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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华和平工作(大东亚战争开始后) 一、缪斌工作 一九四○年秋，日德意三国同盟建立后，日本的外交路线已大大地倾向于德意轴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对美、英、荷各国突然发动大东亚战争以来，日本军的主要战场当然也离开了中国大陆，转移到对美、英作战，而且由于轴心和同盟两阵营都不许单独讲和，以至日华和平工作也一时断绝。 但是在大东亚战争的序战中收到了意外战果的日本军，也随着战争的进展渐次难以掩盖其颓势，到大战的后半期，太平洋方面的战况趋于紧迫时，出现了敢于冒着困难再向中国寻求停战线索的气氛。 因此探讨一切手段进行了各种工作，但是这最反映出作为和谈基础的战况的不利，谈判的主导权也移到了中国方面，与大东亚战争开始前不同，日本变为期望中国提出建议的一方了。 在国内，与一九四四年夏塞班岛[塞班岛是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主岛。]日本军失败的同时，自从开战以来就担当国政的东条内阁也被迫总辞职，小矶国昭内阁代之而起。 战况愈形紧迫，不见任何改善的曙光，一九四五年一月美军在菲律宾登陆，三月间报道了硫黄岛[硫黄岛在西太平洋小笠原群岛之南，马里亚纳群岛以北。]守备部队失败，美军空袭日本本土也成为常见的事。在硫黄岛战死的栗林忠道师团长是我的同乡前辈。 于是美军机动部队屡次袭击我近海，四月一日美军在冲绳登陆，我国领土自从开战以来第一次暴露在敌人的进攻之下，陷入了困境。 以后冲绳的日本军虽然再三继续反攻，但以劣势的战斗力总不能挽回颓势，终于在六月失败了。牛岛〔满〕司令官和长〔勇〕参谋长完成了责任后一同自杀，岛田〔睿〕知事也殉国了。 这时，概观中国大陆的战况，从一九四四年夏季以来，中国派遣军重新在武汉方面增强了兵力，创设了第六方面军，用来开始进行湘桂作战，先攻下湖南省衡阳后，十一月长驱占领了广西省的桂林和柳州，更以一部紧追敌人，远道突进贵州省内。 与此相策应的日本军的华南部队从广州及雷州半岛西进，以一部分占领南宁，于是打通了从华北横贯大陆以至法属印度支那的蜿蜒的交通线，完成了日本军预期的宿愿。 陆上的战况虽然如此对日本军有利，但是空军兵力比美中联军显然处于劣势，故常常为其压制所苦。 为此，自一九四五年春季以来，为了攻下已成为敌机基地的河南省老河口和湖南省芷江，进行作战，在大陆的陆上战势，还保持了日本常胜军的余势。 小矶内阁于一九四四年组阁后，鉴于八月底的一般战况，立即痛切认识到日华和平工作的重要性，决心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采取同重庆政府和平谈判的措施。而且在实行时，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联系，除了通过南京国民政府以自发形式进行者外一概禁止。但在另一方面，为了对重庆探讨和平，也希望宇垣一成大将奋起。宇垣拒绝参加小矶内阁，对以一个私人名义试探同重庆政府进行谈判这件事取得了一致意见。他假借视察为名，一九四四年九月中旬和坂西利八郎中将同行，从满洲开始，旅行于华北、华中，后因一无所得而回国。不多时，对此失望的小矶心里又有个谱，打消了当初的决定，打算日本政府自己直接进行缪斌工作。 成为这一工作中心的缪斌曾在国民党北伐战争时作为军政治部的干部从事活动，也被提拔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在任江苏省民政厅长时，因贪污行为为蒋介石所忌而失掉职位。 中国事变后，根据日本人的主意，他在王克敏和汪兆铭的政权下，奔走于自我推荐的就职活动，那种没有气节的做作，为中国同事所瞧不起。 我也是在汪兆铭为建立国民政府的工作于一九三九年五月返日逗留在东京的时候，缪要我把他介绍给汪。当时缪在华北临时政府担任以反对国民党为纲领的新民会副会长，由于他实质上处于最高领导者的地位，我抱着畏惧之念向他忠告说： “因为先生是新民会的最高领导者，与自称为国民党副总裁想要建立国民党政权的汪兆铭，不是在主义上不能步调一致吗?”但是他不加任何考虑，瞒着华北政权，首先进行参加南京政权的谈判，获得了立法院副院长的地位。 因此受到华北临时政府的攻击，即使是迫不得已，但又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同事的指责，其结果，仅仅徒有虚名，实际上也未被重用。 为人所不满的缪自然同政府疏远起来，在逃到上海时，企图秘密同重庆政府联络，他的儿子又奔赴重庆，他自己也一面对南京政府进行诽谤，一面对重庆政府把日华和平工作挂在嘴上。 一九四四年十月初，我辞去了大东亚省参事一职，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第三次到南京工作。这时他在我到任后，立即访问过我二、三次，他曾提出： “我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因此请进行斡旋，允许再度使用被日本宪兵队封闭的无线电台。” 传说由于蒋介石主席特别痛恨的贪污行为而被撤职的缪斌，不能认为他已获得了对日交战已经七年、日益夸耀坚强团结的重庆国民政府最高干部的信任，即使有所联系，充其量也不过是使他作为谋略机关的爪牙进行活动而已。我们所得到的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但鉴于当时的形势，日华和平是被认为非实现不可的最高政策，因此我暂时许诺了他的请求，向宪兵队斡旋默认他再度使用无线电台。 但是对他的启封后的无线电台，经我们采用电波探测机经常监视的结果，发现他仅仅同战线附近的电讯所交换了几次物资买卖的情报而已，被认为是同重庆方面联系的密码电文或其他重要电讯，终于未曾收到过。 这时，有一种谣言传到了南京，说日本政府由小矶总理大臣和绪方竹虎情报局总裁的主持，以缪斌为居间人，日本政府有自行推进日华和平谈判的意向。从当地的大使馆到陆海军的派出机关都互相核对缪的人品及其实际行动，对这个人选抱有畏惧之感，立刻感到难以信任。 本来处此国家危难之时，对日华和平的实现是有所期望的，但是多年以来有名和无名的日华两国人士通过各种路线暗中活跃，轻率地提出了十分不负责任的条件，因此重庆政府也这样观测： “日本的和平路线是不统一的，责任所在和政府真意也无法判别，这都是日本军的阴谋吧，所以不能作为对手。”通过秘密路线，屡屡听到这样的话。 而且大东亚战争愈益接近末期，在这重要时期，如果一旦和平失败就不能期望再度进行和平工作。正因为已进入了这样一个最后阶段，日本政府特别对于公然以自己政府的名义进行和平工作，是寄予了极大期望的；同时，不得不祈愿这个谈判唯有以不存私心和没有阴谋嫌 疑的真减的人物为媒介，不再重蹈过去的失败。 特别是关于缪斌的和平条件传出来的轮廓是：首先作为开始和平谈判的前提，其要点是立即取消现南京政府和建立反映民意的南京留守府。因此这不能视为单纯的流言听过就算，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恰巧在谷正之大使因其他公务赴东京的时候，大使馆中的陆海军武官也一齐回国，因此作为一个好机会，十二月七日他们乘飞机到达羽田以后，立即到重光外务大臣官邸拜访，查明了缪斌工作的真伪。 外相已经向总理建议，促使他改变意见停止该项工作，但是尚得不到总理的理解。由于不胜担忧，我们希望直接会见总理，报告当地的实际情况。 我们陆海军两武官于十二月十日和谷大使一起在官邸拜访了总理，从上午九时起会谈了约两小时。由于时局关系，当时处于战争期间燃料非常不足，在那天花板又高面积又宽阔的、寒气逼人的西式房间中，小矶总理一面亲自把从官邸中拾来的零碎木柴投入火炉中，一面听取我们的意见。但当我们报告完毕后，他立即迫不及待地用粗大的低音的演讲语调说：“各位!暂且听听我说的。”他一层一节地细说了面临呼吁战争结束的和平工作之所以必要后，提出的论点是“各位为什么非反对日华和平不可，” 我们认为唯有现在非及早努力实现和平不可，这一点同总理的认识是一致的。尽管对其具体实施方案的得失和人选是否得当进行了讨论，但是对于总理至今就和平工作的必要性仍沉沦于原则论的这一时代错误，无宁是为之吃惊的。我们再解释说： “我们身在战场，经常体验到战争的变化，知道中国当地的真相，因此比日本国内的人痛感到日华和平的重要性，深信非绝对图其实现不可。正因为如此，所以说不能用单纯的观念的原则论，而是要作为实际问题，研讨缪斌居间的当否之后，起用人格更加高尚的人物，以维系重庆政府的信任，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假如这次进行了和平工作，可能成为最后一次的机会，万一失败，不能再度找到机会，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事。 “因此，希望政府不要扑到在偶然拾得的缪斌路线上，别认为它是独一无二的无批判地加以推进，而是应该确立根本的方策，开创有正确性的路线，促进和平工作。” 对此，小矶总理并未表明什么特别观点，我们也就这样告辞了。但总理对缪斌的留恋意外地坚决，接着以后内阁改组，总理想解除重光外相的大东亚大臣的兼职，以他的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二宫治重中将专任大东亚相，但由于重光的反对而作罢。 这被认为是对利用缪斌进行和平工作的布局，说明其决心非同小可。 当然这是有其原因的。它对于我们在战区的军人完全保密，当时我们是无由知晓的。但根据战后所判明的，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讨论了以前有关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纲要的具体问题，作为通过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对重庆工作的和平条件的草案，决定让步如下： 和平条件以完全的平等条件为原则，大体拟定如下： (一)全面和平后中国与美英的关系 以中国之善意的中立为满足； 由中国方面使在华美英军队自动撤退。 (二)汪蒋关系 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但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间直接谈判。 (三)日华条约的处理 废除日华同盟条约，全面和平后另行缔结规定日华永久和平的友好条约。 此时，对中国内政问题一切不加干涉。 对延安政权及共产军的处理亦以上述为准则。 (四)撤兵问题 如在华美英军队撤走，帝国亦全部撤兵。关于其实行方法，根据停战协定。 (五)满洲国问题 关于满洲国，不变更现状。 (六)蒙疆问题 作为中国内政问题处理。 (七)香港及其他南方地区的处理 香港让与中国。 关于南方权益另行考虑。 (八)将来的保障 中国方面关于对帝国的保障要求尽可能满足其要求。 帝国对中国的保障要求，为了对付再度侵入中国的美英军队，允许派必要的兵力。 次年一月，小矶总理的士官学校同期同学山县初男大佐不顾年老到了上海，再把旅程延长到南京，访问了我。 山县大佐在漫谈中委婉地征求我对缪斌的感想，我就率直地叙述了当地各方面的情报和我的观测。 但是从山县大佐方面不仅听不到今后的企图，甚至也未能听到特别的意见。 然而在山县大佐一回到东京后，由于缪斌问题又再度表面化了，因此我委托正逢出差来南京的《朝日新闻》记者池田源治，请他将我对缪斌的意见转告旧友绪方国务大臣参考。由于绪方是平素性格忠厚的人，一经下了决心，就传来了他那带有坚决的热心的态度，他说： “其他的事情姑且不谈，只有缪斌工作这件事，虽有特意的忠告，但不能停止。”到三月份，应小矶总理的要求，陆军大臣曾发出命令，让缪斌乘飞机去东京，因此我以后也只能听其自然变化了。 缪于十六日从上海到东京后，立即向日本方面表示了他一贯主张的日华全面和平实施方案。 其内容概要是：
日本对重庆政府如希望实现和平，必须先实行曾经说过的和平前提条件，即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府，留守府成立后，首先要求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政府停战和撤兵。 如果南京政府即时取消，组织留守府以后，万一谈判破裂而告终，到底将出现什么结果呢?到那时候，显然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即使有留守府的名义，但生死之权实际上已操在缪斌一派的手掌之中了，这显然同丰臣秀吉第一次征伐朝鲜时[在一五九二年。]被明朝的使者陈维敬[原文误。当作沈惟敬。]所摆布的那样完全陷入同样的结果。 而且小矶内阁如果具备有象执行这种死心塌地的政策的决心，那么日本政府与其选择身分不明而社会上的评论又最不好的缪斌为居间人，不如自身进而向重庆派遣使者，从正面开始谈判，实毫无踌躇之必要。 结果，这个日华和平实施方案于三月三十一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提了出来，但以对缪斌的不信任和只是日本单方面撤兵之虞颇大为理由，加之这也违反了以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作出的对重庆工作通过南京国民政府之手这一决议，陆军、海军、外务各大臣以及统帅部都群起反对，终于流产。然而对于缪斌的身分和资格以及他同重庆政府的关系，则听其暧昧，轻率地让他赴日，迎入了迎宾馆，并任其暗中活动。这一件事，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它和春秋战国之处士横议、一国兴亡的命运只凭说客的三寸之舌的时代没有多大两样。 四月三日虽然是神武天皇[传说中的日本第一代天皇。]节的休假日，在继陆军、海军、外务三大臣进宫以后小矶总理大臣进宫时，似乎天皇向总理大臣问起了关于缪斌的问题，内阁不得已在四月五日总辞职。 小矶总理原先企图恢复现役，兼任陆军大臣，由于军方的反对未能实现，这一件事表面上成为他辞职的理由，但真实情况被认为是由于天皇对缪斌工作讲了话。象这样由于中国怪人物的关系而被迫辞职的内阁是没有前例的，暴露了战争后期的战败国之政治是何等无聊。 但是小矶总理和绪方国务相豁出了内阁的政治生命抓住和平问题不放这件事，说明战局是多么必须从速停止了。这可以说在当时是超出了一般人的卓越见解，但由于人选上的错误，终于不能收到效果，此事实为遗憾。 随着内阁的总辞职，一直到前一天为止还被隆重款待于迎宾馆中的缪斌也立即被赶出去了，仅同意他的要求，赏看了日本樱花，约于一个月后就回国了。他回到上海后，吹嘘自己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殷勤招待，不忘把他和东久迩宫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并肩合影的照片放大后，拿着到处奔走，作为自我宣传的工具，招致了有心人的发笑。这一年八月停战，中国国民政府军队从内地进驻南京、上海附近一带地方后，他首先就作为汉奸而被捕，次年四月三日在苏州高等法院受到审判。 缪在法庭上陈述了他献身于日华和平前往东京，为中国树立了功勋。但法院庭长驳回说这是国民政府毫无预闻的荒唐无稽的妄言，五天后，即四月八日很快就判为死刑，五月二十一日作为第一号汉奸处死。 与小矶总理共同热心推动缪斌工作的情报局总裁绪方和从正面反对此事的重光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各作为一方的领导者统治着政界，成为互相对抗的政党的首脑，成为争夺内阁首相位子的敌手[绪方竹虎于日本投降后，即被解除公职，在这一处分撤销后，一九五二年以副总理身分参加第四次吉田内阁，一九五四年继吉田茂之后，任自由党总裁，一九五五年自由民主党成立，与鸠山一郎、三木武吉、大野伴睦同为代行委员。重光葵则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徒刑，被释放后，一九五二年任改进党总裁，一九五四年任鸠山内阁外相。]。 因此，为政界人士的权谋所祸害，更加深了超过必要的对立，其原因被宣称为发端于缪斌工作，在两者以获得政权为目标的相互抗争影响下，竟连缪斌工作的真相都被歪曲了，真是遗憾。 又，这年二月上旬敌方同盟国在雅尔塔举行了美、英、苏三巨头会议，在决定对德国问题处理的同时，达成了下列有关日本问题的秘密协定： 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河南会谈的延误 越过战线的联络 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在一九三六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为愤慨于汪的对日缓和政策的暴徒所射击。那时他因留于体内的手枪弹引起了多发性骨髓肿，从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后就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疗养，终于在十一月十日永眠不起，遗体运到南京，葬在与国父孙文的中山陵相邻接的梅花岗。 汪死后，陈公博继承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但由于日本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况日益不佳，对形势敏感的南京政府的首脑们感到前途绝望，自然而然地纲纪松懈，削弱了团结，连梅思平和林柏生那样的当初成立政府以来的同志也对立地争吵起来。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重视对重庆政府的和平谈判已如上述，由首相和外相联系，一切要南京政府采取措施，不让当地军方干预，九月中旬派遣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到南京，把这一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 对此，当地日本方面的负责人、最高军事顾问矢崎勘十郎中将于十月中旬报告说： “周佛海派往重庆的使者无成功希望，今后除利用中立国外已无其他好办法。” 原来，对这样重大的特殊工作竟不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单想从陆军中枢的事务性的设想和案头上的计划收得实效，可以说是迂阔之举，也可以说是只凭热切希望而一点研究和努力也没有跟上。 然而在当地不仅仅是不成功，而且显著的弊端立即表面化起来。这就是由于日本政府对南京政府的这个提议，南京方面明白看出日本的战意消退，除了只派遣一名表面形式上的使者到重庆以外，政府要人无宁是各自争着想方设法以保全自己，似在煞费苦心地寻求同重庆方面的要人进行联系。 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社会福利部部长丁默邮辞去部长要职而自行谋得浙江省省长职务，常驻杭州。这也都是因为当时-上海和杭州是通向重庆的要道，便于彼此联络。 有如上述缪斌这样要人的子弟逃到重庆方面去的人陆续不断，秘密准备了无线电台暗中通讯的人也不少。也可以说，随着占领区的日本军之领导势力威信低落，暴露了采取观望态度的人情微妙之处。 在弥漫着如此空气的南京，一九四五年二月某日杨希一上将到南京珞珈路我的宿舍来访。 杨上将曾任南京政府的参谋总长和湖北省省长，这时已辞去繁重的职务回到了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这个闲职，至少在别人眼中他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当时，他接受了他的旧友、重庆政府的中国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上将所派遣的特使吴树滋的请求，同他的弟弟、南京政府参谋次长杨振中将协商之后，想把吴介绍给我。 据他们说，吴在几个月前潜入南京，同保定军官学校的同期同学杨希一讨论之后，到最近才决心同我会见。我听后，虽然明知道从小矶内阁成立以来陆军省禁止军方对重庆进行工作，但是在战局危急之时为了实现和平以打开国运，对徒然无所作为地度过了几个月的日子，真是可惜之至。 太平洋战况已到了对日本军极为不利的今天，显然日本已失去了日华和平的好机会。但是如果万一同何柱国取得联系，那是和以往的所谓重庆路线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色，这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就是说，和以往不同，以往是无论如何试加调研，同重庆的关系总不明确，通过居间人的路线联络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保证。现在同身居重庆国民政府军队内部、其地位和身分都明确的现任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进行联系，如果能直接会见谈话，即使不能发现成功之路，但我认为可以获得某些重大的启示，这是确实无疑的。 何况根据杨和吴的谈话，何柱国派吴来，是根据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的指示，当然是得到蒋介石总统同意的。可以推想，站在中国战区现任指挥官的立场，如果未经蒋的同意也是不能作出这种行动的。因此既然陆军中枢严禁当地军队对重庆进行工作，那么就不向上司报告，擅自提议同该将军会见。 结果，五月中旬由吴树滋非正式提出的中国方面的和平原则大纲约为下列三个条件：
(一)日本军无条件地从山海关到广州的中国本土上全部撤兵。 这个原则中应注意的是第三条，中国所要求的绝对条件有如第一、第二两条，日本军从中国大陆全面撤兵这件事，对于在中国以外战线上的日本军的战斗行动，表示了概不干涉的意向。 河南旅行 在这以前，四月上旬，在小矶内阁辞职后继而组阁的铃木贯太郎内阁鉴于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无能的实际情况，到四月下旬才采取无视南京国民政府的姿态，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经总理和陆军、海军、外务四大臣谅解之后，由陆军大臣负责，在当地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担当执行。因此迄今为止我个人同何柱国之间地下工作的联络也渐次能够看到阳光了。 这是因为长时间以来政府缺少结束战争的一贯政策，而且由于对重庆工作的不理解，徒然采取脱离现实的迂回的方法，眼看着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我在南京同吴树滋开始会见后约三个月以来，吴向中国第十战区司令部取得几次联络，因此何柱国在中国方面内部的准备工作也逐渐进行起来。 到六月中旬，吴为了对会谈时间等作最后的商洽，从南京出发前往何柱国司令部所在地河南、安徽两省附近的沈邱。恰巧遇着雨季，路上费了许多时间，经过半个月后，到了七月初，通过杨振中将秘密保存在南京政府参谋本部内的秘密无线电台收到了何柱国的来电，指定会见地点在何的部下黄泛东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河南省周家口南边的新站集。 我于七月四日乘飞机从南京出发，但在故宫飞机场起飞后就遇到美机的空袭警报，于是又慌忙回到南京。约两小时后，敌机空袭一过，又立即第二次离机场出发，但这次又因所乘飞机的发动机发生故障，在蚌埠被迫降落。 第二天五日，虽然从早晨起努力修好了飞机，又因暴雨不能起飞，等待雨停，到下午六时才出发，在途中已是傍晚时分，晚上八时在开封临时降落过夜。 六日早晨四时从该地起飞，似乎由于驾驶员的错觉看错了地图，两小时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开封机场，狼狈不堪。 当时正是美机猖狂地大规模空袭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连日破坏交通线的时候。美机在拂晓时从陕西省西安和四川省万县根据地的机场起飞，到达京汉路沿线地区时总是在上午八时前后。因而飞机如果至迟在这个时刻以前不能到达我们预定降落的机场河南省许昌，那就有危险了。因此，我们特意在天亮前就从开封出发，但这种煞费苦心的安排毫无意义。 加之，同何柱国约定的时间也似乎将要迟误，因为这是重要的会见，我们不堪焦虑，但这也是天命使然，不得已死了心延期一天。不料驾驶员对自己失策的责任感到羞愧，重又下定决心，在已发出危险信号的上午八时从开封起飞。 这一次正确无误地接近了京汉线，到新郑站附近时，果如所料，从京汉线北上的日本军用列车似乎遭到敌机轰炸，熊熊的火焰正在燃烧，乘车的部队还在躲避空袭之中，我们所乘坐的飞机也以五分钟之差幸免于难。 许昌的机场虽然是在大平原的田地当中应急建造的临时机场，但由于时局关系作了缜密的伪装，从空中是不容易发现的。 飞机三次、四次在上空回旋，终于回旋到第八次，使我们乘坐在飞机中捏着一把汗，地面上也似乎非常焦虑，给我们点燃了禁止点燃的篝火，因此好不容易发现了位置而降落下来。而且飞机一降落后就赶忙把飞机引避到大约五百公尺外的村落中去，在机体上施以伪装后，才让乘客下机，使我们踏上了大地。可见，在敌机控制下的飞行任务是何等不容易。 这里除先出发的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今井明保翻译官外，同我一起来的有原先认识何柱国的许昌特务机关长新荣幸雄，七日等到已无敌机空袭的黄昏，才乘了铁路的汽动车开进堰城，在该地的三井物产公司办事处宿了一夜。 八日，再等到傍晚乘卡车前往周家口，宿在日本军守备队内。第二天九日晨，取出并穿上准备好的中国服，换下了军装，上午八时穿着便服从日本军的步哨线徒步出发。哨所在周家口东侧，从那里通过新站集东边，经过安徽省的界首，有着一条通向徐州和蚌埠的大路。 从这一位置到东南边敌人的前线约十几公里之间是不属于彼我任何势力范围的无政府地带。使人惊异的是，在这个地区中持有日、华两军的通行证或身分证的农民、车夫，络绎不绝地或者推着独轮车，或者拉着塌车来来往往，极为热闹。我在预想中认为荒凉的地方，感觉到意外地看到了和平的另一个世界。 在途中雇了一辆塌车，不料车夫也是三天前从界首附近安徽省方面的日本军警备线来的，在中间穿过了楔形突入的中国军战区，再通过周家口的河南省方面的日本军步哨线，进入了我军占领区内。他今天是和这条路线的相反方向，与我们相继从周家口出发，回到界首。 车夫说：“我们始终往返于日、华两军战线之间，以搬运货物为职业，也没有什么不自由，当然也没有被捕过。”他一面说，一面夸耀地给我们看了两军当局所发的、盖了大印的通行许可证。 他还说，万一我们需要，他既可以从别处借来两军的通行证，也可以斡旋购买，他反而为我们对此觉得新奇装出诧异的样子。因此即使占领地区的日本军特别发给了通行证或良民证，以资区别敌方居民并严禁其潜入，看来也是毫无意义的，但它所以被视为自鸣得意的虐待良民的方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就这些车夫们而言也不是完全放得下心来的，那倒不在于睁眼瞎子似的两国方面的军警，而是在其中间的中立地带，也是使人啼笑皆非的。那里不属于日、华两军的任何一方，几个灰色的土匪军士兵聚成一团，好象在夸示他们的权威，扬起巨大的青天白日旗，肩上扛着旧式步枪，挺起胸膛，睥睨四周进行巡逻。 这虽称做是为了警备各自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巡逻，但实际上是盘问检查过路的农民，或者对值钱的物品抽税，或者强行贿赂。车夫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形，也是不得了，非常紧张。 当然，我们所担心的也是这种既不是日本军，又不是预先联络好的敌军，而可以说是完全不讲仁义的绿林之王的土匪军。如果一被他们捉住，那就万事休矣，即使能够支吾过去，但显然是要浪费时间。幸好因为我们没有行李，当他们正在一心一意检查农民时，我们才得以平安无事地获得通过。 这样，在大陆的七月的炎热气候下，或者步行，或者坐在塌车上晒着太阳，因此非常疲劳，曾再三停下来休息。 这一沿途地带在过去一九三八年徐州会战时，中国军作为退却的手段，把黄河大堤加以人为的溃决，从此肥沃的大平原突然被南流的浊水在一夜之间造成了新黄河的泛滥地带。当时丧失了家园和田地的难民，即使在已经过了七年的现在，还是到处用芦苇搭盖窝棚住在那里，出卖甜瓜和西瓜，因此在略为休息而坐下的茶棚中倒无不足之感。物价大体上比周家口以及其他所谓和平地区低廉，几乎是一半价钱，但货币则全部非用重庆政权下的法币不可。 在这时间，我一面在旧地图上观看淮河上游的沙河左边，一面从河堤上的道路向东南前进，下午二时左右离开河堤向右转，到达了面对新站集的小村落。 这里有吴树滋等几名从中国方面来的人出迎，我们互道久别。当然敌人的查问是没有了，但在村落中看到了象是哨兵的人，也看到了在左右相隔约一百公尺处有一群中国兵正在警戒的样子。 至此我们终于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的中国战区里了，更前进两公里，有牵着马的三十名左右士兵前来迎接我们。 新站集会谈 我们在吴树滋的引导下跨上了体形较小的中国马，在中国兵前后护卫之下，下午二时到达了目的地新站集。 黄泛东部地区警备司令张庆第少将到村口迎接我们。 张少将是奉天讲武堂第五期学生，出身于日本的陆军步兵学校，所以他用日语致了欢迎辞，大约一个排左右的士兵列队吹喇叭，接受了我的检阅，完全象是平时检阅友好国家的仪仗队。新站集的部队把全村门户都关起来，街上打扫得非常清洁，但只是门上和墙上张贴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忘七·七事变”之类激烈的抗日标语，留下了使人想到两天前的纪念芦沟桥事件活动的激烈程度。 正巧八年前爆发中国事变时，我是作为北平大使馆的助理武官遇到了这一不幸事件，回顾当时一面充满着暗淡的心情，一面在隆隆枪炮声中同冀察第二十九军当局直接谈判以求不扩大事件的情景，看到现在双方交战将近十年再同中国军队将领进行会谈的命运，不禁深为感慨。 何柱国上将亲自到司令部门口迎接，互相握手后，首先领我到设在司令部内的我的住处。他是昨天傍晚从距离新站集约四十公里外沈邱的军司令部骑马出发，全夜强行军，今晨刚刚到达当地的，应该是相当疲劳了，却反而对我们进行了深切的慰问。 他是一个身材魁梧而彬彬有礼的伟丈夫，开始时还通过翻译进行会谈，但他好象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所以到后来彼此都夹杂使用不太流利的日本话和中国话，能够不用翻译互相交谈了。 新站集的司令部原封不动地征用了民家的简朴的住宅，不仅没有任何装饰，事务用具也几乎未备。象作为我的房间，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只凳子，寝室里只有两条毯子作为盖被，没有一顶蚊帐。当然也没有电灯，到了夜晚依靠一支蜡烛微暗发光。 据何上将说，在抗战八年中，他始终未曾在点有电灯的城镇里宿过夜。他甚至天真地问我南京和汉口果真有电灯吗，使人想到中国军队的将领和士兵在长年累月中忍受困苦和匮乏的生活情况。 虽然处于这种不自由的战争环境中，但为我端来了大盆热水用以沐浴。至于食物，是从远距六十公里的界首买来的绍兴酒宴请我。固然这是战地伙食，但我从心底里感谢这种充满了诚意的接待。 会谈是在从九日下午六时半开始的两小时和半夜里十一时半开始的一小时半时间里进行的，这两次会谈是通过今井翻译官翻译的；又从第二天上午九时开始的一小时半和上午十一时开始的一小时时间的会谈不用翻译，只有何上将和我两人，是夹杂着笔谈进行的。 我对中国承认满洲国或者日本军的部分驻兵等曾经在日本军和平条件上早已说过的问题，当然一概不多说，而是想以努力促使对方发言的口气首先以下列为中心简单地说： “日本希望日华两国的直接和平谈判，但中国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 “又，日本以维护国体、保全国土为绝对条件，这点若不被采纳时，则决心继续交战到底。同时，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想努力做到不违背对他们的道义关系，但想知道中国方面如何设想。” 何柱国强调说： “日华单独和平在《开罗宣言》以后的今天，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从而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和平，那么必须同时要把世界和平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 同时他又着重说： “日本因战败结果而灭亡之事，决不是中国所希望的。无宁是希望即使在战后仍作为东洋的一个强国留下来，与中国携手协力维持东洋的和平。从而热切希望在必要的国力尚未完全耗尽的时候，以日本政府的聪明和妥善处理来早日结束战争。” 他又说： “因此，日本万一如果有什么清求，中国决不吝把日本的提议转达给盟国。 “特别是蒋介石主席对日本天皇制的继续存在寄予好意，并对各国首脑也表明了这一意向。” 又说： “战后，日本撤回从满洲以至海外的全部兵力固不待言，朝鲜、台湾、库页岛等也非让与不可。 “这件事已经盟国协商完毕，所以没有再变更的余地。” 我们两人的会谈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互相为祖国谋求有益的事，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不是说我们欺骗对方国家而只顾本国利益就行，而是以唯有日华两国的共存，为两国的复兴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样一种信念为基础的谈话，所以不抱有任何不快之感。 但其实，从会谈的中途起，由于彼此的条件相差太大，我仅仅是这样那样地反复我的质疑。 自从南京出发以来，不，自从这几年以来，我所杞忧的不吉的预感已成为事实这件事，不得不深感悲伤。与此同时，使我痛切地知道，以往我们日本人所想的和充满希望的观测，是如何的天真和自私自利。 我们对于在开罗和德黑兰所举行的敌国首脑的会谈当然是知道的。又，我看到了混杂在报道日本军队胜利的无数次?肖息中，在报纸的角落上敷衍塞责地登载的《开罗宣言》，也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被认为不过是敌方盟国尽量作为进行战争的战略所附加的威吓和示威的宣传战，不必加以重视，不，是不想加以重视，这是真实的心情。更何况无从知道今年二月雅尔塔会谈的秘密协定内容等。 从而，何柱国的坦率谈话的内容，对于他来说，是在盟国中议定的既定条件，但对于听到这事的我来说，真是感到了万雷齐鸣似的冲击。 同六、七年前，不，同两、三年前我们向重庆政府提议的和平条件比较起来，我重新确切认识到彼我所要求的完全颠倒过来，有了天壤之别。这虽说是当然的事，但我对历史车轮的迅速转动和现实世界的严酷，感到惊愕。 特别是我对去年九月决定的小矶内阁的让步方案尚且不同意，因此，与迄今让我知道的所谓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相差过于悬殊这件事，说的人是确实无误的，但我作为听者看起来，无宁是清楚表明可以被认为是残酷的内容。同时，作为出席本会谈的我们来说，准备极不充分，也足以反省。但知道了这是丝毫也没有掩饰的现实以后，也没有再加议论的必要了。总之，把当天的会谈结果各自向本国政府报告，听候指示。因此想到除了分手告别、约定日后尽快再度会见外，别无他法了。 大东亚战争相隔仅仅数年，谈判内容的和平条件在彼此之间招来了主客颠倒的变化，这不外乎是由于这两年来的战况，特别是最近的冲绳失陷等在太平洋战区日本军队战败的结果。 即使在中国大陆的战况，现在仍可以夸耀日本军队的百战不败，但也只有觉悟到日本的国际地位发生激变，祖国的命运已陷入了困境。 我同何上将会谈结束后，没劲地穿过院子，回到了供我使用的寝室里，但是只在床上翻来转去，直到旁边的蜡烛燃尽为止，两眼盯住黑暗的天花板，度过了短短的夏天的一夜。 十日，除了同何柱国会谈外，从早晨起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中午同何一起吃了午饭后，下午一时告别，从司令部出发，在新站集村头，在列队的部队面前骑马通过，与来的路线相反急忙返回周家口，当夜一口气回到了许昌。 我虽想尽快向总司令官报告会谈的内容，但为敌机的空袭和恶劣天气所阻，前来迎接的飞机没有到达。因此利用火车过郑州，十一日经过开封，十三日经过徐州，十四日回到了南京。 我立即向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报告，向大本营，除电报外又提出了详细的书面报告。但也许是否由于当时日本本土连日遭受美机空袭而陷入混乱，处于战败的色彩历历在目的时期，因而没有任何一点消息，连日处于焦虑之中。 其实在河南会谈中，中国方面提出的条件不能偏心说对日本有利，但作为一个军人在作出积极的建议上是有限度的，因此我想除听任大本营作出对大局的判断外，别无他法。 三、以司徒雷登为中心的工作 铃木内阁成立以来构成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政府和统帅部的首脑部，由于战局的发展对日本不妙，特别由于五月德国投降，轴心阵营崩溃，虽然是为时已晚，但从六月中旬起对结束战争的方法已反复作了缜密地商讨。中国派遣军也通过冈村总司令官在大连会见〔参谋本部〕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获知了概况。 日本政府为了在中国结束战争，巴不得通过最有希望的居间人进行调停，但眼前没有联络的方法，即使能够联络，鉴于以往的经过，是否能得到中国的许诺，判断是很困难的。不得已作为中策，决定派遣前首相近卫文麿赴莫斯科，请求苏联斡旋和平。 但是东乡外相对中国仍然不能完全断绝依依不舍之情，与近卫访苏使节团相并行，不论事情成功与否，寄予万一的期望，作为最后的努力，秘密派遣河相达夫大使到中国，探询蒋介石的真意。 河相与外务省的永井洵一总领事、参谋本部的山崎重三郎中佐同行，七月中旬飞往北平，计划会见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河相到达北平，好容易同接近司徒雷登的傅泾波取得了联系，但同司徒雷登的联络，华北军不同意，未能达到目的。因此他们一行不得已一度离开北平，经上海来到了南京。 拜访了总司令部的河相，一见到我就开口责难说，现在处于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但华北军不理解他的任务的重要性，而在暗中妨碍他的行动，这种态度，真是意外之至。 我感谢他这种在战时别人所不知道的苦心，表示尽可能协助他。特别是随员永井总领事直到这年春季为止都在天津工作，与我声息相通，处心积虑地搞对重庆的和平工作，是所谓同忧之士。 永井的工作内容是，通过曾经当过蒋介石的秘书、住在天津的常鸿钧的秘密建议，打算派遣常作为使者到蒋介石那里去。他订出旅行计划，不嫌路途遥远，屡次亲自往返于天津和南京之间。 为此，我甚至当初也错误地认为这次是永井以往计划的工作的继续，所以对于河相的新工作当然也衷心希望得到成功。 同时，我说了最近亲自体验到的在河南会见何柱国上将的情况供他参考。河相愕然慨叹，认为主持外交的外务大臣也不知道如此重要情报，依然未能从外务、陆军的二元外交的陋习中摆脱出来。因此我也开始对政府内部两者间的联络不佳吃了一惊。 到了七月底，根据美、英、中三国首脑协商的结果，二十七日虽然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但河相大使一行无论如何抱着新的期望，又从南京回到北平。经过种种努力之后，八月十一日，总算会见了司徒雷登，但为时已晚，司徒雷登只是劝说日本应从速接受《波茨坦公告》。面临八月十五日的停战，似乎已不能有所作为了。 总之，当时政府各省间的联络陷于瘫痪状态，不能有效地运用重要情报，反而被虎视眈眈窥伺参战机会的苏联看穿了我国特意请它调停和平的内情，引起其参战，终于遭到了历史性的大失败。 万一理解了在河南会谈中何柱国上将所提出的中国方面的意向，那么对正在苦于摸索停战线索的日本政府，也将有很大贡献吧。我想到这里，真觉遗憾。 平素的积弊带来了必然的结果，冷酷的现实终于没有产生奇迹。根据战后出版的《大本营机密作战日记》的作者种村佐孝大佐的叙述，大本营已注意到河南会谈的结果，立即研究加以利用，并着手配备人员，但由于战争后期通讯混乱，缺少时间上的余裕，未能收到实际效果。 反之，在中国方面，何柱国为了将会谈后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他被召回重庆。 根据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人员、战后任驻韩国大使邵毓麟停战后不久在南京对我所说，国民政府重视这次河南会谈。邵当时在美国，重庆政府电命他立即回国，对会谈的发展秘密有所准备云。 不仅如此，战后一九六O年据台湾大学历史系吴相湘教授谈，蒋介石总统于河南会谈后不久，于七月二十六日就把会谈的结果打电报给波茨坦会议，表示他主张维持日本的天皇制。 当时美苏两国积极主张日本天皇退位，英国也采取了毫不反对的态度，因此中国维持天皇制的意向，在维护我国国体上，产生了莫大的良好影响，对此有留意的必要。 停战后，为了日本人的回国，我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在正式的遣返工作完毕后，仍继续留在南京。因此我想总得设法同何柱国会晤，实现再次会面之约，希望在河南会谈当时成为我们两人话题的电灯光之下，彼此尽情交谈。但何上将突然因患眼病双目失明，终于连蜡烛光也不能看到了。听说他因此也不能就任停战后特别任命的东北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要职。 加之，他双目失明的直接原因，传闻是由于河南会谈操劳结果所招致的精神上的障碍，我心里也不禁受到巨大的冲击。 何上将立即赴美国专心治疗，但结果未令人满意，他的眼睛再度重见的希望断绝了，就这样隐居在浙江省杭州。 我继续留在南京，却得不到自由可以去那么远的地方慰问他。我抱着怀念的心情被遣返日本，以后的大陆形势，也使我们无法获知彼此的近况，岁月就这样地消逝了。 四、何世桢工作 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佐藤贤了少将作为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由东京到南京赴任。众所周知，佐藤少将从东条内阁到小矶内阁一直居于陆军省军务局长的地位，在战时大本营的中枢，实质上在幕后领导政治。自此之后在时间上虽多少有过迟之感，但他随着内阁的更迭，把重要的位置让给后任，调到了当地的军司令部。 他在离开东京前，受到前总理大臣近卫文麿的亲弟水谷川忠麿的访问，接受了关于通过何世桢进行对重庆和平路线的商议，约定在赴南京总司令部到任后再详细洽谈。 何世桢具有国民政府司法部次长的经历，当时住在上海，与守卫着浙江和福建两省的重庆国民政府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有人传说他是重庆方面情报机关之一、王苋生所主管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有关人员。 何世桢在这一年秋，把说是从重庆国民政府派来的徐明诚介绍给水谷川等，徐把重庆政府关于日华和平的条件作为政府的正式意向提出建议。 建议的内容是：
(一)日本由天皇亲自执政； 水谷川和“满铁”经济调查局的土井章一起，向近卫文麿报告这次会见的谈话；在近卫指示下，两次向当时的外务大臣重光葵报告。重光力主有暂时静观形势的必要，并说，作为当前的处置办法，为了同中国联络，命土田丰参事常驻上海。 这时，日本政府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刚刚决定对重庆和平工作完全委托南京国民政府，让该政府去执行。重光不急于行动而主张静观，我以为大概也是由于有了这个政府决定的缘故吧。 佐藤在南京到任后，土井依照先前与水谷川、佐藤的约定，往访佐藤。我当时和佐藤同时担任副总参谋长，因受佐藤的委托，会见了土井。我也是因基于当时的政府一律严禁全军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的决定，不得已，表示对此工作只能暂且静观之。 因此，水谷川和土井大为失望，也许是对总司令部的不理解表示愤慨。就我而言，虽认识到这种工作的必要性，但我未能详细知道该工作的秘密内容，既不能判断真正的价值，又不许在政府决定的范围以外特别行动，是没有其他办法作出回答的。 后来据说军方委婉地要求水谷川离开上海，当然这事我全不知道。反正在那个时代，一般说来如果提出要同重庆联络，就容易单纯地被认为是反战行为，好象是叛国。因此重庆工作的事实要是被血气方刚的军人知道，说不定也许有谁会采取这种越轨行动。我从从事于这种工作中所曾经体验到的种种现象考虑，重新认识到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仅如此，在水谷川等再由东京到达上海时，徐明诚也已经回到重庆，因此不能在上海进行联络，以至结果这一工作也不得已中断，水谷川也回到日本去了。 过了年，到了一九四五年春，南京政府对重庆政府的联络似乎仍全然没有进展，也没有任何新的情况报告。另一方面，日本军的战局日益紧迫，日本战败的形势也已难以掩盖。因此我们在焦躁的心情支配之下，在政府的缪斌工作的结果已昭然若揭的时候，不论政府决定的方针如何，在面临国家危急存亡之秋，除了我们自行动手同重庆进行联系外，别无他法。 当时，我擅自决定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前参谋总长杨揆一，努力同何柱国上将接触。另外也感到有重新研究一切手段和路线的必要，我想以私人名义，恢复去年秋曾要求土井暂取静观态度的何世桢工作。 五月，我特意去上海，委托土井从中斡旋，才第一次得以同何世桢进行面谈。 我要求他开拓这条路线，对何说： “结束以往的一切经过，为了日华和平，希望排除万难同重庆政府谈判。” 对此，何说： “到今天，为时已晚，无从着手，但不问成功与否，我想考虑一下。” 我和土井把今后联络的事委托给上海陆军部的堂本中尉后，就回到南京。在此期间，总司令部也解除了对重庆和平工作的禁令，我期待着会有什么答复。 土井后来在六月中旬回到国内，向住在京都的水谷川报告，并得到他的同意，访晤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和大东亚省次官田尻爱义两人，转告了情况，促进政府下决心。但在这期间，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万事休矣。 这一工作全不过是以当事人的努力而告终，没有显出任何一点表面化，但到战后，我知道传出了所谓何世桢工作这句话，就姑且在这里简单记录了与我的关系。 五、有关日华和平工作的观察 日本方面的内情 上面，已经对芦沟桥事变爆发以来的中国事变，从我直接参与的历次和平工作的立场出发，叙述了日本政府或军方内部追求日华和平的主要片断。然而，不用说，正因为是长达八年之久的东亚两大民族的战争，不难想象，此外还进行过许多为和平所作的努力。 虽然如此，其成果无足观者，徒劳无益，以日本面临战败而告结束。就我所知道的范围，这些和平工作多数没有收到成效，甚至连日本政府的真意是否果真传到重庆政府的首脑部门都搞不清楚。 特别极端的事主要发生在大东亚战争后期。日本在太平洋方面战败的形势已经明显，由于日本领导阶层为急于实现和平而开始焦虑，重庆政府的情报人员就趁此或单纯为收集情报进行了干预，或出现了不可想象的所谓和平掮客。这些掮客的目的，是以敌我双方的联络为公开的招牌，或得到许可旅行于当时被禁止的上海和重庆之间，或公然冲过封锁线寻求移转物资的权利，其中甚至有人企图在日华双方居间调停中牟利，把有关祖国存亡的国难作为牺牲品，为他们甜言蜜语所受害者也不是没有。 而且，当时已处于这样的恶劣条件之下，向战争中的敌方投石问路，以探索和平，其反响也很难了解。那就是恰如向深海中投下小石子一样，预料被投下的小石子必然在海面上产生波纹。从投石子的本人看起来，感到了某种变化，同时海面上的波纹渐次向四周扩大，表面上在世间引起种种影响，但那一颗石子果真沉到深海的什么地方去了，完全难以估计。 假若这时有一个熟练的潜水员潜入海中，能够替我把那颗小石子送到所期望的地点，那确实是放心了，但潜水员对于其结果不一定不提出假报告。要之，只有从那个潜水员是否信得过，或从另一侧面进行监视的方法，才能判断其确实程度。 但日本方面对和平所作的努力，都只不过是向海里投下石子，而没有准备潜水员，或者对派潜水员送石子的人，也没有正确进行过对他的身分调查。当然，投下一颗石子的人相信它一定到达所期望的地点，使用潜水员的人对潜水员也绝对信赖的，但客观上甚为不可靠的人不少，何况以辅助手段准备好从侧面进行监视的人，不妨可以说几乎没有。 特别是这些对和平的努力，由政府公然进行的是少数，大多只是出自民间个人的热情。在对世间保持绝对秘密的情况下，企图同重庆政府沟通意愿，因此即使当事者本人企图考虑周密进行准备，但由于秘密工作的性质，无论怎么搞，不易进行调查，因此一面自己虽感觉到没有准备，但一面又不得不进行谈判，这也是不无道理的趋势。 而且这些事往往妨害了政府和军方的政略和战略，从而工作如果表面化，就容易招到压制，势必成为一无成果。 不过，不能因为我这样说，就认为战时中的这些努力全都是没有意义了。无宁说是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俨然存在的对和平的怀念，它好象在追求暗夜中看到的磷火似的忽远忽近忽明忽灭的光明，这都不外是把磷火作为熊熊燃烧的火炬来仰仗的人。我想这多数是在担忧祖国的前途之余所流露出来的，同时对探索敌方的内情作出了不少贡献。 事实上在“讨伐中国论”横行，叫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沉醉于一亿国民进行圣战的迷梦中的时代，如果无意中说出和平解决战争论的话，就立即被加上反战运动或国贼的污名，在这种到了不能随意说出口的有所禁忌的时候，挺身于和平工作，需要有相当的决断和勇气。特别是位居政界、财界要职的人们，一定是更加谨慎小心，不容易把内心深处的希望明白表示出来。 一九四三年，我作为大东亚省参事在东京任职。这一年，约有半年时间，由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顾问冈部长二的撮合，我与财界的老前辈池田成彬、内大臣秘书官长松平康昌每月一次在筑地的锦水饭馆举行午餐会，一同欢聚。本来所企求的无疑是想交换关于和平解决战争的意见，但谁都未说出触及这个禁忌的话，居间人冈部也不表示任何意见，因此到最后为止都只限于闲谈，这种聚会自然也成为无意义的事，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这样虎头蛇尾地过去了。 根据战后所发表的谈话和文件，当时意见相同的企求和平的人，各界中应该是相当多的，但由于是在不能公然发表意见的时代，也难以争取同志，多数只限于对继续进行战争提出批评，敢于冒险勉强进行和平工作的官民各界人士是很少的。从而另一部分人真诚地出自为国担忧而进行和平工作，难以获得所期望的成果，这也不得不认为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方面的内情 另一方面，如果观察重庆国民政府内部对日华和平问题的态度，他们也不亚于日本，各种困难堆积如山。 日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败北，日本军的战况不利就是他们的战况有利，情况的良好与否同日本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有着时间上的差异。双方在时间的选择上不能合拍是当然的，他们未能轻易提出和平问题这一点，是与日本军完全相同的。 特别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过是在开战前不久才一致抗日作战，直到开战前不久为止，争夺着执政的领导权。正因为他们分成了敌我双方反复内战，即使当时共同对日本军作战，但他们心里不过是所谓“吴越同舟”罢了，其内情比日本军更为复杂离奇。 这就是一方面对日本军作战，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互相竞争着增强自己党派军队的战斗力，希望降低对方党派军队的战斗力。一九四一年春，终于在日本军面前，甚至发生了国民政府军突然袭击安徽省南部的新四军并拟加以剿灭的所谓皖南事件，就可以证明这种情况。从而不难想象：国民政府军为了牵制共产军的跋扈，内心希望在自己党派军队的作战力降低之前，抓住适当时机同日本军和平。而且假如一旦事前它的企图被共产：党察觉，那就要立即受到反击，或者即使能够用实力击退那种反击，但将被暴露宣传于国内外，对外将失去英、美、法、苏及其他列强援助的好意，对内将促成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反抗，国政的领导权有被夺走之虞。 在日华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方面不容易表明意志，难以决定的态度也是不难推测的。何况大东亚战争开始后，盟国互相禁止单独和平，因此实现和平成为近于不可能的事。 如果就实际的工作进行回顾，这就是在桐工作中那个所谓宋子良从对共产党的考虑出发，对日本方面提出了以保持秘密为绝对条件，他曾说： “万一实现和平时，对共产军已作好了立即以疾风迅雷之势派遣讨伐军的部署。”这些事都是可以明显作证的。 又，大东亚战争后期，在确信日本军的战败和盟军的胜利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当儿所进行的河南会谈中，何柱国说： “中国期待日本军在全面丧失军事力量前，迅速结束战争，为了维持战后亚洲的和平起见，日本作为领导国的一员参加。”这些话不只是外交辞令或者是他们的人道主义的见解，如果忽略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那是不能理解的。 而且终于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他们就立即全面禁止共产党接收武器，又为了防止共产军扩‘大战斗力，甚至使用日本军去加以阻止。 当时，表面上一面通过美国的马歇尔元帅的居间调停，反复进行国共和平谈判，一面在暗中秘密对谈判的决裂有所准备，这也完全可以洞察到要达成国共的完全合作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 又，如果观察国民政府的内心，它们在战后仅仅四年就被共产党打得一败涂地，被赶出大陆非逃到台湾去不可，这也可以想象它们在整个战前和战争期间对实现日华和平的期待决不亚于日本方面。 从而，如果日本政府对实现和平的决心是坚定的，亚尽可能在中国事变初期明确其政策，采取措施，那么，我想日华和平不单不会象画饼充饥或象海市蜃楼一般地告终，必定能够取得良好的结果。我认为这不见得是我这个人在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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