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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中国大陆上结束战争 一、中国派遣军的最后 南京的最后情况 一九四五年过去一半以后，我们不可避免地感到大东亚战争有日益接近结局的趋势。 这年春天，菲律宾的吕宋岛落入敌手；六月，冲绳终于失陷；国民对前途已失去了希望。 只有陆军和海军还在竭力吼叫“本土决战”，一面应付风云紧急的满苏国境的局势，一面重新招集兵员，开始编成大军。 中国派遣军顺应这种形势，开始收缩战场，撤回湖南、广西、江西各省特别是湘桂、粤汉两铁路沿线地区的兵力，移用于华中、华北沿海地区，以便专门对付美军的登陆作战；同时又向日本内地遣返人员，向满洲转运兵团等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部队调动。 七月二十六日有了美、英、中三国发表的所谓《波茨坦公告》。我们当时几乎不知道它的内容，仅仅把它理解为单纯的劝降宣言。 这里也仅就其中的重要事项叙述如下：
(一)美、英、中三国经过协商，对给予日本以结束此次战争之机会一事，取得一致意见。 到了八月间，广岛和长崎遭到了人类第一次的原子弹轰炸，接着苏联军队侵略满洲成为现实，这不但对日本的出征军，就是对在外国的日本人也带来了异常的冲击。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八月九日收听到外国无线电广播，得知了日本承认《波茨坦公告》的情报之后，在十二日秘密地急派西浦进参谋前往东京，与大本营当局进行密切联系。十四日，呈报了总司令官关于继续战争的意见，打算适应局势的变化，正确地加以对待。 八月十五日停战诏书下达后，由于指挥大陆全军、确保占领区的治安、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交涉、处理停战事宜等等工作，总司令部内部立刻完全变成为一个失火的现场似的，不分昼夜地乱作一团。 直到昨天为止还是为了防空而神经质地对于一点点烟火也加以警惕的总司令部院子里，突然从各处升起了烧毁重要文件的烟火，战败的抑郁空气把人们说话的声音也压下去了，每个人都默不作声，只是无力地惰性地进行着工作。 另一方面，在南京市内，从八月十日左右起盟国电台就传播着关于日本投降的风声，流言蜚语盛行，人心极为混乱。 从十二日左右起，市内传说来了重庆政府的特使。十六日南京政府机关报上登载了这样的报道： “重庆国民政府任命周镐为国军的前进指挥，命其处理一切。”接着，立即有一个可疑的人物出场了。 周镐占领了南京市内位于繁华的新街口广场旁边的主管发行钞票的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政府财政部税警团的武装部队警卫之下，设立了中国国民政府军前进指挥所。 周镐住在南京政府的实力人物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长周佛海家里，十七日，他开始接收南京政府的军队，分批召集政府要人，要他们起誓绝对服从。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和南京市长周学昌由于抗拒而遭逮捕，被监禁于地下室内。最后终于发展到枪击陆军部长肖叔宣，以致他在两天后死亡。 此外，海军部长任援道[当时任援道兼任伪江苏省长，长住苏州。因他曾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与伪军原有联系。]也倒向重庆方面，继周镐之后在苏州设立国民政府先遣军总司令部，率领部下的几个师采取同一行动。南京政府逐渐顺应大势，不再有人强行反对周镐和任援道。 只有南京军官学校的学生队明白表示“绝对拥护蒋介石总统，但不愿被来历不明的可疑人物收编”，并大胆宣誓效忠南京政府陈公博主席，表现了象是青年军人的最后意志。双方的军队约两千人在市内堆起了对垒的沙袋，筑起了防御工事。我在珞珈路附近的宿舍因为靠近主席公，因而成为两军交战的中心地带，枪声四起，流弹乱飞，到了夜间陷于不能通行的危险之中。 日本军既然因战败而无条件投降，对于号称战胜军的国民政府的军事机关，总不能象从前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镇压，而又不能就这样放任不管，因此就去要求被认为是幕后支持者的周佛海来解散周镐的指挥所。但周佛海尽管曾经推荐过周镐为军事委员会的科长和江苏省行政专员，现在又为他提供自己的住宅，显然是在暗中支持他，却还是一口咬定说自己与周镐没有关系，不肯轻易答应日本军的请求。 总司令部忍耐不住，就通过无线电广播通告说： “日本军向盟军投降后，在没有被正式接收之前，作为当地治安的负责者，仍将对越轨分子进行坚决的讨伐。” 接着便于十七日晨派遣小笠原参谋去解除了周镐一伙人的武装，释放了被监禁的要人。 几天以后我到芷江与国民政府军接触时，曾向他们询问过周镐和任援道这些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据答，他们是国民政府丝毫不知道的胡作非为的部队。 南京的中国人把周镐传说成来如暴风去如骤雨的人物，嘲笑他短短的“一日天下”。我认为日本军的这一做法，总算防止了一个“现代的天一坊”[日本传说在江户时期，有一个名叫“天一坊”的人去见幕府将军，自称是上代将军的后裔，后被识破，一七二九年被判处死刑。]没有让他得逞。我把这意见向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说了，但他说如果从中国人的见解出发，周镐在这期间已经充分达到了他的目的，出色地成功了。 他指出，虽然仅仅是一两天的时间，但周掠夺了银行里所有的钱款，吞没了街上商人的捐款，无疑已经获得了亿万的财富，充分满足了他的野心。我对于这种把国家民族的安危兴亡置之脑后，利用机会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巨盗行为，只能目瞪口呆了。 后来根据周镐在国民政府审判汉奸周佛海的法庭上作证，周镐在一九四三年潜入南京，受到周佛海的庇护，两周合谋成功地收买了南京政府军，计划把这些军队逐渐配置在南京、上海之间，与美军在上海附近登陆相呼应，以便从背后袭击日本军。 飞往芷江 为十五日停战诏书而恸哭的总司令部，第二天十六日考虑到为防止军心动摇，由派来南京的朝香宫大将重新传达了命令，这时候我们的工作也越发头绪纷繁了。在这些工作中，首先就是必须即速与重庆国民政府恢复联系。 当年年初，我为了达成日华和谈的目的，一方面同何柱国进行联系，另一方面又通过驻于福建的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的驻沪联系人张叔平，企图同顾取得联系，经过努力，已获成果，顾约定于八月初同我会谈。因此我决定亲自前往福建省的玉山机场[原文误。玉山在江西省。]，在这之前数日，先命翻译官木村辰男赴杭州。 恰巧日本军决定投降。八月十七日张叔平会同南京政府参军长唐蟒到总司令部来访，声称奉蒋介石主席命令，重新传达应由日本军派代表到玉山去。 当时同重庆方面的联系，除依靠市内秘密安装的私设无线电台外，别无其他办法。以前为逃避日本军宪兵队耳目，都是暗地进行秘密通讯，一旦战争结束，这些电台都突然间立刻从地下跳出来，开始公开活动，究竟那一个电讯值得相信，使人极难判断。就以日本军代表到达地点而论，所谓中国政府指定机场，除上述玉山之外，也有报称福建省建甄[原文误。当作建瓯。]的，还有报称长沙等地的，出处不明很难置信。这种自称是重庆政府机关的不负责任的怪情报到处乱飞，简直无法掌握真相。 因此，就日本方面来说，也不得不警惕，不能片面地轻易相信以蒋介石命令为名的联系。我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十八日先飞往杭州，与以前负责和顾祝同进行秘密联系的浙江省省长丁默邮会面，托他查明真相。 丁省长当晚同顾司令长官联系结果，转告我方说，因为玉山飞机场遭受破坏无法使用，现将上次命令加以变更，另行指定为湖南省芷江飞机场。 不得已只好中止玉山之行，第二天早晨从杭州经过上海返回南京。随着时间的进展逐渐辨别清楚，芷江飞机场确实是蒋介石正式指定的地点，上海陆军部的情报对此也予以证实，我这才感到放心。 二十日再由南京出发，在汉口住宿一夜，二十一日依照重庆政府方面无线电报的指示，于日本时间中午也就是重庆夏令时间上午十时，乘非武装的运输机，机尾拖着两条长三公尺的红色布条，先向湖南省常德上空飞行。 中途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机内还留有机关枪一挺，遂从洞庭湖上空投入湖水之中。 渐渐接近常德上空，正如预先得到的通知一样，六架美军P54号战斗机，从云端象袭击似地向我机飞来，以前被含糊不清的指令搞得晕头转向，一下子面临现实，这才把一切疑虑打消掉。但是，人世间所能遭受的苦难途径也就从此开始了。 为了顾全日本军最后的体面，我们乘用的MC机是借用总司令官的专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得寒碜，实在也是万不得已。这就很自然地使我想到安倍贞任向接待他的源义家所诉说的诗句[源义家是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武将，曾与其父同往征讨安倍贞任。一O六二年安倍贞任战败投降，被杀。]：
“饱经岁月苦， 尤其是我们的运输机，因为速度慢，性能上未免迟钝，而美机性能高，速度快，这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对付它，再加上其抱有尚未消除的敌对心情，只是围绕着我机上下左右乱钻乱舞，用以示威。这样过了约一小时，中途误将洪江认作芷江，发觉后再继续飞行，终于到了芷江上空。 从飞机上空俯视芷江飞机场，只有一条单方向的跑道，并未很好地加以铺装，不过是群山中一个极平常的临时飞机场而已。但是分散隐蔽在周围各处的飞机却有不下百架之多，我在逗留期间内看到它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日夜不停地起飞降落，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当地时间过了正午，我们在飞机场降落。依照指挥台指示，绕场滑行一周。轰动起来的中美两国士兵数千人，从机场四周跳过停止线蜂拥而至，都手执照相机给我们的飞机照相，其中甚至还有人被挤倒了。 飞机停了，我们一下机，就有两位穿着陆军少校制服的中国军人，向我们用日语自报官职和姓名。接着，对我们全体人员的身分调查完毕后让我们分乘两辆吉普车，另外一辆吉普车乘有中国宪兵，在前面警戒，于是开始前进。 从机场到宿舍的路上，差不多到处都是中美两国军人，这里同样有照相机对着我们，甚至不得已而停车多次。几乎就没有见到一般的老百姓，军人们一律是喜气洋洋、生气勃勃的， 宿舍距离机场大约两公里，那是两所临时木板平房，板壁上涂着很大的白十字标志。 周围设有数处宪兵岗哨加以戒备，不许群众接近，据说动用了一个营的兵力。 警卫和哨兵对我们的态度都很宽容，给人的印象是，与其说他们是包围着我们加以监视，不如说他们是在外围护卫我们。 给我准备了两个房间，其他随员每人一间，甚至每人一名仆役，室内虽没有什么装饰，却铺着新的席子，被褥和日用器具完全是新的，朴素而给人以好感，尤其是临时安装了浴缸。 到机场来迎接我们的两位少校，继续担任我们的接待员。我们在宿舍休息之后，下午三时稍过，他们就领我们乘吉普车到距离约四公里处的会谈场所。 我们乘上第一次见到的吉普车，这野战式的敞篷车，中途穿过了不少还残留着似乎是庆祝胜利的牌楼。向导人告诉我们说，几天前在这些牌楼附近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仆仆战尘的中美两国将士，用食指和中指做成表示胜利的V字，通宵达旦痛饮狂欢。战败的我们，前途如同堵着一座黑暗的墙壁，消除不尽绝望的孤独和不安的心情! 车子停下来的地方是一个类似兵营建筑物的入口处，这里耸立着一座格外高大的牌楼，上面悬挂着中、美、英、苏四个胜利国家的国旗。 这所木结构的平房建筑，原来是中国空军第五大队和第十四中队的营房。中国陆空军总部昨晚从昆明经过重庆来到当地，临时指挥所就设在这里。顺着两侧营房走向尽头，正面就是会场，很多中美士兵一层层地排列在两旁，态度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愉快的样子，只是默默无言地望着我们。 走进建筑物，连接着走廊的是一间不太宽大的长方形礼堂，这里就暂作会场。 正面墙上悬挂着国父孙文的遗像和中国国旗。室内深处面对面地摆着两张长方桌。 里面桌子的正当中坐着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对面右方坐着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对面左方坐着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译员王武上校。 我佩着军刀在他们对面近门口的另一张桌子中来就座，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和参谋前川国雄少佐以及木村辰男翻译官都坐在我两旁。 周围列席的人，除军政两界很多要人之外，尚有中美两国新闻记者一百数十人，从走廊一直挤到房屋外面。 其中有很多是昨夜从重庆等各地方赶来参加的将军。 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军官以及韦以拔、刁作谦、顾毓琇、刘英士等政治家也都列席。 会谈从下午四时一直继续到五时，发言时翻译成中，美、日三国文字，这完全是表面文章，实质性的实施细则以及有待议论的问题等，留待回到宿舍后，在逗留的三天内随时解决。 肖中将开头首先高声地自报他的姓名和身分，然后介绍旁边几位同事，接着就要求我方出示代表身分的证明。 我声明：因为中国派遣军尚未接到大本营的正式命令，难以派遣正式代表，这一次只是担任联络任务，因此没有携带身分证明。当时，举座许然。后来我把总司令官派我们前来的命令副本给他们看了之后，肖中将才松了口气似地宣布，作战命令也可以作为身分证明，于是开始会谈。 为使读者了解当时的气氛起见，这里将会谈内容按问答方式记述如下： 肖： “本人是直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命令、代表何应钦上将的参谋长肖毅肃中将。 “左面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右面是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巴特勒准将。 “希望日军代表出示身分证明。” 今井： “本人是奉日本国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来此会见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全权代表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此外随员有参谋桥岛和前川以及翻译官木村。 “本人没有携带刚才要求出示的身分证明。理由是，这次是来联系订立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不是来签订协定的。更详细地说明一下：日本政府和军事代表目前正在马尼拉与盟军最高指挥官进行停战协议，在协定签订前不能任意行动。然而我们料想中国方面的停战工作，当然要由蒋委员长阁下负责处理，因此认为在礼节上应该迅速与贵方取得联系，所以不待奉召，主动前来。” 肖： “任何可以证明身分的文件都没有带来吗?” 今井： “没有携带身分证明。不过，奉命与贵军取得联系的日本军作战命令副本却带在身边，请过目。” 桥岛参谋出示作战命令副本。 肖： “我认为作战命令也可以代替身分证明。 “根据八月十八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发给冈村宁次将军的电令，希望提供驻在中国、台湾和北纬十六度以北的越南地区内所有日军分布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文件。” 今井： “本项电报已经收到，制成的略图已经带来了。 “但是台湾及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日本军不属中国派遣军管辖，只能尽所知道的情况概要附录在上面。 “详细情况由桥岛参谋说明。” 桥岛参谋递交略图。 肖： “本略图由我方保管，细节以后再继续联系。此外，还带有其他文件吗?” 今井： “其他文件没有带来。为了说明南京、上海地区的机场情况，所以让航空参谋前川随同来了。” 肖： “可于以后说明。 “现在将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发给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当面交给你们。(用 中、美、日三国语言朗读原文。) “今井少将如接受本项备忘录，应在收据上签名盖章，并负责面交冈村宁次将军。”(用中、美、日三国语言朗读收据。) 今井： “我可以将本备忘录转达冈村总司令阁下，但是关于其内容能否遵照办理，难以答复，敬请谅解。” 面交文件。 今井： “本文件中有显然难以执行之处，希望在提问后陈述意见。” 肖： “有提问，留待以后再进行联系。” 今井： “以后如有协议机会，可以等到那时再提出意见。” 肖： “在冈村将军办理投降手续未了期间，预定派遣冷欣中将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冷中将一行计划与贵代表一同前往。 “何总司令决定在投降手续未了前，在最短期间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和北平。为此，美空军地勤部队将首先进驻，希望冈村将军配合以上情况，作好准备。 “再者，为保证中日两军取得联系，希望贵代表回到南京后，马上开始与另纸所开各单位进行无线电联系。” 递交各单位名单。 桥岛： “通过芷江电台，现在马上可以与南京进行无线电联系，我们已经为此准备了通讯规定，希望予以利用。” 由桥岛递交日本军的通讯规定表。 肖： “以后经何总司令批准将派中国陆空军和美军将校到贵代表的宿舍来进行细节的联系。 “以上细节的联系结束后，希望贵代表们务必迅速返回南京。 “出发时间，由我方另行通知。” 以上会谈完毕后，我们回到宿舍。自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三日，仅限于受何应钦总司令特别命令的人，到我们宿舍来过好几次，每次都进行了数小时的恳切会谈。 最初来的是以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蔡文治少将为首的参谋人员，从二十一日晚上八时半开始，一直谈到十一时半。 日本方面为能完善地照收到的备忘录中所规定的事项去做，作为中国派遣军，有必要再接受日本大本营的命令。关于这一点，说明原因，取得中国方面谅解后，达成了下列各项协议。
一、驻在中国的日本军，
确实全部隶属于冈村大将统率之下。总司令官已对全军下达了停战命令，除自卫行动外，已经停止一切战斗。 这次谈话时间相当长，中国方面以蔡副参谋长为首，各参谋一律表示对日方有深刻理解，始终以武士道的态度相接待，与其说他们是对待敌国败将，不如说好象是对待朋友一样。特别是钮先铭少将，他的言行甚至于流露出要警惕不使引起败军使节的负辱自杀。 第二次会谈在第二天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冷欣中将和美军巴特勒准将，偕同王武上校来访，进行了约四十分钟会谈，内容如下：
一、冷中将为设立前进指挥所，将先行前往南京，要求我方提出书面，对其安全加以保证。我们说，南京治安平定，并无任何不安现象，没有提出保证之必要。最后决定，等我们回到南京，改用电报通知。 在这次会谈中特别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冷副参谋长发言的内容。冷为亲自进驻南京而要求日本军用书面保证其安全。我觉得：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校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既无意义又不自然，总未免有些滑稽之感。 因此，为了尽力使他安心起见，便婉转地说道： “这样的书面非但毫无价值，而且无此必要。日本军恭候阁下光临!” 但是冷说： “作为外交手续，无论如何希望提出一个书面。” 因为他依然反复要求，最后决定等我们回到南京后用无线电答复来代替书面。 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号称不败的日本军，感到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上取胜，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并没有战胜的实感，还不能消除对日本军的畏惧心理。不仅如此，当时给我的印象，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有这类言行，总觉得有些不恰当。 其次，中国方面向日本军提出的要求，对有关军械军需品、设备及财产的接收问题显得特别关心，再三强调要妥善接收，坚决要求对于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特别是与冷中将的协议，几乎完全集中在这一点上。 事实上，在中国军进驻以后的实际情况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证明。大小纠纷多半都是围绕着接收武器和金银财宝而产生的。 也就是：对没有接收权限的部队向日军强迫接收，如加以拒绝，就会受到打击报复；正式办理接收的人，在公开接收之外，又要求表册以外可作黑市卖买的物品；或者为了看中拥有财宝的人，即使毫无关系，也当作战犯加以逮捕；而确实获得不法财宝的人却能免除汉奸罪不予逮捕。因此，国民政府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国民政府的前途也就垂危了。 另一方面，美军所关心的，集中在俘虏一点上。其言行完全是事务性的，毫无情感可言，与中国方面对照，印象尤其深刻。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正式会谈之间，各参谋和空军上校张廷孟等曾分别与我们个别谈话，对有关南京、上海等飞机场的状态以及通讯设备等，作了事务性的联系。 钮少将通知我们，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和签字预定将在南京进行。还有日本留学生出身的徐祖贻中将、曹大中少将以及其他数人曾来访，打算会面，但是未经许可，只好留下名片表示问候。 以上各项会谈和谈话结束后，八月二十三日钮少将又交给我们五份备忘录，其中两份的内容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其中之一说是： “目前在马尼拉与美军进行协议的日军代表扬言：中国方面因为国共两党争执，治安不稳，日本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是对中国国家的严重侮辱。 “必须注意今后不得发生同样情况。” 我答复说： “是否在马尼拉或其他地方有这样的报告，以及其中的内容如何，都与中国派遣军并无任何关系。” 另外一件说是： “日军之中尚有不肯向中国军投降而采取挑战姿态的。应即速制止其行动，并作出调查报告。” 我加以反驳说： “日本军方面如果还存有向中国军挑战之意图，为什么在蒋总统正式指示前，不等日本大本营命令，就预先主动地表示诚意，特地先设法去玉山，后又来芷江取得联系呢?” 因此，我表示上述两份备忘录难以接受，所以加以拒绝。 中国方面对此似乎感到很难处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却使他们重新认识到了日本军并无阴谋，他们惴惴不安地对日本百万常胜军会起来反抗的顾虑，似乎也就消除了，所以何应钦也抱着宽容的心情把这项备忘录撤回去了。 后来和我返回南京时一起到达那里的中国军先遣人员把这些备忘录都带了来，直接面交冈村大将，而得到圆满处理。我感到这正是中国式的做法。 当天下午突然说是何应钦总司令要和我会面，下午二时五十分我偕同木村翻译官赴何的宿舍。 何应钦特别对我们不辞辛苦远道来到芷江，加以慰问，再次要求转交备忘录，并说新决定八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十日空运一部分中国部队到南京，希望日军加以协助。 我回到宿舍，马上会同全体人员一起到机场，下午四时由芷江出发，中途在汉口加油后，一直回到南京。 一行除日本方面全体人员外，还有作为中国军先遣人员的参谋陈昭凯少校和空军地区司令孙道岗上校以及译员一名同行， 日本时间晚上九时许在南京大校机场降落。 以南京市长周学昌为首，尚有民间权威人士到机场迎接，要求面见中国军先遣人员，但他们不加理睬，甩开追逐的人群，乘上汽车急往日本军提供的宿舍而去。 自宣布战败以后，我们这几天的一切举动，好象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事，是由另外的一些人扮演似的，我只是沉痛地陷于伤感之中。 从重庆、昆明等各地乘飞机或通过其他交通工具聚集到芷江来的各国新闻记者有一百数十人，对这次会谈的报道相当活跃。 我们与一般人隔离，非经何应钦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我们的宿舍。新闻当中虽然刊载有和我们会见的记事报道，但实际上我从未见过一位新闻记者。 胜败双方的友情 当时中国方面对日本军还抱有相当不安的心情。尽管日本军战败，日本政府本身已向盟国投降，驻华百万日本军队在大陆上还是一支夸称不败的精锐部队。他们怀疑日本军动向一时未可逆料，何况其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不满分子和越轨部队，违反本国政府及上级司令部命令，很难估计会发生何等行动。 他们认为：特别是中国内部，除效忠于重庆中央政府的中央军之外，不但有与重庆公开角逐的中共军队，而且南京和平政府的军队以及其他散驻各地的非正规军队也还有相当数量，这些部队若与日军勾结，则武器和军事设施难免有流失之虞。 然而自从芷江会谈以后，国民政府军在受降工作中看到日本军依然遵守建军以来的纪律，从未发生丝毫纠纷。即使国民政府之外的其他中国部队顽固地加以威胁，甚至受到中共军队的攻击，日本军也绝不肯将武器和设施交给他们，而是全部移交给中央军。这在我们日本军来说，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却给予一般中国人以意外的感受。 我们在芷江停留期间，由负责接待的将校陪同，大家围一圆桌而坐，虽然是农村饭菜，每餐都准备了丰富伙食，尽量饱餐。 只是飞机驾驶员松原喜八少佐，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似乎总是食欲不振。 我觉得很奇怪，一次在吃饭时谈起来，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口说： “我今年已经四十三岁了，作为一名驾驶员在军内可以算是最年长的，按规定也超龄三年了。 “尤其是这一次打了败仗，恐怕在我一生中，这就是最后一次掌握驾驶盘了。回忆起当初的驾驶工作，想不到会有现在这样悲惨的遭遇，的确感到万分悲痛。 “还有我们乘来的心爱的MC机，停放在机场上，每天在中美两国敌军注视之下，作为标志的两条红布，经过几次重新整理，都被中美军人拿掉，恐怕是当作纪念品拿走了。 “对于这架飞机，即使按偏爱的说法，也算不上是什么出色之物，可是我怕它遭受雨淋，却一定要把它盖好。这在落雨天也毫不在意地让飞机暴露在露天下的美国兵看来，总以好奇的眼光蔑视它。他们对几个人一起吆喝着，用手搬动螺旋桨的那种原始动作感到奇怪，象看把戏似地聚上一堆人，就我这当事人来说，感到象割我身体上的肉一样地难受。 “芷江每天上午经常笼罩着季节性浓雾，万一我们一行回去的当天，也遇到这样的雾，恐怕就非一天一天地顺延起飞不可。 “人家不管有雾，不管夜晚都能毫不在意地自由起飞，只有我们的飞机就不能飞行，我作为驾驶员感到说不出的羞耻。虽然说是已经战败，但热爱祖国的心情却不允许祖国名誉受到损害。 “因此心中忧虑，饭食难以下咽。” 尽管我国已经战败，我们是身为使节自己到敌国来投降的，但作为一个纯洁的军人，产生以上的想法，还是有正当理由的。 事实上，我们飞机质量很差，就是外行人也能一目了然，并且外观上也很寒碜，显然大有差别，这从常德以后的飞行中，就已取得现实经验，因此不得不停下筷子，一同怃然自叹。 在逗留当地的三天里，与我接触的中国人都仅限于职务上的关系。此外托人传话，留下名片表示私人问候的，已如上述。 在宿舍里负责接待的两位少校，一位是陈应庄，八年前我在北平工作时，他也在当地担任新闻记者，因此曾和我会过面，他也是日本留学生。另外一位陈昭凯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 在会谈中担任翻译的王武上校，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他参加入学考试时我恰巧担任考官，据说他的生母是日本人。 又与我们接触的主任参谋钮先铭少将，是我战前在北平工作时最为要好的朋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钮传善的长子。 我与这些人们不期而遇，感到很惊讶，同时感谢他们的好意，对我完成任务给予很大帮助。但我后来观察到，这并不是单纯的巧遇，而是中国方面特别照顾而安排好的。 例如宿舍中的这两位少校，到了九月间中国军进驻南京而在我们面前出现时，陈应庄是新编第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少将副参谋长，陈昭凯是中国军总部的上校参谋。 我们对于那罕见的连升数级的情况，本来感到有些吃惊，那里知道，后来才逐渐明白：他们在芷江为了适应临时任务，不过是故意暂时装出低两三级的军衔而已，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方面的照顾更加深了感激。 肖参谋长和我们举行正式会谈的会场，为不使日方代表产生威胁性的压迫感，中国方面本来准备采用圆桌会议形式，会场已经布置好了，但临开会前想不到美军出来干涉，匆促之间改成长方桌面对面地会谈方式。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们对此深感不满，认为美国人不理解东洋道义，表示愤慨。 并且据他们告诉我，会谈结束后，看到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也感到高兴，认为我们尽管是战败国的使节，但亚不有损于他们曾经留过学的日本的军人的体面，使他们本身也感觉很有面子，因而他们还曾相互拥抱流泪呢。 我们在战败后，作为使节马上到敌军阵营中去，早已作好精神准备，认为遭受战败侮辱是理所当然的，根据情况，生命发生危险，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料敌国军人却对我们洋溢着友邻之爱，此时此地，越发增加了我们感激的心情。 在大东亚战争初期，我任联队长出征。传闻日军对待新加坡的英军和菲律宾的美军降将，强迫他们只准说“是”或“不是”，也有拒绝他们投降等情况。同时知道日俄战争中乃木将军对待俄国将军斯特塞尔和日清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中伊东提督对待清将丁汝昌，都是名副其实的军人作风，而情况有所不同。我亲自体验到中国军人对待我们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在深深感激的同时，并认识到这里面也潜伏着日本军战败的原因。 停战后与中国陆空军总部同时进驻南京的曹大中陆军少将，当时和日本军总司令部也有过接触。一九六二年他从台湾来到久别二十五年的东京进行访问。从他当时的淡话中获悉：在芷江迎接我们日本军代表的何应钦上将，是在云南接到蒋介石总统命他接收日本军的指令后，急速前往重庆进行准备工作的。 陆军总部参谋长一职，新起用了曾任卫立煌将军的参谋长、四川籍的肖毅肃中将。另外决定向地方驻军电召徐祖贻中将和曹大中少将一同前往芷江，作为表面上没有特定任务的参谋。 徐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曹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两人都是日本陆军留学生老前辈何应钦的心腹，派此两人同行的措施，并不是何应钦独断独行，因为任务特殊，是暗地里遵照蒋介石授意而行的。 也就是说，肖参谋长作为与中国结盟的盟军代表，负责处理有关日本军投降的工作，另外以建立今后中国军与日本军的新关系为目的，决定派遣徐和曹两人同往，以便和日本方面进行联系。 但是肖参谋长并末理解以上真意，所以没有让他们两人与日本军使节会见，因此也就没有取得成果。 又，中国军总部在到达芷江前，二十日晚，曾由何应钦、肖毅肃、徐祖贻、曹大中四人在重庆举行会谈，商谈接收日本军的准备事宜。 会上，肖主张：命令日军对在南京、北平等地为重庆方面所指的伪政府要人全部加以逮捕。其他各人都不赞成，因此日本军才免除了对亲日政府要人采取背信行动。 因为有以上经过情况，可见特别是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对于芷江会谈能顺利地完成，一定是分外感到高兴。同时因此也能体会到：蒋介石和何应钦对战后中日两国相互合作都有过深谋远虑。 南京受降签字仪式 重庆国民政府军继先遣将校之后，又于八月二十三日与南京日本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决定派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于八月二十七日进驻南京。当天下午五时，冷率领部属、顾问、宪兵等百余人，分乘七架飞机，在大校场机场着陆。首都陷落长达八年之久，才又设立了国民政府军的前进指挥部。 中国新编第六军被派为南京进驻部队，自九月五日开始陆续用飞机空运到达。九月八日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数十架战斗机的护卫下，隆隆的机声响彻天空，向留在日本军占领下的本国市民夸耀其威力，然后在故宫机场着陆，并隆重地进入了首都。 确实，中国军是有其感到得意和值得回忆的事情的。他们特为选择第二天九月九日上午九时这个吉利的“三九良辰”，在原来的国防部这个与军事有关的地点，举行日本军投降的签字仪式。就战败的日本军来说，感觉到这个“三九”的确是惨痛的开端。 这一天早晨，按规定时刻，总司令官冈村大将率领部属，在中国军将校的引导之下，照日本军占领时期同样的行军队形，由武装的两个分队乘警备车担任护卫，通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文字的牌楼，沿着打扫整洁的中央马路上前进。 进入黄埔路，就来到了国民政府时代的国防部(汪兆铭政府时期是军官学校)，护卫车在大门口的路旁退避，队伍成为无武装状态，只有小轿车继续开进门内，宽阔的广场上竖立着盟国的国旗。 我们预先在车内将指挥刀卸掉，留在车内，解除武装，并将军帽拿在手中，步入会场。 场内四周的墙壁上张挂着红白蓝三色布，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大国的国旗，有“和平”两个字，也有一个“V”字，正面墙上挂着国父孙文的照片，对面墙上挂着四大国元首的照片。 靠会场正面的桌子中央，已经坐着中国陆空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左右并排坐着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校，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等将校。来宾席上坐有盟军将校以及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等。 日本方面的桌子排列在正面的中国方面的桌子的对面，中央是冈村大：降的席位，两旁列席的有：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降，法属印度支那军代表参谋三泽大佐，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和我本人。 我们由中国王俊陆军中将引导入室，各就本位立正敬礼，何应钦欠了欠身子，象是站了起来似的作为还礼。遵照指示分别就席后，马上出示了冈村大将受权投降的证明书。 然后，小林总参谋长从何上将处接受受降书两册，经冈村大将用毛笔签名盖章后交给何，何查阅后，其中一册再由肖参谋长交还冈村，仪式就此结束。 我们退出会场，在进门处乘上汽车，到大门口外又驶来了护卫车，仍按来时完全一样的情况返回总司令官宿舍。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强忍着为祖国命运的悲痛眼泪，始终默默无言地行动，等待着时间快些过去，一心盼望这不幸的仪式赶快结束。 呜呼!国破了，终于和平没有实现!! 奉何应钦总司令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今后改称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总司令部自一九三九年十月成立以来整整六年，至此告终。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崩溃 陈公博主席赴日 从八月初起就流传的日本军战败的传说，到十五日成为现实而正式发表了。第二天十六日，南京和平国民政府召开了最后一次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宣言，解散政府，其要点是：
政府在汪兆铭先生领导2．-F~都南京，向海内公告实现和平，六年以来终于不能实现目的而告解散，实不胜痛恨之至。 八月二十三日晚我从芷江回到南京，第二天二十四日就急忙去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的公馆，向他进行访问。 这所从汪兆铭在世时就动工的公馆，由于汪卧病，接着又到日本疗养而客死于名古屋，所以一直没有使用。去年十二月陈公博出任代主席，于是他就成了这个公馆的第一代主人，刚住进去不久。地点是在南京西北部可称为新市区的颐和路的一隅，附近一带都是政府高官的邸宅，还驻有和平政府军的卫兵和宪兵，早晚都可听到军号声和口令声。 因为是在战时物资不足的时代，这所建筑不能说太宏伟，没有庄严之感，但也是一所有大院子的宽阔邸宅，只有夏蝉从后面的树林里传来了使人厌烦的叫声，邸内就好象没有人似地寂静。院子里的草坪上到处铺设着花坛，我一面观赏遍开的夏季花朵，一面走进公馆来到楼上，有秘书长周隆庠和实业部长陈君慧等主席的亲信们正聚集在那里，悄悄地密谈，几乎没有注意到我进来。 我走到他们的旁边，他们立即领我到主席的办公室，直接会见了陈公博。我谈了芷江会谈的内容，特别关于不能从重庆国民政府方面获得对南京政府要人给予宽大处理的确实诺言一事对他表示了歉意。接着又对他自从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同日本长时间的协作表示感谢，并且黯然说： “日本军战败的结果，想不到竟连累了南京政府的许多人，我对这一不幸的事态衷心感到遗憾。” 他忽地站起来走近我身边，左手放在我的肩上，又伸出右手有力地和我握手，感谢我以往在公私两方面对他的亲密交情。 这时陈主席改变话题说出了他的希望： “我听从某人的忠告，认为我如果就这样留在南京，对于重庆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将成为障碍，因此想暂时去日本旅行。”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在苏州自称为国民政府先遣军总司令的任援道对他进行了两次劝告的结果。 这时我听到陈提出的这一希望之后，我鉴于在芷江到昨日为止的会谈气氛，考虑到这时候如果让陈主席赴日，这件事大概将招致战胜军的激怒。但这既是他最后的希望，我也就抱着即使有困难也一定要使之实现的决心，当下就擅自作出决定，慨然允诺。 但第二天二十五日是冷欣中将预定从重庆首次进入南京，设立国民政府军的前进指挥部的日子。又，根据盟军的命令从这一天的正午开始，严禁一切日本飞机在日本国内飞行。因此，如果陈的飞机在正午以前不能到达日本国内降落，这件事的实现也将成为不可能了。 我回到总司令部向冈村总司令官报告了实情，立刻与军事顾问部交涉后，选定小川哲雄大尉作向导。 我特别叫小川来，对他说了关于陈公博一行赴日的注意事项，指示他从南京起飞后先到青岛降落补给燃料，同时在那里弄清了日本国内酌情报以后再继续飞行。 一行决定除陈公博外，有陈夫人李励庄、秘书长周隆庠、实业部长陈君慧、宣传部长林柏生、经理总监何炳贤和秘书莫国康女士等男女七人。 派遣军总司令部为了避人耳目，一切只让小笠原参谋一个人知道，一切由他前往故宫飞机场安排。 乘坐的飞机是使用唯一留下的一架MC机，二十五日天色朦胧时从南京出发，在飞机内大家决定，为了节约时间，把原来预定在青岛着陆改为直飞日本。因此虽然到达了日本，但因途中燃料不足，不得已突然在山阴[指日本本州中南部靠日本海的一部分地区。]的米子[在日本鸟取县西部。]机场被迫降落。 虽然超过了禁止飞行的时限已将一小时，但总算勉强到达了日本。 重庆的中国政府军前进指挥部司令冷欣中将预定在陈公博从南京出发的二十五日下午到达大校场机场，我到机场去联系时，得知忽然变更计划，改于二十七日到达。 这正是南京的政权授受在无言中进行的一瞬间。 围绕着政权这一宝座，我送走弃之而去的人和迎来新掌握权力的人，我对于我们的这种命运，不禁深为感慨。下面再顺便说说陈公博赴日后的情况： 在米子被迫降落的陈等一行，由于小川的努力在附近的浅津温泉住了一宿，然后在外务省派来中途迎接的南京政府经济顾问冈部长二等向导下到达京都。 冈部为陈氏一行预先定下京都旅馆，准备好了住宿的地方，但由于陈公博希望避开旅馆，先是住在出町的寺田别庄，后来又由当时卧病在床命在旦夕的天龙寺管长关牧翁的关怀，移居到金阁寺。 陈公博在金阁寺期间表示他的决心说： “万一因我的来日而给日本政府引起麻烦，这决非我的本意，我希望根据日本方面的意图，任何时候都准备回国。” 陈又以期待的心情说： “我离开南京到日本来，决不是为了自己一身的安危而亡命来的，也不是逃避。 “我不过是为了想让何应钦的受降工作能够顺利完成罢了。 “我为此特地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现在大概已经交给何应钦了。因此，最近就会有召我回国的通知从南京寄来。” 陈从南京机场出发飞向日本的时候，曾把铅笔写的致蒋介石的信交给送行的日本军参谋，托他送给何应钦。在信上他叙述了赴日的真意，决不是为了逃罪而亡命，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服从召回的命令。 这个参谋没有注意到这封信的重要性，认为是一般用铅笔写的普通信件，就收藏在保险柜中，在匆忙的时刻完全遗忘了。 另一方面，进入南京城的国民政府军秘密地搜索陈公博的去向，八月二十八日向日本大使馆查询： “陈公博等数人似已逃亡到日本，是什么人帮助的?” 当然，正是因为已经判明了这个犯．人是谁，所以九月九日何应钦以正式备忘录送交冈村大将时也仅仅命令让陈公博等由日本回国，九月二十日又重复提出了同样大意的要求，因此总司令部才开始向日本政府报告。 陈公博对于他从南京出发时留下的那封信收不到任何答复而突然向日本军要求引渡这件事感到意外，因此又重行致电何应钦，诉说他自己赴日的经过和心境，并明确表示有详细的文件委托给日本军。 我从陈的电文中才知道陈有信件委托给了什么人，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了那个参谋保管的那封信，即刻送交给何应钦，这样，陈的光明的心情才得到表达。 逗留在日本的陈公博在十月一日从京都出发之前，接受了偶然因为亡母的佛事而来到京都的前首相近卫文膺的访问，他们两人单独促膝谈心约一个小时。 战败的日华[指汪伪。]两国领导人，丢开了生死之念，谈了些什么，约定了些什么，这将是永远无从知道的了，但无疑是，他们一定在心底里有彼此相通之处。 当陈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拒绝了夫人李励庄再三的恳求，特别让她一个人留在日本，其他的人一齐从京都到米子，搭乘去该地接他们的国民政府的飞机，十三日回到了已经准备好审判汉奸的南京。 陈之所以拒绝李夫人同行，是为了他那已过八十高龄的母亲隐居在上海，要使夫人尽孝养之心，免予受刑。 幸好在国民政府要求引渡的名单上，不知是故意还是偶然，遗漏了夫人的姓名，因此夫人暂时留在日本，后来在十二月上旬由小川大尉送行，从福冈乘轮船赴上海回国。 和平政府要人的结局 国民政府从日本军手中接收了南京、上海地区，立即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令，决定军事犯提交一审制的军法会议，政治犯提交二审制的司法审判。从陈公博开始，南京和平政府的要人和军事首脑以至地方政府的官员，全被逮捕拘禁。 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南京、苏州、北平、天津、济南、厦门及其他各省的高等法院和军法处，一齐开始审判，判刑都极为严厉。 从日本被召回南京的陈公博一度被监禁在南京的监狱中，第二年首先和陈壁君、褚民谊一同转移到苏州狮子桥监狱。在狱中写下了长达三万数千字的自白书，从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起在苏州高等法院的法庭上朗读了八年来的回忆录，为汪兆铭辩护。 四月十二日，法庭作出了死刑的判决。 在审判陈公博之前三天，对在日本小矶内阁时期跳出来搞日华和平工作的缪斌的审判，作为审判汉奸的第一个，在苏州开庭判刑。接着就全面地开始了对和平政府要人进行审判。 这些要人中有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蔡培、傅式说、徐良、周学昌、彭年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王揖唐、王荫泰、殷汝耕、池宗墨、温世珍、齐燮元等，军人中有杨希一、叶蓬、胡毓坤、凌霄、项致庄、沈宝锦等，总数共五十余名，一个接一个很快地经审问以后，被判处死刑，在南京雨花台和其他刑场处死。 其中只有一个人，就是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长和财政部长、实际权力凌驾于主席陈公博之上、被视为南京和平政府的最高实力者的周佛海，他的行动真是奇特得。 周在日本战败后的八月十九日突然由重庆任命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南京地区特别行动队总司令。在到昨天为止的同志同僚们一齐被逮捕拘禁的时刻，只有他们这一伙却乘上特备的飞机被接送到重庆，传说还在嘉陵江边给了他们一所单独的房屋和特别优惠的待遇。同行的人中，有在汪兆铭政权中任社会福利部长和浙江省长、曾作为特工总部头子因有毒辣手腕而更为著名的丁默邮，和被称为是周佛海的左右手的安徽省省长罗君强。 但是，对于这个不光明的处置，民众的非难嚣然而起，报纸也公然燃起了攻击政府的火焰，要求对他们进行处罚，说万一他们就这样不受惩处而忽略过去，将有损于国民的正气云云。政府也抛弃了假装不知的态度，在一九四六年九月把他们从重庆召回南京，这已是他们的同僚被捕一年以后的事了。 他们回到南京后，依然未被关进监狱，而是与其他被告分离，拘留在一般老百姓家中，因此报纸讥讽他们是“奸贵”。 到九月底，政府不能无视舆论，才于二十四日把他们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十月二十一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始审判周佛海。 周在法庭上的讲话彻底暴露了长期以来两面派的真面目： “虽然参加了汪兆铭政权，但从一九四二年以来心里就倾向重庆。这就是身在匈奴心在汉，企图与敌国共同策划救援本国。 “到了战争后半期，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认可，在日本军的背后，策应重庆政府反攻的准备，企图与本国共同策划使日本不利。” 对此，法官说： “这不过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战况不利以后，单单为了打算自身的安全罢了。”法官驳斥了周的话，宣判死刑。 后来国民政府发表特赦令称： “周佛海一九四四年向国民政府反正，军事委员会亦加以认可，因此特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在几千名汉奸嫌疑的被捕者中，没有听到有其他被特赦减刑的人，我想恐怕也不过是周佛海等数人罢了。但这一特赦也不能把他的生命长久留在这个世界上。 他在第二年四月苦闷地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一说是服毒自杀，其中也有说是被毒死的，真相不明。传说他在死前曾对为他诊病的医生说： “对不起很多人，我还是应该死的。” 在汪兆铭政权方面，周是拥戴汪的原动力，当发起组织政权时他位于组织的中枢，政权建立后，他作为最高干部掌握实权达六年之久，但一到看见日本败北之势已很明显时，就立即背叛了同志而倒向重庆政府，密谋在背后对盟邦日本进行袭击。他正如一个钻在内部、恩将仇报的人那样，看到事情失败就为了续命而狂奔，结果还是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而死于非命。 迟于周佛海一个月，丁默邻也开始受到审判，他申述了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功绩，但未蒙赦免，被处死刑。 国民政府就是这样充分发挥了惩治汉奸条例的威力，在一九四六年以后约两年间，几乎全部南京和平政权及其他对日协作机关的军政要人有的被夺去了生命，有的被投入狱中，把中国事变八年间的对日协作者一扫光。 但是与国民政府对立的、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大陆上的另一个政府对汉奸的审判，却与国民政府所实行的方法稍有不同。 当然，在中共统治区也要进行对汉奸的审判。但这是地道的中共独特的作法，与战时其他的一般审判相同，他们是以有助于完成共产主义革命为目标，作为一贯的除奸工作的一部分来进行的。 他们把这种审判看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首先让直接受害的一般人民群众来告发汉奸，等有了告发以后才由法庭起诉，交人民来公审。 现在如果把这两个政府的做法加以比较的话，国民政府完全是形式上的，单以其官职的高低规定刑罚的轻重，再加上由于追踪过去的政敌的色彩浓厚，不免有一部分过火的恶意中伤。 三、战争结束后的处理 等待遣返中的日本军 中国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的八年间，竭尽全国的力量同日本进行激战，并在盟国的援助下好不容易才成了战胜国，但在高奏胜利光荣的凯歌声中，响起了遍及整个[中国)大陆的国共两党内战的炮声。 停战后，国民政府军曾严禁日本军同蒋总统嫡系部队以外的部队进行谈判，于是日本军就有了行动的准则。看起来同样是战胜国的军队，但作为战败者不能轻易地发挥其最后的实力，所以对国共两军的接待态度是极其微妙的。然而，中共军以武力为后盾，顽强地进行威逼，所以各地日本军中不少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不得已动了武力，特别是沿京汉、津浦两铁路线的部队更陷入苦境，牺牲了不少人。 因为国民政府军进驻华北比华中迟了一个多月时间!所以最初不少地方被中共军占领了，有些地方一度落入中共军手中，后来在国民政府军的攻击下夺了回来，复又被中共军夺了过去。这种反复的争夺战，动辄连日本军也易于卷入其中，所以必须采取更加毅然的态度。 各地日本军守备队协助进行了日侨的运送工作，但是已经失去领导权的日本军守备队，其力量当然是有限的，对他们不能期望绝对的安全。 这段时间，无论你是否喜欢，都是观察国共两军军纪的好机会。中共军把一度被暴徒抢去的财物夺回来再交还给日本人，以及他们保护群众的举动和严明的军纪等等，使当时还不了解中共军内情的日本人惊异不止，有人曾预言中共军将在大陆上取得胜利。在中共军没有出入的地方，靠了蒋总统“以德报怨”的训示，有时也有日侨在行军中自行向中国农民宣传这一训示而得以安全逃出的。 总司令部的集中营生活 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停战当年的十一月奉中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迁移到附近的鼓楼对面原日本大使馆的房子里，十一月二十一日迁移完毕。 派遣军自创建以来，从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接收这幢沿中山路的战前国民政府外交部四层楼房已有六年了，平时飘扬着日本国旗的屋顶上，只剩下光秃秃的旗杆，百万在华日本军人所曾敬仰的象征已消失一空。 总司令部迁移的那天，天象要下雨，云朵飞得很快，我想起了“鸟虽飞去，其迹不乱”[在日本大战犯东条英机制订的《战阵训》中，曾用此语。本书作者于投降后还以此为标榜。实际上日本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这种话是无法掩盖其罪恶行为的。]的谚语，伫立在打扫得千干净净的门前不忍离去。 总司令部迁到鼓楼对面的新址后一个月光景，即十二月二十三日早晨，突然接到中国军总部的电话，冈村大将由小林总参谋长陪同前往机场，自上午九时半开始同蒋介石总统会见了约十分钟。 冈村对停战后宽大处理日本军表示感谢，蒋则对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表示满意，并声言要改进不如意的地方。 派遣军总司令部迁到原日本大使馆后，原先逃到重庆的国民政府要员们，相继从四川省的内地搭乘开往长江下游的轮船和飞机，回到了离别八年的南京和上海的故居。 他们的迁移告一段落后，我们经常接到王俊、刘斐两中将和白崇禧上将等高级将领的邀请，领受中华民族宽大待遇和超越胜败界限的友情，为了改善今后的日华关系，有时曾彻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停战那年十月底的某一天，在高楼门我的宿舍门前，停了一辆中国国防部的汽车，原来是担任国防部次长要职的秦德纯将军来访。 八年前芦沟桥事件爆发时，秦任北平市长兼冀察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当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离职时，他就是最高负责人。当时我任日本大使馆武官，每天带着日本方面的要求，执拗地到他的住所探听回音，他是我当面交涉的对手，想不到会再次见面。 我们两人都还是壮年，身体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只是两人的环境起了突变。 就是说，我是个战败国军人，在中国军队的管制下，自由受到约束，一举一动都无法拒绝他们的监视和干涉。 与此相反，秦在战时任兵役部和军令部次长。现在任国防部次长，登上了战胜军中枢的显赫要职。最近，又在盟军的东京战犯法庭上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身分出庭，证明芦沟桥事件是日本军的阴谋。他是刚刚回国的。 我对他的突然来访，难以揣测其真意，我抑制住复杂的心情同他握手，畅叙阔别之情。 回顾时隔八年的北平生活，犹如昨日一样地记忆犹新。从他那里获知：和他有关而时时谈起的冀察政权首脑宋哲元和张自忠、赵登禹等都已病故或战死，原师长冯治安和刘汝明已升任军长，曾同日本军奋勇作战。 秦德纯首先谈到我们的环境激变，并对我的命运加以慰问，在讲了一些激励的话后，他转而讲到： “在这次大战中，我到过缅甸战线，带回两根紫檀木的手杖作为纪念，我想将其中一根送给你作为留念。 “日华两国在这次大战中，由于列强的参战终于决定了胜负，现在两国国力都很疲乏，今后的复兴也是不容易的。 “让我们用这根手杖，分别肩负起勿使本国颠覆的重任，为求国运的昌盛而共同努力吧!”说着，就拿出了一根手杖。 我说明理由，根据中国军的规定，日本人回国时允许携带的东西是有详细限制的，这手杖绝对无法带走，从而谢绝了他的好意。可是他说在我回国时他一定会安排好让我带走的，劝我收下这根手杖，我听从了他的话。 一年多后，即次年一九四六年年底，我为回国到上海集中。国防部和参谋总部各派来一名少将，以便给各地集结而来的最后一批归国日侨提供方便。 其中一人是国防部的王丕承少将，他受秦次长的嘱托，特地问我是否带了手杖，由于秦次长履行了过去说过的话，我才知道秦当时馈赠手杖，并非作为外交辞令。 留在联络组 日本人的遣返工作意外迅速地进行，一九四六年六月，两百万以上的在华日侨已大部遣返完毕。然而，在七月一日下午，派遣军总司令部突然接到了代中国陆军总部执行日本军遣返事务的中国国防部命令：要求于当晚向上海出发。 我们感到非常突然，一时呆得不知所措，虽经交涉要求延期数天，但中国方面说明，根据下午五时的美军船舶运输计划，认为命令不能变更。日本军也只得接受命令，急速准备，全体人员连夜乘上从长江逆流而来到下关的“长兴丸”轮，到二日晨，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以下人员全都上了船。上午十时半急忙由南京启航。主要人员于五日从上海启航，小林总参谋长在十日搭乘最后一艘船回国。 留在南京的人员，以内定扣留的总司令官冈村大将为中心，除了我和宫崎舜市中佐、小笠原清少佐两参谋外，尚有军需伊藤武雄和军医二宫重通两少佐，译员三石照雄、铃木章两大尉以及特派员冈田清，此外还有冈村大将的副官米满新吾少佐，丸山通夫准尉等共十四人，租借原日本大使馆后面金银街四号民房两幢，在雨中自行肩挑搬运现存的粮食和卧具，花了一天的时间迁移完毕。 以此作为南京总联络组，在它的指挥下，从北平、太原、汉口、青岛、上海、广州、台北等七处原各军司令部招募十至二十名志愿人员组成联络组，它除了为被拘留的战犯送东西和作审判辩护外，还收容和运送散居在偏僻地方未遣返的而希望回国的人，以及处理其他各种悬而未决的事情。 正当停战后有许多人争着要回国的时候，也有不少人自愿提出在不愉快的环境中从事艰苦的善后工作，由于中国方面准许的名额有限，所以只能限于少数人。 在南京总联络组里，同住着中国国防部特派的台湾宜兰籍的黄金发大尉。 黄大尉最初曾作为日本军人参加了日本军队，在缅甸战线被敌国民政府军俘虏，现在成为中国军官，并任命为担任总联络组的监察工作。不用说，他擅长日语，并由于受过日本式的教养，所以在思想的沟通方面极为方便。 冈村大将今春以来正在疗养肺结核病。他在总司令部的遣返运送前已患有肺病，但没有人将此事明确告诉过我。可是现在组成了总联络组，在为数不多的房间里要同时居住许多人，因此必须考虑防止传染给别人。我在刚留下时就提出了这个报告，并建议他进行疗养。大将亲自制订了每天运动和娱乐的时间，严格过着饮食疗法所规定的生活，病情得到了恢复。 当时，日本人的往来通讯都被严加禁止。连总联络组也没有任何联络机关。只能全部通过中国军队的通讯设备和航空信进行联络，不能任意活动，主要靠各地联络组独立活动。 各地联络组不仅对未遣返者，而且对中国方面一度逮捕拘禁的、在日侨遣返工作结束后释放的人员，以及在战时和战后逃离军队并潜伏在各地的人，都要不失时机地努力把他们遣返国内。从七月到十二月，由上海遣返约有三千人，由塘沽和广州各遣返一千人，由青岛遣返约四百人。此外，由运送速度缓慢的台湾遣返达一万人以上。 总联络组还要不断把从内地撤回来的人以及从国防部引渡来的人经上海遣返回国。特别要努力做好在南京、马鞍山和徐州等地因征用而留下来的日侨的撤离工作。另外，还要营救战犯和整理其辩护资料，或递送日用品，在未能设置联络组的徐州，还需要多次冒险往返以营救战犯。 八月十日得到从重庆护送到南京来的迁政信大佐的密信。几天后，迁政信身穿中国陆军上校的军装，深夜秘密来到总联络组，就曼谷以来的秘密活动状况进行联系，当时他似乎由于为中国国民政府军草拟了计划而被征用的。 这段时间，中国方面对总联络组有好感，所以我们也能在困难的条件下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 陈诚参谋总长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接见冈村大将和我，白崇禧上将于十二月十六日总联络组归国时，特在他的私邸招待我们，吐露了日华技术合作和其他方面协作的意愿，要我们转告日本政府。 另外，国防部日本留学生出身的官员经常同我们往来畅谈，随着我们归国时刻的日益迫近，要求具体研究日华合作计划，而且与联络组工作毫无关系的人也时常来访。 联络组的撤销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国国防部命令联络组全部撤销。我们虽经再三要求，仍不准延长，不得已决定通知各地联络组成员在上海、塘沽集中后归国。我率领总联络组大部分成员于十二月十六日离开南京，并指挥华中、华南联络组全体成员和大部分留下来的日侨于次年一月从上海归国。 后来被指定为战犯嫌疑的冈村大将是十二月六日以后才收容到总联络组里来的。他和上海地区的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以及山东的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兴中将住在一起，我们归国后，他们仍住在南京金银街。 山西省是阎锡山的接收地区，中国军队初进驻时，秘密地采取了与国民政府的指示有所不同的处理方式。阎不顾中国国防部和日本军总司令部的强硬要求，也无视本人的愿望，留用了许多日本军官兵，因此造成总联络组归国后他们参加中国国共内战的原因。我们这次归国时，以交通阻隔为理由，只有太原联络组撤销得最慢，以至来不及运送归国。 中国政府在七月初(中国派遣军的最后遣返日期)曾以尚未查明战犯嫌疑为理由，在上海留下了冈部直三郎大将以下将官为主的高级将领和宪兵等一千一百十七人，在汉口、广州、河南等地留下了宪兵一千人，不准乘船。这一次除部分指定为战犯者外，大都与联络组一起归国。 国民政府从接收日本军守备地区时起，陆续在各地公布战犯名单，分别在北平、太原、济南、徐州、汉口、南京、上海、广州以及台北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到我们回国时为止，判处死刑者有酒井隆中将以下达十七人，另外在上海监狱中有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自杀，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大将因脑溢血于十一月二—卜八日不幸病故。 一九四六年底，当我们总联络组撤销时，曾被秘密地告知：战犯审理工作决定到次年六月前结束，除判死刑者外，全部在日本国内服刑。 我们把国民政府的这个决定看成是最后的礼物，十二月二十八日乘美国船离开上海回国。 国防部不仅在我们离南京时给予协助，还特意派两名少将和其他必要人员来上海，协助我们办理回国事务。当然，照法律规定的手续是不用说的，但不仅允许我们在规定以外有相当的行动自由，而且还以高官、友人的名义再三举行告别宴会。启航前夕，王丕承少将奉国防部上级命令举行了最后一次盛大宴会。 我们乘坐的是Q49号坦克登陆舰。 年三十那天清晨，看到了海上的岛影。下午一时，船驶入佐世保港，日夜思念的祖国已展现在眼前。但在美军占领下，祖国的空气意外的严厉无情，根本不是马上就可登岸踏上祖国大地的，反而把船重又开到港外抛锚停泊。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我们未接到上岸的指示。按照惯例船只抵港即应尽速上岸，因此船上人员流露出焦急不安的心情。 恰巧同船中有来自阿根廷的遣返人员，从〔中国〕大陆遣返的人员中纷纷谣传由于受这些人的牵连而不能上岸。到了第二天，却只准来自阿根廷的遣返人员上岸，这就更增加了不安。 到了四日，好不容易才接到上岸的命令，上午九时先用舢板卸行李，人员于下午三时半上岸，到了南风崎[南风崎位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南滨海处。]的原海军兵营。 事后得知：我们军人这一天起正式从陆军退役。 我在一九一八年作为陆军士官候补生，入富山步兵第六十九联队以来已有三十二年而被取消了军籍。 再过一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外界联系，亦没有告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不明中一直持续到一月十五日。最后，美军将校从东京来到了，我们在楼下列队点名，再次检举战犯嫌疑者，从而带走了以宪兵为主的一百五十人。 留下来的我们这些人逐渐被释放了，同意在一月十六日回乡。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到复员局，同宫崎参谋和其他各地联络组长一起报告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后，再同外务省和千叶留守业务部联系，从此，才从各种遗留下来的事务处理中解放出来。但以后作为市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设于东京都市谷原日本陆军省旧址。]和横滨战犯法庭的证人，经常被传唤到东京。 此时，我们特别报告了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情况，请求政府尽力使被告马上能在日本国内服刑。 可是中国政府的善意未能立即付诸实现。参与占领日本的同盟国军中，只有中国对日本处理特别宽大，它虽然对各国的观点有所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 总之，中国大陆逐渐为中共所控制，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日益缩小，势必迫使转移服刑的战犯，因此，他们全部在上海集中后，于一九四九年二月，连冈村大将也一起被释放返回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