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俄军已经节节胜利，而我们则缺乏预备兵力，所以俄军冲入东普鲁士的危险是已经一点都不假了。凭着我主管一切装甲兵训练学校的资格，我就在七月十七日下命令，把凡是可以参加作战的学校示范部队，都从柏林调到东普鲁土鲁曾设防地区的附近，以供救援之用。

    七月十九日我正在视察驻艾仑斯坦的战防部队时，突然柏林有电话来，我的参谋长，汤美尔将军，清我把那已经发出的命令——将装甲示范部队调往东普鲁士——暂时停止执行三天。因为国内军的副总司令，阿尔布里希特将军(Gen．Olbricht)曾经有电话要求我们如此的做法。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明天，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有一个“Walkyrie”演习，所有柏林区的预备部队都要参加，若是装甲示范部队此H寸调走，那么就要影响整个的演习计划。所谓“Walkyrie”演习就是一种对敌人空降部队，或是后方暴动的训练演习、这至少是我的想法，当然我并不知道还另有内幕，当汤美尔向我保证着说，东普鲁士的局面并还不那样的严重，三天的延迟对于大局似乎并无太大关系时，我只好勉强批准了，等演习完毕后再开拔。

    那一天下午我在多恩校阅预备兵，到了七月二十日上午，我就驱车往何恩沙尔查去视察那里的部队。到了薄暮的寸候，我一个人到野外去散步一番，突然被一个骑机器脚踏车的传令兵找到了，他告诉我最高统帅部可能有紧急电话来，清我赶紧回去。当我回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的寸候，才有人告诉我无线电广播里面，已经报告过了有人谋刺希特勒的消息。一直到深夜，我才和我的参谋长，汤美尔将军，接上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把谋刺希特勒的事实经过。简单向我说了一遍。把主谋的人名也告诉了我，然后报告我说希特勒已经有命令来，要我明天到最高统帅部报到，因为他想免去柴兹勒尔的职务，而任命我继任陆军参谋总长。在二十一日上午八寸就会有一架飞机飞到何恩沙尔查。以便接我去东普鲁士。

    一切外间有关我在七月二十日的行动的传说，实际上都是凭空捏造，我事先对厂这个谋刺的阴谋，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一天我所惟一发生接触的人，就是在深夜和我的参谋长通了上述的电话。

    由这个意外的事件，而使我接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一切经过，汤美尔将军曾经将它洋细汜录在一个文作中，并且曾经宣誓—切部是事实，这个文件现在也仍由我保管。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下午十八时的时候，汤美尔将军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突然最高统帅部有电话来。说话的人是纳德尔上将部下的一位参谋，魏曾尼格中校(Lt．col．Weizenegger)，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汤美尔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出去检阅部队；于是汤美尔立即奉命到最高统帅部直接向希特勒报到。汤美尔大约十九点钟才到达那里，希特勒由他的副官比罗上校(Col．von Below)，陪伴着接见了他。希特勒首先问我人在那里，和我身体是否健康。汤美尔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希特勒于是就说他本想任命布里将军(Gen．Buhle)做陆军参谋总长，但是因为他在这次事变中负了重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过渡期间，请古德林上将兼代参谋总长的职务。汤美尔就奉命安排一切，使我在第二天上午去向希特勒报到。

    从这些事实看来，希特勒原意爿；不是命令我去接替柴兹勒尔的，因为我曾经有一度与他闹过别扭。他现在找我、只不过是已经无人可用而已。所以外面一切有关我的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当时东线的情形已经危如累卵，所以即令我是自己钻营这个位置，也还正可以显示出来，我是具有过人的英勇。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简单，军人是应该服从命令的。尤其是当时东战场的情形，是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为了挽救数百万德国军民的厄运，我也非跳火坑不可。假使此时我拒绝受命，坐视东线的德军，和我的故乡。东德沦陷，那么我在道义上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了。虽然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会感到痛心和遗恨的。当我看‘到我们东部的疆上，和那些无辜善良，忠诚勇敢的人民，遭到这种浩劫的时候，可以说很少有人会比我更感到伤心。不管怎样的说法?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鲁士人呀!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从何恩沙尔查飞到了鲁曾。当我一到达了之后，马上就和汤美尔作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和希特勒谈话的详情，并且把当时行刺那一幕的情形，也大概的描写给我听了。接着我就去见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Gen．Burgdorf)。因为希孟德已经被炸重伤殒命，所以布格多夫继任了希特勒的侍卫长，并兼任陆军人事处长。他们都把与我新任命有关的事情，向我简明的解释了一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OKH中的所有幕僚人员，几乎都完全要换过，因为原有的人员有些在这次爆炸中受了伤，有些犯了嫌疑，并已经纷纷被捕。还有一部分是久闻我的大名，根本上就不愿意和我共事，另外还有一批人是从来没有上过前线，这种人也是非换不可的。在没有和他们会晤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准备在下午十六点，到陆军总司令部去视事。

    在与陆军总部的人员会淡了之后，我就在大约正午的时候，去向希特勒报到。他的样子似乎还很狼狈，有一支耳朵还在流血，他的右臂灼伤得很重，用绷带吊着，几乎全看不见了。可是当他接见我的时候，态度却是异常的安详。他当即面谕我接管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并且告诉我他对于我的前任，柴兹勒尔，有时是深表不满的。柴兹勒尔曾经向他五度提出辞呈，这在战时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负责任的将官也正和在战场上的一样，是不应该临难退缩的。所以他严历的命令我，不得借故提出辞职的要求。

    于是谈话又就转到了人事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我所提出来的OKH新任人员的名单。同时我也乘机提出现任的西战场总司令，对于大装甲兵团的指挥，完全是外行，所以我建议把他调职。希特勒这时突然插口说道：“而且他事先对于这个暗杀阴谋也早巳知道消息。”这寸，凯特尔、约德尔、和布格多夫三个人，都一致说克鲁格元帅现在是槽中的好马，所以虽然他知道这个阴谋，此时还是以不换动他为宜。于是想把克鲁格调离西线的企图就此打消了。因为很明显的，希特勒所晓得要比我还多，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多开口。

    在军事问题讨论完毕以后，希特勒也谈到一两件私人的事情，他告诉我说，我的生命也是在危险之中，所以他已经命令秘密战地警察方面，应该对我严加保护。这些人对于我的住所和车辆，部曾经加以严密的搜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为了应付希特勒，我只好决定为我个人设置私人的卫士，这还是我自从任军职来的第一回。于是我就在装甲部队中，随便指派了几个可靠的人员，担任我的住所和办公室的警卫，他们一直忠心的服务，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为止。这些人以后也常常调换，我对于私人安全问题实在并不那样当心。

    希特勒又劝我去和他的私人医师，莫里尔(Morell)，谈谈，因为他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他主张请莫里尔为我注射-我固然曾经去和莫里尔谈过一次。但是因为遵从我那柏林医师的劝告，我拒绝了他所提议的注射。以希特勒本人做榜佯，恐怕旁人是很难于想上莫里尔先生的当的(注：莫里尔对于希特勒是专门注射有麻醉性的药品)

    暗杀的企图曾经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他的两耳的耳膜部已经震坏，右耳的欧式管也受了伤，不过他却恢复得很快、他本来有一种神经性的痼疾，从他的左手和左腿总是发抖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厂出来，这个却与这次暗杀无关。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是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的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现在就变成了受洋罪了。他常常丧失了他的一切自制力，而他所说的话也越来越粗暴。在他的左右亲信当中，也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于他略加约束，因为那个温文有礼，富有君子风度的希孟德已经死了，而继任的布格多夫却是一个饭桶。

    在向希特勒报到之后，我就抽空到那个所谓“汇报室”里面去观了一次光，那暗杀一幕的景象还留在那里，这是有很多人都已经叙述过了的，所以我不必再赘述了。接着我就到陆军总司令部里的参谋总长办公室去，开始执行我的新任务。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办公室中空无一人，也没有一个职员出来迎接我。我一连看了几间房子，才找到了一个正在熟睡中的工兵，他的名字叫作里尔(Riehl)。我就把这个宝贝喊醒，叫他去找一个军官来。又等了一个相当的时间，他才带了一位弗里台格少校(Maj．Baron Freytag)一同走进来。他是我的旧部，当我在一九四一年担任装甲军团司令的时候，他正是我的一位传令官。于是我就马上清他担任我的副官。此后，我就接着想和前线上各集团军总部通电话，询问他们当前的情况。在总长办公室里面，一共有三个电话，但是却并没有说明那一个是通到什么地方。我就拿起一个最近的话筒。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回答我。当我告诉她，是什么人的时候，她就一声尖叫，连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我花了相当的时间才把那些电话小姐们平静了下来，然后才命令她们接好了我所要接的电话。

    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为止的军事情况发展，我在前一章中已经讲述过。那实在是坏得很可怕。要想使OKH对于前线上的战争有所助力的话，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它本身的工作秩序，这个时候，整个东战场的控制中心，也正是陷于分裂的状态。我的前任主张把OKH移回柏林附近的左森(Zossen)地方。有一部分的幕僚，连同军需总监部等等重要的机构，都早巳迁到那里去了。许多的通信网也已经拆动了。所以花了很多的工夫，才和前方的集团军，后方的补给机关等等，取得了连系。现在我第一个所要决定的就是OKH在将来的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我决定仍然设在东普鲁士，因为希特勒本人和OKW也都在这里，比较便于连系。那些已经迁到左森去的各单位都奉命立即召回。

    第二个要恢复OKH工作秩序的步骤，就是赶紧任命一些必要的人员。我把温克将军(Gen Wench)找来，请他当任作战处长，他过去是夏纳尔(Schoner)的参谋长。不久我就又增加他的责任，改派充任OKH的办公厅主任，所控制的单位不仅只是作战处和组织处，并且还有一部分陆军情报机构，那就是通常所谓“东线外国军”(Foreign ArmiesEast)的机构。这样一来，东线的整个作战机构，就完全集中控制在一个地方了，现在作战处长就改由波林上校(Col．von Bolin)充任，组织处长由魏兰中校(Lt-col．Wendland)充任，而情报机构则由可靠的格仑上校(Col Gehlen)主管。军需总监本是华格纳将军(Gen．Wagner)，已经畏罪自杀，现在就改由托培上校(Col．Torre)继任。柏林将军(GenBerlin)在法国和俄国战役中，都是我的炮兵总顾问，现在就被派为OKH的炮兵指挥官。普劳恩将军(Gen．Praun)在一九四○年——四一年的战役中，一直是我的通信指挥官，现在就已经升任了三军兼陆军通信指挥官，这许多人要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到达东普鲁士，而且更要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使他们在已经破坏了的工作网再恢复工作。在旧陆军总部中的重要高级职员，只有运输指挥官，优秀的格尔克将军(Gen．Gercke)仍然留位不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一天到晚所忙的事就是使这个机构恢复它的正常工作秩序：关于其他的问题，我根本上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当时是太忙了，除了前线上的战况以外，其他什么事我更一概不加以注意。我的新僚属们都常常和我本人一直工作到每天的深夜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当前东线上的危局。

    七月二十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是怎样呢?

    他们所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的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

    假使这次暗杀的目的是想严重的打击德国政府的机构，那么所有纳粹党的重要巨头，就必须子以；—网打尽才行。可是当炸弹爆炸寸，这些人却一个部不在那里，对于希摩莱、哥林、哥贝尔斯，波尔曼等巨头，都没有一个肃清的办法，换言之，这些阴谋家即令在希特勒已经被刺身死之后，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实际动手杀人的人，斯陶芬堡伯爵(Craf Staae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几天之前他本已有动手的机会，但是因为希摩莱和哥林都不在场，所以他又暂时停止了。我不知道斯陶芬堡为什么一定要拣七月二十日动手的理由，很明显的，这一次纵令暗杀成功，而政治目的还是很难达到的。或者是因为政府已经下令拘捕哥尔德内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赶紧下手。

    即令希特勒已经被刺，而阴谋者也已经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他们却还是需要有一批相当实力的军队，以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可是他们手里可供调遣的兵力连一连兵也没有。所以，当斯陶芬堡飞回柏林，带来了行刺成功假消息之后，他们还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上就不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上也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的告诉这些官兵。

    再说到外交政策方面，那使这次政变成功的条件更不存在。阴谋分子的领袖和敌国政府间的连系可以说是十分的不可靠。敌国中的重要政治领袖并没有一个人，曾经轻微的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

    在暗杀现场殒命的人有下列几位：OKH作战处的布兰特上校(Col．Brandt)，空军参谋总长，柯尔吞将军(Caen Korten)，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还有一位名叫贝格(Berger)的速记员。除此以外OKW和OKH中的高级人员还有很多负伤的，事实上这都是无妄之灾。

    第二步的受难者就是参加或预闻这个阴谋的人们，以及他的家属。事实上，这些人中间只有极少数是曾经真正的参加活动。而多数的人不过只是晓得有这样一回事，或是因为朋友的义气，对于这种秘密并未加以泄露，可是他们这种义气的酬报却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难的人当然是他们阴谋分子的领袖人物。像贝克上将，军监总监华格纳，垂斯可将军(Gen Treskow)等都已经纷纷自杀，此外像斯陶芬堡，阿尔希里希特等人则被捕后执行枪决。

    希特勒又下了命令，将所有的被告都交给一个所谓“人民法庭”加以审判。对于军人而言，那就是剥削了他们受军法审判的权利，而改由希特勒个人所控制的法庭处理，这个法庭根据的不是正常的军法，而是代表希特勒的一种报仇雪恨的心理。在独裁政治之下，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能作合法的控诉的。

    假使军人为了参加或预闻这种阴谋，而有被移交“人民法庭”审理之必要时，第一步重要的步骤就是要开除他们的军籍，这个问题奉希特勒之命，另行组成一个“荣誉法庭”，专门负责加以裁决，这个法庭的庭长是老元帅，能德斯特，其他奉命出席参加的人有凯特尔，夏尔斯(Schroth)，克利贝尔基尔(Kriebel)，基尔希汉(Kirchheim)和我本人。我当即要求，因为我身兼陆军参谋总长和装甲兵总监两项重要职务，实在没有空闲时间，所以希望免除这件不愉快的工作。希特勒却并没有批准。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因为紧急军务不能分身时，基尔希汉将军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借口，根本上就不出席，不久凯特尔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嘱咐我至少要偶然出席几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经出席过两三次，所听到的都是一片伤心事。

    最初阶段的审判是由卡尔吞布仑(Kaltenbrunner)和格杀打扑的米勒(Muller)队长担任。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律师，后者是一位巴伐利亚的官吏。他们对于德国“军官团”的精神，根本上毫无了解。米勒对于军官团的态度，是一种仇恨和自卑情绪的总结合。此外陆军人事处长和副处长，也代表希特勒本身而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般说来我们这几个审判官总是尽量的为那些被告们开脱，而能德斯特也经常的支持我们这种态度。

    荣誉法庭的惟一任务就是裁决这个被告，根据最初审讯的报告，是否应该交人民法庭处理。假使这个法庭裁决是应该移交的，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开除军籍，从此他就不属于军法审判的范围。我们的审理只以书面审理为限，那就是所根据的只是那两个初审员所供给的文件。我们没有权直接讯问被告。

    所以这种审理实在是十分的困难，要想开脱一个无辜的人，是要费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来。

    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应该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

    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应该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的。不过由于七月二十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的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上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间，我可以举出柴尔堡将军(Gen von Ziehi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Gen．Tschischwitz)的女婿。当七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 Kwhn)，本是在OKH组织处中工作的，曾经知道这个阴谋。柴尔堡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了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柴尔堡被捕，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OKH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柴尔堡就改判死刑了。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却各有不同。这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Cothsche)，因为他公开声明德军决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够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才真是感到爱莫能助。

    所以无论从那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的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不会准许这个政变会有成功的可能。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却是自认为这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现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格杀打扑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是早已描写尽至。他在七月二十日那一天的行动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察是一点都不错的。魏兹里本元帅(Marshal Witzleben)是一个病夫。他固然痛恨希特勒，可是他却缺乏决心在这一个艰难的局面中，来发动一次军事政变。霍普纳尔上将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不过他对于这次事变的根本问题并不见得了解。阿尔布里希特将军是一个第一流的好军官，可是他手里一个兵也没有，根本不能有所行动。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打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是早巳讨论了一年之久。晓得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格杀打扑已经有了风声，于是就开始动手抓人，这才使他们感到了迫不及待了。这种威胁遂促使斯陶芬堡伯爵不能不亲自动手，结果终于完全失败了。关于国内训练军总司令，福乐门上将的情形到底怎样，现在还是搞不清楚，虽然他最后也还是送了性命。法国驻军总司令斯徒普纳格尔将军(Gen Stulpnagel)是一个人格高尚，和我私交颇深的好人，他也遭到了惨死。但是最悲惨的却还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我一直到了进入俘虏营的时候，才知道这一件事的内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一本悲剧完全看清楚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答覆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以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却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会痛恨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掉了，而使他们丧失了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长，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同时，我们的敌国对于我们的待遇，似乎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良。

    第二个问题就是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的说出“不”字，或者和他公开的辩论呢?由此就可以推断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道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活出性命来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的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当时那些负责的人们，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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