的经验，并且解释出我们为什么又会遭遇到第二次失败的理由，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很困难。我深切明了所有的人类都是不容易认清我们错误和自己的短处

    在那最艰苦的时候，有一位旧皇室中的王子，曾经把一幅小型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送给我。在那个像上面他点了几句话，那就是菲德烈大帝在似乎将要失败的时候，所写给他的朋友，戴爱琴斯侯爵(Margnisd Argens)的几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内心里的灵魂：我将照着我自以为正直的路线走去，并且做我所自认为是正确光荣的事情。”这幅小像我已经遗失掉了，但是菲德烈大帝的语句却深深的刻在我的记忆上面，永远作为我的南针。虽然，我并没有能够阻止我的国家战败，但是我却仍要求读者诸君相信我，这并非因我缺乏这种舍身救国的意志力。

    这一本书是用来当作一种象征，以表示我对于死者和我的旧部们的感谢之情，并且想用它来当作一块纪念碑，以使他们的英名，可以永垂不朽，而不至于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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