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又回到严重的军事情况：

    在我接受新命令的头几天，我就要求可否与他个人作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问道：“你是想要讨论业务问题呢，还是人事问题?”那当然是业务问题，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密谈，并且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坦白态度，才可以获得一些结论。希特勒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拒绝我的要求的理由，以后凡我与希特勒讨论业务的时候，凯特尔元帅几乎总一定在座，另外还加上两个速记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很少有机会向最高统帅据理力争，因为那只有在私人性的谈话中，才不至于损害他的尊严。为什么作成这样非常不利的规定，凯特尔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害怕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将会不让他知道，这样他慢慢地就会丧失了他的地位了。所以我在执行职权时，其所受的限制正和我的前任是一样的。这种情形是已经积重难返，很难设法改善了。

    当我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勉强接受陆军参谋总长的任命时，东线的情形是已经极难令人满意。

    我们最强大的兵力似乎要算是南乌克兰集团军，它所包括的有第七第八两个军团，以及一部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部队。它的前线正面从黑海海岸上的地聂泊河口起，沿着该河达到克齐尼夫(Kichinev)以南，到贾塞(Jassy)以北，法尔提西尼(Falticeni)以南，越过普鲁斯河(Prush)和西里斯河(Sereth)，而最后向西南面延伸，以达到西里斯地区为止。在三四月间的春季会战中，这个集团军曾在贾塞以北，击败了敌人的攻击，最后还能够把一部分的师团抽出前线，充作预备队。目前该集团军的总司令是夏纳尔将军(Gen．Schodrner)，他是一个特别能获得希特勒信任的将领。

    在南乌克兰集团军以北，就是北乌克兰集团军。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打止，这个集团军沿着上西里期河的拉刀兹(Redautz)地区，向东经过布查兹(Buczacz)以达地拉登(Delatyn)，再到柯尔夫(Kovel)地区以南的贝里斯特齐柯(Beresteczho)为止之线，实行防御作战也很成功。可是到了七月十三日，俄军就发动了攻势，在该集团军的前线上突破了三点，到了七月二十一日就占领了罗夫(Lvov)，托马斯左夫(Tomaszor)，柯尔门(Cholm)和卢布林(Lublin)等地，其攻击的矛头已经达到大约从维斯托拉河上的普拉费(Pulavy)到布格河上的布里斯特一李托维斯克之线。

    假使想认为这一方面的情形已经很恶劣，那么中央集团军方面的情况，自从七月二十二日以来就更悲观了，实际上是已经不堪收拾。俄军在贝里西拉(Beresina)与普里配特(Pripet)大沼泽地之间的攻击已经获得成功，从六月二十二日到七月三日之间，它已经在罗格齐夫(Rogachev)。乔赛(Chaussy)，阿尔夏以北和维特布斯克(Vitebsk)的两侧等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在整整的歼灭了德军二十五个师之后，他们并且压迫着德军不得不逐步后退。在最后数天之内，俄军对于战果的扩张，更是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不仅是德军中央集团军是已经站不住脚跟，而北面集团军也被拖着，陷于了全部崩溃的局面。到了七月二十一日，俄军以似乎十分强大的兵力，向维斯托拉河之线，普遍的发动了猛烈攻击。其中最严重的一路是由波尼维希(Ponievisch)以达孝仑(Schanlen)和米陶(Mitau)。在米陶以北，他们就达到了里加(Riga)湾，于是就把北面集团军和德军其余部分的联络，完全切断了。

    北面集团军，其右翼在波罗兹克(Polotsk)以北，前线全部正面由该处经排普士湖(LokePeipus)，以达芬兰湾为止。由于中央集团军已经遭到了惨败，所以到了七月二十一日，北面集团军的右翼就只好撤到米陶——杜兰堡——普里斯考(Mitu-Dunabrg-pleshau)之线。但是局面却并还不能够稳定住。

    我的前任移交给我的，不仅是一完全丧失了组织力的幕僚，而且也是一个完全瓦解了的前线。现在手里惟一可以动用的兵力就是在南乌克兰集团军后方的罗马尼亚部队。可是只要从铁路地图上略为一看，就可以明白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才能够把他运往北面。国内训练军团所能产生的有限兵力，是早已向前方赶运，用来补充惨败后的中央集团军。

    我现在最主要的作战助手，温克将军，本来就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对于罗马尼亚的情形十分的熟悉，所以在我们征得了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同意之后，我就向希特勒建议，把凡是在罗马尼亚境内可以抽出的兵力，都扫数北调，以填补中央集团军和北面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希特勒马上同意了。同时希特勒又命令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和北面集团军总司令，费里斯勒(Friessner)互相对调，并且破例的给予该总司令等以相当大的指挥权限。由于此项紧急的指示，才使俄军的北面攻势暂告停顿。我原有的意图是不仅想重建这两个集团军间的连系，而且还想乘机撤出波罗的海国家，借以大量的缩短战线。要想使北面集团军不至于在目前这种危险局势中，受到全部歼灭的危险，这种撤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夏纳尔将军就奉命拟定撤退计划。他提出报告说大约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个撤退。这实在是太慢了。我们必须采取更迅速的行动，因为我们已经预料着敌军即将向东普鲁士发动大攻势，所以希望将这一部分兵力赶紧撤出，以供防守之用。因此我就命令在七天之内，应完全撤出爱沙尼亚和拉特维亚，于是在里加地只占领一个桥头阵地，而把所有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都马上集中在孝仑以西的地区中。我是判断俄军一定会在那里发动下次的攻击。若是要想使中北两集团军再重建联络，那么首先就要击败敌人这一次的攻击。

    德军的反攻从九月十六日一直到九月二十六日为止，才使两个集团军重新恢复了联络。这一次胜利的主因是斯塔希维兹上校(Col．Strachwitz)的英勇作战，而他所使用的部队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而成的装甲师。在这次小胜之后，似乎是乘机撤兵的最好机会，可是北面集团军却居然抗不遵命。夏纳尔相信俄军不会再向孝仑以西地区进攻，而将向米陶进攻。所以他就不遵照希特勒所签署的命令，而把他的装甲兵力保留在米陶地区。我不知道夏纳尔是否在暗中已经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因他和希特勒是具有直接连系的。不过无论如何，在孝仑以西的德军战线由于他这一个行动，遂在十月间又重被俄军突破。俄军在米美尔(Memel)与利包(Libau)之间达到了波罗的海的海岸。德军为了想重建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络，就沿着海岸进攻，结果又失败了。于是北面集团军就终于被切断了，现在一切补给物资就只有经由海路来运输了。

    现我就和希特勒发生了冗长而激烈的争论，为了保卫德国本土，我极力主张把这一部分宝贵的兵力撤出。而这个争论的结果只不过是使双方更感到不愉快。

    正当东线左翼方面，发生了这样严重局势和激烈战斗的时候，中央集团军在穆德尔元帅个人英勇领导之下，逐渐重建了华沙东面的战线。可是此时波兰人却已经在华沙城内发动了叛乱。这一次的起事，由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Gen．Bor-Komorowski)所指挥，发生的地点就恰好正在我方前线的正后方，而成为前线上德军的一个极大威胁。和第九军团司令，弗尔曼将军(Gen．von Vormann)的联络也中断了。起事的波兰人和俄军的会合，也是一个很可能的威胁，不可加以漠视。我就要求把华沙城归并在军事作战地区之内，以便作统一的处置。可是波兰总督法兰克(Covernor-General Frank)和党军总司令希摩莱的私人野心，却说服了希特勒，而拒绝了我的建议。于是华沙城事实上已经成为前线中的一部分，可是却与军事指挥系统完全脱节，一切还是由他们自己处理。希摩莱奉令负责压平这一次的叛乱，他就动用了大批的党军和警察部队。这个战斗一直延续了几个星期之久，情形是十分的野蛮。许多党军都是临时抽调来的，分子复杂，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违法犯罪，为非作歹的狂徒。所以在混乱的街市战中，就把一切的军纪都丢光了。他们的总指挥官，巴赫(Von dem Boch)，亲自向我诉苦说，他已经无法控制了。于是我看得实在太不像话，就向希特勒报告，要求把两个纪律最坏的旅撤出东线。最初希特勒还不肯相信我的话，可是希摩莱的联络官，党军准将费吉莱(Fegelein)却自动承认的说：“我的元首，是真的，那些家伙全是混蛋广这样希特勒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开始整饬党军的军纪。

    一直到十月二日，这个乱事才完全削平。当波兰人一开始有投降的表示时，我就力劝希特勒宣布，他们可以具有国际公法所保障的战俘一切权利。我希望这个宣告是可以缩短这种无意义流血的时间。希特勒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在八月十五日，穆德尔即已奉命调往西战场，他的中央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改由朗哈特上将(Col-Gen．Reinhardt)继任，他也就奉到了这样的命令。陆军也就开始照着这个命令来执行受降的任务。

    在这种叛乱中，是最难分别有组织的战斗人员与无辜平民的差异。波尔一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在他所著的“不可征服的人们”(The Enconquevables)一书中，也曾经这样的写着：

        在战斗中我们的指挥官也分不清楚谁是军人和谁是平民。我们的部队并没有制服，而我们也无法阻制平民戴上红白两色的臂章。他们，和波兰国内军的士兵一样，也使用德制的武器，所以更使我们弹药缺乏的问题，份外显得严重。因为平民们没有战斗的经验，常常为了一个单独的德国兵，而浪费了大量的手榴弹和步枪子弹。所以我的部下为了这个问题也都纷纷向我诉苦。

    因为波兰人又从德军的仓库中，夺获了大批德军的制服，于是就把它穿上，这样的鱼目混珠的情形一发生，就更使德军感到人人自危，因此残酷杀人的事也就机会更多。当希摩莱和他的部下，把华沙城中战争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的时候，他就不禁大光其火，于是也发出严厉处置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他就向党军的指挥官巴赫发出了命令，叫他负责把华沙城夷为平地。

    因为这个命令是直接给与党军的，所以我事先完全不知道。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我在纽仑堡监狱里面，才看到了这个命令的原文。不过虽然如此，我在当时却也风闻到有毁灭华沙城的谣言，于是我赶紧去见希特勒，恰好碰上他正在为此事大发雷霆。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为保存该城而力争。因为希特勒已经宣布要把华沙城当作一个要塞，那么因为掩护德军也需要有房屋。同时维斯托拉河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防线，而该河又流过该城的中心，所以保全那里的建筑物，实在更是非常的重要。

    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的两次叛乱，已经使华沙受到很大的损毁。而从一九四四年的秋季战斗，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正月俄军发动攻势为止，这个古城才算是完全被毁掉了。

    常常有人要追问，为什么俄国人明知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却不特不赶紧接济，反而在维斯托拉河上按兵不动，停止了他们的攻势。毫无疑问的，在华沙起事的波兰人是自认为与伦敦流亡政府有关系的，他们也只接受这一方面的指示。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的眼睛是朝西面看的。所以苏俄当局当然不愿意这一派波兰人得势，而且控制住了波兰的首都。苏俄所想扶持的却是在卢布林所成立的傀儡政府。这些问题是同盟国彼此间的纠纷，与我无关。我们所感觉到的，就是俄国人既然没有进过维斯托拉河，结果遂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短期的喘息机会。

    虽然如此，俄军的第十六战车军，也曾经在七月二十五日企图在地布林(Deblin)，越过维斯托拉河上的铁路桥梁。结果为德军所击败，损失了三十辆战车。桥梁也适时的炸断了。其他俄军的装甲兵力就完全顿挫在华沙的北面。我们德国人的观感，觉得俄军之所以不再前进的理由，是由于我们防守有功，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坐视华沙叛乱的失败。

    八月二日，属于所谓“波兰自由民主军”的波兰第一军团，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在普拉费一地布林地区，渡过了维斯托拉河，向德军进攻。它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却占据了一个桥头阵地，以等待俄军援兵的到达。

    在马格纽次夫(Hagnuszev)，敌人在维斯托拉河上又建立了第二个桥头阵地。俄军奉命从此处渡河，再沿着与维斯托拉河平行的道路，向华沙进犯。不过他们进到皮里卡(Pilica)之后，也就被德军阻止住了。

    德军第九军团方面有这样的印象，认为在八月八日以前，俄军即拟以突袭的方式，企图攻占华沙。照当时他们不断胜利的情况看来，似乎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即令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而德军却还是挡住了他们的攻势。而俄国人又认为波兰人在华沙的起事，是未免太早，所以使他们接应不上。从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八日之间，第九军团曾经报告，俘获了六百○三个战俘和四十一个俄方犯兵，击毁了俄军战车三百三十七辆，俘虏了七十门大炮，八十门战防炮，二十七门迫击炮和一百十六挺机关枪。为当时第九军团本身还正在不断退却之中，所以这个数字的确是相当的惊人。

    无论是在西战场还是在东战场，德国人都从来没有作构筑防御工事的准备。在西战场方面，希特勒是相信他可以倚赖大西洋长城，而在东战场方面，他始终认为假使有了一条固定的防线，那么将领们就会不肯拚死力战，而希望赶紧向后撤退。结果是我们迭遭惨败，丧失了许多可供回旋的空间，而使今天的前线这样的接近德国边境，而显得异常的危险。假使希望今后的前线，不至于因局部的败退，而就被拖得全面退却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要采取新的办法了。诚如我在一月间向希特勒早已经说过的话，重新修筑过去德国东面的边界防线，实在是十分重要。接着这条防线与主要河流防线之间的联络点，本身也都应该加以设防。我在与OKH工兵指挥官，贾可布将军(Gen．Jakob)，合作之下，就拟定了一个全部的构筑计划。

    为了研究要塞设防的问题，我就命令把我前任所撤消的参谋本部城塞组，又重新恢复了起来，并任提罗中校(Lt-Col．Thilo)为组长。我把我们所拟定的计划，在没有呈送希特勒批准之前，就先由我自己负责，分送各有关单位加以执行。以后在呈送计划给希特勒时，我又亲自加上—个附注说，因为事机适切，我已经先发出了命令，要求他给与我一个事后的追认。希特勒很勉强的才同意了我的办法，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的措施，不可以常用的。无论如何，东线的要塞现在总算是已经开工修建了。土工方面通常都是由志愿人员，妇女，小孩和老年人，这是德国惟一没有动用的劳动人力。所谓“希特勒青年团”对于这一个工作是具有很大的贡献。尽管天气十分的恶劣，这些忠实可靠的德国人一直都在努力工作之中，他们希望保卫他们所爱护的祖国，和支援前线苦战的士兵。以后这些工事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理想，但是原则上却并没有错误，因为以后我们并没有那样多的人力和武器来守住它。我们本来准备使用的部队和武器，以后因为西线情况紧急，就完全调走了。仅仅西线不要的货色才留在东线方面。不过我对于当时出力劳动的人们，却还是要表示深切的谢意。此外，有一部分要塞也完成了它们的任务，达到相当长的时间。假使没有它们，俄军的进展也许还要更快，德国的损失也许就会更大了。

    我十分的清楚，要想阻止敌人的攻击，这些要塞工事就一定需要充分的防守兵力，武器和补给物资。所以我就命令组织要塞部队，其所需要的人力以不能供野战之用，而尚可以在要塞中服役者为原则。第一批成立的部队是一百个要塞步兵营，和一百个要塞炮兵连。接着机关枪，工程，通信等部队也都陆续成立。但是即令如此，在这些部队刚刚可以参加作战时，其中就有百分之八十都已经奉命调往西线去了。我虽然严重的表示抗议，结果还是毫无所获；等我知道的时候是已经太迟了，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准备不够的部队，被送上了西线的野战场，不明不白的，在他们还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之前，就已经完全毁灭殆尽了。而在东线方面，虽然已经修好了要塞工事，可是却找不到人来据守它。所以到了要用的时候，这些工事对于撤退中的野战军，并不能够给与以必要的支援。

    在武器方面的情形，也正和人力是一样的。我最先要求把所储存的俘获兵器，完全交由我使用，结果为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个人所批驳了。他们告诉我在德国境内并没有储存着这一类的大炮。可是OKW的陆军处处长布里将军(Gen．Bnhle)，却告诉我说：有数以千计的重炮储存在兵工署的仓库中，每一个月都有人为它们擦一次油，可是从来就没有动用过。我就下令把它们装置在东线要塞上面，并且命令人员们开始使用的训练。约德尔还是从中捣鬼，结果他又规定凡是口径在50mm以上，或是弹药在五十发以上的大炮，都一律送往西线。可是当它们到达西线时，时间是已经太迟了，若是它们能够运往东线，那么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外，自从一九四一年以来，我们的30mm和37mm的战防炮，就已经无力击毁俄式T-34型的战车，所以东战场方面实在是需要更大口径的重炮。

    关于补给物资方面，我命令一律应作三个月的储备。无线电通信中心和燃料供应线也都分别加以建立。当我因旅行之便，到工作地区去视察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当地工作人员的欢迎。他们都一致愿意听我的指挥，努力于一切准备的工作。

    因为我原先成立的要塞部队，都已经给他们差不多都调光了，于是我就只好另想他法。过去OKH的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Gen．Heusinger)，曾经向希特勒建议在东部危险地区中，组织一个民防军(Lan dsturm)，但为希特勒所拒绝。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行得，就决定成立这种部队，其人员都是本可以服兵役的，因为担负了后方重要工作才被免役的。假使俄军突破之后，这些单位就可以立即召集，以来防守东线要塞。我就向希特勒建议，因为SA(冲锋队)还可以供给可靠的人员，就命令他们负责主持这个组织好了；时当SA的参谋长，是希波曼(Schepman)，这个人很有头脑，愿意与我合作，并接受陆军方面的指导。希特勒本已批准了我的建议，可是第二天却又变卦了。他告诉我曾经重新考虑过这个问题，认为还是由纳粹党宋主持这个工作比较好，换言之就是交给他的亲信，包尔曼(Bormann)主持，名字也改成了“国民军”(Volkssturm)。包尔曼奉命之后，起先是一事不做，接着因为我一再的催促，做照例一纸文书通令各级党部负责筹办。我们的原案是专以东线紧急地区为范围，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于是所谓“国民军”这个组织就变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我们既然没有这样多的军官去训练指挥他们，同时也没有这样多的武器去装备他们。很明显的，纳粹党对于真正的军事情况，并不表示关心，所任用的人员也都是一些卖膏药的党部干部。我的老朋友，魏特夏将军(Gen von Wietershim)就被派充当小兵，他的连长却是一位党干，所以，这些投效国民军的勇士们，本来都是存心以死报国的，可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却是忙于学习如何向希特勒敬礼，对于真正作战的训练却反而完全不重视，有许多伟大的牺牲精神，也都不为当局所认识，以后我还要提到这些事实。

    这种很明显的孤注一掷，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因为国内训练军的一点最后的兵力，也都被希特勒抽尽了，他用来在西面去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完全不顾到东线方面的防守问题。在八九两个月里面，西面的德军战线已经完全崩溃，因为中间并无任何防线可供据守，所以他们就一直向所谓齐格菲防线退却。但这条防线事实上已经不冉是一条完整的防线，因为它们的武器大部分都已拆卸，改装在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现在都完全丢光了。德军撤退得很匆促，而联军又追击得很凶猛，所以有许多要点都纷纷沦陷。假使事先有相当的预备队据守着，也许就可能会有一个反攻的机会。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脾气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再严令必须死守某些地方，可是前线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以来执行他的命令。所以他在九月间，就决定动员德国所剩余的一切力量，以期作一次最后的攻击。自从七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之后，党军(SS)领袖希摩莱，就也兼任国内训练军的总司令。他凭着这个职权，就开始建立“政治军人”和“政治军官”的制度，这是希特勒和他两人所多年梦想的计划。新成立的单位叫作”国民步兵师”，和“国民炮兵团”等等名称。所需要的军官由陆军人事处审慎的加以挑选，并且实行了“政委”的办法。在东线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有些“政委”们直接向包尔曼提出小报告，而包尔曼本人对于陆军又是具有深恨的。我看到这个情形实在不成话，所以不等到它发展得太快，就开始加以制止。并且把犯罪的人加以处分。我可以不用说，这当然又不免要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对于“国民军”的管制问题还是没有进步，而大本营的一切也还是照样的乌烟瘴气。

    希特勒的目的，是想要在十一月里，把所有现役军的最后兵力，都送到西线上去作最后的一战。他想把联军击败，并把他们赶下海去。这些新成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国力的最后一次收获，现在都要用来实现这一次伟大的计划。这些事情下面我还要加以检讨。

    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当我们正在忙于为七月二十日事变，和东线总崩溃，办理善后事宜的时候，罗马尼亚的首相，安东尼斯纠元帅(MarshalAntonesen)，突然访问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大本营。我奉命主持汇报，要把东战场的现况讲述给这位元帅听。希特勒，凯特尔和其他的高级人员也都照例出席，此外还有李宾特洛甫带着他在外交方面的助手们。我的话由外交部的首席翻译官，希米德大使(Ambassador Schmidt)译成法文。希米德大使不仅是一个风度极佳的外交官，而且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翻译人才之一。他有几十年来参加多次国际会议的经验。可是这一次他只说了几句话，就表示他对于军事方面的语句还是不大熟悉。所以结果还是我自己用法文来说比较便利，我很满意的就是安东尼斯纠元帅对于我所说的法文，倒很容易了解。

    在这一次汇报中，安东尼斯纠完全明白了我们处境的困难，他也懂得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重建中央集团军的防线，其次就是使中北两集团军之间取得连系。于是他就自动建议撤出摩尔达维亚(Moldavia)，而我们就撤到格拉兹—法克沙尼—卡配特尼亚山地(Galatz-Focsanifhe Carpathian Moumtains)之线。只要是合于同盟国的利益，他是不惜牺牲的。我立即将这个伟大的诺言翻译给希特勒听，以后又再度提醒他。希特勒就向安东尼斯纠表示热烈的谢忱，并且对于它获得了某种结论(这是后话)。

    第二天上午安东尼斯纠请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和我单独作一次私人性的谈话。我对于这次谈话觉得获益良多。这个罗马尼亚的老元帅，不仅表示他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表现出来他对于他的国家的交通，经济和政治情形，都一律具有深切的了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常识为基础，说话的态度也十分的有礼貌，在那个时候的德国，可以说已经找不到了这样君子风度的人物了。他不久谈到这一项事变，表示他很感到震惊，他说：“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于我手下的各位将领，是一向具有绝对的信心。要说是军官们参加这种政变，对于我们而说才真是不可以思议的!”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他这种严词指斥，感到实在无话可说。可是十四天之后，安东尼斯纠本人所要面临的情况，就已经完全不同了，而我们也和他共了命运。

    这一次和他一同来访的人员，还有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米恰东尼斯纠(Michai Antonesau)。这个人似乎很狡猾，而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他的友谊似乎是有一点虚伪。和他们一路还有德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克林格(Killinger)，和德国驻罗军事代表团团长，汉生将军(Gen．Hausen)。我和这两位德国官员，都曾作过长时间的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两位都太重视安东尼斯纠，但是却主张德国人应支持那个年轻的国王，以当作罗马尼亚的傀儡元首。他们的意见使德国的军事当局大上其当，忽略了酝酿中的阴谋，而具有一种虚伪的安全感。

    七月底，弗里斯勒上将，代替了夏纳尔，继任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他现在也同意安东尼斯纠的建议，在安东尼斯纠访问大本营不久之后，他就向希特勒建议把我们的正面撤退到格拉兹一法克沙尼一卡配特尼亚山地之线。希特勒作了一些保留之后，才勉强同意了，不过他却坚持着认为必须等到他获得了敌人确实想向这一方面进攻的证据之后，他才肯发出撤退的命令。在以后几天之内，大本营情报主管所获得有关罗马尼亚情势的情报，是混乱而且矛盾，一般说来，由于德国驻罗代表的糊涂，所以还是显得很乐观。不过李宾特洛甫对于他手下的大使报告，却感到不敢相信，主张派一个装甲师到罗京布恰内斯特(Buchareot)去，并且要求希特勒采取行动。当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在座，我当时就认为李宾特洛甫的主张是不错的。不过当时东线的情况已经是太紧张，我手里实在是无兵可调。所以我就建议把在塞尔维亚打游击队的一个第四党军装甲师，调往罗马尼亚，以挽救危局。但是约德尔却说那个师是不能抽调的，因为当时塞尔维亚是属于OKW的指挥范围之内，与东战场无关，所以他不愿意抽调他手里所控制的兵力。希特勒此时又下不了决心，所以结果是一无所获。

    在保加利亚，也和在罗马尼亚一样，正在酝酿着乱事。我从戎根费尔特上校(Col．von Jungenfeldt)手里获得了一些报告，他正训练保加利亚部队学习使用德国的装备。这些报告很确实，对于当前的情况描画出一副黯淡的色彩；保加利亚部队的士气很低落，从一般行为上看来，显得他们是不可靠的。我把这些报告送给希特勒看，但是他却不相信；反而言之，他却深信保加利亚人对于共产主义具有激烈的仇恨心理，所以决不会帮俄国人打仗的，我要求不要再把德制的装甲军备送往保加利亚，而已送去的也应该收回，希特勒却拒绝了，以后我也不顾一切，自动的下命令撤回这些装备，可是受了约德尔的阻挠，又不果行。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俄军开始向南乌克兰集团军战区发动了攻势。罗马尼亚军队所防守的地区，立即被突破。不过问题还不那样简单，罗军大批的逃向敌方，马上掉过枪口向昨天的盟友进攻。德国的军队和领袖都完全没有事先晓得这个阴谋。虽然希特勒立即下令撤退，但是前线的部队却还想据守，并且实行且战且走的政策。为了避免全面崩溃，和全部歼灭的危险，实在应该赶紧撤退，并且迅速占领多脑河上的桥梁。可是这一步却并没有办到，罗军比德军先赶到了渡口，使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德军全部毁灭者共十六个师，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局面中，才真正禁不起这样大的损失。这些德国兵都誓死打到底，他们在军事上的荣誉是一点都未受污染。对于他们这种悲惨的运命，他们本身并无责任。要想避免这一次的悲剧，只有在俄军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就已经事先撤到格拉兹一法克沙尼—卡配特尼亚山地之线。因为那条防线很短，我们不需要罗军的协助，也可以守得住，于是俄军的诡计就会不得逞了。不过要想作这一个决定，就必须事先对于罗马尼亚领袖人物的心理，和政治情况有所认识才行。安东尼斯纠对于他自己的组织弱点，并没有认清，结果是冤枉的断送了他的性命。他虽然深信他的部下，可是部下却出卖了他，结果使德国人也跟着上了恶当。几个星期之内，罗马尼亚就丢光了。九月一日，俄军开始向布恰内斯特进攻。保加利亚的国王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就早已神秘的暴毙了，现在在九月八日就正式脱离了同盟的关系，而加入了敌方。我们所交给保加利亚人手里的88Ⅳ型战车和50mm的突击炮，都同归于尽了。希特勒认为至少可以组成两个师的反共保军的梦想，也终于化为泡影。在保国境内的德国军人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监禁。保军并且也参加了俄军向我们作战。

    希特勒现在明白了巴尔干是再也守不住了。他就命令使用迟滞的行动，实行逐渐退却。为了要抽调德军防卫本国起见，这种办法实在是太忙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芬兰也和英俄两国签订了休战协定。其结果是芬兰人接着就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八月二十日，凯特尔元帅曾经访问芬兰的曼纳尔汉元帅(Marshal Mannerheim)，但是结果却一无所获。芬兰人在九月三日就开始求和了。

    毫无疑问的，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会影响到匈牙利对于同盟国的忠忱。匈牙利的摄政，霍尔泰上将(Adm Horthy)本来并非诚心与希特勒合作，完全是受了政治条件的逼迫才肯出此。他在一九三；八年访问柏林时，即已表示出来他的审慎态度。在战争期中，希特勒对于匈牙利曾经一再的加以重压，才勉强使他们就范。现在在一九四四年的八月底，我又奉希特勒之命去访问布达配斯特，并持有希特勒给摄政的介绍函，其目的是要我亲自去研究他的态度。霍尔泰在布达配斯特的一个故宫里接待我，礼貌是十分的周到。当我们坐下来之后，摄政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请看，我的朋友，在政治方面你在火炉上面总得同时摆着几条铁块。”我就已经很够明白了。他自认是一个聪明而有经验的政治家，所以手里至少不应该只有一条铁块。我们畅谈了很久，主要的对象是匈牙利境内的民族问题，这个国家有几百年来，都是拥有许多少数民族，彼此挤在一起。他又举出匈牙利与波兰具有密切的友谊，但是却并未受到希特勒的重视。他要求将现在华沙作战的匈牙利骑兵师，在最短期间撤回本国。我当即面允照办。从匈牙利的现况，我找不到一个有利的印象，于是我就据实呈报希特勒。虽然匈牙利的参谋总长，弗罗斯(Voros)曾经向我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但是我的印象却还是不变。

    到了八月底，俄军达到了希恰内斯特的大门，并且也已经进入了外西尔凡尼亚(Tramsylvania)。战神正在敲打着匈牙利的门户。我访问布达配斯特的时候，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举行的。

    当东欧的情况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而西战场方面，德军也正在从事于流血牺牲的防御战。七月十七日，隆美尔元帅为英国战斗轰炸机所炸伤。克鲁格元帅又暂行兼代他的职务。在这时候，德军的战线仍然是从奥尔尼河口—克恩的南面—柯蒙特(Conmont)—圣罗—里赛(Lesmy)以迄海岸为止。七月三十日，美军在爱弗兰齐斯(Avvanches)突破了这条防线。几个星期后，到了八月十五日，西战场上德军的主力，三十一个师，就在为他们的生存而作最后的挣扎了。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约二十个师，已经在法莱斯的附近，正陷入联军的包围圈里。联军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正经过奥尔良(Orleans)和贾尔特斯(Chartres)，直向巴黎进犯。诺曼第和布里坦尼都已经沦陷，除了还有五师人被切断在大西洋长城里面。兵力比较薄弱的美军部队也已经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方面登陆。德军第十一装甲师，本是奉命阻止这一路敌军的，但是因为它驻在罗恩(Rhon)以西，位置不对所以也没有发生拦截的作用。

    其他的德军，所位置的地点有如下述：

        在荷兰两个半师。
        在希尔德运河与赛纳河之间的海峡地带七个师。
        在海峡区的岛屿上一个师。
        在罗里河与比里牛斯山之间的海岸上两个师。
        在地中海海岸上七个半师。
        在法意边境阿尔卑士山区一个师。

    要想阻止联军向巴黎的进攻，德军一共只调出两个半师的兵力。有两个新成立的党军师，正开往比利时增援，另外还有三个步兵师，取道科隆根和柯布仑兹，向法国移动。

    现在希特勒决定把穆德尔调往西线，以代替克鲁格的职务。为了要使穆德尔可以专心应付主要前线的作战，所以又重新起用能德斯特元帅，使其负责调度整个西战场的作战。

    八月十五日，我在大本营又和希特勒大起冲突。我根据我所收到的报告，把西战场上装甲部队作战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我当时曾经说过：“装甲部队的英勇作战，却无法弥补海空军的过失。”这句话使希特勒大光其火。他要求我跟着他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于是我们之间就开始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声音也就说越喊越高。最后他的副官，安斯堡少校(Maj von Amsburg)走了进来向我们说道：“您两位说话的声音也许稍为高了一点，外面都可以听得清楚。要不要我把窗子关上?”

    希特勒听说克鲁格有一次访问前线时，没有能够及时回返总部，使他发生了很大的怀疑。他在幻想中以为克鲁格是已经和敌人建立了接触。所以他就命令克鲁格元帅立即向大本营报到。不过克鲁格却在途中服毒自杀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巴黎沦陷。

    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OKW)到此时，对于未来的战局，还不能作一个重要的决定。很明显的，今后战争中的主要工作就是保卫德国本土。

    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毫无疑义的，一致主张继续死守下去。因为敌人早已一致发生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无论单独或全面的谈判，事实上也都没有可能。假使我们完全采取守势，那么也许还可以多拖很久的时间，至于战争的结局是否能够对于德国有利，那却是很难加以预言的。

    假使我们是以东战场方面，当作防守的主要目的，那么就应该赶紧建立一条固定的防线，以阻止俄军再继续前进。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和波兰的大部分，对于德国战时生产的原料和粮食，都是重要的供应来源，现在仍在我们控制之中。反而言之，这个办法就会使西线方面，最后在西方国家的重压之下，终于还是不免会崩溃。希特勒始终不相信西方国家有单独媾和之可能，所以他拒绝采取这个办法。

    希特勒的意见是集中在西战场方面，企图在联军尚未达到莱茵河之前，至少是正当他们渡过莱茵河的时候发动一次强力的反攻，以把敌人击败。

    要想采取这条路线，其先决的条件有下列四点：

    (一)先稳住东战场，一直等到西战场方面的攻势能够达到某些目标之后，于是才再把兵力调回东线。
    (二)西线方面的攻势一定要在极短期内完成，尤其要在冰冻期以前。因为此后俄军就会发动新的攻势，东线方面就又会吃紧了。
    (三)迅速准备攻击的兵力，以使计划可以真正实现。
    (四)目前西线方面已经先有不断的小胜，以争取时间来完成大攻势的准备。

    希特勒和OKw相信到了十一月中旬，一定可以发动攻势，于是到了十二月中旬，强大的预备兵力就又可以调回东线去了。那年秋天天气特别温暖，预料冰冻期一定来临较迟，所以俄军也许要过了新年才会发动攻势。由于这些考虑，我的着重东线的观念，当然就列在第二位了。

    因为我是负责东线方面的最高当局，所以对于这个计划实在是感到十分的不满意。但是一等到希特勒作了决定之后，我基于我自己的职守，就赶紧努力作准备，以求完成上述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先稳定东线，以使西线的反攻计划可以付之实行。

    除了在后方构筑工事，已见前述以外，现在又想在目前的战线上，尽我们的能力构筑一些强力的据点。到了十二月中旬，所有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都逐渐从最前线上撤回，他们现在分别组成四个兵团，可以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并且尽可能的使他们的兵力恢复足额。因为东线方面缺乏步兵，所以从前线上只能抽出一个师来。这个步兵师就留在克拉考(Cmcow)地区，以当作预备队使用。

    俄军夏季中在维斯托拉河上所占领的桥头阵地，不是应加以消灭，就是要缩小它的范围。这至少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和增加他们在攻击时的困难。

    最后，为了缩短战线，并且增强预备兵力起见，留在波罗的海国家中的德军，也一定要赶紧从海路撤出，因为重建陆上交通线的企图是已经毫无希望。

    所不幸的，就是我们这些计划，并未能全部予以实现。我们固然已经构筑好了一切必要的防线和阵地，可是因为西线方面，一败不可收拾，结果使必要的守兵和武器都无法赶到。所以已经修好的工事也就只有极有限的价值了。最后又因为希特勒突然下令，把所谓“大防线”的纵深缩短，照我们的原意应有十二哩左右的宽度，可是现在却缩到三哩以内。

    在维斯托拉河上，有一个俄军的桥头阵地已被攻下，另外有一个也缩小了它的范围。不过以后因为兵力又抽走了好几师，而最英勇的指挥官，第四装甲军团司令，巴尔克将军(就是过去我手里的那位上校)也被调往西线，于是这一次重要作战也就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才是我所深以为遗憾的。于是这些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巴拉罗夫(Baranov)的一个，遂始终是一些严重的威胁。

    而最对于我们不利的事情，却是整个战线始终未能缩短，而留在柯尔兰地区的北面集团军残部也始终未能撤出。虽然我一再要求撤出这些部队，以作总预备队之用，可是希特勒却始终拒绝我的要求，其理由是一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军大元帅邓尼兹(Donitz)的意见，恰好又构成了支持他的借口。希特勒是害怕，这个撤退一执行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到瑞典的中立，同时也使潜水艇丧失了但泽湾中的训练基地。此外，他又相信坚守这北面的一个角落，更可牵制住大批的俄军兵力，否则这些兵也就可以应用到东线其他重要部份去。因为俄军曾经向柯尔兰地区一再的发动猛攻，所以就更加强了他这种偏见式的信念。

    凭着同样或类似的理由，希特勒和OKW的渚公也反对即时撤出巴尔干和挪威的建议，同时在意大利也不更缩短他们的战线。

    自从一九四○年以后，我们就完全不注重西面的防务，以后到了构筑工事的时候，又把全部力量都使用在西线长城上面，到了现在就不免自食苦果，受到了极惨重的损失。不仅是东线方面的那些新成立的单位，都已经被抽调，事实上这些人的素质可以说连第三等也都还够不上。可是把这些人都用完了，还是填不满西线上的空洞。同样的，在法国境内的一切留守部队也都完全崩溃了。所以结果要塞工事中，既无守军，又无武器，实在都已经毫无用处。它们的丧失是如此的迅速，结果是逼着我们使用几乎完全不机动的部队，去进行一个机动性的战争。在我们的后方，一切交通网都已经为敌人空军所炸垮，天空上的制空权也完全操在敌人的手里。当我们还拥有一些装甲部队的时候，我们的将领却偏要想在诺曼第实行一种静态的战斗。现在一切的机动兵力都已经分割的毁灭干净了，于是我们却被敌人逼迫着非进行战争不可，这本是我们以前一向不肯面临的一种战争方式。美军的指挥官时常轻敌而冒险前进，所以漏洞是常有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力量来乘机反攻，原有的计划，是准备向美军的南面侧翼发动反攻，结果也中途放弃了。可是危机却还在后面，本来我们预定在十一月中旬，发动反攻。结果因为准备不及，而一再延期到了十二月中旬，还未开始。所以要想即时的将兵力再转移到东线，可以说是毫无希望，于是再想坚守西线当然也变得不可能了。

    在西线方面采取大攻势的准备，未能如期完成。在西线前线上争取时间的战斗也没有十分成功。即令如此，希特勒和OKW的高级主管当局，还是决心要在西战场上，作孤注之一掷。他们这一次对于保密的工作却进行得很彻底，所以敌人完全遭受到了奇袭。不过这却也是有利亦复有弊，因为保密的限制太严格，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物资供应，尤其是燃油分配，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而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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