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城作战计划”

    希特勒首先致开会词，历时三刻钟。他首先说明东战场的实际情况，然后又接着说明参谋总长的计划，以及穆德尔将军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穆德尔所提出的意见，是以情报为根据，主要的都是以空中照相为基础，在照相上可以看出来俄军在德军准备进攻的地区中，是已经准备好了纵深和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俄军早巳把他们的大批机动部队，撤出了这个突出地区，为了预防我们将会使用钳形的攻势，他们对于可能的突破点都早已使用强大的炮兵和战防部队，来加强它们的防务。穆德尔根据这些情报就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沦说，敌人对于我们这个攻势是早巳在预料之中，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战术路线，否则就不如放弃这整个的观念。照希特勒说明穆德尔意见时的姿态看来，就可以知道他对于这一方面是很有良好的印象，同时也表示出来他并不赞成柴兹勒尔的意见。他现在首先要求曼斯坦元帅发表他对于柴兹勒尔计划的意见。曼斯坦这个人，当他和希特勒面对面的时候，是常常有词不达意之感。他认为要在四月间发动这个攻势，则成功希望颇大，到了现在就很成疑问了，同时他又说至少还要再增加两个步兵师的生力军，他才有能力发动攻势，希特勒却告诉他生力军是绝对无法筹措，曼斯坦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希特勒接着又询问克鲁格元帅的意见，他的话措词很含混，不过大致是赞成柴兹勒尔计划的。我接着就要求希特勒准我发言，并且立即宣布这个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我们刚刚完成了东战场部队的再编组和再装备的工作，若是此寸照陆军参谋总长的计划实行进攻，则战车方面势必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是一九四三年一年中的产量所补充不起来的，反而言之，我们新战车的产量是应该用来成立西战场上的机动总预备队，因为联军在一九四四年是一定会企图登陆的。此外，我又指出，虽然参谋总长对于豹型战车，是期待颇殷，可是事实上技术方面的困难还非常多，在发动攻击的时候以前，不一定可以完全解决得了。站在生产方面的立场，希皮尔也支持我的意见，不过在场的诸人当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公开反对柴兹勒尔计划。希特勒当时还是犹豫不决，所以在那一天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除了军事方面的争论以外，在慕尼黑会议时，我私人方面也还遭遇到了一件大事。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后，这是我第一次与克鲁格元帅的久别重逢。他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态度很不友好，所以就更触痛了我的旧创痕。因此我对于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冷淡。在会议之后，克鲁格请我到另外一间房子里面去，要解释为什么采取这冷漠态度的理由。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因为他对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的误会，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圆满解释，所以我的感情是已经伤透了。于是这样不欢而散。

    不久之后，希孟德到柏林来看我，把克鲁格写给希特勒的一封私信带给我看，信中的内容是说准备要与我决斗。克鲁格明知希特勒早已明白禁止将军们在战时举行决斗，所以就故意作此姿态。

    希孟德就代表希特勒向我致意，说希望大事化小，把这个误会设法结束了事。为了表示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我写了一封信给克鲁格，说假使我在慕尼黑的行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希望他特别原谅；不过因为他在一九四一年对于我曾经作过那样恶意的中伤，所以我实在无法不采取那样的行动。

    在战车生产方面，由于我的主张，第Ⅳ型战车还是继续生产，一直要到豹型战车可以大量生产时才停止。每月新战车的产量已经提高到了一千九百五十五辆。对于主要的战车生产中心，也已经奉命开始加强防空的设备。在五月四日的会议中，我又要求对于战车工厂的设备应有双套的准备，可是希皮尔的主要助手，沙尔(Saur)先生却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敌人现在只会集中全力来炸毁德国的航空工业中心，对于战车工业还没有余力来加以顾及。

    希特勒在五月十日回到了柏林，又把我喊到总理府中去商讨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因为工业界认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完成预定的计划。为了弥补这个损失起见，工业界答应以后再努力生产，准备在五月三十一日交出三百二十四辆的总数(原定是二百五十辆)。在会议结束之后，我抓着希特勒的手向他问道，我能不能够向他坦白的说几句话。他说我可以这样的说话，于是我就力劝他放弃东战场的攻击计划。他早已经看出来了这计划的困难，而且是得不偿失，会使我们在西线方面的防务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最后我向他问道：“你到底为什么今年一定要在东线进攻呢?”说到这里，凯特尔就接腔说：“我们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必须要进攻!”我回答他说：“你想想看，到底又有几个人知道库尔斯克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攻下了库尔斯克与否，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无关大雅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又一定要在今年发动攻势呢?”希特勒回答我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一想到这个攻势，就不免要作呕。”我回答说：“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也是一点都不错。不要再提起这个问题吧!”希特勒就向我保证说，他并没有决定要实行这个计划，这样就结束了这一次的谈话。除了现在已经不在世的凯特尔元帅以外，当时在场的人还有我的参谋长，扬美尔，和生产部的沙尔先生，他们都可以当作这一段故事的人证。

    第二天我又乘火车到罗曾(Lotzen)去，我的幕僚都暂时住在那里，所以我要去看看我们的一切设备布置得怎样。五月十三日，我又和希皮尔会晤，在那一天下午又和希特勒举行了一次会议。五月一日，希特勒曾经视察过一辆鼠型战车的木质模型，这是波尔西教授和克鲁普工厂的杰作，它准备装上一门150mm的大炮。它的全部重量假定为一百七十五吨，照惯例希特勒对于原有的设计总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所以它的总重在将来一定会将近两百吨左右。不过这个模型上面却并没有装备机关枪，以供近战之用。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决定不采用这种武器，这与波尔西设计他的“菲迪南虎型”战车时，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使它在近战中完全成为废物，任何战车都无法避免会要实行近距离战斗的，而当它与步兵协同作战时为尤然。于是我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差不多除了我个人以外，其余在场的人都在称赞“鼠型”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战车。实际上，除了大而无当以外，它可以况是一无所长。

    在这一次战车表演完毕之后，我就飞返柏林。

    五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我去视察驻在布鲁克(Bruck)的战车第六百五十四营，这个营所用的战车就是上文所说的波尔西虎型战车。接着我又去视察生产豹型战车和战防炮的工厂。到了五月二十六日，我又飞往巴黎，主要的目标是视察设在那里的战车营长训练班。五月二十七日我到艾敏斯去视察战车第二百一十六营，二十八日又到凡尔赛去视察了一个连长训练班，并且又到了南提期(Nantes)去与第十四和第十六两个装甲师的师长会商。最后，我在五月二十九日又去视察圣纳则尔(St．Nazaire)的要塞，其目的是为了要研究大西洋长城到底有多大的防御力量。结果使我才知道，这个所谓长城者也，实在远不如宣传中的那样坚固。我在五月三十日飞回柏林，三十一日又与希皮尔会晤。六月又到格拉芬俄尔(Gvafenwohr)去视察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两个豹型战车营，并且在同日内赶回柏林。

    这个时候，最高统帅部里面，突然发生了一种想入非非的意见，主张把第一装甲师调到希腊去，以防止英军在那里登陆。这个师的实力是刚刚补充完毕，并且装备着全新的豹型战车。它是我们所有的最强力的预备队，现在他们却准备这样的把它随便的浪费掉。我当然立即提出抗议，于是不免与凯特尔发生了激烈的舌战。我说也许一个山地师对于希腊的情形还更要适合些，他却说因为供应饲料需要太多的运输工具，所以不能不这样的办。对于这种妙论，我实在无法和他辩论，不过最后我还是设法留下了那些豹型战车。有一个派往希腊侦察地形的战车军官，回来向我报告说，希腊的狭窄山路和桥梁实在不能容豹型战车通过。于是我才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把豹型战车营截留了下来。可是俄国战场上少了第一装甲师，不久就使我们尝到了恶果的滋味。

    六月十五日我又在为了我们的儿童问题，豹型战车，大伤其脑筋，因为它的履带和操纵体系都还有毛病，而且光学仪器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在第二天，我就告诉希特勒，我不主张让豹型战车在东战场上参加战斗的理由，因为它们还不能够正式的作战。

    我又到慕尼黑去访问隆美尔元帅，目的是请教他在非洲战场上所学得的经验。当天晚上飞回柏林。六月十六日，我先到裘特波格(Juterbg)去视察炮兵的武器，然后再飞往贝尔齐特斯格登，去和希特勒举行会议。在中途我又在格拉芬俄尔降落，再度去检查那两个豹型战车营的毛病，以便可以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报告。除了战车在技术上的弱点以外，所有的官兵在操纵上的经验也都还不够，而且还有人缺少战斗经验。所不幸的，就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够说服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参谋总长，放弃那个从头就错起的东线攻势，这个攻势现在已经定名为“卫城”作战(Operation Citadel)。

    五月十二日突尼斯沦陷之后，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整个的非洲战场。七月十日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二十五日墨索尼坚已被推翻和囚禁，多巴格里奥元帅已经奉命出组新的政府。所以意大利的退出战争，是已经可以计日而待了。

    当南欧的局势日非，战祸日益接近德国本土的时候，希特勒却正在东线上开始发动攻势，这次攻势的计划和执行都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当。从比尔哥罗德(Bielgorod)地区起，在南面一共有十个装甲师，一个装甲步兵师，和七个步兵师开始攻击，而在北面，也有七个装甲师，两个装甲步兵师，和九个步兵师，从阿内尔以西的地区，开入这一方面。这一次德国的陆军可以算是把一切攻击力量都用尽了。希特勒本来是不主张作这一次的攻势，可是后来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又改变了初衷。似乎陆军参谋总长的压力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这个攻势在七月五日开始，我们所用的战术，还是那一套老办法，这是俄国人所早已有经验的，所以一切都不出他们料想之外。希特勒本来有两种计划，一是从希费斯克(Svesk)向俄国突出地区的最前头部分攻击，一是在卡尔可夫的东南面突破俄军的防线。可是他这一次居然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主见，而热烈支持柴兹勒尔的计划，那就是在提门(Tim)地区内，向俄军突出地区实行双包围的行动，以求在东线上重获主动的地位。

    在七月十日到十五日之间，我曾经到两方面的前线去视察。我先到南线，然后再到北线，并且在战地与战车部队的指挥官，举行商谈。这样我才可以看清一切行动的内幕，发现我方人员和装备的弱点。我对豹型战车的预言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在穆德尔军团中，虽然有九十辆波尔西虎型战车，但是它们却无法作近战之用，因为它们既缺乏足够的弹药，而又没有机关枪。所以它们虽然能够突入敌军的步兵阵地，但是却无法毁灭敌人的火力，因此我们的步兵根本无法跟上去。等到它们达到了俄军的炮兵阵地，结果就反而都为俄军所击毁了。尽管战车部队作战十分的勇敢，而且不惜严重的牺牲，但是步兵们却还是无法扩张战果。穆德尔进展了大约六哩远，结果就停顿了下来。在南面，德军比较成功，但是也既不足以封锁住这个突出地带，也复不足以强迫敌军退却。俄军在七月十五日开始向阿内尔反攻，因为要加以防守的缘故，所以我们的攻势就更形减弱了。到了八月四日就不得不撤出该城。同一天比尔哥罗德也失陷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在阿内尔东北面的苏夏一阿卡阵地是已经饱受了一切的风浪。这也是我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所选择的防线。我上次去职的原因就是为了它，真不禁令人大有今昔之感。

    由于“卫城作战”失败了，我们算是遭受到了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挫折。那些辛辛苦苦所改编完成的装甲师，在这一战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使他们要有一个长时间都恢复不了元气。是不是他们还来得及参与东线的作战，已经都很成问题，至于想在明年春天来对付联军的登陆威胁，则希望就更渺茫了。毫无疑问的，俄军对于他们的胜利战果，是已经极尽扩张之能事，从此东线上就更无宁日，俄军不断的在发挥他的主动优势。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

    七月十五日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那一方面的装甲部队。七月底我正在赛纳河附近的训练地区，视察一些虎型战车单位，突然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报，要我速到东普鲁土去。正在开会的时候，我却病倒了。当我访问俄国前线时，不慎偶然的染上了痢疾，可是当时并未加以注意，所以也未加以治疗。现在却突然发作了，非睡在病床上去不可。当我稍为好一点，可以旅行的时候，我就立即飞回柏林，以便作适当的治疗。不料在八月初又要动一次手术，所以一直睡到八月底才起床。

    在尚未动手术之前，有一位特里斯可(Treskow)将军来访问我，他过去曾经做过克鲁格元帅的作战处长。他向我说，他是代表克鲁格来看我的。克鲁格表示愿意与我重修旧好，不过希望我先采取第一个步骤。他建议我和他应该合作，以共同限制希特勒的统帅权。我素来知道克鲁格元帅的性格极不稳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所以我拒绝了这个建议。

    我的病况慢慢的恢复，但是柏林自一九四三年八月起，就开始受到猛烈的空袭，所以根本已经无法养病。于是我和我的妻子，就接受了希皮尔的邀请，搬到上奥地利的一家政府控制的小旅馆里面，暂住休养，那个房子面对着阿尔卑士山，风景十分的佳丽。我九月三日才到达那里，第二天就得着一个消息，说我们在柏林的家已经为炸弹所直接命中，变成了碎瓦颓垣，不能再住了，我所残余的一切财产都已经储存在吴兹多夫(Wunsdorff)军营中的地下室里面。这对于我而言也可以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我们正在辩论着，是不是就可以永久迁居在这个上奥地利地区的时候，突然又接着了一个电报，告诉我政府已经实践了一九四二年秋天所发出的诺言，决定把一处房地产赠与我。这是希孟德的好意，当他一听到我家毁之后，马上就开始作了这样的安排。照我们当时的情形，自然是欣然的接受了。一九四三年十月，我带着我的妻子到了地本霍夫(Deipenhof)，接收了我们的采地，从此我的妻子就住在那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俄军到达的时候，她才迁出了该地。

    当我请病假的时候，就有人企图停止Ⅳ型战车的生产，而代之以突击炮。同时，负责修建大西洋长城和其他要塞的托德组织(Todt Organization)，又主张把战车的旋转炮塔，装在碉堡里面，当作要塞炮用。由于我们当时的生产能力实极有限，所以这些办法对于真正的机动战车实力，都毫无疑问的是一种严重的打击，而且也正可以表示这些人对于真正的情况，完全缺乏了解。

    当我销假视事之后，马上就开始研究防空战车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建造双连装37mm高射炮的计划。反而言之，他却不赞成把早已经制造好了的四连装20mm高射炮，立即装在豹型战车的车身上面；结果就使这一种重要的防空武器生产，一再的受到挡搁。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希特勒又在阿里斯(Arys)练兵场，视察了一些新型装备。其中包括有虎型Ⅱ式战车的木质模型——以后我们的敌人指呼它是“虎王”型战车，实在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新型战车——还有诺马格(Nomag)型的战车，毁灭车狩猎式的战车(Jagd-Panzer)，猎虎型战车(Jagd-Tiger)的铁质模型，装有一门128mm的重炮，装在虎型战车的底盘上的380mm装甲重追击炮，最后还有特种的Ⅲ型战车，以及准备在铁路上行驶的各种轻重装甲车辆。

    十月二十二日，设在卡塞尔(Cassel)的战车工厂为强烈轰炸所毁，暂时使那里的一切生产都完全停顿。我在本年的年初，就早已料到敌人在最近的将来，是会轰炸我方的战车工业中心的。我立即赶往卡塞尔，向工厂中的工人深致慰问之意。他们之间有许多人都已经无家可归，而他们的亲属中也有很多受到了伤亡。我在大的防空掩蔽部中，向许多的工人讲话，我用纯粹合乎人性的语言，来向他们表示真正的同情，而没有学一般要人的榜样，只是随便打了一顿官腔。结果他们都很对于我表示好感，使我感到十分的愉快。

    十一月二十六日，文来了第二次的大空袭，所受到损失就也更大。

    十二月七日，又决定把旧式捷克38吨战车的全部生产量，改制造战车毁灭车，这种车辆就使用捷克战车的底盘，外面加上倾斜装甲的保护，车上所装置的武器是一门无后坐力大炮和一枝弯曲枪管的机关枪。试验的结果表示它们是一种很可以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战车毁灭车是准备当作步兵师战防营的基本武器，这也就是我在三月九日所建议的办法，只不过是时间上已经更迟了一步。

    因为俄军的战车数量与日俱增，德国步兵缺乏一种防御的武器，结果使死伤的人数大为增加。有一次在汇报的时候，希特勒发表一个很冗长而粗暴的声明，痛斥把没有充分战防武器的步兵师送上前线，实在是一种没有头脑的行为。碰巧这一次我也是出席人员之一。当他大发牢骚的时候，我正站在他的对面，毫无疑问的他已经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讽刺意味的表情，于是他突然住口了，用眼睛向我注视着有一两秒钟之后，然后说道：“你的话是对的。你在九个月之前就已经向我说过。所不幸的，就是我并没有听你的话。”现在最后我已经有权照我的意见去做，不过却已经太迟了。到了俄军发动一九四五年冬季攻势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战防连，却还只有三分之一已经接受了新式的武器。

    关于一九四三年年底以前，战车的技术发展，就谈到这里打止，现在再谈到这年下半年的军事情况，在这一方面是已经迅速的逆转，而使我们居于完全不利的地位。

    当我们那个不幸的库尔斯克攻势顿挫之后，东线的位置是有如下述：从在阿左夫海上的坦刚罗格(Taganrog)起，沿着顿尼兹河，一直达到弗罗希罗夫格勒(Voroshilovgrad)以西的某一点，然后又沿着顿尼兹河再到卡尔可夫；以南的河湾，再经过依尔门湖(Labe Ilmen)，一直从列宁格勒的南面，直达芬兰湾的海岸为止。

    俄军现在就向着这一条防线开始进攻，首先进攻的对象是“A”集团军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在七月十六日到二十四日之间，指向斯达林罗(Stalino)的俄军攻势，算是被德军挡住了。不过在另一方面，五十二个师的步兵，和十个军的战车，却从卡尔可夫与波尔塔伐(P01tava)之间进攻，而深深的透进了德军的防线。俄军的突破固然被阻住了，但是卡尔可夫在八月二十日却已经丧失。八月二十四月，俄军又从坦刚罗格，弗罗希罗夫格勒之线，发动了新的攻势，终于达到了突破的目的。到了九月八日，德军防线已经撤退了马流波尔(Marinpol)一斯达林罗以西——沙拉费安斯克(Sslaviansk)以西之线。到了九月中旬，顿尼兹防线就已经弃守；九月底俄军已经到了梅里多波尔(Melitop01)和查波罗齐(Zaporzhe)的城外，并且直抵地聂泊河之线。

    俄军对于中央集团军的反攻是从七月十一日开始。到了八月五日阿内尔就已经丧失。在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四日之间，敌军向科罗多普一尼辛(Konotop-Neshin)地区，实行深入的攻击，在以后几天之内，他们所占的地区已经大事扩大。到了九月底，俄军已经进到了地聂泊河流入普里配特沼泽地(Pripet Marshes)的入口点。从这里，德军的防线向北进展，通过哥美尔，直到费利希(Velish)。

    在十月的下半月中，俄军在地聂普罗配托夫斯克(Dniepropetrovsk)与克里门巧格(Kremenchug)之间，渡过了地聂泊河。到了十月底，在查波罗齐南面的德军防线已经崩溃了，到了十一月中旬，他们已经被赶过了地聂泊河。不过我们还保持着两个桥头阵地，一个大的在尼柯波尔(Nitkopol)附近，一个小的在齐尔逊地区(Cherson)以南。更向北面，在十一月三日到十三日之间，俄军占领了基辅，并且向青托米尔(Zhitomir)推进。

    希特勒决定实行反攻。还是照他往常的坏习惯，这次攻击的兵力又是完全不适当。在与陆军参谋总长商谈了之后，我就利用十一月九日所召开的一次讨论战车问题的会议，向希特勒建议，请他放弃这种小型反攻的计划。他主张集中在基辅以南地区的一切装甲师，来参加通过贝尔地齐夫(Berdchev)向基辅的攻势。在这一方面，我又建议把防守尼柯波尔桥头阵地的装甲师撤出，再加上现在齐尔逊地区扼守地聂泊河的克莱斯特集团军的装甲师，合并在一起以加厚兵力。我使用我平常惯用的口头禅说：“只准集中，不准分散。”希特勒虽然注意到我所说的话，但是他却并没有改变他的计划。我接着又为此事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备忘录，请希特勒注意，可是战场上负直接指挥责任的将领，其反应却并不有利，结果遂使希特勒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贝尔地齐夫(Berdichev)的反攻，在开动时兵力即已不够充足，经过了激烈的冬季战斗之后，终于在十二月间完全顿挫了。想夺回基辅和重建第聂泊河防线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俄军接着又开始反攻了，结果把德军的防线贝尔地齐夫，逐退到芬尼特沙(Vinnitsa)城外的某点。

    第二十五装甲师的作战，可以当作说明希特勒攻击战术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不过在叙述这一段故事之前，我应该更回溯到很久以前。

    在斯达林格勒惨败之后，有几个在那里被击毁的装甲师，又奉命重新予以编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势必就要搜罗一切可用的人力，有许多过去因为负伤，患病，或是其他原因避免被俘的残部，又只好把他们召集了起来。在非洲战事失败之后，我对于在那个战场所打垮的装甲师，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第二十一装甲师已在法国编成，所使用的就是占领军和俘获的装备。同样的，第二十五装甲师也已在挪威编成。这个师的师长是由希尔将军(Gen．von Schell)充任。在一九二七年到三O年之间，希尔是我在国防部中的同事，那个时候我正在从事于军队摩托化运输问题的研究。以后他曾经在美国充任武官达相当长的时间，在享利福特的国家中研究过摩托化的问题。刚刚在第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他就已经变成了陆军中的首席摩托化问题专家，发表了许多新奇的意见。因为希特勒是一向重视摩托化问题，所以对他也很赏识。希尔是一个精明，果断和善于词令的人才。他居然劝服了希特勒，要他接受他的意见，例如简化型式，大量生产等等。结果，这在德国是很少有的情形，他获得了多次的擢升，做了德国政府中运输部的次长，负责主管德国运输器材的未来发展。因为他太锐进，不久就引起工业界的反感。因为这些工业家都不愿意变更他们那种陈旧的生产方法。在党内有一些要人是与工业界有勾结的，他们就在希特勒的面前，讲希尔的坏话，于是他就被排挤下台。他被送往挪威，那是一个最冷静的战场，使他永远没有立功表现的机会。这个能力优越，雄心未死的人，还是不甘寂寞，不久他就设法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占领部队，改组成为一支有用的兵力。我尽量的支持他这种工作，于是这个部队终于扩充成为一个装甲师，并且由于我的要求，把它调驻法国。因为当时正是“卫城作战”失败之后，在法国的部队已经大量的调往东线，所以西线方面也十分需要补充兵力。当然的，这个新成立的部队一定要调换新式的装备，因为他们现在所使用的还是俘获的旧东西。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相当的时间，来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新武器，使他们学会一些旁人已经在东线上早学会了的作战技术，否则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参加大规模作战的。

    但是结果怎样呢?一九四三年十月间，该师奉到希特勒的命令，把他们的新式车辆六百辆，移交给第十四装甲师接收。这个师也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现在正准备调往东战场了，因为OKW和OKH都相信第二十五装甲师，将在法国驻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可以使用次等的法国车辆，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丧失了这些车辆，最主要受到影响的部分，就是该师的补给部队，使他们只能够在西欧这样的环境中行动。在这个时候，该师的装甲搜索营已经重新装备装甲人员载运车。师属工兵已接收了新的运输车辆。装甲步兵团也已经有一个营获得了新的车辆，战车团则还没有完全装备好，炮兵团和战防营也正在开始调换新的武器。这个情形是大众都知道，这个师还必须要在法国慢慢地培养它的实力。

    可是到了十月中旬，该师却突然奉命调往东线。我就立即向希特勒个人提出了控诉，请他至少展缓这个命令，以便我可以有时间来再视察一次，看这次是否吃得消东线上的大战。我立刻飞往法国，在检阅了部队和各级指挥官会谈之后，我就立即上了一个报告，说这个师至少还要有四个星期的时间，以来接受新的装备和训练。这个电报发出之后，不久回电就来了，仍然还是命令该师立即出发。很明显的，希特勒和统帅部的诸公，似乎根本上就不看负责的部队长和装甲兵总监的报告。这个师的出发期已经硬性的定在十月二十九日。

    这个师缺乏准备只不过是故事的一方面而已。当时的运输计划是既不合于该师的希望，复不合于前方的战术情况。当该师已经在半途中时，又变换了好几次，许多部队都混杂在一起。为了想增加该师的打击力量起见，我又决定把新成立的第五○九虎型战车营拨给该师指挥。碰巧得很，这个营的装备也没有完备，而且更糟的是该营的营长突然的又有调动。当该营出发时，旧营长已经离职，而新营长却未达到。

    这个师匆匆的运往南面集团军的战区内。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该师的车轮部分都在贝尔地齐夫——柯沙丁(Kosatin)地区下车，而履带部分则在基罗夫格勒一新乌克兰卡(Kirovograb-Novot-krainka)地区下车。这两个下车地区之间相隔有三天行军的距离。而该师更很怀疑大炮的牵引车和装甲人员载运车，到底应该在那一个地区下火车。这个师的参谋长和前进部队，一同从贝尔地齐夫到新乌克兰卡，而师长则往芥尼特沙向集团军总部报到。他们定在十一月六日就向集中地区开进，但是在各单位之间都还没有电话连络，为了要接受一个命令，负责的部队长要坐上汽车，奔跑一个很远的距离。

    十一月五日，敌军在基辅附近作了一个深入的穿透。十一月六日，南面集团军总部就下达了下列的命令：“第三十五装甲师由第四装甲军团指挥。所有各汽车单位在本日内，应向贝拉柴尔可夫一法斯托夫(Bia．la Zerkov Fastov)地区移动。在集中时由该师本身担负掩护之责。各履带单位由基罗夫格勒开动，以与该师其他部分会合。”

    集团军总部对于该师的情形应该是十分的明了。

    十六点钟：该帅师长召集各单位的部队长，当面给与他们以必要的命令：每一个团长和营长都发给了一张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

    在这个时候，该师的师长所拥有的兵力可以表列如下：

    第一四六装甲步兵团：一个团部。两个营部，每一营有两连多的实力。
    第一四七装甲步兵团：(同上)
    第九战车团：一个团部，第二营营合，各连总兵力为三十辆Ⅳ型战车，和十五辆虎型战车。
    第九十一装甲炮兵团：一个团部，第一营营部，下辖第一二两连。第三营有人员但是没有炮。
    战防营：营部和一个勉强凑成的连。
    通信营：大致完整，但无营长，已经和前进部队在一起。
    工兵营：大致完整， 惟缺轾工兵纵队和架桥纵队。
    高射炮营：营部和一个连。

    师长身边所有的幕僚就只有他的副官，和第二传令官，以及少数的车辆和机器脚踏车。

    为了适应当时的紧急情况，该师师长就决定组成几个行军集团，分别规定了他们的时间和距离。这些集团要经过卡沙丁(Kasatin)和斯克维拉(Skvira)，以达到贝拉柴尔可夫以西的地区。到了那里之后，他就希望等待他的其余单位都到齐了，再来决定如何行动。他认为在十一月六日二十二点钟以前，是决无开始行动的可能，因为这种用车辆传达命令的方法，也一定需要相当的时间。他仍然缺乏无线电通信工具，不过这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久各部队就奉命不准使用无线电通信，以免泄露机密。

    当各级指挥官回到他们各人的部队以后，第四装甲军团最后算是与该师师长，取得了电话上的连络。于是军团部就命令该师：“立即向法斯托夫迅速前进，并设法坚守该地。第二十五装甲师师长对于该地区中的战斗，负全权指挥之责。”由他指挥的还有一些零星的部队，因为他的进路上的桥梁已经被俄国游击队所炸毁，所以他必须绕着小路走。

    师长决定在第一个行军集团的前面领头走。行军准时开始，一切似乎都顺利。在下半夜里，前方退下来的纵队多数都是空军的人员。曾经制造出很多的混乱，经过师长的紧急处置，才算是恢复了秩序。以前天气都很好，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转坏，天开始降着大雨，一直到第二天都没有停过，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汽车都被迫必须拣着好路走，不过履带车辆却还是照常前进。在各行军集团之间都已经丧失了联络。

    差不多在十一月七日十二点钟的时候，师长从前方退下来的败兵口中，才知道敌人早已进入了法斯托夫。他带着他的传令官，匆匆的赶向前面，准备安排反攻该地的计划。因为在前进中，他已经有几次几乎为敌人步枪所击中，所以他现在坐在一辆装甲人员载运车中，领着前卫部队前进。于是他一头和俄军的T-34战车碰上了。第一四六装甲步兵团的第九连，携带着四门重步兵炮，就跟着他的后面前进。俄军战车一发炮，这些部队就慌忙退走。该师师长花了很多的工夫，才制止住了部队的恐怖心理，并且命令他们乘着黑夜，开始挖掘工事。在夜里俄军的战车又来冲突，把该团第二营的运输车辆击毁了一部分。这时师长就决定乘着黑夜，冲出俄军战车的包围，向法斯托夫方面前进，以与其他已经前进的部队相会合。他这个小型的战斗团，前面一个连，后面兰个连，而把车辆和重武器夹在中间。希尔将军就在最前头领先挺进。经过；厂激烈战斗之后，他到了十一月八日午前四点钟的时候，才突出了俄军战车的包围圈，到了十四点钟左右，他才达到了第四十七装甲军在贝拉柴尔可夫的军部。他这一师现在已拨归该军指挥。

    在这个时候，该师的其他部分，由魏赫马尔上校(CoJ．von Wechmar)指挥着，经由格里本基(Grebenbi)和斯拉维亚(S1avia)的路线。也正向法斯托夫行动。在十一月九日的清晨，希尔就与他们会合在一起。在法斯托夫的东画，有一个村落叫作法斯托费兹(Fastovetz)。正由强人的敌军据守着，所以必须把它攻下。该师师长亲自率领部队进攻，到了正午的时候，就把这个村落攻下了。接着就奉命立即向法斯托夫进攻。敌人的死伤很惨重，到了十一月十日，德军已经攻入法斯托大的东郊：当他们正想再前进的时候，却为敌人强大兵力所阻、不过无论如何，第二十五装甲师总算是也阻止住了敌人的前进，

    因为该师既无亢分的准备，而又是一片一片的投入战斗，所以作战的情况实在是十分的困准，即今希尔将军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将才，所成就的却还是十分有限。固然敌军的损失很重，但是自己的损失业不轻-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在他们就未习惯于东战场冬季作战的艰苦环境之前，部队不免在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惊惧的现象。在那紧急的情况之下，局部的高级指挥官(集团军，军团，和军部)是不得已而要把该师作这样不合理的使用，这还情有可原。但是真正要负责的人却是最高统帅部，他们应该知道尚未成熟的部队，在运用时是必须更慎重的。

    在以后的战斗中，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之间，该师又不幸遭遇到一个更困难的情况。他们防守着一条长达二十五哩的防线，而受到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攻击。结果伤亡惨重，几乎全师覆没。希特勒和OKW决定要把这一个师的番号取消。我在适当时机之下，把这个意见打销了，因为这个师事实上并没有责任。希尔将军抱着重病，离开了前线，他看见他辛辛苦苦所培养起来的一枝幼苗，就是这样的给人糟踏掉；了，真是伤心已极。希特勒还是不信任他，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起用过。这样一个天才也就白白的牺牲了。

    为了使西线方面总要有一点装甲预备兵力起见，我就命令把各学校中的训练单位，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师，开始在法国境内，加以集中的训练。这个师就叫作装甲训练(Panzer-Lehr)师。我把新的装备发给他们，并且选用了一些特殊优秀的人员。他们的师长就是拜尔林将军，他过去在俄国作战寸，曾经充任我的作战处长。希特勒在十二月间批准了成立这个师，并且加了一个按语说：“这个想法实在不错，可惜我事先并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激烈的战斗始终没有停息。在里齐特沙(Rechitsa)地区的中央集团军防线，已经为俄军所突破。在维特布斯克(Vitebsk)和尼维尔(Nevel)等地都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哥美尔和普罗普斯克(Propoisk)都已经沦陷了，不过德军在莫吉内夫(Mogilev)和阿尔夏的东面，还守住了地聂泊河上的一处桥头阵地。

    这时在地聂泊河上保留桥头阵地，实在是一个颇可检讨的问题，因为我们再向东面进攻的希望，真是可以说太渺茫了。不过希特勒为了要获得尼可波尔(NJbop01)的锰矿供应，多少是一个理由。不过这只是一个经济上的理由，而在军事上说，这种桥头阵地的保持，却实在是有损无益。我们军人都一致主张完全退过河来，利用宽广的河流，可以当作一条比较可靠的防线。这样就可以重新建立预备兵力，主要的是采取装甲师的形式，有了这种机动预备队之后，才可以进行机动性的战争，以达到战略上的目标。但是希特勒一听到“战略”两字，马上就会大发脾气。他认为将军们口里所说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退却的意思，这是他所痛恨的，因此他主张死守一切的地盘，即令是对于我们只有害无益，他也不管。

    这一年东线冬季作战，德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结果使OKH感到焦头烂额。于是他们就顾不了在西战场上进军的计划，但是我们就可以很准确的预料着，在一九四四年的春天，联军是一定会登陆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我的责任，刁；得不一再提出要求，将那些疲兵久战的装甲师撤回来，将以整编和补充。OKW本来应该也赞成这一点，因为西线是他们直接指挥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十分支持我。于是这个问题一拖再拖，终于我不得不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控诉。柴兹勒尔说他所颁发撤回某装甲师的命令，是非常的明确，我却认为它到处都是漏洞。OKH的命令常常是这样的说：“只要战斗的情况许可，某装甲师应立即由前线撤回”。于是前方集团军和团部的回答，也都是千篇一律的，说：“前方的情况不许可，该装甲师一时无法撤出”。这样一拖就常常好几个星期。有时撤出来的又都是补给部队或是炮兵，而最重要的战车部分却被他们扣着不放，于是我的整编工作还是无法着手，为了这件事，我和柴兹勒尔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西战场的安危，我却不能坐视不管。

    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联军开始侵入的时候，我们在万难之中，在西线方面才算是勉强供给了十个装甲和装甲步兵师。这些事留待以后再讨论。对于这些师的训练，我把他们托负给我的老朋友，盖尔将军。花了很多的口古，希特勒才批准了这个任命。盖尔的头衔是“西线装甲兵总指挥”，受着西战场总司令部的节制，但是有关装甲兵方面的工作，却完全听命于我。我们彼此之间是早已建立有互相的信仰，因此对于工作的推动是很便利。

    在一九四三年这一年当中，也还有其中少数偶然的事件，值得在此一提。上文已经说过，当我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时候，我曾经拜访过哥贝尔斯博士。当时我曾经和他讨论到最高统帅部组织不适当的问题，我要求哥贝尔斯劝希特勒把它加以改组，并且任命一个具有相当实权的参谋总长，以减轻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担负。哥贝尔斯认为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但是他却答应我在适当时机之时，他可以设法提出。一九四三年七月底，哥贝尔斯恰好正在东普鲁士，我就乘着拜访他的机会，清他不要忘记了上次的谈话。于是他立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也承认日前军事情形是已经日益严重，最后他这样说：“当我想到有一天俄国人会进入柏林，我们不能不毒死我们的妻儿，以免落在他们的手里，这个时候你所提出的问题，就好像山一样的重，压在我的心上。”哥贝尔斯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长此以往，战局一定会演变成怎样一个局面，但是他却言行并不能够一致。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始终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提出这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于是我又改向希摩莱试探，这位特务头子态度却很坏，他以为我是想要限制希特勒的权力。

    十一月间又去看约德尔，我向他提出改组最高统帅部的建议，主张参谋总长对于作战应具有真正的指挥权，而希特勒所应该问的事情应限于一般政略和最高级世界战略的指导。当我说得很起劲的时候，约德尔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反问我说：“你还知道有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人才么?”我只好把我的计划塞在我的皮包里面，匆匆的走出了他的房间。

    一九四四年一月间，希特勒写了一个便条叫我去吃早饭，他说：“有人送了一只野鸭给我。你知道我是吃素的。所以你能不能来陪我吃早餐，代我享受这只野鸭?”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的旁边，室内的光线很暗淡，因为只有一个窗口有光线透进来。只有他的爱犬伏在他的脚下，希特勒顺手扯了一点干面包去喂狗。一个伺候的仆人，只是轻手轻脚的走来走去。在这种稀有的机会之下，也许可以谈论甚至于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在略事寒暄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又转向军事问题。我提到在明年春季，联军可能在西面登陆，而我们现有的预备兵力却是绝对不够充足。为了可以在东线抽出更多的兵力，所以东线似乎有建立一条坚强防线的必要。我认为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没有一条防线，作为支持的骨干，这实在是一种面似奇怪的打算，我觉得若是能够把过去德俄边界上的要塞，加以修复，其效用一定比目前随意选定任何村镇来当作据点的办法，要好得多了。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了我又是触犯了一个黄蜂窝。

    希特勒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要塞工程师。我建筑了西线长城，我又建筑了大西洋长城，我曾经用了多少和多少吨水泥。我懂得一切有关要塞工程的问题。在东线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劳工材料和运输工具。甚至于到今天，铁路所能运输的物资，都还不足以满足前线上的需要。所以我无法调出火车来装运建筑材料，用来供给东线作建筑的用途。”他照例是一口气可以背得出来许多统计数字，却不管这数字是否可靠，总而言之却可以使旁人无法开口。虽然如此，我却还是极力表示不同意。我知道铁路运输的情形，在过了布里斯特——李托弗斯克之后，才开始有壅塞不通的情形发生，所以要塞的建筑决不会影响到前线上的物资供应。铁路的荷负力是不会成问题，而当地也不乏可用的材料和劳力。而且最后假使遇到两面作战的机会，就势必在其中一线实行固守不可。所以我说，既然他在西线方面已经有了那样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在东线方面，却毫不准备呢?结果希特勒又还是唱他的老调，他说假使他在后方修好了一道防线，那么东线上的将领们就只会想不战而退了。所以关于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是怎样都不会再改变了。

    于是谈话的主题又转到各位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部的组织问题方面。因为我以前所作的一切间接的努力，希望使希特勒少过问军事指挥问题，是早巳失败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直接的谈论这个问题，希特勒他任命一位他可以信任得过的将领，担任真正的参谋总长，而把今天这种乱杂无章的指挥系统，整理出一个学理来。结果我这一番努力也还是完全失败了。希特勒是舍不得与他的亲信，凯特尔元帅分开。他似乎很不相信我，而立即认为我是企图想限制他的权力；我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此外，实际上，又有那一位将军是希特勒所能够信任的呢?在这次谈话之后，我也觉得我实在太幼稚了，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供他信任的参谋总长。

    所以一切部还是原封不动。依然还是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后来没有过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时，而居然会作适合时机的撤退，不过，以后有许多许多次数，希特勒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我真不懂得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我的答复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改变你的方法”可是每一次希特勒却都不肯接受我的意见。

决定性的一年

    一九四四年一月中旬，俄军就已经开始在东线方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在一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之向，俄军向齐尔卡赛(Cherkassy)以西的德军突出地区，发动了一个钳形的攻势；而在一月三十日，俄军又向克里夫罗格(Krivoirog)以东的突出地区，再发动了一个新攻势，俄军在数量上是官于相当的优势。所使用的兵力有如下述：

    对付德军乌克兰南面集团军——————————三十四个步兵师
                                             十一个装甲师

    对付德军乌克兰北面集团军——————————六十七个步兵师
                                             五十二个装甲师

    二月的下半月内前线—上相当的平静无事，可是到了三月三日，四日和五日，俄军又再度大举进攻，将德军逐退到布格河之线。

    中央集团军在三月底以前，还大致能够保持着它原有的防线。

    四月间整个克里米亚半岛，除了息巴斯托波尔(Sebastopol)以外，都全部丧失了。俄军已经渡过了布格河，和普露斯(Pruth)和西里斯(Sereth)河的上流。最后俄军的攻势又被德军所阻止，在息巴斯托波尔失陷之后，前线就稳定了下来，一直到八月里为止。

    一月间，俄军也同时向北面集团军的防区进攻。在最初，他们只是在依尔湖的北面，和列宁格勒西面，获得了有限度的成功。但是到了一月廿一日，俄军的兵力突然加强，强逼着德军撤过了洛加河(Luga)，二月间又撤过了拉尔伐河(Narva)。三月间，德军撤到了维里克亚河(Veikaia)和普里斯考(Pleskaw)湖和排波斯(Peipus)湖的后面。在这里德军也就又站定了脚跟。

    东战场上只有一个极短时间的喘息期，到六月二十二日为止。我们在冬季战役中所受到的损失实在是太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预备兵力可用。凡是一切可以节省得出来的兵力，都已经送去防守大西洋长城，可是实际上这个所谓长城也者，不过只是吓唬人而已。

    我在这个时候，却奉到希特勒的命令，负责处理一件非常无趣味的特殊案件。和平常一样，他每打了败仗也一定要找一个代他受过的替死鬼，这一次冬季战役的失败也自不例外。其中有一位是耶尼克上将(Col-Gen．Janicke)，希特勒认为他对于克里米亚的失陷应负全责。我就奉命调查这一个案件，当时希特勒正是在盛怒之下，一心想入人于罪，所以我只有使用拖延的战术，才可以免兴大狱。耶尼克最后对于我这种故意的拖延，反而感到不耐烦，殊不知我却是有意保全他的性命。

    上文早巳说过，在一九四三年我就已经开始研究西战场的防御问题。新年一过，这个问题就更日趋于重要。二月间，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顺便与能德斯特元帅和盖尔将军举行会商。我们都一致认为敌人的海空优势会使我们的工作感到十分的困难。联军的空中优势尤其是会影响到我方在地面上调动军队的能力。为了想获得充分的速度和集中起见，似乎只有在夜间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一切的关键，就在乎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支适当的装甲预备兵力：这些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应该位置在所谓大西洋长城的后方，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以便当我们认清了敌人是在何处主攻时，即可以将它们迅速的调往截击。为了使它们的行动便利起见，对于法国的公路网应该加以必要的修补，并且还要多准备预备性质的渡河工具，例如水底桥梁和浮桥等等。

    当我去视察部队时，就使我随时感觉到敌军的空中优势是早已存在着。当我们部队在训练场中操练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在他们的头上编队的飞过，谁也无法预料它们会不会把炸弹扔了下来。

    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再研究OKW所颁发的命令，以及我们现有预备兵力的情况，才发现了这些担任预备主力的装甲师，位置距离海岸线都是很近的。这样的分布，它们就不容易迅速的调动，以来应付敌军在其他地区的登陆。有一次和希特勒会谈的时候，我就指出这个错处来，并且提议把这些机动部队的配置，从新加以调整。希特勒回答道：“目前这种安排是隆美尔元帅所建议的。在没有征得前线负责指挥官的同意之前我不想发出一个矛盾的命令。你自己再到法国去一次，好与隆美尔当面商谈这个问题。”

    四月间，我又再到法国去作了一次访问。敌方的空军此时已经十分的活跃，并且开始攻击战略性的目标。在我视察后的几天内，我们设在梅利营(Camp de Mailly)的战车仓库完全被炸毁了。不过幸亏盖尔早已有了疏散的准备，所以损失却一点都不算重。

    在和能德斯特元帅与他的幕僚们，重新讨论了一番之后，我就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由盖尔陪同一路，到古荣(La Roche Buyon)去拜访隆美尔。在大战以前我就已经和隆美尔认识。他一度曾经指挥过的哥斯拉尔(Goslar)轻步兵营，也就是我所属的原有单位，与我有极深切的友谊。以后我们在波兰战役中也曾经见过面，他那时是希特勒大本营的警卫部队指挥官。不久他也就转到装甲兵方面来，从战绩上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一九四○年他在法国充任第七装甲师的师长，以后调往非洲，升任军长和军团长，终于获得了名将的令誉。隆美尔不仅是一个公平正直的好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并且更是一个具有高度天才的指挥官。他是充满了活力，而且料事如神，对于最困难的问题，他常常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答案。他也具有知人之明，深得部下的爱戴，所以他的负有盛名，是绝非偶然的：一九四二年九月，疾病强迫着隆美尔必须离开非洲，他曾经要求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副帅，在他请假期中，代行他的职权。当时他也深知我已经与希特勒闹翻了，但是他却还是提出了这个要求。事虽不成，其盛意却很可感：事实上这次我未去非洲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不久德军就遭到了艾拉敏的大败，我要是去了，也一样不足以挽回这个危局，而徒然有损于我的英名。

    隆美尔在非洲惨败之后，沉痛的经验使他一想到联军的空中优势，就不免谈虎色变，甚至于他认为以后要使用大部队作运动战，是已经不可能了。他更认为即令是在夜间，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的行动也都很困难。一九四三年他在意大利境内作战的经验，又更加强了他这种信念。所以当盖尔主张把装甲预备兵力，集中在防线后方的时候，他马上就和隆美尔发生了冲突，因为盖尔的意见是想把装甲部队当作一支有组织的机动兵力看待。这一次我再和隆美尔谈到这个问题，依然还是受着他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我是从东线方面来的乡巴佬，完全没有见过市面；而他却有在非洲和意大利的作战经验，所以自信要比我们高明一点。他的态度既然如此，所以也不必和他多所辩论。所以我决定不再去理会他，而还是把我的反对意见赋献给能德斯特和希特勒。不过当时西线方面，除了原有的少数装甲部队以外，也更不会有新的兵力调到。要挽救西线的危机，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OKW所控制的预备兵力可以调到西线去，一是西战场总司令应有指挥全局的权限。可是这两点却都不曾办到。

    不过自从隆美尔接任了“B”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之后，他对于他所辖地区中的大西洋长城的防务，却已经加强了不少。照他的理论，海岸线也就是主要的防线，所以他又在防线之前，布置了许多的水底障碍物。在防线的后面，凡是他认为空降部队有着陆可能的地区，也都布置了广泛的障阻物，此外又布了许多的雷阵。在他指挥下的部队，除了训练的时间以外，就都忙于建筑工事。所以在“B”集团军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都是十分的紧张。不过尽管隆美尔是如此的努力，但是他却没有认清机动预备兵力的重要性，这总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我们在空中和海上，都是居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只有大规模的陆上行动，才是我们惟一的成功机会。隆美尔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就绝对不愿意从这一方面着手准备。此外，至少在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认为他已经完全猜中了联军的登陆地点。他曾经一再的向我提出保证的说，联军登陆的地点一定是在索穆河口以北的地区；他认为其他的地区都没有可能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渡海登陆战是十分的困难，所以滩头阵地的选择一定要与上船基地，愈近就愈好。此外，在索穆河以北登陆，还可以使联军获得较大的空中支援。那个时候，隆美尔对于他自己的看法，是绝对坚持不愿放弃的。

    对于这以上所述各点，隆美尔的意见恰好又与希特勒相符合，虽然所根据的立场却不一定完全相同。希特勒本人也是第一次大战堑壕战争时代中的产物，他对于机动战争的原理，并没有真正的了解。隆美尔以敌人具有空中优势为理由，而认为这种机动战争是不再可能了。所以毫不足怪的，希特勒会不赞成我和能德斯特元帅的建议，因为他也认为隆美尔的战争经验是要比我们更丰富。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在西线方面一共有四十八个步兵师，其中三十八个分布在海岸线上，而十个则位置在后方。此外一共还有十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而一切胜利的希望就是寄托在十个师的身上。

    其中有四个师(第二，第一一六，第二十一和党军第十二)是交由隆美尔直接指挥。而党军第一装甲师，装甲训练师，和第十七党军装甲步兵师却算是OKW的总预备队。至于第九，第十一和第二党军师则位置在法国南部，用以防止敌军在地中海方面的登陆。

    这样的分散兵力，就使一切防御胜利的可能性都完全成为泡影。不仅此也，而当联军登陆时，其所遭逢到的机会也恰好对于德军方面非常的不利。从头说起，登陆那一天，隆美尔恰好不在前方，而已经回到德国准备与希特勒会商，正在旅行的途中。希特勒本人，照平常的习惯总是睡得很迟，而上床之后，就不准人惊动他。所以当六月六日联军侵入的第一次消息报到的时候，只有约德尔接到，但是他却不敢作主。他不敢下命令叫OKW的预备队出动一实际上那也不过是三个装甲师而已一因为他还不敢断定诺曼第的登陆是真的主攻，还是假的助攻。同时OKW又更不放心地中海方面，而不敢把法国南部的装甲师调到北面去。在登陆地点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但是他们奉有严命，在未得隆美尔许可之前，是不准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向英国空降部队反攻的良好机会是坐失掉了。隆美尔又更把第一一六装甲师移动到距离地培海岸更近的地方，而且让他们一直留在那里到七月中间为止。

    许多高级指挥官对于装甲师的使用，都完全是外行，譬如以装甲训练师为例，它就曾经奉到命令在白天里冒着空袭的危险，实行行动，同时又要他们正对着敌海军炮火所能控制的地区，实行正面的反攻。所以不要好久，这一点机动兵力就完全消耗光了。可是虽然西线损失惨重，但是却又得不到必要的补充，因为自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整个东线就都有总崩溃的危险，所以一切的补充都已经运往那一方面去了。

    假使希特勒早听了我和盖尔的话，那么西线的防守也许就不至于一糟至此。我们主张把所有的装甲兵力，分成两个兵团，分别集中在巴黎的南面和北面，随时准备把它们开往联军真正侵入的地区。

    不过即令事先没有合理的兵力分布，若是最高统帅部在敌军登陆之后，即改作明确的措施，则结果也还可以比较有希望。七月十六日，这距离联军登陆的第一天，差不多快两个星期，第一一六装甲师还在艾贝维里和地培之间的海岸上，第十一装甲师还在波尔多(Bodeaux)第九装甲师还在爱维格能(Avignon)的附近，而第二党军装甲师(即祖国师)还在法国南部打游击队。至于其他的装甲师，虽然已有从东线方面调来的两个师(第九和第十两个党军装甲师)的增援，可是却都已经陷于正面的苦战中，而且又处于敌方海军重炮威胁之下，不过除了装甲师以外，这个时候在赛纳河以北的地区，也还有七个步兵师停留在海岸线上，无所事事，坐候着一个永远没有成为事实的第二次登陆。

    下面的详细情形值得在此一提：

    六月七日，盖尔将军奉命负责指挥克恩(Caen)地区的战事，首先由第七军团节制，继又受“B”集团军的管辖。第二十一装甲师已经参加作战，而第十二党军装甲师和装甲训练师，则拟用在它的左方。盖尔准备在六月十日开始发动反攻，可是由于联军的空袭，使他的司令部完今丧失了作战的能力。于是改由第一党军装甲军接替他的防务。经过了几天的延迟，第一党军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也部分批的投入了战斗。到了六月二十八日，西线装甲兵团又重新组织好了，指挥着第一和第二两个党军装甲军，与第八十六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盖尔主张集中兵力。作一次猛攻，但为隆美尔所反对，因为他对于反攻是早巳丧失了信心。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隆美尔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愿将预备兵力都用光。(注：据说他已经知道七月二十日政变即将发生，所以他希望能够控制一些预备兵力，以作应变的准备。)

    六月二十八日，第七军团的司令，多尔曼将军(Gen．Dollmann)，突然死了。遗缺由豪赛尔上将(Col．Gen．Hausser)继任。

    六月二十九日，所有西线的高级将领都被召到了希特勒的行营，参加军事会议，能德斯特，希皮里(Sperrle)，隆美尔等人都同时出席。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隆美尔。他的见解还是和四月间一样，认为在敌方空中优势之下，机动战争是已经再无实现的可能了。在这一次会议中，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增加战斗机的实力。哥林表示只要希皮里能够有人驾驶，他可以供给八百架战斗机，可是希皮尔手里却并没有那样多的驾驶员。当他说出他一共只有五百人的时候，马上引起希特勒的怒火，这一天会议的结果，就是不久能德斯特，盖尔和希皮里三个人部被免职了。能德斯特的继任人选就是克鲁格元帅，这时他正深得希特勒的宠信。

    这位新总司令于七月六日开始视事，但是却并不能够挽回危局。最初他是非常的乐观，完全是受了最高统帅部的影响，所以一到任之后就不免与隆美尔大起冲突，不过不久他就也认清了当前局势的严重，而不能不接受隆美尔的看法。

    克鲁格是一个很努力的军人，他对于小型战术的知识很丰富，可是对于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却完全不懂。他对于装甲兵力的用法，就是把它们拆散成为小单位，而去逐渐的加以消耗，这种办法当然是非垮不可的。

    七月十一日，克恩城陷落，七月十七日，当隆美尔从前线驱车间司令部的时候，中途受到一架英国战斗轰炸机的袭击。他翻了车，头盖上受了重伤，非离开前线进医院不可。自从他一去之后，西战场上就少了一位具有坚强个性的大将。

    在诺曼第，联军正在厚集兵力，准备实行突破，情况已经是紧张万变。可是在东线方面，我们也正遭遇着更重大的惨败。

    六月二十二日，俄军使用了一百四十六个步兵师，和四十三个装甲师，沿着德国中央集团军的全线，开始发动总攻，这个地区的德军是山布西元帅(Eield-Marsnal Bnsch)所指挥。俄军的攻击十分的得手。一路不停的进展，德军步步败退，结果是中央集团军的实力几乎全毁，一共损失了二十五个师。

    听到了这个噩耗以后，希特勒又把他的大本营由阿卑尔沙兹伯格(Obersalzberg)，迁回东普鲁士。所有可以调集的兵力部已经全部送上战场，以挽救这个残破的危局。布西元帅被免职，由本来充任“A”集团总司令的穆德尔元帅兼任他的遗职。因为穆德尔事实上无法两面兼顾，所以“B”集团军就改由哈尔培上将(Col-Gen．Harpe)指挥。穆德尔本是我的旧部，在一九四一年他足第三装甲师的师长。关于他的一切，我在上文中已经有过很多的说明。他是一个勇敢和勤勉的军人，对于前线的情形非常熟悉，能够获得部下的信仰，而且常常不注意到自己个人的安全。他对于懒惰无能的部下，足毫不宽假的、他的行动是十分的坚定，一点都不犹疑。在这个时候要想塞住东线中央的这个人缺口，他实在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选。哈尔培也是一位装甲兵出身的军人，具有冷静，可靠，勇敢，坚定的美德，也要算是头一流的人才。由于他两个人同心协力，德军东线的危机才算足勉强的也过了一个大关。当然的，他们还需要有相当的寸间，始能稳住这个局面。可是这时德国国内却又突然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人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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