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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华和平工作(大东亚战争[指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四一年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开始前) 一、汪兆铭政权的建立 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日本军企图把芦沟桥事件就地解决，期望以当初永定河的一线为作战的界限来收拾事件。不久，向南推进，到了石家庄和德州的一线，屡次增兵，投进了数万军队，不能达到目的，再把第三次作战目标推进到黄河一线，继续进攻。 所谓强硬论者，料想只要日本军施加威力，象中国那样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立刻可以使国民政府屈服。甚至有人过分地自信，只要日本军下动员令，表示断然出兵的决心，随着动员令号外的铃声[日本卖号外的报贩，身上挂着铃铛，故有此说。]，事件就能同时简单地解决。 但是中国的抗战烈火愈烧愈旺，中国军的战斗意志不仅益加昂扬，到了八月十三日，事变终于延烧到上海，战祸波及到华中，以致战云全面地笼罩了大陆。 八月下旬，日本陆军派兵到华中，以松井石根大将所率领的华中派遣军，在吴淞附近登陆，可是抗战的中国军很善于作战，长时期使战线胶着在上海四周，不易打开战局。 及至十一月上旬，重新增派了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曾经那么顽强抗战的中国军队，也如雪崩一样地溃退，向南京退却了。 日本军趁势急追，十二月十三日才算是占领了首都南京。 日本军攻下南京，当然在精神上给了敌人很大的冲击，然而敌人从一开头就以持久战法作为战争的策略，所以攻下南京终于不能成为敌人的致命伤，国民政府按照预定计划，毅然迁都，分散到汉口和重庆，第一步就是逃到内地去。在这以前，当上海战事相持不下时，日本政府请求德国政府从中斡旋商谈和平，于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十一月六日往访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提出了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 调整邦交的方案，以下列几点为纲要：
事实上承认满洲国 以这些作为交战国战胜军的提案，是极其顾全大局的，是宽大的。因此，国民政府于十二月二日，在南京沦陷以前，召开了以蒋介石为首的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军首脑会议，全体一致，没有任何反对，原则上决定接受这些条件。于是在十二月七日，通过德国大使，表示同意以“领土主权的完整为条件，接受日本方面的条件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同时重新探询：在战局不利于中国的现在，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否有了变化? 然而，十二月十三日一攻下南京，日本政府骤然间追加了它的条件：
扩大华北、内蒙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 不仅新加了以上的条件，十二月二十二日还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的传达，在手续上又增加了如下的条件：
限年内答复 中国对此的答复，拖延了很久，到一月十三日才转告日本政府，内容是就十一项媾和条件，要求日本方面对每一条款作具体说明。本来日本政府是期望中国政府会全面承认的，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强烈不满的意向。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中有一部分人，自从十二月攻占南京前后，由于对中国政府态度不明表示不满，就在十二月十四日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就任了政府主席，于是一种颇有势力的意见抬起头来：把临时政府扶植起来，将来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和平谈判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 正休会中的议会也预定于一月二十日继续召开，上述意见就在对策上起了作用，强硬论调逐渐加强，决定了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一月十五日为此召开了政府与大本营[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设置大本营。]的联络会议。会上，以广田外相和杉山陆相为先锋的、近卫首相以下的政府阁员之停止谈判论与统帅部多田骏参谋次长的继续谈判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多田骏中将考虑到日本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对苏联的关系，鉴于我国的国力，主张事变应早日解决，坚持继续谈判，反对政府声明，可是没有得到政府的同意。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终于未能解决，傍晚，一度休会后，又重新开会。 这时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说政府既得不到统帅部的同意，就应该弓1咎辞职。多田骏中将认为，如因为统帅部的反对而造成倒阁的结果，就时局而论于心何忍，不得已只好不再反对自己所不同意的事情，与政府妥协了。政府这才决定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文件，一月十六日向中外发表。 日本政府的声明内容如下，亦即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之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之新中国。 帝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当然毫无变更。 现在，帝国对东亚和平之责任日益加重。政府期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振奋起来。 在上述声明决定后，参谋本部仍考虑到将广泛而严重地影响到指挥战争，另行布置由参谋总长将此经过上奏天皇，说明：统帅部虽然并不同意，但考虑政府垮台对国内外的影响，不得已只好听任政府去做；这样，终于未能阻止政府发表声明。 日本政府就这样放弃了自己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会谈的地位，丧失了解决事变的对策，造成了长期苦思焦虑的结果。 董道宁和高宗武来日 从上海到南京，江南一带地方的战争已经过了半年，日华两军的激战留下了历历在目的伤痕。 打过仗的地方，土地荒废，居民逃散，一片荒凉景象。极为凄惨，惟独英、法租界如夸耀其超然于战祸之外的地位，飘舞着大国的国旗，由于不拒绝蜂拥而来的难民，上海市民的人数迅速上升，繁华的街道上反而比平时还要热闹。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照日本式的讲法，就是亚细亚局日本课课长，在南京陷落后，为了从幕后推动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日华和平的谈判，从汉口来上海逗留。他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某日无意中同曾在南京时熟悉的“满铁”南京事务所长西义显取得了联系。 西劝说董下决心去东京，并同“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和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松本重治商量后，把董介绍给参谋本部第八课长影佐祯昭大佐。伊藤于二月与董同路在长崎上岸，经过横滨，陪同到了东京。 在这之前，芦沟桥事件爆发后，政府称之为“华北事变”，但随着事件的扩大，在这一年的九月二日改称为“中国事变”。同年十一月我接到命令，从北平回国，十一月九日到东京上任。从十二月上旬到中旬，我视察了进攻南京的战役以后，担任了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的职务。因此，在影佐的引导之—卜到筑地的小松旅馆访问了董道宁，向他表示慰问，并取得了联系。 董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中将，证实了在一月十六日近卫声明发表之后，因为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情况，日本军实际上的想法倒确实是想迅速地导致对华的和平。此外，影佐大佐还托他带两封信送给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和张群，他带着信，取道大连回到上海。 另一方面，中国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大本营[蒋介石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设置了大本营，作为抗战战幌子。]第二部副部长周佛海，在南京即将陷落时，秘密策划对日和平，同他的同志再三进行密商。政府迁都汉口以后，周同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有了志同道合的联系。周以搜集对日情报为借口，得到蒋介石的许可，把高宗武派往香港。 高延长了他的旅程，秘密到了上海，董道宁已从日本回来，高从董的口中偶尔听到日本军部的真意是想迅速地导致日华和平，就和董一同返回香港。他同西、松本等会谈以后，三月底和董一同回到汉口，向蒋介石和其他一些人报告了日本对华政策的真意。 高把董在东京从日本方面得到的印象，说给周佛海听：一则，日本为了解决事变问题，采取了从未有过的高姿态的道义上的方针；二则，日本的国力在解决事变问题上是有充分余力的。周听了之后，加强了他实行对日和平的决心，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强有力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人经过协商后决定，假如日本提出和平，打算不加以拒绝，再度派遣高宗武到香港去。 蒋介石也对高说明： “再去香港一次，这样转告日本方面。 “我们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在反共以后再行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 从此以后，高宗武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由往来于汉口和香港之间，他在四月中再到香港，同等候在该地的西、伊藤两人再三进行协商。 高对西、伊藤两人以如下一番话表达蒋介石的意向，并托西等将中国政府的意向转告影佐大佐： “中国认为日本对中国政策的两点，是为了对苏关系的安全保障以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假如这意思不错的话，在原则上是可以承认的。 “但日本应尊重中国的原则，把满洲和内蒙的处理问题留待日后协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迅速交还中国，以期确立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主权和行政上的完整。 “假如日本同意这个意见，日华两军可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款为基础进行和平细节方面的谈判。” 这一年的五月，在大陆上，日本军正以华北和华中两军的精锐在徐州附近从南北两方面进行徐州战役，试图包围和歼灭中国军。大本营派第一部部长桥本群少将[桥本群，于一九三七年八月由中国驻屯军参谋长调任第一军参谋长，一九三八年又调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担任班长，再加上中国课派课长渡左近大佐，组成前进指挥班，在大陆上指导作战，以上种种可见正在专心致力于这一战役。 因此，虽然西义显一度到了东京，但从日本方面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徒劳往返，回到香港。高宗武也回到汉口向蒋介石报告了日本的实际情况，然后于六月中旬第三次去到香港。 周佛海这时劝高宗武把旅程延长到东京，自行对日本政府进行联络，并向高担保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但蒋介石命令高只限于在香港活动，搜集作战情报。最后，蒋对高的行动似乎预感到不对头，甚至把曾经准许高到香港的旅行都取消了。 但是，高宗武违背了蒋的真意，到了香港，一再同西、伊藤等举行会谈，在这期间，他注意到这和他过去的想法有了重大的分歧。也就是说，他了解到中国方面首脑部门的真意是坚决希望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实现对日和平，所以把蒋介石的上述意见作为和平条件提了出来，而日本方面，由于已有近卫声明摆在面前，作为善后之计，则希望以其他要人暂时代替蒋介石，如果可能的话，由汪兆铭来收拾时局。高宗武发觉他本人已随着日华和平的推进而陷入了困境，大为懊丧。 无需说，高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事先已从董道宁那里听到了这方面的消息，认为如果他自己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可以使日本改变主意。然而这一次，他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要使日本方面改变主张是困难的，而在同时，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在不得已时，即使背叛蒋介石的意向，也要挺身而出，从事日华之间的和平工作。这时，华中派遣军送来了报告说：防卫广东的旧广东军军长余汉谋派了使者到日本军来，应研究联络的办法。 恰好这时日本军正在大鹏湾登陆，企图进攻广东，为了使作战易于进行，非常希望能同余汉谋取得联系。因此首先派了上海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和朝鲜人林贼当联络员，接着我同华中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一同前往香港。因为有必要判断对余汉谋联系工作的真正价值究竟如何，所以我认为这是促进高宗武等人的活动的好机会。 六月十七日我化名为“满铁”特派员佐藤正，乘“箱根丸”轮船到达香港。来迎接的“满铁”事务所职员手岛到去年为止还在北平留学，是我熟悉的好朋友，但我们表面上还是保守秘密，我继续以佐藤特派员名义同他交往，不禁使人苦笑。 这时松本重治从上海搭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与自东京回国的驻日代办杨云竹同船到达香港。于是在伊藤参加之下，同松本谈妥，劝高宗武到日本去。高受西的怂恿，决心亲自赴日，向日本方面作最后一次试探。六月二十二日，他同伊藤乘“日本皇后号”轮船从香港出发，七月五日在横滨登岸。他在东京原来想住在九段的偕行社，但这时正好碰上流亡到日本的苏联柳希科夫中将住在那里，因此高就住到筑地的花蝶饭店去了。 我因为大体上已经掌握了对余汉谋的联络情况，就把一切交给顿宫博士去办，我和高桥大佐一同离开香港，七月三日已经回到了东京。在芦沟桥事变一周年前一天的七月六日，我去高的住处访问，同他进行了会谈。 我同高自去年事变爆发前的五月在北平郊外汤山分别以来，已有一年不见了。高说芦沟桥事变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高留在日本期间，同陆军大臣板垣、参谋次长多田等都会谈过。我参加了会谈，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收拾日华两国间事变的方案似乎已经断念了，他态度一变，不再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专门热心地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 然后，他同伊藤于七月九日从东京出发回到了香港。但在高违反蒋介石的意向私自赴日的情况下，如果就这样回到汉口，必然会遭到逮捕或监禁，恐怕就不可能再次离开汉口了。一方面日本的真意仍然是要蒋介石下野，没有改变主意的指望。他大失所望，胸部旧病复发，就不再回汉口，只向周佛海提出了报告，自己留在香港专心养病。 周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蒋提出了报告。 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给汪看。 两、三天以后，蒋叫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 “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 后来高宗武病情恶化，咳了血，病倒了。从此以后，和平运动的同志间的联络专门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负责。 顺便提一下，同余汉谋的联络，后来仍然由日、华双方的联络人员从中往返进行，但由于这一年十月底日本军进攻广东时，余军几乎毫无抵抗地退却了，于是在广东、香港地区有人散发了传单，指责余汉谋被日本军收买通敌，不进行抵抗。 中国和平派的活动 我在这里把中国和平派的同志们在政府内部进行斗争的情况，将他们后来逃出重庆后所发表的笔记和同我的谈话加以综合，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庐山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现在处于最后关头的历史性的演说并公开发表。但是当时周佛海同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同志商议，决定向蒋介石建议对芦沟桥事变采取不扩大的方针。 首先由《大公报》的张季鸾打头阵，接着由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和李璜跟上，他们会见了蒋介石，表白了不扩大事变的意见。但是反而为蒋介石所说服，他们的稳健论调没有被采纳。于是周佛海同陶希圣商议之后，作出结论：为了最后解决日华问题，除了汪兆铭出马以外，别无他法。 因此周、陶两人访问了汪，汪也许是考虑到蒋介石同周的个人关系，最初疑心他们是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来探听他的意见的，所以非常警惕。但是周等推心置腹地谈，于是从第二次访问以后，就自由自在地谈出彼此的内心话来了。 在这期间，胡适和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几次会见蒋介石，提出关于日华和平的意见。但是蒋介石新成立了大本营，在会上以比胡、张等更高的调门和坚强的口吻，表白了他的悲壮的决心： “我们决不是不想同日本和平。 “但是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最初我们因为日本要满洲，就照他们的想法办了，但接着又说要华北。 “这次如果任其所为，必定会又说要上海、广东了。 “日本的要求如果只限于满洲，我也可以负责同日本合作。 “然而谁能保证日本的要求有一定的限度呢? “我们必须排除任何困难、任何抗拒，一致共赴国难。” 当时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到了南京，强调继续对日抗战。 他们策划派遣胡适去美国，把反对抗战的人赶出国外。这一活动果然奏效，胡作为驻美大使赴任去了。 自从中国事变爆发以来，汪兆铭推举蒋介石担任国府主席，使他掌握了军政大权，而汪本人则处于辅佐的地位，可是他对蒋的彻底抗战主义，持有不同的见解。 汪逃出重庆到达上海后非常气愤地说：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放回南京，是带有秘密文件的，甚至对我这个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副主席，都没有泄漏那文件的内容。” 汪追怀往事，暗示蒋在那时似乎对共产党作了对日宣战的口头保证，已经处于不能缓和的强硬政策的立场。汪从首都南京陷落前，就在焦急忧虑如何对和平有所作为，但当时彻底抗战之声正震荡全国，抗战的火焰正在升腾，同时也正是汪自身的实权非常微弱的时候，完全想不出有更动党国政策的指望。 但他说： “日本军的占领区域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全部丧失，财政益形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亿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以周佛海为中心的极少数人与登峰造极的抗战派唱对台戏，纠合了反对抗战的同志，命名为“低凋俱乐部”，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奔走。 周佛海将这一期间的事情写在他的著作《回顾和展望》中，叙述如下： “在战必大败、和不致陷于大乱这样坚定的认识之下，我和几个友人一方面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方面向国民宣传我们的主张。 “汪兆铭的主张同我们完全一致，在南京陷落前，汪已将此事几次写信给蒋，直接会面谈话也有几次。 “我们不约而同地酝酿以汪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于是在接近南京陷落的—卜一月二十日，周佛海离开了南京，蒋介石则在南京即将陷落的十二月十三日勉强乘飞机逃走。 中国政府迁到汉口以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不久日本政府就发表了上述一月十六日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平的形势至此完全中断了。 这时周佛海跟高宗武商量： “陶德曼调停和平虽告失败，但总要设法打通了解日本内心的想法。现在日华间的关系完全割断，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必须走出汉口考虑同日本取得联络的方法。”他们筹谋了各种计划。 好在周佛海身为副秘书长又是党的宣传部长，最初就以必须搜集日本情报为理由，在汉口设立了一个机关，让高宗武担任主任。然后高按照周的事先布置，以取得对日情报为借口，往返于香港和汉口之间，挺身为日华和平效劳。他后来的活动已如上述。 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曾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留学，受河上肇博士的影响，于日本留学期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没多久，周就转变了，历任广州和上海各大学教授，后来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蒋介石得意的帮手。有《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及其他著作。 又高宗武曾在九州帝国大学留学，毕业回国后，在任大学教授时，写了对日外交方策的论文向报纸投稿，受到赏识，一跃被提拔为外交部代理亚洲司长，接着就做了司长。 南京陷落前，他向汉口撤退，乘长江轮船溯流而上，在船中对周佛海的和平意见发生了共鸣，从此就同周一起促进对日和平运动。 重光堂会谈 高宗武留在香港，同西、伊藤继续会谈，同时负责与汉口、重庆等中国内地同志的联络工作。 十月间，上海的松本〔重治〕旅行到香港顺便探望高的疾病，当他知道了中国方面关于和平的试行方案以后就回到了上海，可是立即患了伤寒症而病倒了。 中国方面，梅思平于十月二十一日从香港回到重庆同周佛海密谈之后，才对汪兆铭提出关于日华联络的洋细具体的报告，促汪奋起。 汪鉴于国民政府中的和平派已处于逐渐受到弹压的形势之中，自己也下了决心，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 当时在日本，一般的想法大都象以往一样要获得领土和赔款作为因中国事变而造成的牺牲之代价。但是，参谋本部中有几个负责人却持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日、满、华三国各自应以道义行事、睦邻友好、导致东洋和平为方针。因此，战争指导班的堀场一雄从四月前后开始草拟方案，全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以日、满、华平等互惠的原则，实现提携合作，不但不提出象征侵略主义的领土和赔款的要求，甚至进一步想同意交还租界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将如此内容的草案征求陆军省同意。 由参谋本部谋略课[即参谋本部第八课。]长改任为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于一九三八年六月调任该职。]的影佐大佐将这一草案提交各省，到八月底，在陆军、海军、外务、大藏等有关各省当局的会议上提出来。结果增添了各省的修正意见。由于同反对意见妥协，草案的内容着实改了不少地方，但无论如何，日华新关系的调整方针和要点算是决定下来了。鉴于在这前后进行的汪兆铭工作进展的情况，在十一月最后一天又在御前会议上予以决定，成为不变的国策。这个方针成了对汪工作的基础，但在同时随着对汪工作的发展，这个方针既是决定性的又是在现实上可以实行的，因其关系密切，互为表里，尽管文字较长，仍揭载如下： 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 日、满、华三国应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互相结合，并以形成东洋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 为此，决定基本事项如下：
一、制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提携的原则，特别要制定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提携的原则。 有关具体事项以附件规定的重要项目为根据。 附件： 调整日华新关系重要项目：
第一、关于善邻友好原则的事项
一、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日本和满洲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恢复日、满、华三国的新的外交关系。 第二、关于共同防卫原则的事项 日、满、华三国一面共同实行防共，一面在维持共同治安和安宁方面互相合作。
一、日、满、华三国在各自领域内铲除共产主义分子组织，并在有关防共的情报宣传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 日本对中国的军队和警察的建设，以派遣顾问、供给武器等办法子以协助。 第三、关于经济提携原则的事项 日、满、华三国为了实现连环互助和共同防卫，在产业经济等方面，根据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以共同互惠为宗旨。
一、日、满、华三国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以实现上述要旨和以下各项要点。 附列项目：
一、中国应赔偿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受的权利和利益上的损失。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州、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在于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特别是对于各盟国的一贯厚谊，深表满意。 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一建设，是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职责。帝国必须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谋扩充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 政府在此声明帝国一贯的方针和决心。 到十一月六日，因香港来电告知梅思平和周隆庠先后到达上海。我在十一月九日和西，伊藤等一起又赶回上海。周已到上海，而梅于十一月二日从重庆出发，九日到香港，从香港乘法国轮船“道尔曼号”于十二日到达上海。次日即十三日高宗武乘意大利轮船“戈普特亚号”到达上海，至此，中国方面的人员已经到齐，但由于他们行动秘密，都是单独分别乘船来到的。 我和伊藤一起迎接了他们。通过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庠的泽员，从十二日晚一直到十四日晚，就梅所带来的中国方面的和平基本条件的最后方案，反复进行了商讨研究。 这一基本条件，特别是日华两国的协议记录草案，当然是在香港经过日华双方同志的讨论并大致上取得同意的，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正因为这是同中国方面的直接会谈，我丝毫不受以往商谈经过的限制，同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是从爱国的真情出发，不仅彼此可以理解各自的立场，反而因此对双方真诚的态度感到钦佩和信任，给以后运动的进展带来良好的结果。 反之，我觉得高宗武的态度始终是批评式的，甚至是虚无的，有时又非常随便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反而使我对他的真意感到怀疑。 当时我曾经对影佐大佐和其他同事谈过：这一运动由于有态度认真的梅思平在，可以安心进行协商，假如只有高宗武一个人，我一开头就要避免同他发生关系吧。 顺便说一句：梅思平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做过大学教授，曾任南京附近的、国民政府指定为模莅县的江宁县的县长。 他再三往返于重庆、汉口、香港、上海之间，却有个方便，谁也不容易注意到他在同日本方面联络。 最初他一个人先于高宗武到达了上海，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邀请他到六三亭花园日本酒馆去，他竟穿着皮鞋阔步于铺席之上，坐到壁龛里去，使我们不知如何是好。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同日本人畅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餐，又说： “从此我也要被叫做汉奸啦。”他苦笑着用筷子挟起生鱼片。他似乎对一切都看得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决心的样子。 同高、梅会谈结束后，我于十一月十五日携带了日华双方互相妥协的草案急忙返回东京。 恰好陆相官邸中正在举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我立即前往参加，从下午四时起向板垣陆相和多田参谋次长提出报告。 出席会议的有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十人左右，在大臣、次长和局长，部长等退席以后，从下午六时起举行课长以下的研究座谈会。 会上首先集中地对我反复提出质问，最后有人这样说： “你不会上了中国人的当吗?” 我回想着在上海三日三夜不分昼夜的争论情况以及梅的诚挚的议论，就回答说： “我认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万一有的话，也是我甘心上当，从我个人的心境来讲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在座的人一时都沉默不语，停了一下，资格最老的田中军事课长开口说： “大家不要再谈这个是谁的责任还是他的责任，现在在座的人全体负责，下决心干起来罢。” 由于他这么说，空气似乎立即活跃起来。于是陆军方面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全体决定以这一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时间已是夜晚九时以后。 最后为了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字，陆军省重新派遣军务课长影佐大佐，参谋本部派遣我负责这项工作，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我们于十八日返回上海。 这次同行者中，除了我们陆军方面的两人以外，还有西和伊藤，又新加上议员犬养〔健〕。从二十日早晨起，影佐和我同中国方面的代表高、梅进行协商，由于影佐只在会谈开始和结束时参加，一切都由我作主，所以日华双方已经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条款，仅止于修正词句，极为简单地结束了会谈。 下午七寸在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也决定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处理办法；又，日本方面的声明草案亦送中国方面传阅参考。 其内容如下： 日华协议记录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方面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中国方面高宗武、梅思平，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日华两国共同排斥共产主义，同时把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互相本着公正的关系，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以及经济提携的成果，并加强联合。为此，议定以下条件： 第一条 日华缔结防共协定。 其内容准照日德意防共协定，相互保持协作：为了防共，承认日本军队驻扎中国，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 第二条 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 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第四条 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 第五条 为了这次事变，中国方面应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第六条 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自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第二、如日本政府对上述解决时局的条件予以发表，汪精卫等中国方面的同志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和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日本方面 影佐祯昭 今井武夫 中国方面 高宗武 梅思平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 一、第一条的防共驻军，是为确保内蒙及其联络线而在平津地方驻扎日本军。其驻扎期限即为日华防共协定的有效期限。 二、第四条的优先权是指与其他国家在同一条件下，对日本提供优先权之意。 三、 日本协助救济由于事变而产生的难民。 日本方面 影佐祯昭 今井武夫 中国方面 高宗武 梅思平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除上述各项以外，作为今后两国政府合作的政策，在重光堂预备会谈上，今井和高、梅之间，还探讨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由于未得到政府及有关同志的同意，故未签字，但保证作为今后的政策努力促其实现。 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加强善邻的团结，约定今后实行下列各项条件： 第一条 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各自实施亲日、亲华的教育及政策。 第二条 日华两国对苏联，设置共同宣传机构，而且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平时互相交换情报，在内蒙及其应确实保证必要联系的地区驻扎日本军队，在新疆驻扎中国军队，互相协力，在战时实行共同作战。 第三条 日华两国合作，使中国逐步从东洋的半殖民地地位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共同协作，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四条 日华两国以东洋的经济复兴为目的进行经济合作，其具体办法另行研究。 在中国以外的南洋，也根据同一宗旨进行经济合作。 第五条 为实施上述各项， 日华两国设置必要的委员会。 第六条 日华两国尽可能努力使亚洲其他各国也参加本协定。 由于这次会谈特别需要保密，因此，如上所述，高、梅、周分别乘船到达上海。为使会谈场所得以避人耳目，利用了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空房子。这所房子正巧由于战争遭到破坏，无人居住，空在那里。在我们利用它进行会谈之后，作为土肥原中将的宿舍，命名为重光堂。因此，从此以后，我们的会谈就称做重光堂会谈。近卫内阁十一月三日的第二次声明，以及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第三次声明，都与日华和平运动胚胎时期的重光堂会谈有关。而且这次会谈结果成为汪兆铭政权成立后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密约和日华基本条约的基础。 此外，在重光堂预备会谈中，开头中国方面带来的基本条件中得到日本方面的同意。关于他们的行动计划，预定如下： 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 第一、发动 一、在上海， 日华双方代表谈判和平解决的条件倘若达成协议，梅思平就从上海经香港前往昆明。 二、如日本政府确实承认上述条件，由中国方面的联系人转达在重庆的汪兆铭。 汪在一两天之后与陈公博、陶希圣等一起设法寻找借口，逃出重庆去昆明。 三、汪到达昆明以后，日本政府见机而行，即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 四、汪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即日乘飞机去河内，转至香港。 五、汪到达香港之后，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与日本相呼应。 同时，国民党党员联名发表反蒋声明，对中国国民以及国外华侨开展和平运动。 六、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 云南的龙云以及四川军队将领作为同志已有了可靠的盟约，只是因为有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在四川，所以决定先从云南起义。 并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这一运动的，因为受到中央军的监视，尽可能使他们的起义从缓进行。 七、日本军队对上述军事行动予以协助，并为中央军的讨伐制造困难。为了尽可能地阻止中央军的进攻，希望从贵州方面进行追击。 第二、成立新政府及其政策 一、汪兆铭将其同志集中于其手下，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 二、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西和广东两省成为新政府的地盘。 三、新政府的政策明确规定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宣布日华提携，开展和平运动。 四、建立五到十个师的军队。 五、军事教官以及其他教官从日本招聘，以进行东亚新秩序的教育，培养人材。 当时我为了完成这一运动，乘飞机再三往返于东京、上海、香港之间。十一月十五日我携带了重光堂预备会谈的结果返回东京。 影佐和我从上海回国后，十一月二十一日向陆军大臣、参谋次长(多田骏)、土肥原中将和有关部、课长提出了重光堂会谈结果的报告。 第二天二十二日，板垣陆相带了影佐和我前往首相官邸，将这事向五相会议[五相会议出席人员力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大藏大臣。]有关阁僚提出报告征求同意，并商定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作为近卫总理第三次声明予以发表。 我于二十六日回到上海，与伊藤守在旅馆里，专事等待中国方面的同意的答复；在香港则由西和参谋本部的太田梅一郎少佐同中国方面联络。 另外，中国方面梅思平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从香港乘飞机出发，二十七日到达重庆，同汪兆铭、周佛海协商之后，重新带了同意的答复，于十二月一日回到香港。 梅带来的小国方面答复的要点如下： 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二、在近卫声明中， 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 三、汪兆铭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十二月十日到达昆明。 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 四、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在从中国方面收到上述答复的同时，日本方面也通知中国方面，表示日本政府对日华协议记录无异议。 汪蒋争论和汪逃出重庆 重庆在面对着日本军队步步向汉口逼近的新形势之下，汪兆铭于十月十二日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他对和平的信念： “如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的生存，我们可以接受，作为讨论的基础，否则任何人均无调停的余地。 “一切须在看到日本提出的条件后才能讨论。” 不用说，这一谈话在正在交战中的国民政府内部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共产党是不用说了，就是以陈诚为中心的抗战强硬派也对汪兆铭进行猛烈的攻击。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不少的支持者。迄今为止持反对态度的王陵基、潘文华、邓锡侯等从军人的立场支持汪，张公权、郭心崧、程天放等政学会一派和陈立夫、陈果大等的CC团也对汪表示赞同。 汪对抗战强硬派发出的第二颗炮弹，是针对火烧长沙事件提出的反对焦土抗战的论调： “对焦土抗战的误解，终于引起了长沙的人为的大火，实令人痛心之极。抗战仰仗于民心，如能唤起民心，一切物质都可供抗战之用，反之，如不能唤起民心，纵有物资，我们也不能自由运用。 “宏伟的城市即使不自行破坏，拱手让给敌人，如民心归我，沦陷之后，仍可利用一切材料，从事破坏敌人的活动，有助于我等收复失地。 “长沙化为焦土，如此万事休矣。烧毁战区内一切物资，我们又将以何处资材从事抗战?” 由于他这样大胆率直地批评攻击焦土抗战的提倡者，刺激了那些强硬派，甚至不免要遭受暴力威胁，形势恶化起来。 汪还反对游击战，他指责军队在各地游荡，掠夺民财，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 于是汪一面反对焦土作战和游击战，一面公然倡导和平救国而无所畏惧，不顾逼近自身的危险，毅然咆哮不停。 因此，在汪的周围始终集合了一些同样主张和平救国的人，以及对共产党的跋扈抱有反感的稳健派。汪逐渐下定决心，愈加积极，顽强地坚持对蒋介石劝告和平，屡次同蒋争论，以致不能为蒋所容。 正当这寸日军占领了汉口，日本政府于十一月三日发表了近卫声明，修改了一月十六日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同时为了解决事变，改变侵略主义，明确了从道义上解决的意向。 对于此事，蒋介石于十一月十三日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以如下的演说作为答复，表明了彻底抗战的决心： “中国抗战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战线的中国军队已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于我方有利。 “要之，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敌均不足惧。” 蒋介石的这一演说无疑是对近卫声明的答复，同时也是对汪兆铭的和平劝告的答辩，甚至可以认为是挖苦话。 汪听到后大为愤怒，十六日他和蒋介石两人吃饭时，当面毫不客气地责问了蒋： “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对此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象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 至此，汪兆铭认为除了逃出重庆之外已别无其他道路可走，决心顺着梅思平等预先所设想的日华会谈的路线行动，终于和蒋介石永久分开了。 以上是汪逃出重庆后，在招待我们的宴会席上坦白说出来的话。 汪回顾当时说了这些话，然后长叹一声，似乎还没有完全从当时的兴奋中清醒过来。 一方面，周佛海从梅思平那里得到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向汪兆铭汇报了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并商量好了逃出重庆的方法，然后于十二月五日他一个人先行飞抵昆明。 按照计划，汪将在几天以后，即十二月八日，从重庆飞走。但由于正巧在前两天，即六日，蒋介石突然由前线回到重庆，不仅汪的逃走成为不可能，而且汪兆铭一派还担心以前的行动计划是否已经暴露，因之一时感到很大震动。 周佛海是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的。七日秘书长陈布雷就打电报给他，要他立即返任。这是受蒋介石的命令发出的电报。 周佛海就当时的情况坦白地对我这样说过： “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虑万分。” 周说：“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 “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 “担心我们的计划大概被蒋介石晓得了。否则，五日我从重庆出来，第二天蒋介石就回去，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同时，我还想，反正不回重庆了。即使汪先生不来，我也决心到河内去。 “不过在担心，我虽然去河内，是否会连累汪先生?因此派了一个人拿着我的信到重庆去询问在我逃走以后，是否连累了汪先生。从汪先生那里得到的回音是到现在蒋介石还不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大概不会有什么其他可疑之处。因此我便着手准备立即从昆明去河内。不料到了十八日，汪先生突然飞抵昆明。 “我觉得出乎意外的是汪先生是怎样逃出来的?正巧这一天蒋介石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在这次会上，党的副总裁汪先生可以不出席，因此，汪便没有到场。 “碰巧，这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参谋长来到重庆，他手里有几张飞往昆明的飞机票，在蒋介石训话时，汪便大胆地从重庆逃掉了。龙云得悉之后，到昆明机场迎接，和汪先生会谈了数小时。 “对我们来讲，昆明虽比重庆稍微安全一点，但终非久留之地，急于想离开昆明。经龙云的帮助，租到一架飞机，飞到河内。” 汪兆铭和周佛海，经上述周折，十九日来到河内。除在这之前已逃到香港的高宗武和梅思平外，在这前后脱离重庆政府的以汪夫人、中央监察委员陈壁君为首，有前实业部长现四川省党务委员陈公博，立法委员林柏生，艺文社主任陶希圣，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仲鸣等。 下面简单叙述一下汪的履历：汪号精卫，是日本人所亲近的政治家。一八八五年生于广东省，二十岁时留学于东京法政大学专业，二十二岁加入孙文的革命党，任中国同盟会书记长，流亡到南洋。他又愤慨于清朝的压迫，秘密进入北京，一九一○年图谋炸死摄政淳亲王载沣，因而被捕，但清廷爱惜他年少有为的风采，特免除死刑改处无期徒刑。宣统三年，即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成功，大赦革命党员，他出狱回到上海同陈壁君结婚，从此即作为孙文的得力帮手进行活动。 孙文死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成为国民党的中心人物，担任政府各项要职，但同军队的实力人物蒋介石意见不合，再三对立，多次下野外游。 满洲事变后一度出现蒋、汪合作的时代，汪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他的稳健的对日政策受到强硬分子的强有力的反对，一九三五年四届六中全会时被暴徒袭击，他不得已再度外游。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又回到政界，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要职，但他一向主张不扩大事变、对日和平，与蒋介石发生了争执。 近卫声明和汪的通电 日本政府预先已做好准备，一等到汪逃出到河内，就立即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先是收到汪预定于十二月八日逃出重庆的通知，近卫首相准备按照这一通知于十一日在大阪大礼堂发表演说，向全国广播。近卫已经到了京都，但由于汪延期逃出重庆，近卫就以患病为理由，把演说和广播延期到十四日，接着他又全部停止进行，回到东京去了。 另一方面，重庆的国民政府在汪从重庆出发逃到河内后，就命令正好留在该地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去见汪，又另外特派秘书长陈布雷去劝汪回心转意，但汪断然加以拒绝。 当时，我在上海等待汪出发的确实消息，但因为得不到任何通知，非常焦虑，就于七日从上海出发，经过福冈、台北，十二日到达香港。我同高宗武联络之后，才弄明白重庆的情况和汪兆铭的预定行动。但各种相反的情报纷至沓来，不容乐观。事实上，即使在十二月二十日得到了汪到达河内的确实消息之后，驻香港领事岩井英一则称，根据上海《申报》前主笔陈彬稣的说法，汪逃出的报告不过是虚报而已。我们为这些情报所苦恼，真是又喜又忧。 尤其是，由于日本政府对于一度中止的总理的声明已没有再予发表的意思，成了因噎废食的情况，我们对此也很焦虑，经再三电报往返之后，总算到二十二日才发表了政府声明。 这就是所谓第三次近卫声明： 日本政府，如本年两次声明所表明的，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 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本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无意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也不要求中国对理解东亚新形势而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加以限制，唯求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即可明了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 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废除和租界的归还，不惜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在战后的今天，如把这个第三次近卫声明通读一遍的话，就不免有单方面的和高压的感觉，但在发表的当时，却有不少人责难为软弱的外交，这种时代的变迁，真足以使人反省。 但是那时候正在提倡东亚协同体沦，主张解放东亚各国的运动正在盛行，因此在启发群众以及将舆论诱导到承认本声明的方向上去是大有助力的。接着发表的汪兆铭的艳[解放前电报以诗韵去声字代日期，艳就是二十九日的意思。]电在一九三九年元旦的报纸上和广播中同时报道，解除了国民的不满并得到了理解。因此日本国民在希望的光辉照耀之下欢庆新年。 汪兆铭响应近卫声明，在这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了所谓艳电。 汪到达上海和赴日 汪同夫人陈壁君和曾仲鸣住到河内西北八十公里避暑地三岛的旅馆里去以后，再三向重庆政府建议和平。 国民政府派出许多特工人员威胁汪的安全，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也对汪渐趋冷淡，因此汪的活动逐渐困难起来。而且，他所依靠的左右手曾仲鸣，于三月二十一日深夜，在汪的秘密住所里，正当熟睡在汪的隔壁房间时，受到了重庆政府派遣的特务的袭击，成了汪的替身被暗杀了。 在这以前的一月十九日，林柏生在香港被暴徒袭击受伤，几乎瞎了眼睛。汪的外甥沈次高也在澳门被暗杀。日本方面所预先拟定的汪的和平运动的参加者何应钦、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陈素农等军政界要人，接到汪派通知以后，不仅没有任何发动的迹象，而且就连一向视为汪派的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也不敢赞同汪的主张。这时，汪本人不能不感觉到他估计错误了。 因此汪决心逃出形势紧迫的河内，经过种种考虑，寻找安身的地方。 那时我正留在香港。一月十五日一度奉命返回东京。二月上旬为了协助土肥原中将和从事联系孔祥熙的工作，往返于上海之后，于二月二十六日将高宗武和周隆庠接到东京，在箱根富士屋旅馆听取汪兆铭派的内部情况，协商了今后的进行要点。 三月上旬，为了再度向土肥原中将报告对吴佩孚的工作情况，我出差到北平，十二日回到东京。我在离开东京期间，被晋升为大佐，意外地被新任为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接替了前课长渡左近大佐。 那时，卸任了军务课长而能自由行动的影佐大佐代替我被派到河内去营救汪精卫[影佐祯昭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从陆军省回到参谋本部，专门负责与汪精卫进行勾结的阴谋活动。]。 影佐一行除伊藤、犬养外，还增加了外务省秘书矢野征记。影佐和犬养于四月八日乘山下轮船公司的“北光丸”，从三池港开出，十六日到达海防。十八日访问汪，同汪协商之后，决定逃到上海去。 汪假称下野出国，前往新加坡，求得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二十五日黑夜逃出河内，雇了一只七百五十吨的小船“凤安号”，驶出了风光明媚的、并以鸿基煤出名的下龙湾。 原来计划是，第二天即二十六日在航海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后一同航行，但两只船联系不上，汪的船一时不知下落，使搭乘在“北光丸”上的人大伤脑筋。隔了一天，到二十八日下午，两只船总算在汕头海面相逢，这才放下了心。汪一行在海上改乘了“北光丸”。 以后该船在基隆暂时停泊，五月六日到达上海。汪则在八日上岸。我到上海去迎接，六日在船中举行了第一次会谈。汪身躯硕大，容颜白晰，作着手势首先托我同日本政府取得联系，并说出大意如下的话： “一、汪一向从言论上反驳国民政府的抗日理论，说明只有和平才能挽救日华两国，想从外交部推动政府改变政策，但不易收到实效，因此今后考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自己建立和乎政府，使日华提携成为现实，要给一般国民证明抗战是毫无意义之举。 “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行第三次近卫声明，如实使四亿中国民众知晓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 “二、和平政府建立后，当然也要建立军队，但丝毫没有用来同重庆政府作战而引起内战的意向。最终的目的是坚决使重庆政府改变抗日的主张，转向和平。 “从而将来重庆政府与和平政府合并时，即认为本人的运动已达到目的，本人预定下野。 “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首先亲自赴日，同日本当权的人士交换意见，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 “四、万一决定建立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 “从而以还都为建立政府的形式，意在采用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关于上述谈话中采用青天白日旗的问题，周佛海和梅思平在另一次会议上对我明白表示，万一日本军提出强烈反对意见，不得已也可考虑用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配合而成或者是其他设想。但到半夜一点多钟的时候，周、梅慌慌张张跑到我的宿舍来，说受了汪严厉斥责，收回以前说过的话，提出更正：国旗绝对不能改为青天白日旗以外的旗帜。根据这点来看，可以明了选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一事，在汪的心中，与其说是非同寻常的希望，毋宁说是一种信念。 我从汪那里听到了上述的计划和腹稿以后，急忙回到东京，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次长提出报告。一般对汪之赴日，起初是有点踌躇的，但经过讨论后，陆军固不待言，即使政府方面也答应了汪的要求，决定在东京接待他。 五月三十一日，汪从上海乘海军飞机到达追滨的海军飞机场。这一行中，除汪以外有周佛海、梅思乎、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一人之多，日本方面由影佐、犬养、矢野等为东道主。 在东京，以泷川的古河从纯的别墅作为汪的住所，一部分随员分住在麻布的池田成彬的别墅里。 这年一月初，日本政府因近卫内阁总辞职更迭为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汪从六月十日起就开始同平沼首相、陆军、海军、外务、大藏各大臣以及近卫前首相进行会谈。 平沼首相开诚布公地说，日华合作应以道义为基础予以实现。汪表示他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同志，设想在南京成立和平方针的国民政府，对此，首相保证日本政府将坚决予以支持。 汪又同板垣陆相就现已成立的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的处理问题、制定国旗问题以及在建立政府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磋商。汪毫不退让地坚决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而且表示临时政府可暂作别论，但维新政府则必须取消。 在日本政府同汪兆铭进行这次会谈之前，陆军已从六月二日起把在华各军的参谋将校召集到东京开会，经过种种研究议论之后，决定答应汪之共同合作的要求。仅对制定国旗问题意见多少有所分歧，但最后作为中国的国内问题，尊重汪的意见，各军亦誓以此方针子以援助。 这时我对汪兆铭在南京建立政府的设想，担心它能否取得成果，所以不怎么表示赞同。 本来在重光堂会谈中，高宗武主张在建立政权时，要避开日本军占领地区，竭力选择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日本军未占领地区，由汪派军队加以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和平政府。但是现在突然又改变方针，进而在日本军占领区内的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就堕落成为所谓傀儡政权，与以前的临时、维新两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对解决事变果真能有所贡献?或者反而会成为全面和平的障碍?一概都不明了，大有研究的必要。纵然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对重庆方面可以作些工作，促使他们改变抗战政策，但是汪政权自身变成为傀儡政权，连他本人也将被视为卖国贼而为国民大众所唾弃。殷鉴不远，有重蹈北京临时政府王克敏和南京维新政府梁鸿志的覆辙之虞。因此我在上海听到汪的腹稿时，事出意外，使我为之一惊，我曾表明了我的一些想法，同周佛海、梅思平进行了讨论。 但是要这么做， 日本军就必须对重庆军进行牵制攻击，可又得不到作战当局的同意，同时，汪派期望龙云部队或张发奎部队的发动已成绝望，在如今这样的情况下，在日本军未占领地区建立和平政府的主张，它无论如何是不能实现的。如果强加主张，结果势必打消建立政权的念头。当汪在上海登岸之后，他的政治生命已岌岌可危，如使他的壮举成为无意义之举，这就完全辜负了他对日本的信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改变了想法，要使汪兆铭如他所说的那样，在建立政权之后，努力讲求一切办法使重庆政府改变抗战政策，在机会到来时，只要不成为两个政府合并的障碍，虽然难以称为上策，也必须视为中策。所以，我信任中国革命元勋和伟大人物的汪的见识，姑且听从了他的话。 但是，在驻外各军参谋会议上，平素容易对细节产生异论的各军参谋，竟然不顾会议内容的重要性，毫不计较，几乎无条件地顺从了这一决定，简直使我感到意外。 细想起来，我军在芦沟桥事变爆发之初，对中国的实情不深入调查，只为满洲事变六年来已渐趋平静渐趋稳定的倾向所惑，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仍然可照过去那样用恫吓政策来解决对华问题，于是漫不经心地犯下了诉诸武力的错误。 从而，正如日本政府最初命名为华北事变不久又改称中国事变所象征的那样，违反了用兵的根本原则，逐次投入兵力，不断为敌情所左右，零零星星地扩大作战，这些都暴露了不宣而战的内在矛盾。 特别是攻占南京这一事，曾作为解决事变的转机而寄予最大的期望，但却是无所作为。从那以后，或是进行徐州作战，或是攻下武汉，乃至进击广州，始终抓不住解决事变的头绪，只不过徒然扩大战局，一味增加兵力，使任何人都有泥足深陷的感觉，这才觉悟到单靠作战的手段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解决事变的希望。 这时出乎意外地汪兆铭跳了出来，他提出计划要在南京建立和平政府作为解决时局的方策，老实说，纵然没有象在地狱里遇见菩萨那样的信任心，也有在渡口遇着船时的安慰感。 建立政权的方案就在这种会议的气氛中决定了，同时对选定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的问题，也很容易地通过了，只是为了易于识别重庆抗战政府军与和平政府军起见，依照汪兆铭的提议，暂时把写有反共、和平、建国三原则中任何两项的黄色三角布片附在旗竿的顶端。驻外各军也兴致勃勃地宣誓协作。 到了东京的汪兆铭同日本政府协商完毕后，对在南京建立和平政府一事取得了确实援助的保证，就在六月二十日，除了影佐、犬养、矢野等以外，又新加上了须贺彦次郎海军大佐、清水董三外务省秘书等，一同从芝浦乘船出发，在塘沽港登岸，进入了天津的意大利旧租界。 二十七日，汪从天津到北平访问，会见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大将和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重新坚定了建立和平政府的决心，同时认识了华北形势的复杂性。 汪在北平时，依照日本军的劝告，曾经企图会见直隶军阀元老吴佩孚，但就双方会见的手续问题上未沟通思想，汪就停止会见，当天返回天津。 吴佩孚工作 这里暂且谈一谈吴佩孚工作。 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政府为了避免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驻外机关的对立以谋求实行一元化的政策，三个省派出了代表：陆军方面是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方面是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方面则由陆军出身的宇垣一成外相恳切请求把退役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作为外务省的代表，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以此促进在中国大陆上日本军占领区内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工作。 三中将协商的结果，一致推土肥原中将为当前的负责人，津田、坂西两中将专门从旁协助。 土肥原最初打算捧出中国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唐绍仪、吴佩孚和靳云鹏三人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策划他们出马。第一次工作是在九月底，首先到上海秘密地访问了唐绍仪进行会谈。但是几天以后，唐忽然在他的住宅里，被一个和他家常有来往的国民党特务把他当作汉奸暗杀了，惨遭横死。 土肥原从上海北上，接着进行工作，策动吴佩孚和靳云鹏站出来，还打算加上段宏业。 靳隐居在天津，据日本方面推测，他会响应土肥原的号召的，将与吴一同在唐绍仪生前起草的和平救国宣言上签名，并准备发出通电，但在具体进行中无任何进展，所以工作的重点主要指向吴佩孚。 吴长期隐居在北平什景花园，平素有许多旧部下围绕在他的周围，芦沟桥事变以后，访问者骤然增加，门庭若市。土肥原主要命令大迫通贞少将负责同吴派交涉，并使参与策划满洲建国的张燕卿从旁协助。吴提出的出马条件同日本军不一致，对日本方面的要求若即若离，不容易了解他的真意。但是吴的一举一动，立即刺激了北平临时政府首脑人物的神经。 当时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和北平兴亚院等日本方面的机关几乎全部认为吴无论如何不会响应土肥原的策动，态度比较冷淡；同时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与吴形同水火，不欢迎吴的出马，暗中加以牵制。因此王克敏用声东击西的手法，宁可对汪兆铭建立政权的运动表示好感。 一九三九年二月，为了吴佩孚工作，需要调整土肥原机关同华北军和临时政府之间尚未表面化的对立关系，并且为了对汪兆铭逃出河内所引起的形势变化作好准备，我到了北平。 本来我就认为，捧出吴佩孚等旧军阀是不能收拾中国民心的，这个工作完全是时代的错误，我预先已经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这时我又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土肥原中将提出了这一点，用以说明期望吴佩孚出马是徒劳无功的。 土肥原也采纳了我的意见，放弃了推举吴的念头。三月间，他调任另职，留下来的工作由大迫少将和川本芳太郎中佐接替。 六月中旬，华北军认为天津英租界对临时政府的经济财政政策不合作，成为导致华北经济和治安的稳定发生种种破绽的重要原因，就以兵力包围了租界的外围。 因此日本同英国的关系恶化，引起外交问题。为了缓和华北军的激烈态度，我和参谋本部的堀场一雄中佐于六月十八日一同到了北平，同山下奉文参谋长和武藤章副参谋长进行了商谈，大致完成了这一公务，然后努力调整汪兆铭与吴佩孚两者之间的关系。 汪兆铭于去年十二月从重庆逃到河内后，立即把和平的主张电告吴，吴表示赞成。汪于访日归国途中，六月二十四日到达天津，王克敏立即到天津访问了汪，以示欢迎，汪在二十七日访问了北平。这时日本方面打算利用这个好机会，促使汪吴两人合作，但吴似乎考虑到自己将来的政治立场，拒绝前往访问汪，固执地要在自己住宅里接见他，因此汪断了同吴会谈的念头而南下了。 此后汪专心于准备在华中建立和平政府，在这期间，也曾特意派出赵叔雍为使者到吴那里，互相通信请求合作，吴亦予以善意的答复，似乎提出了党归汪掌握、军归吴掌握的方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汪兆铭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进展，大迫少将根据土肥原机关的意图捧吴佩孚出场的设想就自然地缩了回去，以致[陆、海、外务〕三省联合组成的对华特别委员会也解散了。 因此，要求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改变了方针，另以开封附近为起点，策划利用吴的声望，以怀柔政策促使杂牌军归顺。但吴在这一年十二月四日因治疗牙病并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 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以吴拒绝了日本方面的诱惑，不肯当汉奸，大事赞扬他的功绩和勇气，但吴佩孚本人的真意如何，却是无法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