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投闲置散

    我受到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就使我感到很痛心。于是我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就从柏林发出一个呈文,要求举行一次军法会审,来审理我这个所以被免职的原因,看到底是我对,还是克鲁格元帅对。希特勒却批驳了我的要求。他也没有让我知道凭着什么理由,批驳我的要求。不过,很明显的,希特勒是不愿意将这一件事的真象公布了出来。大家都完全明白我是受了不公正的处罚。在我离开阿内尔之后,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上校就来到了前线,他是奉希特勒的命令,来调查这一次事件的真象。李本斯坦和其他在前线上的将领们,就都把全部故事的经过,告诉了他。以后希孟德回到大本营之后,他就向他的同僚们说道:“这个人是的确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全部僚属都是站在他那一面,而且都信任他。我们应该设法将这一件冤狱平反过来。”关于希孟德的善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君子人也。不过他这个好意却广没有下文,原因是因为有其他的人加以破坏的缘故。

    所以现在我就坐在柏林,无所事事,而我的部下却还是继续在前线上拚死作战。我知道我已经被监视,我的言行都有人在旁边注意着。所以在最后几个月当中,我是过着完全退休的生活,难得离开家门一步。同时我也实行团门谢客,来拜访我的人可以说是为数极少。其中有一位是近卫师的师长,戴垂希,他从总理官邸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来看我。他郑重的解释着说,他是有意采取这个行动的,表示“上级”虽.然亏待了我,但是他却要表示他并不同情于这种态度。不过戴垂希却还是没有勇气,把他的心事向希特勒说明出来。

    陆军中高级将领的人事异动,还不仅限于我和能德斯特元帅的去职。还有许多功高望重的宿将,也都纷纷的被免职了,有的简直毫无理由,有的也只有一点很勉强的借口。这些人中间有盖尔、弗斯特(Fovster),霍普纳尔(Hoeppner)等将军。至于李布元帅和库柏纳尔(Kubler)将军却是自动辞职的。

    这种大“清算”的办法曾经惹起了相当的抗议。最显著的是霍普纳尔上将的案件;希特勒在把他免职的时候,同时也剥剥了他穿着制服和佩戴勋章的权利,取消他的年俸恤金,不准他使用原先分配给他的官舍。霍普纳尔拒绝承认这个不合理的命令,而这一次OKH和OKW军法人员,却显示出来相当的勇气,他们居然敢反对希特勒,指出若是要使霍普纳尔接受这种处分,那么首先就要经过正式的审判,而这种审判却显然对于霍普纳尔是有利的。霍普纳尔之所以得罪希特勒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和他的顶头上司,克鲁格元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刺耳的名词,那就是“非军人的领导”。克鲁格认为他是有意讥讽希特勒,马上就把这个情形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了之后,当然不免会大发脾气。这些恶感的累积,结果遂使希特勒更一意孤行,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德国国会又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希特勒可以完全不必经过国会的讨论,而用命令改变一切的法律,从此希特勒的独裁权就真正的到了毫无限制的程度。从此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这些法案的通过,军人们并无责任,不过他们却饱尝了这些恶果的滋味。

    这几个月的不愉快生活,更使我的心脏益增其脆弱,那本来是早就已经有了紧张过度的现象。由于医师的忠告,我决定带着太太一路,在一九四二年的三月底,迁到巴登维勒尔(Badenwiler)去作四个星期的异地疗养。春天里的田园美景,加上那么小温泉的医疗效力,逐渐使我的心脏和灵魂,都得到了一点安慰。不过当我回到柏林之后,我的太太却突然患了极严重的恶性血中毒病,睡在床上好几个月,使我大伤脑筋。此外,我在柏林的生活也非常的不愉快,尤其是常常还有不速之客过访,使我感到厌烦。于是我们就决定想搬到德国南部去住,以避免这个首都的政治空气。九月底,我就向国内军总司令弗乐门将军(Gen.Fromm)提出要求,看能不能请假去从事于这种迁居的安排;弗乐门就回答说请我去和他当面一谈。前几天,隆美尔曾经从非洲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欧洲来休养,他已经向希特勒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这个建议却为希特勒所否决。于是现在,弗乐门就问我,是否考虑到再被召用的情形,我说我想是不会再有这种机会。当我去南部旅行回来之后,弗乐门又用电话请我再去见他一次。他告诉我,他曾经和希孟德谈到我的问题,据希孟德说我的被召出山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希特勒听说我准备在德国南部去购置产业,因为他知道我的祖籍是西普鲁土,所以他希望我住在那里,而不要迁到南方去。据说他准备对于凡是获得武士级铁十字章的橡树叶子的人,都由国家赠与一些地产。他劝我到我的故乡去寻找一个合式的产业。当我听了这一席话之后,就知道我还是没有办法脱去这一套灰色的制服,安份守己的去当我的老百姓。

    不过至少目前还谈不上这些问题。到了一九四二年的秋季,我的心脏病又复发。在十一月底,我突然昏死过去有好几天之久,一点营养都不能够吸收。由于柏林名医,多马拉斯教授(Prof.Domarus)的妙手回春,我才慢慢的恢复了。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一天可以离开床铺几个钟点,到了二月底才完全恢复,可以到西普鲁士去寻找房产,准备开始过一个地主式的平民生活。但是天意却并不肯作如此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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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二年一年当中,德军从六月二十八日到八月底,还是一再的发动新的攻势。在南翼方面,克莱斯特的部队达到了高加索山地,而在北面的第六军团,在包拉斯的领导之卜,已经深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斯达林格勒。那些作战计划的基础又是一个荒唐的理想。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间的冬季苦战之后,德军的实力早已大形减弱,根本上就无余力来达成这种狂想的目标。正和一九四一年的八月一样,希特勒所注意的目标都是经济性质的,和思想性质的,而忽略了首先应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希特勒作战的目的,是想要夺取里海的油田,切断伏尔加河的水运,并且毁灭斯达林格勒的工业中心,可是从纯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些行动都是毫无道理。

    关于当时的战场情况,我所知道的也不过只是报纸上和广播中的消息,不过有时偶然会有一两位朋友,把更详细的情形报导给我知道。但是这一点残缺不全的知识已经足以使我认清了现在的局势是已经如何的逆转;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间斯达林格勒惨败之后,甚至于当西方国家尚未加入战争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们是已经败定了。而英国人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所作;的地培(Dieppe)突袭,更已经显示出第二战场的威胁,是已经迫在眉睫。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联军在北非登陆,那个战场上的德军已经是陷于苦战之中。

    九月二十五日,希特勒把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终于免职了,并且指派柴兹勒尔将军(Gen.Zeitzler)继任。同时,参谋本部军官的任免权也不再归参谋总长所控制,而改由陆军人事处主管,这个机关直接又受着希特勒的指挥。这样一来,参谋总长的职权又缩小了一节。柴兹勒尔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却毫不生效。自从哈尔德去职之后,希特勒对于陆军军饵的掌握,才算是完全完成了,虽然他和陆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之间,是已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信任的心理。三年以来,陆军中都始终没有建立一种互信的精神。现在柴兹勒尔上台之后,这个局面能够发生变化么?希特勒对于他,能否比对于布劳希齐和哈尔德,更表示信任呢?德意志的命运似乎就寄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上面。

    无论如何,新人初上台,总还是拚命的努力工作。他毫不犹豫的把他的意见,表达给希特勒知道,并且不惜为他自己的意见而据理力争。他曾经五度提出辞呈,但都为希特勒所拒绝,最后希特勒实在是不再信任他了,于是才让他走了。柴兹勒尔始终还是无法改变希特勒的态度。

    关于柴兹勒尔任内,东战场的情况,见第二十七和第二十八两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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