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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芦沟桥事件 事件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北平(今北京)的初夏，大陆性的气候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酷暑，寒暑表从早晨就一个劲儿地上升，到了晚上，水银柱还是停留在原来已经到达的度数上，不大容易下降。 出身于南满洲铁道公司[南满洲铁道公司简称“满铁”，日本帝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侵略的殖民机构。它于一九○五年日本取得帝俄控制的东清铁路南段(长春到大连)权益和财产后，于次年宣布设立，总公司设于大连。除铁道外，还经营采矿、发电、航运、农场等企业，所辖主要单位有八十多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霸占中国东北全境铁路。并于北平、上海等地设立事务所，广泛搜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北平市政府顾问栗屋，准备了一席丰盛的中国式酒菜，款待的主宾是已经久未来北平的朋友御厨大尉，他是日本派驻太原的陆军驻在员。 为了避开屋内的酷热，酒席就摆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这种精心的安排，是中国人在招待知心朋友时经常采用的办法，是一种无上的接待。 陆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兴中公司[兴中公司，日本帝国主义对旧中国华北地区逆行侵略的殖民机构，设立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总公司正北乎。三菱、钟纺等均参与投资。实为“满铁”的子公司之一。]总经理十河信二也出席了这次宴会。晚上九点敲过席散以后，大部分的人又应十河总经理的邀请，前往日本菜馆长春亭去参加第二次宴会。 在第二次宴会中，我提前退席回家，和来访的客人会谈过后，于十二时不到就睡了。但刚一入睡就又被陆军武官室的值班士兵唤醒，接到了北平驻屯部队联队[日本帝国主义以一九○一年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为借口，于北京、天津等地驻扎日军，称主力中国驻屯军。后又称驻于北平及其附近的日军为北平驻屯军，驻于天津及其肆意扩展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日军力天津驻屯军。芦沟桥事变爆发时，其主力力一个旅团，统辖两个联队。第一联队驻于北平，联队队部设于东交民巷内。其所属第一大队驻于丰台。]副官河野又四郎大尉打来的电话。 当时我是一个陆军少佐，是驻中国大使馆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实际上，所谓助理武官，只是列在外交官名单上的一个名义上的官衔而已。当时，在国民党把首都迁到南京以后，日本大使和武官也都常驻在—匕海了，北平的武官则是直接受东京陆军参谋总长指挥的。因此，官制上尽管称为助理，实质上却是作为北平武官室主任而独立工作的，一般的称呼就叫北平武官。 陆军武官室的地址在北平的前门，即正阳门外的前门火车站附近，也就是在城内的东交民巷，与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军驻屯部队毗邻，附近还有英、美，法、意等各国大使馆。 工作人员除五个日籍职员以外，还有两个由驻屯部队派来的士兵，协助有关电报的收发和翻译等工作，另外还有五个雇佣已久的中国人担任其他杂务工作。 武官室的房子是清朝肃亲王的旧邸。它有着华丽的朱红色的柱子和古式的屋顶结构，上面盖着表示王族的色彩的瓦片。院子里有凉亭和假山，一切都还残留着王族的痕迹。在这院子的一隅还建立着一座北京招魂社，祭祀着冲、横川等在日俄战争中以北京为根据地而进行国事活动的志士们，和这个招魂社并立在一起的是驻华武官的老前辈青木宣纯[青木宣纯(一八五九——一九二四)，一八九七年首次担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陆军武官，以后一九○一、一九○三、一九○五年三次任该职，进行了种种侵略活动。]中将的胸像。 其实，我最初接任武官室工作的时候，也并不清楚这所房屋的来历。 满洲事变[即指“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在报纸上以男装美人著名的川岛芳子，有一天突然来访。芳子在某种意义上的名声，我当然是知道的，对于她在私生活方面的紊乱，当然也有所闻，因此拒绝了同她会面，只让一个年轻的事务员大冢贤二去问了一下她的来意。几天之后，我收到了她一封很长的抗议书，从这里面我才得知了这一实际情况，原来武官室的这所房子就是由于她的父亲肃亲王的好意提供给日本军使用的。 在这以后的年月里，我始终不曾有机会和她会面。但两年以后我离开北平回国，经过天津住了一宵，第二天在塘沽港上船的时候，又收到了她拍来的一封很长的电报。 这封电报里说，她为了欢送我回国并为过去的失礼表示歉意，特地赶到天津车站来了，但由于途中发生事故，迟到了几分钟，没有赶上火车，原来特意带着准备当面送给我作纪念品的匾额，也只得改经邮局直接寄往东京了。 就这样，直到战后她作为战犯而被判处死刑为止，我始终没有和她见过一面。 话扯远了，回到本题上来罢。 联队副官挂来的电话，是芦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最初的报告。 我听了大吃一惊，匆匆忙忙穿好军装，赶到毗邻的联队本部，这时已是半夜一点钟左右了。 室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以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为首的重要军官们，一个个穿着整齐的军装，站在桌子的周围，正在收集从芦沟桥附近的部队发来的情报，他们不断地听取着报告，都是脸色紧张，默默地很少说话。 根据到目前为止收到的情报，经过整理后判明情况大致如下： 七日夜晚，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牟田口联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的指挥下进行夜间演习。当演习结束正在集合部队时，于晚上十时以后，从芦沟桥北边约一千米永定河左岸龙王庙附近的中国军队发来了实弹射击，最初是几发，接着又是十几发。 部队当即停止演习，查点人员，发现缺少土兵一名，为此一边进行搜索，一边向大队长汇报请示。 当时正在驻屯地丰台营房的第二大队队长一木清直少佐，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牟旧口联队长，并亲自指挥一个中队赶往五里店增援，对非法射击事们：向芦沟桥城[即宛平县城。]内的中国军队提出抗议。 但最初据传下落不明的士兵一名，已在事件的过程中平安归队。 冀察[政务委员会)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在得知这一事件之后，立即以电话与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联系。 冯治安讲明： “我属下的部队不会派到芦沟桥城外去。如果城外有部队，那一定是土匪。” 樱井又同特务机关辅助官寺乎忠辅大尉一起，由冀察第二十九军参谋周思靖少校陪同，驱车前往芦沟桥。 担任该地守卫的中国军队是冀察第三十七师第二百十九团团长吉星文部下的两个连队，指挥官是营长金振中。他起先佯称自己的部下没有在龙王庙配置兵力。不管怎么样，看来，中国军的指挥官当时似乎还不了解实际情况。 此外，牟田口联队长派遣的森田彻中佐又同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冀察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等一起前往现场进行凋查。他们在到达现场之前，又得知了这样的情况：一支可能是新从长辛店派往龙王庙的增援部队又向日本军进行了射击。 因此，在凌晨四时许，前线的一木大队长特地给牟田口联队长挂来了电话。当然我不可能直接听到一木在电话中讲话的详细内容，只知道他是来请示：“中国军队再一次向我军射击，对此我方是否也应该予以回击?应该怎样处理才好?” “如果受到敌人的射击，就予以回击！” 联队长以坚定的口气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接着他又把嘴避开了话筒，独自嘀咕着： “受到敌人攻击时应该怎么办?一个军人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 我在一旁听到来自现场的这一生动的电话问答，当然能够理解指挥官的立场，同时也完全懂得这种指挥权的尊严是不容许侵犯的。 但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如果日本军开火，事情的是非曲直暂作别论，其结果却必然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发展成为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我当然先已察觉到了，因此不禁为当前的现实的严重感到不寒而栗。 果然，在前线的一木大队长似乎电深感事情的严重性，因而又追问一句： “那么，开枪射击也没有关系吗?” 接着又郑重其事地说： “既然这样，由于事关重大，请把时间核对一下。” “早晨四时二十三分。” 就这样，他们对时间也作了核对。 在这样的问答中，我是始终在场的，并确信在电活中讲活的一木少佐那种冷静的态度。后来一木在和我谈起他当时的心情时说： “那时候联队长向我发出射击的命令，真使我大吃一惊。” 我预见到联队长这个出于不得已的射击命令，实际上就是事态还要发展的代名词，因而立刻给东京的陆军中央拍了电报，同时在半夜里又把各报的新闻记者召集到武官室来，采取了非常的措施。 在勉强只能辨认出面容的晓色朦胧中，天井里放了几条长凳，大家坐在新绿的槐树荫下，听我发表昨夜以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情况。 聚集的记者有《朝日新闻》的园田，常安，《每日新闻》的三木、关，《读卖新闻》的村上，共同通讯社[原文如此。当作同盟通讯社。]的安藤以及其他报纸的记者们，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对于昨夜以来发生的事件，已经探得了一些消息了。 被这种拂晓时刻的临时集合搞得很紧张的记者们，对于这一事态抱着忧虑的心情，解散后，各自雇了人力车回去。我到武官室院子里去参拜了招魂社，为东洋的和平作了祈祷，这已是早晨五时半左右，天开始浙沥浙沥地下起雨来了。 恰巧就是在这一时刻，西南方响起了大炮声，震撼着云低雨蒙的、昏暗的天空，沉重的轰鸣犹如在给远东抒发着凭吊的哀吟。 也许可以说是天意吧，这时候开始下起的雨，竟变成了几年来所未曾有过的霪雨，最后使华北的旷野浸在洪水之中。 我在把昨夜的事情象走马灯似地一幕幕重新加以冷静地思考时，几天来经验过的一些问题突然又在我脑海里浮现起来了，顿时又引起了我对这些事情的重大关心。 这些问题我将在下面一一加以叙述。 早晨的电话 事件发生前四天，七月三日清早，当我似醒未醒，还在睡眼蒙陇中时，就被一阵喧闹的铃声吵醒了。这是冀察第二十九军最大的实力人物第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亲自挂来的电话。 熬夜和睡早觉是中国官场中根深蒂固的习惯，但他竟起得这么早，这不免使我感到吃惊，同时对他这样一个具有青年军人风格的政治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我内心是抱着好感的。 电话的内容是来邀请我的： “最近在省政府所在地保定新设了外宾招待所，我想邀请今井武官作为我们开幕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可能有些突然吧，就趁今天我返任的时候一起走好吗?” 在我到北平上任以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冯经常来往，已经有了亲密的交情。 保定旧名清苑，从宋朝开始设置保定军，因此亦称保州而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元、明时改称保定，在清朝是直隶省的省会。辛亥革命后，其地位暂为天津所代替，一九三五年以来改为河北省政府的所在地。 保定人口约有二十五万人，是平汉铁路沿线的要冲，也是华北攻防战的据点。 冯治安是一位三十来岁的青年将军，瘦削的身体，洋溢着旺盛的斗志，从外表来看是一个剽悍的、单纯的军人。他被日本人认为是反日的元凶，甚至还有人劝告我停止和他往来。 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把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的地位让给了冯治安；冯率领着被认为二十九军的精锐部队第三十七师，秘密地把根据地设立在日本的压力所不及的保定，在北边筑起了一连串面向北方的碉堡，凝视着日满和华北的政治经济的动向。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这时候对日的策划中心既不在北平，也不在天津，而应该说是在保定。 过去，在六月中旬，我也曾受到过冯的一次邀请，但当时由于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故，因而谢绝了。这一次虽然有些突然，但还是爽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上午九时，我们在北平前门的平汉线起点站的西站会面，随即乘上了前来迎接的省主席的专车。途中每经过一站，都受到冯所属各部队的军官们的迎送。列车一过良乡，便可望到展现在窗外的华北大平原和鲜艳夺目的新绿的田园风景。 这位被日本人视为可怕的冯治安，一会儿指着窗外飞过的自己的家乡说：“那里住着我那位还健在的亲生母亲，在等待着我回去探望她哩。”一会儿又说“我自己的出身就是军队里的火夫”等等，直爽地谈了中国人一般不愿谈的私事。我们就这样兴致勃勃地倾吐着各自的身世。 担任口译的是能讲流畅日语的张我军，他就是芦沟桥事变后带着中国影片《东亚和平之路》到日本来的电影导演张迷生。 这时我就有关最近北平实施夜间特别戒严的问题向他提出了质询，心直口快的冯治安却突然沉默不语，避不作答，同时也不掩盖他感到不高兴的心情，因而使气氛一时变得甚为尴尬。但他又忽地改变了语调，向我提出了责难： “日本军借口夜间演习的名义，于六月二十九日向芦沟桥的市街进行实弹射击，希望今后要慎重一些，不要再做出这种非法的行动来。” 我出于个人的经验，对日本军队的军纪严明是有着坚定的信心的，因此他的这些话使我感到非常突然，觉得可笑而不可信。 “日本军会干出这种没有常识的事情来，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就这样带着抗议的口吻向他提出了反驳。 但冯却一脸正经地，甚至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你认为这是说谎的话，那末，芦沟桥那边的城墙上还有着清楚的弹痕哩，过几天我们一起去检查好啦。” 就在这样东拉西扯的谈天中，列车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保定。我由冯主席陪同来到省政府，和在东北军张学良系中有名的万福麟将军为首的省政府各厅厅长一起进了午餐。 下午，在特派的向导的陪同下，参观了莲池书院以及中山公园等保定的名胜古迹，感到很愉快，但在第五十三军的兵营里却遭遇到了与此完全相反的情景。这个兵营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旧址，我最初以为可以引起我对日本陆军的前辈在这里当军事顾问时的日华亲善时代的回忆，所以主动提出了参观这个遗迹的要求。可是，也许是来得太突然了吧，在兵营的讲堂里，墙壁上贴满了抗日的标语和鼓舞士气夺还东北的绘画，那些狠毒的表现和激烈的排日教育引起了我的恶感。 晚上又参加了同要人们在一起的晚餐会，在领受了冯的衷心款待之后回到招待所去时，冯师长一直送我到下榻处。由于天热不能入睡，我便把椅子搬到天井里，和冯师长两个人一直谈笑到午夜一点钟。 第二天早晨，尽管主人力劝再住数日，但我却再也不能悠闲地呆下去了。因为昨天在列车中听到冯师长谈起的芦沟桥夜间射击的事件，还始终浮现在我脑海里，急于想回北平去查明真相，就这样急忙地踏上了归途。当火车经过芦沟桥时，看到中国兵正在永定河左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演习。 我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天之后，就在这风光明媚的桥畔发生了造成远东悲剧的战火。 这一天从保定回到北平时，带来了几篓冯治安赠送的土产酱菜。这种酱菜是保定著名产品，后来日本侨民在东交民巷避难时，我拿出来和很多知己朋友一起尝过，当时对于他的这种好意以及那一次的交往，不由得引起了一种奇妙的心情。 北平仍然在实行夜间戒严。我向旅团司令部的小野口副官反映了冯师长的抗议内容，并请他对日本军有否向芦沟桥城墙实弹射击一事，秘密地进行一次调查。 那天晚上，在日本侨民团的集会上，小野口副官理所当然地作了如下的回答： “对丰台部队从内部进行了秘密调查，绝对不曾有过那样的事实。” 我也对这一料想中的调查结果感到满足，不再有任何疑问。 不可思议的预告 当时日本正处于发生了“二·二六”事件[“二·二六”事件，指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东京发动武装政变事件，旨在建立法西斯军人政府；加紧扩大侵华战争。在法西斯军官率领下，约一千四百名士兵，曾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首相官邸，杀死内六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二月二十九日暴乱平息后，继冈田内阁的广田内阁更力反动，标志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之后不久，政局不太稳定，广田、林这两届内阁都以短命告终。这一年六月四日，那位被国民认为具有新鲜的魅力而寄予希望的青年宰相近卫文麿，经过了一番犹豫之后，终于适应了国内各界的愿望，风头十足地登上了舞台。 入阁的大臣有杉山元陆军大将，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等，此外如拓务大臣大谷尊由、农林大臣有马赖宁、文部大臣安井英二以及内阁书记长官风见章等，这些人事安排都是超出一般人预料的、富有特色的新人。 六月二十六日，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大谷光瑞突然来到北平，下榻于靠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 大谷自从辞去了西本愿寺的首脑职务以来，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满洲、台湾、中国、马来亚、爪哇等地进行周期性的巡回旅行。他对日本的对外发展政策，具有透彻的见解。 可能是由于我过去和他见过面的关系吧，他第二天，即二十七日上午就邀我去，并撇开了其他的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畅谈。 当时大谷所谈的是下列这些内容： “日华两国的关系一年比一年险恶，长年纠缠，不得解决。 “我总希望能有些什么办法来打开这些险恶的局面，现在幸好成立了近卫内阁。 “近卫家，自从上一代的霞山公[即近卫笃麿(1863一1904)，长期任贵族院议长，并主持东亚同文会。]以来，比任何人都更关心大陆，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那是有深远的来由的：自从文麿当家以后，在他身边又增加了新的大陆问题研究家，他的手下也就有了一个网罗了所谓新旧中国通的智囊团。 “因此，我想，如果日本政府有意要改变日华关系的话，除了现内阁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这次，我的弟弟尊由入阁担任拓务大臣，我认为这才是实现我的愿望的好机会。 “我这次来到此地旅行，也无非是想对国策有所贡献而已!” 他在说了这一篇开场白之后，就对华北最近的形势征求我的意见。 对此，我先分析了今春以来当地中国人的群众运动的险恶形势，然后说： “对这种事态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可能，如果日本真的想避免发生这种情况，那末，对现行的日本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在华北过急地提出经济权益的要求，实有重新加以考虑的必要。” 大谷除了重复他的“现在日本想在华北挑起事端是不适宜的，必须设法加以防止，制止爆发意外的战争”这种说法以外，又提出了这样的希望： “北平武官无论如何要回日本去一次，把刚才提到的那种意见向内阁总理大臣以及所有的阁员讲一讲。因此，我已经派跟随我来的桥本文治从这里直接回国，对促成你回国的事作好准备工作。” 大谷就这样立刻离开北平，经由通州和青岛回国。 跟大谷前后差不多的时间，陆军省[日本政府机构中的省，相当于部。下文提到的政府各省，即指政府各部。]军事课的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冈本清福(1894—1945)，日本法西斯军人，当时回到东京后，即凋任中国驻屯军参谋。]中佐也来到北平，他的这一次旅行，似乎是经担心华北会发生事变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长、〔陆军省〕军事课长石原莞尔的授意，为了预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到这里来观察一下血气方刚的日本青年军官的内部情况，并视察一下华北的一般情况的。 我对他讲了我和大谷讲过的同样的意见，并把处于危险状态中的华北情况向他洋细地谈了一遍。 冈本在北平、天津等地旅行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就回到了东京，并立刻向上级作了和我的意见相反的、极为乐观的报告： “在华北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来讲，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 原来他的调查和观察，主要只是在于当地的日本军中有没有和满洲事变中象柳条沟那样的阴谋。看来他是听信了天津军参谋以及冀察、冀东两政权的军事顾问们的说明，认为日本军内部并没有什么别有用心的阴谋，结果对日华两国的关系已经接近导火点，对当前那种非常危险的摩擦等现实状态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那是因为说明的人所说的和听的人想听的，没有对准口径的缘故。可是，他提出报告之后隔不多久，就爆发了芦沟桥事件。接着他又被任命为天津军参谋而重新来到了现场。他在见到我时立刻就率直地说： “我在上次和你见面时听到你讲了有关现场的危险情况，回国后却作了主观的乐观的报告，可是当前的现实却爆发了芦沟桥事件，这完全是由于我的不明智，真是对你不起。” 他就这样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采取了诚实的认罪的态度，向我表示了歉意。 这一年的十一月我调回东京任职[今并武夫被调回日本后，即任参谋本郎中国班班长。]，又会见了大谷光瑞，他对我说： “我把在北平听到你讲的现场情况报告了杉山陆军大臣，也就是在这同一天，在当地爆发了这一次的事件，所以没有来得及把你召回东京。” 关于冈本对华北形势的观察是否正确，我无意加以批判，只是对于当时东京突然把大谷、冈本两人相继派到华北来进行现场考察，其真意究竟何在，却觉得有加以判明的必要。 后来听说，那时候，在东京政界的?肖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盛传着这样的谣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对此大吃一惊的军部和政府的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就不约而同地秘密派出了各自的视察人员。 七月六日，也就是芦沟桥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我应邀在陈子庚家里吃晚饭，他的家就在北城鼓楼的西边，再往北就可以看见城墙，地名叫小岔〔什刹〕海。那天我是和担任翻译的、大仓公司北平分公司经理林龟喜一起去的。陈子庚过去当过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 这里要离开本题说一下。自从这一年的正月底以来，我一直和隐居在天津的靳云鹏有着往来。 靳前一年秋天应蒋介石的邀请南下，并接受了要他努力打开当时在华北非常危急的日华关系的委托。他的想法是，要避开当时成为难题的政治经济问题，先从文化提携入手来改善两国的全面关系。他也曾把这个心意告诉过我，并要求我协助。他自己就这样开始了热心的活动。 为此，我们曾相誓共同努力，而且已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时机看来已渐趋成熟，同时周围的形势也不容许再拖延了。于是靳就在五月十一日亲自来到北平，在棉花胡同他的家里和我进行细谈。 他想先取得蒋介石的承认之后，要使华北各地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人也在这个运动里和他采取同一步调，因此他借了佛教密宗会会长的公事这一表面理由，于六月底从天津出发，先到山东省作短期旅行，等待前往南方的时机。 通过靳的关系，我也经常和持有德国医学博士头衔的陈子庚进行会谈。这时靳即将从山东省前往当时蒋介石所在的江西省的庐山，陈也为从北平追上靳作好了准备。 他为了和我进行最后一次的商谈，便于这一天在自己家里设了告别宴会。 不料在开宴时，一个不速之客——冀北保安总司令石友三却穿着一身中国长衫翩然出现了。我和石友三早在五年以前，当他还在韩复榘手下时就有过交往，冀察政权建立后也和他有着私人间的亲密交情。因此，他好象知道我今天在陈家里，特地前来看我的。石突如其来地向我提出质问： “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三时在芦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武官知道这个情况吗?” 刹时间我大吃一惊，坚决地否定说： “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万一有那样重大的事件发生，日本军是不可能不通知我的。 “我泰然自若地呆在这里，就是没有发生这样重大事件的证明，所以定定心心地喝酒吧。” 对此，石友三仍坚持己见，而且不知为什么隐瞒着这一情报的来源，总是固执地说事实没有错，甚至还说： “即使日华两军突然发生全面战争，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下，对于日本军队是不会有作战意图的，诸你务必设法不要去攻击他们。” 也吃不准他的这些话究竟是真的还是开玩笑，但他的态度却始终是慌慌张张定不下心来的样子。不久开宴，上了最初的几道菜和燕窝后，大家照例干杯一番，他就匆匆忙忙地离席而去了。 陈子庚和我们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都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不过对他那些唐突的话以及中途退席，倒也没有在意。接着便转入本题进行了讨论，到晚上九时许结束宴会。 后来回想起当天晚上的情况，我对自己未能觉察仅隔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不禁慨叹自己目光之短浅。石友三的话，就在事件爆发的前一天，从时间上来说是提早了一天，但好象预见到芦沟桥事件似的，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如果把他的话和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中流传的谣言，只看成是单纯的巧合，那就再恰当也没有了。这真使我感觉到好象落在五里雾中了。 陈子庚按照预定的计划，于第二天(七日)出发前往山东。他在途中得知了芦沟桥事件的消息，对时局的急变感到吃惊，便与靳云鹏一起赶回来了。七月十五日，我接到通知，知道靳已回到天津，陈已回到北平。 在这里，我应该把芦沟桥事件的背景，也就是当时在华北的日华两国关系的一般情况以及人心动向，简单地叙述一下。 事件前夕的华北形势 一九三七年，大陆上的中华民国是以南京为首都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正如本书开头时一再讲过的，当时称为北平。 在两年前的一九三五年六月，日本的天津军司令部向中国国民政府派驻在华北的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要求。在所谓《梅津—何应钦协定》之下，中国只得忍气吞声地把在自己领土内的军队撤退南下。此后不到二十天，又屈辱地签订了《土肥原一秦德纯协定》。 因此，留在华北的军队只剩下了冀察第二十九军。十二月十八日，以军长宋哲元为主在北平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这个政权从其成立的过程来看，就自然地带有满洲和中国本土之间的一种缓冲作用，但从他们的内心来说，却并未失去对日抵抗的心理。他们不顾天津的日本军的反对，还是挂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青天白日旗。 可是，东面离开北平不过数英里远的通州，却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同时以殷汝耕为委员长而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这个政权以满洲的关东军和天津的日本军为后台，明显地违背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意向，挂起了象征着中国的军阀的五色旗，并实施了把国民政府的关税减低四分之一的特殊关税，积极地推行对日满友好的政策，与冀察政权对立。 因此在华北一带，不仅由于日本企图打破中国现状的激进势力的存在而使两国之间乌云密布，同时还存在着中国方面的冀察政权对冀东政府、日本方面的关东军对天津军等相互之间微妙的对立关系，情况极为错综复杂。 一九三六年秋，在满洲事变纪念日的九月十八日，在北平近郊的丰台，驻扎在该地的日本军和中国军在行军途中相遇，由于在日本军后尾部队行进中的军马触犯了中国兵而引起了争端，以至发展到了两军开火的骚乱，日本军包围了中国军的兵营，双方对峙了一夜，后来经过双方干部的交涉，终于以中国军撤出丰台了事。 以天津为中心而驻扎在北宁铁路(山海关—北平铁路)[北宁铁路指北平到辽宁省沈阳的铁路。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东北境内的略段也力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所以原文注作“山海关—北平”。]沿线的日本的中国驻屯军，一般就通称为天津军，这一年的五月，它的兵力增加了一倍[实际上，日军从二千人增至六千人。]。 这一次增兵的原因是，自从满洲事变以来，关东军对中国国内形势越发关心了，随时都有越境干涉而使事件复杂化之虞，因此才增强天津军的实力来封锁关东军的干涉，想以此来缓和两军的对立。 北平的驻屯部队因此也增加了一倍， 由于兵营的设备关系，新派了一个大队驻扎在丰台。最初的计划是要驻扎在通州的，但由于离开北宁线过远，而且对北清事变[指一九○○年日、英、俄、德，法、美，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联军镇压我国义和团运动的事件。]最后议定书[指《辛丑条约》。]的内容也有所违反，因而就决定利用丰台的旧英国兵营。 可是，丰台是北宁和平汉两线分道的重要地点，因而被误解为具有切断北平交通的战略意图，反而刺激了中国方面的神经，引起了种种议论，以至惹起了上述的丰台事件。 同年十一月底，又突然发生了绥远事件。 察哈尔、绥远、宁夏[当时所谓内蒙古指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九一八”事变后，热河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此处作者又妄图把宁夏列入内蒙古范围。]这三省原来被称为内蒙古地区。自从清朝末期以来，居住在这里的蒙古人因不堪汉族的压迫，遇有机会就想断然实行独立，建设蒙古人的蒙古。 由于受到四年前满洲国[指伪满傀儡政府。]独立的影响，察哈尔省的蒙古人于一九三六年五月，表明了要建立蒙古国的决心，他们以德王[即蒙占族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布。]为主，以德化[即化德。]作为根据地，组织军政府，揭起了亲日亲满的旗帜。德王麾下内蒙古军的李守信和王英等部队依仗关东军的后援，轻率地侵入绥远省，却被该省主席傅作义的军队彻底击退，这就是绥远事件。 当时内蒙古军使用日本制造的步枪和野山炮，还有日本预备役大佐小滨氏善以下十多个日本人以顾问名义从军，因此中国方面不把它当作单纯的蒙古军队，而认为是关东军或者是受关东军领导的兰部分满洲国军队。这种看法倒也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 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和后来继任的东条英机中将等，也先后不止一次地到德化去进行访问，以便鼓舞士气。他们又在德化和张北两处设立了关东军的特务机关，并派军参谋部课长武藤章大佐和第二课参谋主任田中隆吉、大桥熊雄等两个中佐亲自前往德化担任特务机关长。就当时的日本陆军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措施，使用的力量可以看得出是煞费苦心的。 特别是十一月内蒙军强行入侵绥远时，田中中佐曾在当地直接指挥作战。 十一月中旬，内蒙军先遣部队王英的军队，在关东军空军的支援下开始进攻，受到了绥远军的反击，王英军自始毫无战意，立即退却，因此被绥远军占领了百灵庙。 德王以锡拉穆林为据点，企图夺回百灵庙。自十二月三日开始，他以大约四千名金甲山部队对百灵庙南部的绥远军进行攻击。草原上下着大雪，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内蒙军却抵不住绥远军的反击，一下子就败退了回去。 溃败残存的内蒙军在大雪中彷徨，人马都有冻伤之虞，田中中佐乘专机在空中指引，内蒙军才得逐渐逃退。 击溃内蒙军的绥远军孙长胜骑兵部队，乘胜追击，终于在十二月十日占领了锡拉穆林。 内蒙军在溃败中，一部分发生叛变，他们把小滨大佐等日本军事顾问枪杀后，投降了绥远军。内蒙军吃到这一次溃灭性的大败仗，已经没有重建的余力了。 战后，在美军对日本战犯提起公诉的法庭上，田中协助检察部门痛骂日本军阀。了解他在绥远事件中那种独断独行的活动的人们感到：不正就是这个人，才是关东军策划侵略大陆的主谋者之一吗?对于他的突然转变，真是令人吃惊。 而且当时日本军参与这一事件，不要说日本政府，就连陆军中央部也未曾认可，而且还正在努力制止关东军尽可能对于内蒙军的援助不要过分呢。 但是，满洲事变以来，所谓下克上的恶习弥漫军内，已成宿疾，特别是当时陆军总部受到“二·二六”事件冲击后，对于关东军在外地的专擅，缺乏彻底禁止的威信，徒然感到担心，却没有特别有效的处置方法，就这样才发生了塞北雪原上殊死的战斗。 这次事件发生之前，我在日本大使馆所属武官室工作，对这情况略有所闻，特地于十月中旬亲自去当地视察，证实了确实状况，一面向陆军中央部报告，一面又趁十一月中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石原莞尔大佐[石原莞尔，阴谋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一九三五年八月，从关东军调回日本，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一九三六年六月调任该本部战争指导课长，一九三七年三月，任该本部第一部长(即作战部长)。所以原作者于前文称为第一部长，而于此处追叙时又称为战争指导课长。]到北平来旅行时，向他作了报告，请其妥善处理。 石原大佐也深感忧虑，并说明要从北平赴满洲与关东军首领们协议。听说事实上他也曾与当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争论过，但对于关东军的专擅也未能事先加以制止。 而且关东军在内蒙军刚开始侵入绥远的同时，不顾陆军中央部过去再三提出的警告，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了大意如下的声明： 此次蒙古军奋起的目标，与日满两国国策实相一致，因此希望能获成功，同时由于此事结果将影响满洲之治安，如中国有陷于赤化之危险时，当立即考虑采取适当措施。 这一年九月以来，川越茂驻华大使根据广田三原则[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六年初，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所谓“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承认伪“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正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为凋整日华邦交而进行交涉，张外交部长提出了要求废除华北特殊贸易和冀东政府等强硬主张。交涉正在激烈进行之中，突然发生了绥远事件，交涉因而也立刻陷于停顿状态。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对绥远的傅作义军进行鼓励，同时由于正在攻击延安共产军的张学良军队，受到朱德、毛泽东方面宣传停止内战的影响而陷于中止攻击的状态，他为了北上督战，来到了陕西省的西安，接获绥远傅作义全胜的捷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军的主要军官突然志气昂扬，于十二月十二日将蒋介石监禁在华清池，强迫他表示与中共军队合作对日抗战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早在满洲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即已公布对日宣战，又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如下的宣言[即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族战线之一翼，与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他们在与共产军对战的张学良、杨虎城军内争取到那些经过共产主义洗礼的青年军官作为同志，发动了有计划的武装政变。 当时中国人曾说，这是受到日本军人风气的感染而作出的下克上的中国翻版! 这时我正在北平工作。过去曾在奉天张学良手下担任过会计、秘书的林文龙，向我送来情报说：这是张学良为阻止关东军南下所使用的苦肉计，希望与日本方面进行秘密交涉。 恰巧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政变，我为了要弄清情况，顺便和张学良会谈一下，打算同林一起到西安去，在欧亚航空公司租用了飞机准备出发，正巧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这时候出差来北平，命令停止，只好打消了原意。事后听说西安事件是张学良军赤化分子搞对日抗战的前奏，万一当时我果真到了西安，恐怕难免遭缧绁之辱，事过境迁，使我不寒而栗。 但是根据战后逃亡到日本的当时政变的演出者苗剑秋谈起： “万一当时日本武官到了西安，当然会与张学良会面，为调整日华关系，说不定会提出什么最后解决方案吧!” 不管怎么说，多年敌视而战，血流成河的国共两党，以此政变为转机，逐渐合作，有了实行对日抗战政策的一天，蒋介石在共产党的强迫下不得不屈从，加强了国共合作抗日战线的决心。 绥远傅作义军击退内蒙军的消息，作为胜利捷报，忽然间就传遍全中国，新闻纪录片即时地在北平和各地上映。 我有一次混在中国人当中，到中国电影院去看这影片。见到群众兴奋得发狂，真是手舞足蹈，同时每遇到蒋介石和傅作义的特写镜头，就站起来立正，报以热烈鼓掌。在他们这种出于爱国热情的狂热情况之下，我这个穿着中装的日本人，被他们拥挤推撞得胆战心惊。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已从江两省瑞金迁到了陕西省延安，完成了号称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在蒋介石军的追击下，越过四川、西康省境内高达四、五千米的大雪山山脉，跨过四川省西北部邪魔般的大草原，十万人的兵力锐减成两万人。中途在遵义会议上，不但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并发布了上述的八月一日的宣言，而且为了抗日救国，以“告全体同胞书”展开了对日抗战的人民统一战线运动。 这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最初公布对日宣战，已达四年之久，一向总认为这不过是避免国民党包围攻击的一种策略而已。但是这次在日华两国国民对立的现场的华北发表八月一日的宣言，而且以指导一般群众运动为目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与从前大不相同的、难以估计的影响。 麻杆儿打狼 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急于制造成立的满洲国，就日本国家来说，可能是万不得已的，但就我这个日本人来说，对于素来交往的中国友人在暴力和法律的压制之下责骂那些日籍官吏是“法匪”[就是专用严刑峻法，肆意掠夺，残酷镇压中国人民，行同匪徒一般的意思。]，却多少抱有同感，好象那不是别人的事情似的，同样地从内心发出对抗的情绪。日本侨民当中都流露出这种感情。 连日本人都有这种感觉，中国人的心情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虽然惧怕日本军的威力而没有作公开的反抗，但在内心里激动着的反抗情绪， 已达难于隐蔽的程度。 当时我从友好的中国要人口中听说，在职员当中流传着一个谚语，叫做麻杆儿打狼。 也就是说，狼对于手持麻杆的人，误认为那是坚固的橡木棒，吓得混身发抖；另一方面，手持麻杆的人知道狼将麻杆误认为是橡木棒只不过是暂时的情况，所以虚张声势，身子却往后退，想到狼如果识破真象，知道人所持着的不过是麻杆，肯定马上就会扑过来，不由得害怕起来，于是他也不能不吓得手脚缩成一团，这就是这个寓言的意思。 日华两国的关系，和这寓言恰好相同，原来狼就比喻是中国，最初认为日本陆军的实力是一根橡木棒，而在绥远事件中暴露了真象，出乎意外地知道那不过是根麻杆而已。这是一个危险信号，说明中国不能再净受日本的恫吓和威胁了。 另一方面，中共根据新方针逐步开展活动，一九三六年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运动为核心，全国不断爆发抗日事件，因此，华北境内日华纠纷事故也突然增加起来。 只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算起就有：二月间，冀察第二十九军的检查所人员对于驻张家口的副领事中根以及其他日本人进行了从来没有过的非法审查。二月七日和十四日，连续发生割断张庄附近日本军用电线事件。二月十八日和三月十日在北仓附近，三月四日在落岱附近，四月十七日又在北庄附近分别反复发生同样事件。 四月二日，在德州车站发生日本领事馆六名警察被监禁事件户五月七日张家口发生日本人被中国军队绑架的暴行。十二日到十五日，北平日本人小学校学生遭到中国人投袭石块以及其他暴行。十二日在山西省太原，十七日在张家口又分别发生日本人受到中国巡警的暴行事件。当时抗日团体的数目，仅在华北已达六十余个之多。 国民政府于六月一日命令向来在华北各地自由飞行无阻的满洲航空公司系统惠通公司的飞机禁止飞行；四日提出了撤除天津日本军用无线电台的要求。中国政府对日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其中如禁止飞行之类的事情，日本方面过去根本没有取得中国政府的准许，本来这是侵犯主权的行为，就一般国际关系而论，中国政府命令禁止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些事情国民政府默许已达数年之久，尤其有些是以中国所惧怕的关东军作后台而强制进行的，如电台则是天津驻屯军自己使用的，但这次突然改变，予以禁止，中国方面态度的如此改变，日本军本应该加以注视。可是由于日本方面多年来对中国抱有优越感，迷住了眼睛，根本没有特别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八一宣言的重要性以及西安事变的特殊性。天津军部反而还在向冀察政权强迫要求德州和石家庄之间铺设铁路权以及开采龙烟铁矿的权利，宋哲元对此无法处理，只好假装不知道，定于五月底答复，表面上以养病为名，逃回山东省乐陵家乡去了。 恰巧六月十九日在满苏国境上苏联兵侵入干岔子岛附近，同满军发生冲突，双方集合舰艇和兵力，传说日苏两军在对峙中。 中国方面预料关东军会屈服。在这种主观的推测之下，华北也就群情骚动，流言蜚语盛行。 这时冀察政权自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在北平实行夜间特别戒严，由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 实行特别戒严的理由并没有公布，也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北平附近的日本驻军频繁进行演习，六月二十一日南京政府指示，要对这种演习特别加以注意。有的则传说在北平前门车站逮捕到的中国人供认受了日本人的嗾使打算在北平发起暴动，也有的传说刘桂堂土匪军队与冀东政府殷汝耕共同策划，还有一些日本流氓参加，计划夺取北平等等。我为查明这些险恶流言的原因起见，特别邀请北平公安局长陈继庵的代表郑秘书前来，询问详细情况，过了数天又直接质问冯治安，这些，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当时郑秘书的答复是： “由于日本军的演习而并未感到危险。北平也没有实行特别戒严的事实。” 他连特别戒严的事实也一口否认。 后来过了两天，我召集日、华、英、美各国记者，发表了下列讲话： “最近日本军的演习次数之所以增加，原因是预定于七月九日至十六日举行每年例行的第二期检阅。为此，驻屯于北平附近的各中队正在进行预备演习。” 签订当地协定 七月七日夜晚，在芦沟桥附近发生冲突的日华两军，双方连夜进行调查，尽力克制，争取就地解决。不料，八日拂晓日本军的追击炮竟自开火。 八日，整天下雨。北平市内中国方面的警备越发森严了。就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冀察政权的要人们似乎是在什么地方开会，他们家里的人一律回答说，不知道主人现在何处，避免和日方见面。因此，日本方面要作善后处理，也不能与中国方面接触，简直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北平市长秦德纯是冀察二十九军副军长，每逢宋哲元不在，他就代行军长职权。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我闯进中国军队的警戒线，前往秦德纯私宅访问。当来到秦宅门前时，被一小队荷枪实弹的警卫队阻止，说什么也不允许过去。 无可奈何只得准备怏怏而返，正在不知所措中，看见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从市长住宅里面出来，恰巧和我走碰头，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请他代为疏通，要求同市长会面。 赵师长是个老好人，他略微踌躇了一下，好象是改变了主意似的，尽管刚刚出来，又跑进里面替我斡旋去了。结果以邻近的会客室作为见面场所，除秦德纯和赵登禹外，还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张允荣也参加了会见。 会商结果，日华双方认为首先要努力的是不扩大事态。对于这一点，原则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关于具体的办法，因为中国方面一言不发，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当天，从清晨开始北宁线的列车停止行驶。北平各城门牢牢紧闭，一直没有开放。因此，芦沟桥日军的重伤病员也未能送往后方。 直到黄昏，才算和中国方面交涉成功，允许由一列临时列车运载伤员，送到北平城内同仁医院予以收容。 第二天即九日，仍在继续下雨。 凌晨三时，日华之间达成临时协议，为使两军都暂行退回原驻地，决定发布停战命令。 约定早晨五时两军同时自芦沟桥附近的战线撤退，日军按协议执行，可是中国方面可能有些什么错觉，却向集合在芦沟桥城东侧及北侧的我军开火。 日军对此失信行为极为震愤，即刻予以还击，以示抗议。中国军队以第一百一十旅何旅长为首的两军调停委员驰赴现场调查的结果，开枪的原来在于指挥权不严格的中国军方面，因其撤退命令还没有彻底传达到战场上。于是重新要求两军撤退，截至中午以后，中国军方面除剩下的一部分外，主力军全部撤到了永定河右岸。 当时，正巧自六月十六日以来因病卧床不起的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由于心脏办膜症十分严重，已达垂危状态。中国方面甚至流传着种种充满恶意的谣言，说什么田代司令由于过分忧虑，因而自杀未遂啦，又是什么日方为了施展阴谋，毒杀了司令啦，等等。 为此，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代表军司令官，偕同随员视察了战线，当夜下榻北平市内扶桑馆旅社。 我为了要会见参谋长，晚上十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乘汽车向参谋长住所出发。在黑夜中放哨的中国兵，每隔数十米一个岗哨，三番五次迫令停住，刺刀逼到面前严加盘问。我终于未能到达目的地。 十日，雨停了一会儿。 今天才正式接到东京的训令，方针是不扩大事件，就地解决问题。因此，与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协商结果，决定对冀察军提出我方下列要求条件。 要求条件：
一、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人应给予处分，并负责保证今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 中国方面选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负责办理交涉，但由于双方条件不一致，交涉未能顺利进行。 张自忠在冀察军内颇有威望，尤其是当年春季，他曾由天津军部冢田中佐向导，和张允荣同往日本视察，帮助他对于日本国力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据说由他负责，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因此尽管他当时正在生病，还是选定他担任日华交涉的主要负责人。当天下午四时，松井特务机关长约请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张允荣，作为张自忠的代表进行了约三小时的谈判，中国方面回答说，从芦沟桥撤兵和惩处肇事的负责人两项有具体的困难，因而谈判没有结果。 当天早晨桥本参谋长曾在扶桑馆要求我协助办理交涉，以便收拾局面，所以我和松井特务机关长商量之后，也参加了上述谈判。后来，参谋总长又命令天津军也加以协助。 当晚七时半左右，永定河西岸的中国军队，集中以追击炮向芦沟桥东部我军部队进行射击，同时在龙王庙附近和东辛庄以及芦沟桥东北部又发现新的兵力不明的中国军队。为此，日本军也以一部分兵力于晚九时十五分冒着追击炮弹，向龙王庙敌阵发动夜袭。虽然占领了该地和东辛庄，但是伤亡很重。 接到前线的紧急情报之后，我于半夜过后跟随松井特务机关长，坐着冀察军方面拨给的汽车，冒着黑夜大雨，多次受到中国兵的盘问，一直来到张自忠在北城的住宅。 张自忠患严重的大肠粘膜炎，卧病在床。据他身边的人说，为使其专心致力于交涉，前一天接到他胞兄病故的讣告，也没有向他报告。 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但是，交涉依然毫无进展，张非但不肯应允惩处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芦沟桥附近军队的问题，也只不过主张调换其他部队前往驻防而已，因此，又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告别。 我们回到特务机关，松井机关长命令将迄今为止口头上所提出的要求，重新写成书面文件，并把市政府译员卢南生叫到特务机关来，当面递交给他。 当时我军兵力，能够逐步调往前线附近的，只有驻屯在北平附近的步兵约两个大队。天津派来增援的炮兵部队，因为连日下雨，道路泥泞，被阻在通州，无法前进。 北平城内散居各处的日本侨民包括朝鲜人和台湾人在内，有两千名以上，而城内所留的日本士兵只有三十名，万一城内日华两军发生冲突，除了搞一些纵火破坏以外，对于保护侨民问题真是束手无策。留下来的部队长冈村胜实中佐为此深感忧虑。 与此相反，冀察军除了在芦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合计约有一团兵力外，在北面有西苑驻军两个旅占据着八宝山，其中一部分已进入到芦沟桥西北约三公里的衙门口；在南面有第三十八师常驻在南苑。此外，平汉线方面已从南方向长辛店增援兵力。战争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和紧迫。 就这样，到了十一日的早晨，夜来的阴云已一扫而光，雨过天晴。 但是冀察方面的答复依然如故，毫无转机。晨五时，最高责负人秦德纯亲自打电话，直接对松井特务机关长说： “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惟独对芦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 这是对我方所提出的文件明白表示拒绝的最后答复。至此，交涉完全陷入僵局。 桥本参谋长获悉此项答复，断定日华战争已经到了难免扩大的阶段。万一马上开始正式战斗，军司令官卧病，参谋长没有留守在司令部里，不但责任重大，并且还有被困北平，难于脱身的顾虑，因此决定即刻返回天津。 这时我挺身而出，表示决心，愿意负责打开僵局，请求委以重任。参谋长大概也希望能够万一获得成功吧，所以就应允了我的请求。 我感觉到，现在才正是日华之间和战的关键，因此特地去找宋哲元的亲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贾德耀，托他代为斡旋，结果知道他也无能为力，于是就要求会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齐燮元。 上午十一时半，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由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陪同，单独前往张允荣住宅，会见了齐和张，并加上孙润宇，一共三人。 我首先发言，反复谈到了日军的要求。对此，齐燮元回答说： “如果中国军队撤退后芦沟桥为日本军所占领，冀察政权岂不是丧失了立场?” 于是，我擅自提出建议说： “万一中国方面能依从日本军所要求的条件，在签字的同时，日本军可以自动地从芦沟桥周围撤兵。” 齐燮元立刻表示同意，回答说： “我相信武官的人格，日本军所要求的条件，全部承认。” 说着，亲自取笔，就现成的信纸用毛笔拟就下列草案。当时认为这一下子总可以扭转危机了。
一、中国与日本之交战部队以地主之谊对于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将处分惹起事端之部队长官，更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不幸事件。 当时仅花了三十分钟时间，就圆满达成协议。齐燮元亲笔所拟的上列草案，至今还保存在我手里。通过这次交涉，我才恍然大悟，知道过去冀察政权所以顽强地不肯承认日本军所要求从芦沟桥撤兵的条件，怕的就是日本军要留在那里。强迫中国军队单方面撤退，非但条件过苛，而且使人怀疑日本军会等中国军队撤退后就在芦沟桥驻军。 至于日本军方面，则认为不首先看到中国军队撤退，就不能离开此地。双方都对对方难以信任，因此才僵持不下，互不让步。 这与所有的日华交涉情况相同，日华间互相猜疑，各不信任，由于这一原因，交涉总是以没有结果而告终。 但是，只要日本方面在签字的同时自动撤兵，断定中国方面一定会坚决执行的，这样就能使态度和缓，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我之所以提出签订协定并保证日本军自动撤兵，原因正如上述，即日本军所处战略形势极端不利，而且还有危险，因此认为所提建议，完全适合日本军当前形势，断定必能说服作战当局，并取得同意。 也就是说：日本军部队指挥官可能早已发觉，如果开到芦沟桥的部队不寻找什么借口使之后撤，有被处于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的危险。因此，我认定即使是强硬派也不敢提出反对。 达成了这一协定之后，我马上回到特务机关，但桥本参谋长因回天津军司令部，刚刚动身，我于是又追到南苑机场。 沿途每个紧要处所，照例都有冀察方面的警察进行盘查，所以比平时更要多费一些时间。抑制着焦急的心情，来到南苑，参谋长已经登上飞机，螺旋桨刚刚发动，真正是还差一点点时间就要出发了。 我把乘上飞机的参谋长请下来，就站在那里汇报了交涉内容，参谋长对于解决办法，立刻表示满意，并对签订协定的程序又作了一些指示。 至此，我才松了一口气，欢送参谋长启程。连日来费尽心机，总算得到了收获。 不料我在下午二时左右回到特务机关时，从天津军司令部挂来的专线特急电话，已经在等着我了。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马上拿起电话听筒，是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的声音： “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 “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这种出于意外的高姿态的话，使我完全吓呆了。插问一句话也受到语气严厉的拒绝，就挂断了电话。 当时从天津军司令部派到特务机关来的幕僚，有和知、大木两位参谋以及冢田中佐等三、四人。机关内部空气素来是阴沉沉的，随着内阁决议的报道，情况为之一变，充满着准备作战的气氛，强硬意见突然抬头，议论也沸腾起来。 我主要依靠松井特务机关长的同意，排除周围不同论调，努力说服应该就解决条件签字，又向回到天津的桥本参谋长打电话请示，重新确定不改变签订协定的决心。 但是由于这些内部情况，原来约定下午三时签订协定的时间推迟了数小时。通知中国方面延期了数次，一直到下午六时，日本方面代表才到张允荣住宅与中国方面代表会见，首先以双方同意的协定草案为基础，进行文字修改。晚上八时，日华两军代表松井太久郎和张自忠两人完成协定的签字手续，我这时才安下心来。 协定内容如下： 解决条件
一、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将负责人予以处分，更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事件。 不管特务机关内怎样展开激烈争论，中午过后，在芦沟桥的日本军部队得到日华两军签订协定的情报后，下午一时半就留下一部分兵力，主力自动地退回丰台，并决定于第二天早晨开进北平城内。 内阁会议决定了命运 事件发生以来，一直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的日本政府，到了十一日，不听取当地意见，单凭独自的形势分析，突然改变方针，决定向华北出兵，甚至发出了动员的密令。 这可能是预防事端扩大，为保护当地侨民作好准备，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万不得已的决策。但是日本军队中有一句普通常识的话：军刀一旦出鞘，很难不见血而回。 这个内阁会议决定恰巧碰在日华双方努力解决局部问题而处于最微妙的时机，它非但给当地日方代表的行动造成极大困难，而且在中国方面也将引起连锁反应，促使他们的态度强硬起来，其结果肯定会影响到双方面部落到悲惨的结局。 在驻华日军的中下级骨干当中，谈论到如何解决日华间多年积压下来难于解决的悬案时，主张不惜使用实力的人，总是要占优势。特别是由于关东军在满洲事变中柳条沟等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得到了肯定，在这股社会潮流的影响之下，高唱不顾一切的强硬论的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 因此，在天津军司令部内所谓的强硬分子，依仗这次内阁会议决定的声势，顿时加强了他们反对不扩大方针的论调。 例如我的两位同事由南京和上海到北平出差，也极力鼓吹强硬主张，实际上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也是不足为奇的。 即使是北平武官室，当然也不会单独处于一般潮流之外，事实上，在我身边也有着提出强硬主张的人。由于我和冀察政权办理交涉仍按既定解决方针未加改变，他们就在暗地里批评我态度不够严厉。 事变的第二年，武官室的职员向我谈起后悔的话来，其中一人曾口出狂言： “为了要解决问题，只要对那些冀察要人威吓一下，就成啦!” 甚至还有人做些小动作，对有关不扩大事端的电报，有意在收发上迟误一些。当然这是由于我领导无方所致，但从这些情况中也可以见到当时军队内部气氛之一斑。 再者，日华两军在十一日所签订的当地协定，完全是一种普通的条件，例如第一条关于道歉问题，并没有指定中国方面用何人名义和怎样方式，又关于惩处负责人也没有指明特定姓名，意味着任凭宋哲元决定。 一直到最后还成为问题的第二条，内容只写明中国军为了避免两军发生冲突，由芦沟桥撤退，以保安队代替之。这里就没有象过去日本军在上海和塘沽办理交涉时那样要设定非武装地带的意思。 至于口头约定日本军要在签订协定的同时自动撤退，这件事尽管遭到日本军内部的批评，认为过分软弱，但也可以说是反映了日本方面代表的诚意。 可是，中央的内阁会议一旦作出了出兵的决定，天津军内部的强硬主张也就提出来了，他们要求把道歉人由最初预定的师长级提升为军长宋哲元，把受处分的负责人也由团长升为师长冯治安。这样地提高级别指定姓名，提出严酷的惩罚条件，故意刺激中国方面的神经，不顾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想方设法迫使陷入困难状态，因而造成的结果是一再拖延实施时间。 关于上述这一问题，长时期以来我一直误认为是天津军内部强硬派所策划的结果，根据战后调查才明白根源来自陆军领导机构，天津军部只不过按陆军省指示办理而已。 也就是说陆军省在七月十六日决定了下列强硬方案，第二天十七日又经内阁审议，才向天津军部下达命令的。 一、以七月十九日为限期，履行协定。最低条件：
(一)宋哲元正式道歉。 二、中国方面在上述限期内不履行日本方面的要求时，停止当地交涉，以武力征伐第二十九军。为此，限期结束时，动员本国部队派往华北。 看来实际的情况是这样：东京似乎是在自我欣赏自己决定的动员方针，对于派驻外国的军队所交涉的解决条件，每项都详细地划定框框。但与此相反，天津军参谋长桥本却不管这一套，他凭自己的判断，不作限期的规定，采取了稳健的态度。 但是有威望的、素来主张稳健的田代军司令官终于在七月十六日病故。七月十一日宣布香月清司中将继任。香月从东京出发，中途在朝鲜京城停留，曾与主张强硬论的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会面，小矶叫他当时应该抱定强硬态度来对付中国方面，以便将各种不符合国策的悬案一举解决。香月也暗自作好了打算。 十一日，在战斗机护航下，香月军司令官乘飞机到天津上任。关东军赶紧直接派来了今村均副参谋长和田中隆吉、辻政信两位参谋，建议采取强硬解决方针，一方面，军司令官本人心里似乎也并不一定要采取不扩大方针，再加上内部的控制也有困难，所有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对回避战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时机。 另外，在中国方面，冀察第二十九军中以宋哲元为首的最高级首脑，纵然内心也希望稳妥解决，但由于下级青年军官中燃起了抗日的烈火，表面上也无法遽然容忍日本军的要求，因而陷于困境。 事实上，躲避在山东的宋哲元回来了，他于十八日到天津军司令部来拜访，对外声称是祝贺香月新军司令官就任，实际是来向日本军道歉。 正因为处于这许多事情不得不以转弯抹角的手法来进行的当口，所以对于日本出兵的消息，不但天津日本军部，甚至冀察政权内部的意见也很难取得一致。尽管如此，十八日我还是特地到天津去会见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汇报不扩大方针还没有绝望的情况。宋哲元也于十九日回北平返任，当时毅然地将市内防御设施拆除，向城内增援的军队也开始撤退一部分，第二天二十日，向一般市民发出了所谓和平解决方针的布告： 事属局部地区问题，望同胞安心，勿轻信谣言! 他一方面防止群众混乱，另一方面，对南京政府建议派中央军五个师北上增援一事，也婉言谢绝，以回避中央干预。 二十日我和他见面时，北上的部队尚停留在保定以南，他保证一定要阻止他们前进。情况似乎是这样：二十二日，他被南京特派来的副参谋长熊斌所说服，事实上旧西北军也已逐渐到达保定附近，这时候，才不得已被拖入于强硬主张派中去。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白七月一日开始，召集全中国政、学、金融实业、舆论界的权威人士，连同中共代表也参加在内，共一百五十余人在庐山举行会议。恰巧芦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肖息传到了会议席上。 本来这个会议是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应共产党的要求，迫不得已而约定召开的。所以当然会宣扬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冯玉祥也发表了与中共同样的主张，反对多数稳健派，主张宣战论。 偏巧这时传来了日本政府决定出兵的情报，会议的气氛也更加激昂。十七日，蒋介石发表《中国的生死关头》[原文如此，“生死关头”当力“最后关头”。]演说，二十二日派遣副参谋长熊斌到华北去劝说宋哲元参加抗日，结果逼得他进退两难。至此，日华两国已经作好一切交战准备，其发动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下面的事实也许就是这种气氛的反映吧：冀察政权的宋哲元从二十四日前后开始，态度也突然强硬起来，北平周围已经开始的撤兵，又停顿了下来。 二十四日，我和松井特务机关长一同到进德社去访问宋哲元，关于口头约定撤退城内增援部队问题，催促能在数日内完毕。宋回答尚未订出执行计划，特别问到撤兵时间，则说大概在一个月之后。 本来我们是为了迅速消除目前的危急形势，前去商议时间问题的，原以为双方的差距不过是最近这一两天的问题，不料回答却说要在一个月之后，这已经出于我们的意外了，再听其理由，真令人啼笑皆非。我们问到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宋回答说： “现在天气太热，等到稍微凉爽一些再办。” 我们对于宋哲元这种漠不关心时局的态度，毋宁说倒是吓了一跳。 这究竟是宋在愚弄人呢，还是性急的日本人和大陆民族的气质有所不同呢?不论怎么说，到目前为止，都是把事端寄希望于当地解决而进行着不断努力，但到第二天即二十五日夜，日本军第二十师团的五井中队在廊坊修理军用电线，受到驻屯在附近的中国军队的攻击，于是彼我双方进入交战，不得不放弃一切就地解决的希望。 廊坊事件突然发生，香月天津军司令官立即下了决心，要求冀察第三十七师从北平附近撤退。松井特务机关长率领天津军的大木参谋和寺平辅佐官于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四十分前往宋哲元住所进德社。宋背约称病避不见面，由秦德纯和张维藩代表会见。他们起初连日本军的通告文件也拒绝接受，在一再强迫之下才肯受理，交涉到下午五时半刁‘回来。 日本军致宋哲元的通告内容如下：
昨天二十五日夜，我军派往廊坊掩护通讯设备的一部分军队，遭到贵军的不法射击，因而引起两军之冲突，不胜遗憾之至。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阁下 在上述通告送交中国方面的当天夜里，北平广安门又爆发了日华两军交火事件，形势终于陷入了悲惨的结局，已经无可挽救。 这天，我自从事端发生以来第一次获得一些闲暇，在家吃晚饭，正和家属闲淡时，突然听到近处一阵暴风雨般的枪声，怀疑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东交民巷是各国使馆区域，当时北平全市都戒严，完全处于中国军队的监视范围内，连这里都随时会遭到不法射击，很难估计会发生什么事情，何况散居在市内各处过惯了和平时期生活的很多日本人，万一日华两军发生冲突，很难期望这些侨民能获得安全。我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刻放下筷子站了起来。 迅速对情况进行调查的结果，原来奉命保护北平侨民安全的天津驻军广部大队，分乘二十七辆卡车由广安门开进城内，当先头部队刚有一部分进城寸，防守城门的中国军队突然由城楼上用步枪和机关枪不法地进行自上而下的射击。一时传闻入城部队全军覆灭。过了午夜零时渐趋平静，部队也于凌晨二寸到达东交民巷。 在这次战斗中，日本军除死亡两人，负伤四人之外，从军记者也有三人负伤。另外，当时冀察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在城门楼上努力制止中国军队射击，反被枪击，译员战死，他自己也因从城楼跳下而负伤。 鉴于北平形势因广安门事件而越来越恶化，所以从七月二十七日天尚未亮开始，把住在北平城内的二千二百名日本侨民集中到享有治外法权的东交民巷。 不管集中完毕与否，中国军队已经露骨地将该区域予以包围，我们对外的交通通讯全部被切断。 西本愿寺派来当地慰问而逗留在北平的大谷昭乘等人，原来即已由陆军武官室腾出住所，和我们一起生活过十天左右了。第二天二十八日，日本军发表了下列声明，同时南苑和其他各地在拂晓寸就开始了攻击，于是事件终于发展到战争状态。 中国驻屯军声明 关于七月七日夜在芦沟桥附近因中国方面不法射击开端的日华两军纠纷事件，日本军自始至终坚持不扩大方针，全力争取和平解决，已成众所周知之事实。然而中国方面一再发动不法、不信行为，在一度同意我方要求签订协定后，亦无任何履行协定之诚意。 近又妨害我军交通通讯，采取有计划的挑战行动。特别是二十五日夜对于我军派出修理廊坊军用电线的部队，和二十六日黄昏在北平广安门附近对于我开往城内保护侨民的部队，竟敢以欺骗手段进行不法攻击，抗日、侮日无所不作。 不仅如此，而且撕毁《梅津—何应钦协定》，唆使中央军北上，进行种种备战活动。诸如此类的暴戾行为，非言语所能形容。 因而目前治安完全混乱，侨民生命财产濒于危殆之中，日满两国向来对于维持华北治安寄予重大关心，事至今日，和平解决已尽到最大努力，除去出师讨伐之外，别无善策，实为遗憾。 尽管如此，日本军视为敌人者，只是敢于作抗日或抗战行为的中国军队，而决非华北的一亿民众。我军希望早日恢复治安，为民众增进福利。 在北平城内，只要中国方面不制造混乱或挑起战火，我军绝不行使武力。至于要求尊重各国权益，保护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亦毋庸置沦，更何况我军亦绝对没有侵占华北领土之意图，特此声明如上。 当天，南苑攻防战的隆隆炮声，使困居在城内东交民巷而不明情况的我们，陷入了不安的深渊。 在此之前，日本军为了避免战火殃及北平旧都，曾向冀察军交涉，要求撤出北平城。他们由张壁担任使者前来通知说将于晚—上九时开始撤退。于是中国军队主动地开始逐渐向门头沟方面撤退，宋哲元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暂留北平，自己率领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于二十九日凌晨三寸左右从西直门逃往保定。凌晨四时左右，所有部队完全撤走。 北平市在取得日本军的谅解下，将第一百三十二师改编为保安队，负责维持治安，文化古都总算免遭战火。通州事件和营救殷长官 等到七月二十九日天明，我最先对北平市内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