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今井武夫，“七七”事变时为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以后，充任过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新编步兵第一四一联队长，大东亚省参事，以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军事机构——“中国派遣军”总部主管情报及政务的第二课课长兼第四课课长、报道部部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和付总参谋长等职。他曾经经常出没于南京、上海、香港、东京等地，参与筹划收买汪伪和对蒋介石的多次拉拢、诱降活动。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今井扮演了一个手持橄榄枝、玩弄和平欺骗的高级特务角色。

    在写作本书时，作者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回忆，引用了大批函电、记录、日记和密议文件，记述了芦沟桥事变的爆发、汪伪的卖国投降以及蒋介石和日帝暗中往来、勾结的经过。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汪、蒋的历史面目，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作者公布这些材料，记述这些情节，主要是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的，也是为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和假抗日、真反共的蒋介石涂脂抹粉的，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作者在记述芦沟桥事变爆发的经过时，竟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日本侵略者说成是“万不得已”，“走投无路”，“丝毫”，没有“阴谋”；咒骂中国人民抗日的标语和绘画是“狠毒的表现和激烈的排日教育”，引起了他的“恶感”；还攻击、诬蔑我党和抗日爱国军民为战火的“肇事人”和“阴谋者”；甚至引用“麻杆儿打狼”的寓言来比喻中日关系，说什么“狼就比喻是中国”，“最初认为日本陆军的实力是一根橡木棒”，后来，“出乎意外地知道那不过是根麻杆”，真是反动透顶，无耻之极!但是，在这些谎言与诡辩之中，读者不难看到，无论是论述之中或前后引用的资料本身，破绽百出，矛盾很多，根本遮掩不了事实真相，恰恰相反，只能更加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和险恶用心。

    作者在本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日本军国主义收买汪精卫等人和汪等认贼作父、卖身求荣的详细经过，特别是列举了日寇对蒋介石拉拢、诱降和蒋介石暗中求和的众多情节。这些资料，有助于使读者看到汪伪的嘴脸，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面目，日本军国主义于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在中国人民抗日烽火中陷入进退维谷境地的狼狈相，以及蒋汪、日汪之间和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所以，尽管本书充斥着谎言与诡辩，却又不能不从某些方面成为反映日帝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战败投降的一部纪录。但是，作者在记述这些活动时，装出了一付“悲天悯人”的狼外婆姿态。他令人作呕地把一批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汪、蒋之流鼓吹为“挺身于和平工作”的“同志”。本书写作的目的，被标榜为“记述一下日华两民族(这里提到的日华两民族，实际上只能是日本军国主艾和蒋介石政府，而不包括中日两国的广大人民——译者注)和解失败的既往”，“企望毗邻的民族相互反省”。他把蒋介石在日本军国主义战败后犹存相互勾结以便共同反共的反动幻想吹捧为“深谋远虑”。他还以“两虎相争两败俱伤”之类的悲号，为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双双失败的结局而大唱挽歌!

    “四人帮”的余党、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头目曾经如获至宝地利用过本书的一些资料，在“四人帮”帮刊《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十二期、一九七六年第一、二期上，发表了连载的《汪精卫卖国记》。特别是在该刊一九七六年第七期上，“戚承楼”(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一个活动据点的化名)禀承张春桥的黑旨意，又另行发表了一篇黑文《革命与资本——读〈汪精卫卖国记〉有感》。文中为宣扬“四人帮”抛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鼓吹汪的前半生历史，说汪是一个“半截子革命派”，妄想借此恶毒影射攻击中央革命领导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反革命舆论。经过一年多来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大量的事实已经确凿证明：“四人帮”和汪精卫、蒋介石一样，都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四人帮”余党的那一番伪造历史的罪恶用心，也只能充分证明他们的反革命立场。

    本书原名《中国事变回忆录》，共有六章，并另附原始资料三十二种。考虑到本书主要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性质，所以书名现改为《今井武夫回忆录》。原书第三章记述作者任步兵第一四一联队长时在菲律宾等地的侵略活动，现略去未译。其余章节中也有若干段落因内容反动或与本文无关而作了删节的。书中有些蒋、汪的讲话，系译自日文，未及查对出处。

    译文和所加的注释如有错误、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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