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德国“政府”(我在这里和后面都要给政府一词加上引号)还掌握着一支数量很大的军队，用来继续进行战争。为了形成一个总的轮廓、有必要列出它们的名称。

    这样，布拉格战役绝不是象西方有时企图描述的那样，只具有一点象征性的意义。我们面临着一场同德国武装力量庞大集团的严重斗争。邓尼茨“政府”把赌注下在该德军集团上，指望保住了这一集团，就能使第三帝国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这个“政府”虽已死到临头，却仍企图竭力停止西线的军事行动而继续坚持东线的作战。这也是邓尼茨本人5月1日通过弗伦斯堡电台公开声明的政策的基调。他说：

    “元首任命我为他的继承人。在德国命运的艰难时刻，由于意识到我所承担的责任，我接受政府首脑的职务。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将德国人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中拯救出来，使其免遭消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目前，在完成这一使命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方面的障碍，我们被迫也要防御他们……”

    在邓尼茨“政府”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基本决定：

    “必须用全部手段，继续东线的战争。”

    毫无疑问，邓尼茨是希特勒的狂热继承人，他不顾现实情况，继续执行希特勒的政策，这一政策本身就威胁着德国人民的生存。其实，他正是靠这个才上台的。希特勒就是要任命这样一个继承人。从他的观点看，他选对了。

    能够用一切手段继续在东线作战的现实基本力量，当然是曾在多瑙河以北、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和奥地利北部地区作战的德国法西斯集团。除“中央”集团军群外，还包括“奥地利”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以及当时简直是遍布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预备部队、分队和后备部队、分队。从西面掩护该军队集团的是德军第7集团军，在一定情况下，它也可以转过来对付我们。

    邓尼茨“政府”希望尽快向我们的西方盟国投降，以便使近一百万人的军队集团转过头来对付苏军。我们必须挫败他的这一计划。

    5月2日，希特勒的继承人曾计算过，舍尔纳集团不用三星期就能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但是，邓尼茨本人却坚持要舍尔纳迅速将军队撤往西南，在那里以后将比较容易向美国人投降。

    凯特尔和约德尔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只要“中央”集团军群一撤退，就会被击溃，就会在苏军的打击下瓦解。

    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假如这几天舍尔纳匆忙从比较有利的阵地撤出其军队，无疑，会在追击中被我军击溃，因此，他们就不见得能溜进美军控制区。

    舍尔纳的参谋长纳茨默尔将军被召到邓尼茨的府邸，向邓尼茨报告了自己司令的看法：从牢固的阵地撤出是不适宜的。这些阵地是以苏台德山脉和鲁德内山脉，以及很大程度上还在战前就修筑的旧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事为依托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而且，他们甚至还讨论过由舍尔纳集团掩护，将“政府”迁往布拉格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还遗憾不已，邓尼茨没有同意这一主张。如果当时他同意这样做，那么，毫无疑问，我方面军部队就会将他们的“政府”连同舍尔纳军队的主要部分一同俘获。

    这就是布拉格战役前夕敌方的军事政治形势。

    蒙哥马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当时，即1945年春季的心情时写道，如果西方的政治首领们适当地对作战实施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我们会先于俄国人夺取所有这三个中心。”这三个中心指的是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

    但是，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得到最高统帅部关于着手进行布拉格战役的训令之前，柏林已被我们占领，维也纳也被我们占领。蒙哥马利所说的三个城市中，只剩下了布拉格。我们从当时一系列的文件中发现，我们的盟国是以极不愉快的心情，放弃先于俄国人夺取这“第三个中心”的希望的。

    次日，即5月5日，我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复信。信中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军队混杂，请不要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盟军，向原商定的分界线以东推进。

    在交换这些信件之后，在最初商定的分界线上，美军暂停了向捷克斯洛伐克纵深的进攻。

    互相交换外交信件，是在我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实际上完成了布拉格战役的准备工作，军队已占领出发地位后进行的。

    在苏美关系上，有过不同的时期。而且，就是现在，这种关系仍远不能令人满意(并非由于我们的过失)。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我要说，1945年5月5日那天，美苏两国的两位司令员的会见，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和布雷德莱都不是外交家，而是军人，这就给我们的会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会见既是官方的，同时又是友好的。

    我和布雷德莱将军仔细地看了他的地图。图上标示着5月5日这天美军的态势。布雷德莱简短地说明了他的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已前出至与我们商定的接触线。然后他问我，打算怎样拿下布拉格，在这个问题上，需不需要美军的援助。

    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到突然。尽管苏军对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尚未开始，但美军丝毫也不会怀疑，进攻将在最近的将来很快开始。

    我对布雷德莱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帮助，并且，美军向早先商定的分界线以东的任何推进，只能带来混乱，引起双方军队的交混，而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请不要这样做。

    布雷德莱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他管辖的部队将遵守商定的接触线。

    我概括地回答了布雷德莱提出的关于我们准备怎样拿下布拉格的问题，并指出，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部队能胜任，并一定能完成好这一任务。我没向他说明今后行动的细节。我认为不能通报自己的战役计划，虽然我相信，正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将在解放布拉格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提前说出来，不符合我们的习惯。

    午餐时，我首先在正式祝酒词中谈到了苏军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考验和困难。我谈到了罗斯福总统在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以及在该同盟成立后的一切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我仍记忆犹新，我是深切感受到这一损失的人之一。因此，在对美国总统与世长辞表示哀悼的同时，在我的讲话中倾注了个人的感情，并且我希望，新任总统将继承罗斯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

    遗憾的是，这种希望落空了，罗斯福的继承人很快就干出了使苏美关系激化的事情。

    在谈到我们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斗争时，我指出并高度价评了美第12集团军群官兵所作的无可争议的贡献。

    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答词中，赞扬了苏军士兵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所表现的大无畏勇敢精神，按照他的话说，苏联士兵是美军士兵、军官和将军学习的榜样。在谈到罗斯福的功绩时，他深感遗憾的是，总统未能活到胜利的幸福日子，并提议为我们的会见干杯。

    当歌舞团演奏美国国歌时，在场的美国人都跟着唱起来，当国歌演奏完之后，他们为我们的音乐家热情鼓掌。当歌舞团演奏完苏联国歌时，他们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天，歌舞团的演员们有着特殊的心情。他们除演唱了我国歌曲外，还演唱了美国逗乐的歌曲《西葫芦》、英国歌曲《蒂佩雷里》。所有这些歌曲都受到客人们的热烈欢迎。后来，又给他们表演了乌克兰果拍克舞和俄罗斯竞赛舞，这是我们舞蹈演员的拿手节目。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节目也会使人产生欢快的感觉，而在当时，它更增强了洋溢在我们和客人之间的节日般的愉快气氛。

    布雷德莱将军和我并排坐在一起，他感兴趣地询问：这是一个什么歌舞团，演员们是从哪里来到前线的。我告诉他，歌舞团是由我们的士兵组成的，他们和方面军部队一起，走过很长一段战斗历程。然而，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不很相信。这也是枉然，因为歌舞团的大多数人的确是以士兵的身分开始战争的，并在后来，当歌舞团已经成立后，他们多次到第一梯队部队演出，有时还是在极不安全的条件下演出的。

    布雷德莱感谢为他举行歌舞晚会，晚会结束后，他宣布美国政府奖给我——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一枚美国最高勋章的决定。随即将这枚勋章授给了我，在这种场合，他按惯例向我表示祝贺，并拥抱了我。

    这次会见的参加者，方面军的同事们，都打内心赞许这种奖赏，他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我们盟国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斗业绩的高度评价。

    授勋仪式结束后，我们和布雷德莱一起，从那间房子里走到室外，在那里，应该说，聚集着很多听众，等待美国客人的到来。我以乌克兰第1方面军军人的名义，授予布雷德莱将军一面红旗，作为我们战斗友谊的象征。

    我似乎感到，布雷德莱将军很喜爱这件礼物。

    接受马匹后，他同样也给我赠送了一辆“维利斯”牌小汽车，上面题有：“赠给乌克兰第1集团军群司令，美军第12集团军群士兵赠”。和“维利斯”牌小汽车一同赠给我的，还有一面美国旗帜和一枝美军冲锋枪。

    几天后，我到布雷德莱的大本营进行了回访……

    我们乘坐自己的汽车到了托尔高。一位校级军官和翻译在那里迎接我们，然后陪同我们到莱比锡。邀我到他大本营作客的布雷德莱迎候我，由于他的大本营还在很远的威斯巴登，于是，我们又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去那里。

    我们坐上了他的C—47型飞机。一路上有两个战斗机中队护送。他们在空中不断作各种机动飞行，变换队形，表现了编队飞行的高水平。当我们的飞机在离卡塞尔不远的地方着陆后，战斗机以各种不同高度，直至最低高度飞离，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不隐瞒，当时我觉得，这批战斗机在护送我们时，不仅给了我们荣誉，而且尽力显示了他们的飞机驾驶技巧。

    离开卡塞尔机场，又有一支护送队护送我们，可这时已经是陆军的护送队：最前面是几辆装甲输送车，之后是一辆信号车，接着是我，布雷德莱和一名翻译乘坐的小车，后面又是几辆装甲输送车，三辆坦克排成的纵队断后。在我们经过的路上，有间隔地排列着军队——各军种的代表，似乎只有水兵除外。

    在我们所到达的大楼里，聚集着许多参谋军官和更多的记者。

    在十分讲究的大厅里，布雷德莱请我们出席鸡尾酒会，正如他对我们说的，这个鸡尾酒是按他的做法准备的。他们用长柄勺从一口很大的铜锅里，将鸡尾酒分斟给军人们。他们说，这是传统。那么好吧，传统就传统吧。

    然后，我们又来到宴会大厅。宴会照例又是以祝酒开始。主人首先敬酒，我也为我们的会见、为布雷德莱、为在座的他的战友和朋友，敬了第二杯酒。

    有一两次，由于布雷德莱首先提及，使谈话涉及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布雷德莱尊敬地谈到他，但更多地是把他当外交家，而不是当统帅评论的。从布雷德莱的言谈中，也可以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的许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协调盟军指挥部和盟国政府之间的行动上，因此，实际指挥欧洲美军的几乎全部重担都落到了布雷德莱的肩上。布雷德莱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赞同艾森豪威尔。

    我们是通过翻译交谈的，因此，有可能他谈话的某些细微差别没沪我准确理解，但从谈话中给我总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布雷德莱本人，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军人，在这几次的会见中，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当时，1945年5月，他将近60岁，已经不年轻了，但还结实，是个安静和能自制的人他有兴趣并能基本正确地分析事件进程，深知强大的炮火、坦克和空军在战争中的意义，善于搞清现代战争的特点，正确想象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和次要作用的东西。他对我们的坦克、坦克的装备，装甲及发动机等十分通晓。

    总之，我感觉到和看到的、与我并排坐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如何使用各兵种很有研究，我认为，这是指挥员高超技能的首要特征。

    我对他有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军人，是一位能真正代表在欧洲作战的美军的军事首长。

    我对他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在同我的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热情赞颂苏联人民和军队，我似乎觉得，他是以满意的心情真心实意地高度评价我们最近的几次战役的，同时，他也了解在同希特勒匪徒的斗争中，苏军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在其中一次交谈中，他曾这样直率地对我讲，我军承担了战争的主要重担，也就是说，他说的这点正是后来西方其他许多将军竭力沉默、甚至是加以否认的东西。在评价敌人时，我和他观点一致。他认为，德军是支强大的、受过训练的军队，作战顽强、勇敢，而且善于战斗。

    我们的会见是在毫无拘束的友好气氛中进行和结束的。当时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好的关系。我离布雷德莱时心情很好，只是在路上，有件小事使我稍感不快。

    当我们在餐桌旁就坐时，我发现我面前有只麦克风。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将宴会上的祝酒词对外转播，因而请求从我面前拿走麦克风。布雷德莱当场命令这样做了。可是，当我在返回自己指挥所的途中打开收音机时，却听到正在广播我的讲话。我在布雷德莱午宴上的祝酒词，还是被录了音，并且现在开始对外广播了。的确，我并不怎么太理会这样做。但是，我毫不掩饰地说，既然我们事先商定好了，那么，即使在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上违背诺言，也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快之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猜想，这样做布雷德莱事前并不知道，而且，是记者当时欺骗了他本人。

    显然，当耐同布雷德莱的两次会见，对我来说，是件有趣的事。然而，我却一分钟也没停止对未来布拉格战役的思考。情况越来越复杂，要求我们加快准备速度。

    ……5月的头几天，捷克爆发了起义。起义的火焰在布拉格炽烈地燃烧起来．法西斯在当地的代理人弗兰克，为了争取时间，开始同起义者谈判。而就在此时，舍尔纳给自己的部队下达了一项命令：“用一切手段将布拉格起义镇压下去。”德军从三个方向向布拉格推进。起义的布拉格市民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布拉格需要有效的援助，首先是需要我们的援助。

    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部队，处于包周舍尔纳集团军群的有利态势。乌克兰第2方面军从东南方向、我方面军从西北方向，向其两翼实施突击，使其面临被合围于布拉格以东的危险，同时，紧紧地堵死了往西的退路。

    然而，对我们来说，要使这种诱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我军还需克服大片山地和德军事先构筑的纵深防御地带，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前面，敌主要防御地带纵深有的地方达18公里。

    希特勒匪徒在易北河以东的格尔利茨地域构筑了最强的防御工事。在那里，我们同德累斯顿—格尔利茨集团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战斗。敌人在德累斯顿西北的防御显得很薄弱，还在上次战斗中，在那里就未获得稳定态势。易北河以西，是敌人防御中最薄弱的地段。就是在这一方向上，我集中了进攻布拉格的主力。

    然而在那里，在敌防御纵深，有一条沿原德捷边境线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地带。如果我们在那里受阻，那么，这些工事加上山地地形，将是严重的障碍。要知道，在那里，鲁德内山脉蜿蜒150公里，宽约50公里。

    诚然，约有20条公路自北向南，即顺我军的突击方向横穿过鲁德内山脉。而这在进攻的相应准备和进攻速度方面，给我们预示了甚至是在山地战条件下也并不坏的前景。

    在这些日子里，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最担心的，不是敌人强大集团的抵抗，甚至也不是敌坚固防御工事，而是这一切同山地地形的结合。因为这次战役主要靠快，正是进攻的高速度才是我们得手的基础，因此，必须认真考虑，怎样才不致滞留在山里。

    1944年的杜克拉山口战役，我始终没忘。当时，我们也是直接通过山地突破的。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支持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而进行的这次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尽管它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由于记住了这些来之不易的教训，所以我后来只有一点办法，就尽量不深入山地，而是以其作掩护。我确定，只有在确实需要、而又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迂回或机动——的情况下，才进山地作战。

    可是，布拉格战役开始前的形势就正是这样。为了消灭盘居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约100万的舍尔纳集团，夺取布拉格，把它从破坏中拯救出来，把布拉格居民(而且，不仅仅是布拉格的居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直接通过鲁德内山脉进行突破。别的道路也没有，因为由北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接近地上，不论到哪里，到处都是山。就是说，只有克服它们。但是，必须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滞留，以便尽快越过山地，保障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机动的自由。

    这样，必须预见到未来战役中的一切情况，从而不使敌人有在山口阻止我们进攻的机会。我们不打算仅用步兵去夺取山口。我们认为，我们的先遣支队从一开始就应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应由各兵种组成，拥有一切必要的破除障碍、爆破、摧毁防御工事的工程器材，而这类防御工事可能出现在鲁德内山脉我们前进的道路上。

    在经鲁德内山脉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方向上，都组建了这样的先遣支队。每支先遣支队的行动，都得到足够数量的航空兵的保障。一开始，航空兵支援突破部队，而后则支援冲入战场的坦克继续推进。

    为赶到出发阵地，我突击集团相当数量的部队，必须从柏林地域进行150—200公里的行军。虽然时间勉强够，我们还是尽量隐蔽地行军，特别是大坦克兵团要隐蔽行军。因为，一旦舍尔纳发现我坦克兵团的集结，随时都可能进行冒险：从长时间占领的阵地往西突围，向美军方向运动。我们绝不能促使他下这样的决心。

    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大本营指定乌克兰第1方而军担任主要角色。这不仅与它对敌军集团处于威胁的态势有关，而且与它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团有关。我们能够把在柏林方向上腾出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和几个坦克机械化军用于突击。

    我们将在格尔利茨地域进行辅助突击。辅助突击由第二突击集团实施。该集团包括卢钦斯基和科罗捷耶夫的两个集团军、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突破炮兵师。辅助突击的总方向是齐陶—姆拉达—博莱斯拉夫—布拉格。

    在开始实施布拉格战役的同时，还要附带完成一项并非不太重要的任务：消灭防守德累斯顿的敌军部队。夺取德累斯顿的任务，由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完成。该集团军加强有波卢博亚罗夫的近卫坦克第4军，并由波兰人民军的第2集团军及其坦克军予以协同。主突集团的其他部分，应立即向布拉格运动，不参加德累斯顿的战斗。

    同时规定，主突方向上的渚兵种合成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应同时转入进攻，从而保证该方向上有最大的突击力，能迅速摧毁敌防御并向前推进，而不要像通常那样把坦克投入突破时这样费时。

    我认为，这是布拉格战役的重要特点。战役既受局势的主使，又是根据战争经验并且是最新的最快速的战役经验行事的。在这些战役中，广泛使用了坦克集团军。

    但是，为了正确运用这一经验，也不应忘记其他部分胜利。要求不仅要建立强大的坦克集团，而且还要建立强大的炮兵集团，要保证地面部队在突破时和在继续推进时都有航空兵的密集支援。

    所有这些都做到，我们才有权指望胜利。

    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它应在突破敌防御后，继续发展进攻，从西面迂回布拉格，而普利津则从东面迂回布拉格，用这种机动保障方面军右翼所有其他突击集团的安全。不难设想，战役展并后，希特勒匪徒将会竭尽全力向西突围，向我们与盟军的分界线突围。正好在这里，他们将突然遇上普霍夫的集团军。

    为了切断德军可能的退路，配属给普霍夫的福米内赫将军指挥的坦克第25军，还应向纵深推进。顺便提一下，坦克第25军在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在关键时刻截住了几乎已到达美军那里的弗拉索夫师和弗拉索夫本人。关于这些后面还娶谈到。

    坦克兵又完成了第二项任务：完整无损地夺取了莫斯特市内德国人修建的一座最大的合成燃料工厂，在最近一段时间，敌人的空军就是依靠该厂的产品维持的。

    夺取布拉格，计划在最短时限内完成。要求所有集团军都高速度地进攻。但是，计划的奥妙之处却在别的方面：首先，由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共同突破敌防御，然后，我所有运动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以情况和道路状况所能允许的最快速度，大胆向前冲击，向布拉格运动，不要顾及他们后面发生的事情。其任务归结为一点，即从行进间夺取布拉格。而后来，当他们展开战斗，并要切断敌人与舍尔纳集团主力会合的退路时，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将赶来支援他们。

    虽然所有集团军都是高速度地向布拉格进攻(应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10个坦克军、1，600辆坦克向那里的勇猛冲击，却是决定的因素。

    投入主要方向作战的1，1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坦克部队的全部汽车，有一个半以上的柴油和汽油基数。油料一直保证到整个战役结束，保证到攻下布拉格。没有任何一辆车是因缺油而被抛在路上的。

    此次战役中，炮兵表现了出色的快速性。为了保证预案的实现，我们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限内(5月4-6日)，不仅耍将前面提到的5个炮兵师，而且还耍将约20个炮兵旅、大约相同数量的独立炮兵团和迫击炮团，以及大量的高射炮兵从柏林方向调集到主突集团的突破地段上。这几天，我们在主突方向上共集中了5，680门火炮和迫击炮。在扎多夫近卫第5集团军的突破地段上，每公里正面的火力密度达到200门以上。

    我现在讲的是主突方向。而就在辅助方向上，在卢钦斯基和科罗捷耶夫那里，也集中了不少兵力，其中有约3，700门大炮和追击炮，约300辆坦克和两个突破炮兵师。同他们一起进攻的是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一个坦克军。

    时间不够使我们不能按常规方法去准备进攻。我们只得在调集部队的同时，就地组成突击集团，我认为，假如某部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到达指定地点，而进攻仍将照样开始，那么，他们就只得在行进中追回损失的时间。实际上，不论是部队的调动。集结、还是转入进攻，所有这些，在布拉格战役中，都融合在一起，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而这正是此次战役的一个重要特点。

    4月4日，各集团军司令员被召集到方面军司令部开会。在当时讨论的面临战役的所有问题中，时间因素最突出。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一般地克服鲁德内山脉和苏台德山脉，而简直是要飞过这些山脉。

    敌军状况是我们取胜的一个前提，会上也谈到了这一点。

    我任何时候都不喜欢过低估计德军的抵抗能力。但在现在，当我要求各集团军司令员迅速地不停顿地进攻的时候，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尽管抗击我们的敌军集团在数量上还很大、装备上还很强，伹是，柏林陷落后，他们的士气，正像整个德军一样，是沮丧的，该集团已受挫折，剩下的只是彻底消灭它。从许多迹象看，德军司令部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准确地判断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们不仅要大胆地、而且要果断地定下决心，既要表现出高超的战役战术水平，又要计算和节省每分钟的时间。

    要求坦克兵脱离步兵，不参加争夺城市的战斗，绕过支撑点，大胆向前突进。要求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全部汽车，凡是可以利用汽车的地方，就不让他们步行一步。要求各指挥员和司令部，直至师、团司令部，不要在远距离上、而要在最近距离上实施战斗指挥，同时，要最广泛地使用无线电指挥：指挥员应直接位于战斗队形里，以便掌握一切，以便一切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我特别指示不能破坏城市、工厂、居民地。应当记住，我们是在友好盟国的土地上。

    我要求部队，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尽量不去进行争夺居民地的战斗，因为我们不仅要保证部队推进的高速度，而且还希望避免和平居民的牺牲。

    我们也不想使德国士兵多余地流血。我还命令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应向德国法西斯部队和兵团的翼侧和后方前出，迅速合围他们，将他们化整为零，向他们提出投降的最后通牒。在这方面，我既给各集团军司令员，又给各兵团司令员行使自主权的充分自由。

    在“向布拉格前进！拯救布拉格！不让法西斯强盗破坏它！”的口号下，在部队进行了一切党政工作。应该说，虽然柏林战役后部队极度疲劳，但这些口号却到处都得到响应。

    关于这点，在有各集团军司令员参加的那次两小时的会议上也谈到了(关于那次会议我已详细地叙述过)。结果，那次会议成了战争过程中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是在最后一次战役开始前，即将实施该战役的各集团军司令员，最后十次被召集到方面军司令部。想必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对那次会议记得特别牢。

    在转到描述这次战役之前(该战役不是像原计划的那样6月7日开始，而是提前了一昼夜，于5月6日开始)，我想即使用几句话谈一下即将同我一起实施该战役的我的几位战友也好，因为我在前面的叙述中，还一直没提到过他们。

    在强渡维斯瓦河时，普霍夫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随机应变能力、勇敢和坚定性。为了把我们从该登陆场赶走，敌人实际上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在争夺登陆场的初期，这些最残酷的反冲击不得不主要落在普霍夫集团军的身上。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当我能亲自监督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时，我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从他们的工作中，可以使人感到有一种协调性、精确的组织牲和真正同志式的精神。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表现出了这样的榜样：在完全无条件的一长制情况下，这个领导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最有效地将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事业。

    我从未料到，普霍夫竟是一位歌曲爱好者和唱歌能手。那天晚上，他唱了很多歌：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唱人，他吸引了所有的人。他特别擅长演唱抒情歌曲。他的那种由战争环境锤炼出来的全部真诚、热情和坦率，在这天晚上仿佛都进发了出来……

    我们方面军里有几位集团军司令员，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情况条件的原因，没有在主要方向作战，而是在次要方向上作战。他们的集团军执行的是防御任务，掩护我进攻突击集团的翼侧，牵制敌人。也就是说，完成那些方面军范围内完成必要的、然而可说是不太显眼的任务。关于这些任务，通常只是最简要地提一下，而主要注意力则集中在方面军的突破地段上，集中在最重要事件发展的地段上。

    科罗捷耶夫是位经验丰富的集团军司令员，他总是最认真、最出色地完成方面军赋予他和他的集团军的一切任务。他打过很多仗，作战认真，不要滑头，从来也不躲避落在他身上的最复杂的战役……

    而现在，当我们都以新的角色(我是方面军司令员，他是集团军司令员)碰在一起时，我到他那里去，就像到自己的老战友和老同志那里去一样。可是，应该说，我在任何方面从没给他打折扣，而是尽量地要求他。我打内心高兴的是，他总是圆满地完成了交给他的一切任务，因为假如完成得不好，我也不会看在老交情的份上而放过他。

    现在，当我回忆这个人的军事活动时，我应该说，他是一个值得深受尊敬的人。

    克拉索夫斯基将军本人是一位老战士，久经考验的战斗指挥员，他不仅熟悉空军，而且很了解地面部队，及他们的勤务和要求。

    关于克拉索夫斯基将军，我的看法是，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航空兵首长。他的部属——空军第2集团军各军的军长——都是富有战斗经验和光荣传统的苏联飞行员中的一辈杰出人物。这些战斗经验和光荣传统是在和平时期养成的。这些人都经受了战争初期最严峻的考验，当时，德寇空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飞行技术性能上，都比我们占有明显的优势。后来，在战争最紧张的时期，他们及其同行，实际上重建了我们的航空兵，组建了新的航空兵部队，训练和培养了飞行员，研练了新的航空兵战斗使用原则。

    我知道，在临近战争结束前，波尔宾还在亲自驾机飞行，这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将军及其司令部，命令未经我同意，不许他从机场起飞。他只从指挥所指挥部属作战就够了，现在情况不需要他亲自参战。

    该集团军的进攻起初尚好。后来，在它的作战地带内，出现了困难的、甚至是很困难的局面——德寇的优势兵力前出到了该集团军的后方。但是，就在这种战争紧急情况下，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还是勇敢、灵活地战斗。甚至当局势变得危急起来时，斯维尔切夫斯基还有摆脱这种局面的信心。而且的确他得到了及时的支援，于是，危险排除了。

    他是1943年10月在我国国土上，在列宁诺开始其战斗生涯的。在那里，波兰部队第一次打击敌人，就使敌人尝到了他们武器的厉害。从那时起，普休尔科夫斯基就开始同自己的战友同甘苦、共患难。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组织者，经验丰富的政工人员，他十分了解官兵的情绪，善于鼓舞士气，并在他们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当波兰人民军参加解放波兰、前去彻底消灭敌人时，普休尔科夫斯基上校也像他的所有同志一样，欢欣鼓舞地去战斗。他在包岑和德累斯顿积极组织抵抗，他作为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组织者和政洽工作领导人，起了明显的作用。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布拉格战役上来。正如我已讲过的那样，尽管战役准备的时限很紧迫，但战役开始的时间还是不得不从5月7日改到5月6日。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5月5日爆发了布拉格起义，以及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兄弟用无线电向我们发出了求援呼吁。同时，我们还得到侦察情报，说舍尔纳元帅正匆忙向布拉格集结部队。5月5日，我给突击集团各部队下达了5月6日晨开始进攻的命令。

    这一战役是这样逐日进行的：

    5月6日

    早晨，各集团军先遣支队刚一转入进攻，马上就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第一，已经查明，敌人占领的不是绵亘防御，而是由若干枢纽部、抵抗中心和支撑点组成的防御。事先我们也有过这种假设，但是，进攻是直接从行进间发起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组织周密的侦察，因此，未能预先核实这种假设。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先遣支队很快发现，德国法西斯指挥部尚未发现我突击集团在易北河左岸，德累斯顿以西及西北方向集结。

    正因如此，所以我相信，突击集团的突袭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应大胆地，毫不迟疑地行动。因此，我决定立即投入主力，发展先遣支队的胜利。

    14时，在实施强大的炮火准备后，普霍夫和戈尔多夫各集团军转入了进攻。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也立即同他们一起，在他们的作战队形中向前推进。

    扎多夫集团军的当前任务是，夺取德累斯顿，此刻，他尚未准备好进攻。我要他推迟到20时45分(柏林时间18时45分)开始行动。这一天，给扎多夫剩下的白天的时间不多了，但这并没使我感到不安。我认为，该集团军应于夜间投入进攻，因为这是情况提出的要求。更何况，第5集团军是什么任务都能胜任的。

    我认为，毫不迟延地向德累斯顿方向实施突击特别重要。因为在德累斯顿当面，防守的正好是敌人的几个坦克师，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突击，使德军指挥部不能从那里撤走坦克师，而将其投入同我坦克集团军的作战。扎多夫应牵制住敌人的各坦克师。结果正是这样。

    这一整天，德国法西斯军队为了阻止我们，在这个最困难的地段上，进行了殊死的努力。夜间，我们只推进了10—12公里。然而，在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的地带内和戈尔多夫的右翼，我军向前推进了23公里，完全完成了当日任务。这时，坦克兵暂时还在几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战斗队形中行动。

    在通常情况下，取得这种成绩完全可以满足了。可是，考虑到目前布拉格出现的局势，每小时都是宝贵的。因此，我要求所有四位指挥员——戈尔多夫、普霍夫、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要以更快的速度进攻。步兵的任务是，在以后一昼夜内前进30—45公里，要求坦克兵一昼夜内前进50—60公里。我命令他们不分昼夜地、不顾疲劳地、不受任何干扰地进攻。当时主要障碍是雨水严重破坏了道路。就连我乘“维利斯”牌汽车到戈尔多夫的部队去，也是沿田野才艰难地到了那里。德累斯顿尚未攻占。所以，一些公路我们不能使用。各部队不得不沿乡间土路和绕道前进。雨后。简直一切都被轮子和履带耕过一遍，使我们的推进遇到很大困难。

    主要方向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其他方向上，这天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

    18时，布雷斯劳城防司令官尼克戈夫将军，深知继续抵抗毫无希望，于是，带领4万名守备部队投降了。该城是在格卢兹多夫斯基将军的第6集团军围困几周后投降的。尼克戈夫将军提供了一些重要口供。人们马上将这些东西报告了我。

    原来，布雷斯劳守备部队计划于5月7日突围，与舍尔纳会合。编入“中央”集团军群的第17集团军部队，应同时迎突围部队开始进攻。这一构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它表明了舍尔纳集团甚至在其存在的最后日子里，也表现了某种积极性。

    显然，我们的进攻彻底打?肖了德军的计划，因而尼克戈夫才决定投降。顺便提一下：尼克戈夫通过格卢兹多夫斯基将军向我转交了一封信，信中请求同我见面，说他不是被俘，而是自己投降。我命令转告他，方面军的战事使我没机会接见他，而我们将会同对待所有其他投降的德军部队一样对待他及其部属。

    我的确没时间同尼克戈夫谈话。此外，我还认为，他根本也不值得特殊对待。尼克戈夫及其守备部队，在战斗中表现顽强，可是后来，特别是在柏林陷落以后，他们处于明显的毫无希望和毫无前途的境地，这种顽强是毫无意义的，并且，首先是对聚集在布雷斯劳的无数居民的犯罪。

    这天的第二件大事，是在我们的次要方向上，在我们的左翼科罗夫尼科夫第59集团军的当面，突然发现敌人撤退。

    在发现了敌人撤退的早期征候以后，科罗夫尼科夫马上组织追击，到傍晚，其部队推进了7公里。一切表明，希特勒匪徒已觉察到我军的突击是在德累斯顿方向，正确地认识到它是合围的威胁，并开始匆忙从舍尔纳集团配置范围内最远的地域抽调自己的部队。

    这是我在布拉格战役头一天最后考虑的事。

    5月7日

    交战进行了一整夜，清晨仍在继续进行。主突集团部队沿易北河西岸向南推进越来越远，日终前，到达鲁德内山脉主山脊的北坡前。

    这一天，推进速度达45公里。普霍夫集团军进攻特别顺利，以致与其协同的列柳申科的坦克兵，这一天怎么也没能脱离开普霍夫的步兵。当时，坦克兵是穿越山地和森林前进的。而只是在某个地方才稍微超过普霍夫的集团军一点。的确，列柳申科集团军的进攻是紧密的，我从许多迹象感觉到，为了继续向前突进、该集团军已作了一切努力。

    我承认，这二天，我对普霍夫和列柳申科的行动特别满意，对分别以马兰金将军和乌普曼将军为首的这两个集团军司令部所进行的精确工作特别满意。

    这天，情况复杂、进攻速度快。在这种条件下，为了对方面军部队实施指挥，需要从下面得到不间断的情报，以便及时调整部队的运动，保持运动的方向和速度。我必须随时知道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以便一旦进攻于某地受阻、进展迟缓或是遇上一次突击难以摧毁的防御时，相应地调动我所掌握的预备队。这一天，不间断的情报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应该对乌兰金和乌普曼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保证了不间断的情报。尽管第13和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在很远的外翼行动，但同他们的联系却是很好的。

    在布拉格战役中，马兰金向我提供了简明扼要的极其准确的报告，在他的那些报告中，表现了出色的参谋经验。戈尔多夫近卫第3集团军是马兰金的友邻部队。马兰金通报自己友邻推进的最后情况，有时甚至比友邻自己通报的还要早。

    这天，戈尔多夫集团军和雷巴尔科坦克集团军的右翼，前进了25公里。雷巴尔科也同列柳申科一样，也没脱离步兵。而协助扎多夫夺取德累斯顿的坦克第6军，进行了15公里的机动，前出到德累斯顿西郊。

    这天，戈尔多夫夺取了迈森及其著名城堡，以及一座出名的瓷器工厂。为了完整无损地夺取这座最古老、最漂亮的德国城市，第3集团军司令员采取了一切措施。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德寇坚守每道防线，进行顽抗，并以坦克的反冲击掩护自己撤退。

    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扎多夫集团军部队于头天傍晚发起进攻后，打了一整夜、一早上、又加了一整天，直到一昼夜结束前，推进了30公里，开始了直接攻占德累斯顿的战斗。

    从事件继续发展的观点看，我突击集团右翼、外翼(即普霍夫和列柳申科集团军)的快速推进特别重要。他们以其神速的进攻席卷敌人，不让敌人有机会占领防御，停留在沿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修筑的永备工事地带，从两侧控制住山口。

    现在的天气比前一天的天气对我们更有利。诚然，地还没干，但是，天空晴朗，因此航空兵开始拼命地干。显然，这对减少我们推进中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至于说到敌人，那就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那天，“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制定了逐步将部队撤至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和奥地利北部地区，向美军方面撤退的计划。原来，这天凯特尔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签署了投降的初步协议后，立即给舍尔纳元帅发出了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然而，舍尔纳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开始将部队往西撤。

    舍尔纳在5月7日发布的命令中写道：“敌人的宣传正在散布德国已向同盟国投降的谣言。我提醒部队，对苏战争将会继续下去。”

    很清楚，舍尔纳的企图是，将尽最后的力量同我们战斗，而在危急时刻，将避开我们而向没同他们打过仗的人投降。可是，时间越搀后，舍尔纳的预案就越难以实现。

    不讲这一切，对所发生的事件就没有一个总印象。对那些想全面了解这些天发生的事件的读者，我建议参看已出版的、由我主编，集体撰写的历史著作《为了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书中全面地阐明了所有三个方面军的作战过程和特点，那些天他们面临的任务是怎样计划和完成的。正如前几章一样，我自然也是首先、而且是主要描述直接发生在我的视野之内的事情，也就是说，描述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事情。

    如果说到5月7日日终时我考虑的问题，那么，它们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像以往一样，要求乌克兰第土方面军部队，以最大限度的军队作战强度行动，以便最迅速地前出至布拉格地域。必须尽快切断舍尔纳部队西退的道路。

    5月8日

    拂晓，在列柳申科集团军的作战地带内发生了一件事，它当时并没有弓1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无疑对以后粉碎和俘获舍尔纳集团起了自己的作用。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纵队呢?我们后来直到鸣放了胜利礼炮之后才搞清。当时查明，叶尔马科夫的坦克兵完全消灭了企图逃往美军那里的舍尔纳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

    关于这一事件的意义，最好还是让我们听舍尔纳在自己的口供中是怎么说的吧：“从这时起，我就失去了对撤退部队的指挥。坦克的突破完全是出人意料的，因为5月7日晚战线还是存在的。”应当补充的是，在我坦克兵消灭了敌司令部以后，舍尔纳不仅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而且，根本就“转入了地下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穿上便服，逃进山里藏了起来。

    而我们的快速进攻在继续着。突击集团各部队击溃了鲁德山脉地区的敌人。在那里，敌人曾企图抓住时机进行抵抗，并越过鲁德内山脉。我军部队一支又一支地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捷克人民以极大的喜悦、加盐面包和鲜花欢迎他们。人们用牛奶，个别地方甚至用酒招待苏军士兵。到处都传来了激动的欢呼声：“苏捷人民的永恒友谊万岁！”，“俄罗斯万岁！”“万岁!”5月8日，不仅是进攻的决定性一天，而且是整个战役的决定性一天。

    就在这天，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在戈尔多夫、雷巴尔科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部队的协同下，完全占领了德累斯顿，并从行进间又推进了25公里。晚上，为夺取德累斯顿，莫斯科鸣放了战争期间最后几次中的一次礼炮。

    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我知道，就在那时，当我军向前推进、去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在柏林正在进行签署德军全面投降书的准备工作。我正好收到总参谋部关于那里发生的全部情况的通报，当读到这一通报时，我似乎感到很奇怪：凯特尔元帅在准备签署投降书，而在我们前面，舍尔纳元帅(更确切地说，是舍尔纳的残部)却还在作战。

    20时，为执行大本营的指示，我命令用电台向驻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领土上的所有德国法西斯军队广播，敦促他们无条件投降。同时，也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了指示：假如再过3小时，也就是说，到5月8日23时前，希特勒军队还不投降，就继续军事行动，对敌实施坚决突击，彻底消灭他们。

    为防止法西斯将领和其他纳粹战犯从空中逃跑，我要求我军部队，在进攻中，首先占领机场和起飞场，为此，还派出了由坦克、装甲车和乘坐汽车的步兵组成的特种快速支队。

    3小时的间歇开始了。我待在德累斯顿西北郊自己的指挥所里。我军部队刚一夺取这座城市，我就迁到了这里。同我一起来的人都守在各自的位置上。正如通常说的那样，用所有的前线之耳——所有电台全神贯注地收听着，等待着敌人的答复。但是，德国法西斯指挥部一直都没有回音。

    23时整，方面军部队按照命令，对德寇进行了猛烈射击，并恢复了进攻。向前推进的不仅有主突集团和辅助突击集团的各集团军，而且还有方面军的全部12个集团军，直至最左翼的集团军。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发起进攻，但到日终前，方面军中央和左翼的7个集团军都前进了20—30公里。

    到5月8日早晨，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科罗捷耶夫、沙夫拉诺夫、古谢夫、科罗夫尼科夫等将军的各部队，推进了15—20公里，肃清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及其境内许多城市里的敌人。

    从发起进攻起，我航空兵共出动飞机4000架次，其中三分之二是5月8日出动的。主要对企图从布拉格向西撤退的敌军部队实施了空中突击。航空兵的行动制止了德寇沿尚未被我坦克兵切断的道路的运动。

    这紧张的一天发生的事情看来就是这样的。囤为我们正是那时夺取了德累斯顿，而这座城市的名字又是和世界闻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就在这里讲述一下搜寻和抢救这一宝库的事情。

    我们眼前的德累斯顿已是一片可怕的废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英美空军尽管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必要，但却对它实施了轰炸。当我们看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中心遭到残酷无情的破坏时，我们立即关心的是，闻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在哪里?现在怎么样?当时我听到一些传说，说该馆的珍品被藏到某处去了，而绘画陈列馆的建筑物己被破坏到不可辨认的程度。我乘车绕城走了一遍，事实证明，那些传说是真的。

    我将不把搜寻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某种特别主动性归于我，伹是，在那紧张的时刻，我对此事给予了我所能给的重视。我关心的是搜寻工作是否在进行?谁在进行这项工作?我得知，在近卫第5集团军的战利晶搜寻队里，有一位艺术家拉比诺维奇，在搜寻绘画工作中，他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碰到了许多困难，必须帮助他：给他一个专业搜寻小队，并从侦察机关抽出一些对他有用的有经验的人员。

    有一次，无比喜悦而又十分激动的拉比诺维奇来到我的指挥所，向我报告，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珍品找到了。它们是在易北河对岸一个采石场的坑道内找到的。他补充说，现在还说不出油画保存完好的程度，但是，画是在那里，是他亲眼看见的。

    我马上驱车前往采石场。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情景。

    从采石场深处外运石头的铁路支线还保存着，但看起来，好像这里早就被人们扔下不管了。在坑道入口处，停着两节毁坏的车厢，但没有完全挡住入口。周围一片荒芜，你就好像是站在一座破旧的，被废弃的农村场院里。到处长着杂草和荨麻。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会藏着什么宝贝，尤其是著名的油画。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它伪装的是很好的。简直没有丝毫痕迹会引起一点儿的怀疑。可是，在那里面，在这一切迷彩的背后，在这一切可见的荒废景象后面，出现了一道门，接着又是第二道门，后来又发现了电灯光，甚至还有维持坑道恒温的专门设施。

    坑道有点象个大地洞。往这里藏油画的人大概以为，这个石洞里会是干燥的。可是，唉，这里个别地方正沿着石缝滴着地下水，看来里面的气温波动很大，当我们找到油画时，里面的空调设备已经坏了。

    油画(在该洞约有700幅)放得很乱。有些用羊皮纸包上了，有些装进了箱子里，还有些是直接紧靠在墙上的。我走遍这整个地洞，并第一次看到了许多写生画杰作，现在，其中的许多写生画在己修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大厅可以看到。那里还有一幅《西斯廷圣母》油画。我在她前面站了几分钟，还是没有完全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们真的找到了她。

    潮湿和地下水使我不安。当我得知，我们的工兵在坑道内发现地雷时，更使我不安。虽然这些地雷的危害性已经排除但是要知道，除了这些地雷以外，可能还有别的地雷。

    但我们很快发现，此处不是它们陈放的地方。在一座遭到破坏的城市里，不可能对这大批珍品组织绝对可靠和正确的保存。应将它们用专列在加强警卫和专家护送下，运往莫斯科。

    我们知道德累斯顿居民的处境，他们的房屋和电车道，电站和煤气设施、自来水设备和下水道等均遭破坏。

    我们已不是第一次看到废墟。遭受法西斯占领者蹂躏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城市和村庄，以及遭到希特勒铁蹄践踏的波兰土地，我们还记忆犹新。我们清楚地知道，莫斯科和列宁城也曾面临过变为废墟的危险。苏联士兵不能不产生复仇感，神圣的憎恨感。但是，我们从不把德国人民和法西斯战犯集团混为一谈。在被我们占领的德国土地上、苏联士兵表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光明正大。我军官兵在德累斯顿的所做所为，就是突出的例子。

    德累斯顿解放后，我军和当地居民一起，立即开始了它的恢复工作。我们拨出了必要的物资、运输汽车和燃料。而最主要的是采取措施，组织供应德累斯顿居民的食品。方面军军事委员规定了高于法西斯制度统治时的供应标准。重体力劳动工人每天可得到450克面包和50克肉。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工作者的食品标准，也和重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即最高定量。工程师、技术员、教师，以及在医院就医的公民，按工人标准供应。各地方政权按等级去分配定额。

    德累斯顿人民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报答我军的关怀。我认为，德国人很快就明白了，在我军到来之前，每每印入他们脑海里的戈培尔之流的宣传是多么虚伪。戈培尔之流曾宣传说，苏军士兵将要复仇，要惩罚和平居民。大批居民从西方迂回德累斯顿，就是此事的最好证明。每天从美军占领区迂回该市的有2，000—3，000人。他们说，美军绐他们提供的是难以忍受的条件，首先是完全不给他们供应食品。

    而我们，为了尽快给居民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的确动员了所有的汽车司机、粮食采购员、工程人员和后方机关。

    顺便提一下，既然在这里我谈到了我们后勤人员的各种工作，那么，我想着重谈谈医生，这倒并不是因为其他后方勤务起的作用无关紧要；在战役的准备和实施中，许多事情取决于每种勤务，取决于官是怎样提出和组织的。但是，我要毫无保留地讲，显而易见，医生拽救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生命的劳动，是高尚的。而在死亡不加选择地夺走许多人的生命的战争中，医生的劳动尤其高尚。

    我们方面军的医生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医院里，都立下了很多功劳，使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指挥员重返前线。在这里，我可以恰如其分地说，例如，百分之八十的伤员都从医院里返回了各自的部队，分从，这是多么了不起啊I

    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中，在战役空间大、战斗紧张、部队进攻速度快的情况下，轻一点说，医护人员不得不承受的负担也是很重的。医生、护士、卫生员都是忘我地、竭尽全力地工作着。而高级和上级医疗首长，在组织伤员后送和调配医院及运输工具时，也表现了随机应变的能力。在交战的各个阶段，都保证了后送的快速性和可靠性，使伤员得到了及时的医疗救护。我对方面军的全体医生，首先是外科医生，表示最真诚的感谢，看来，外科医生遇到的困难比所有人遇到的都要多。

    当时，当医生的主要是妇女，更不必说护士和卫生员了。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我那感激的话语就更有特殊的意义了。我们的妇女，不仅在后方，而且在前线，都为胜利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授勋是在德累斯顿，方面军的指挥所里进行的，授勋的情景是激动人心的。远不是所有应授勋的人都出席了授勋仪式。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并不太多的一批医生，对我们来说，却是勇敢的战争劳动者整个光荣队伍的化身，因此，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热烈欢迎他们，并祝贺他们获得奖赏。

    5月9日

    谈这天的事情之前，我想简要地谈一下布拉格起义。现在，战后二十多年了，与这次英勇起义有关的事件己众所周知，在许多文章和专著中都已有描述。

    这次起义有它的特点和矛盾。参加起义的有各种社会力量。起义加剧了驻捷德军本来就很危急的处境。法西斯当局和德军指挥部，在同起义者进行流血斗争的时候，同时机动部队，为自己寻找有利的迂回道路。为赢得时间，他们开始了谈判，而到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同意解除自己部队的武装，其条件是，准许他们武装通过布拉格、直到过了布拉格之后，再解除武装。

    布拉格起义的领导者，对此建议态度各异。因此，很难说，这一切会怎样了结，也许，现在似乎准备解除武装，但仍处于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军队，还会再搞一次残酷的流血事件。

    现在，无须对这一点进行猜测，因为整个这一团乱麻已被快刀斩断了，我们的坦克兵于5月9日晨3时突入了布拉格街道。此时，在布拉格各区，起义者同党卫军分子之间，还在继续进行流血冲突。当在一些街道上，我们的坦克兵受到兴高彩烈的布拉格市民欢迎的时候，在另外一些街道上，特别是在城边街道上，我们的坦克乘员却被迫从行进间投入战斗，从布拉格驱赶进行抵抗的法西斯匪徒。

    在布拉格的奥尔尚基地，安葬着我们士兵和军官的遗体，他们是在布拉格战役的日子里牺牲的。当我在那里逗留的时候，我总是以悲痛的心情，默念着用鲜花装饰的墓碑上“5月9日”这个日期。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而这些人却牺牲在这里，牺牲在布拉格郊外，当我们全国欢庆胜利的时刻，他们在同敌人的最后一战中牺牲了，英勇地将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我将不去分析布拉格起义整个复杂变化的过程。只想谈谈布拉格起义中最重要的东西，即反法西斯占领者的全民总爆动、夺取武器、不怕危险和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帮助我们尽快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渴望，起义的英勇本质就在这里。

    那时，二十年前，当我们为了从法西斯分子手中拯救布拉格，从很远的地方向布拉格突进时，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以很快的速度前去支援起义的布拉格市民。因为根据自己的经验，我们深知，只要法西斯匪徒还有力量，他们就会到处犯下残酷的暴行。

我们非常担心布拉格，我们迫切希望在法西斯分子用自己的优势兵力对布拉格人民进行迫害之前，尽快赶去支援自己的兄弟。我们普遍都有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既支配着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也支配着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集团军的坦克兵们。为了在早晨突进布拉格，他们在5月8日液间，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奔袭80公里。为尽快赶到布拉格，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尽我们的能力做了应做的一切。但是，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我想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列举首先到达布拉格的那些部队。

    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快速集群，快速追击退却之敌，其主力部队于5月9日18时前也抵达了布拉格。

    对拒绝放下武器的驻捷德军集团的合围圈合拢了。陷入这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大包围中的有混乱和失去指挥的舍尔纳集团军群的50多万名官兵。现在，他们除了投降之外，已无别的出路，然而，同不愿放下武器的法西斯匪徒所进行的小规模零星战斗在各地还是持续了几乎一星期。

    顺便指出，在这一星期里，我们还抓住了祖国的叛徒弗拉索夫。事情发生在比尔森东南40公里处。福米内赫将军的独立坦克第25军部队，俘虏了布伊尼琴科将军的弗拉索夫师。当坦克兵开始解除该师武装时，发现在一辆小汽车里坐着用两床被子裹着身子的弗拉索夫。他自己的汽车司机帮我们找到了这个叛徒。坦克兵和这位司机一起，将躲在被子里的弗拉索夫施了出来，将他装进坦克，随即直接开往第13集团军司令部。这就是这个叛徒整个前途的可悲的、完全合乎规律的结局！

    ……现在，我回过头来叙述5月9日昼间发生的事情。

    关于列柳申科和雷巴尔科的坦克兵出现在布拉格的情况，我是在他们到达那里后不久得知的。我几乎同时收到了雷巴尔科司令部作战处长和第13集团军马兰金有关这个问题的简短报告。可是，好像故意与人为难似的，同解放布拉格的各集团军司令部的有线通信都突然中断了。在许多小时里，无论通信兵怎样设法修理、都既不能同列柳申科集团军、也不能同雷巴尔科集团军，以及戈尔多夫集团军沟通联络，而在此之前，却一直同列柳申科集团军保持着顺畅的联络。同第13集团军，即同马兰金的通信没有中断，可是后来，他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自己的先遣部队联系上。

    虽然我也相信，以后事态的发展是会顺利，而且也得到了布拉格已经解放的初步报告，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是使我不安。因为要向大本营报告，仅有一些初步的报告是不够的。

    有线通信中断后，当然，也可以试着通过无线电用明语报文询问几个司令部，可是，我不想这样做。而且，遥远的距离加上山地，也难以保证成功。

    当时，我从方面军司令部航空通信大队派出了一架飞机。我扳着指头计算着。无论怎样，两小时后，它是应该返回的。可是，过了三小时，飞机还是没回来。我不得不往第13集团军打电话训诫马兰金。他回答说，他已向布拉格派出了一辆汽车，上面坐着几名军官，可是，还没得到他们的报告。我命令他按这个办法，再派几名通信军官坐飞机去布拉格。

    时间不断流逝，而派出的飞机又没回来，照样没有新消息。我又派了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的一名军官，乘坐通信飞机，同时命令克拉索夫斯基，起飞一个战斗机群，并让飞行员们从低空查明布拉格的情况。当他们回来后我们才得知，市内已看不到任何战斗，大街小巷到处是人群。

    布拉格已获解放，已经清楚了。但是，始终都没有从任何一位集团军司令员那里，得到一份明确的报告。

    后来才搞清，这种情况是由于布拉格市民的狂欢引起的。一支又一支游行队伍行进在大街上。当苏联军官出现时，他们立即被友好地包围，人们拥抱他们，亲吻他们，把他们抬起来往上抛。我派出的所有通信军官，都这样一个一个地被亲吻、款待、鲜花所包围……

    后来，几位高级首长——如列柳申科，雷巴尔科，以及后来乘车去的戈尔多夫，也一个一个地陷入了这种友好的拥抱之中。他们谁也没能从布拉格脱身，迂回到自己的指挥所，返回到自己的通信枢纽部去详细报告情况。

    情况不时通过电报到我这里，但是，我可以说，它们全都特别短：“布拉格夺取了”，“布拉格夺取了”，“布拉格夺取了”……而我不但要向最高统帅报告布拉格夺取了，而且要报告，是在什么情况下夺取的，在何地碰到了何种抵抗。有没有有组织的敌人，假如有，那么，他们在往什么方向撤退。

    总之，布拉格解放的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极不平静的。通信军官找不到了，旅长、军长找不到了——所有去的人都找不到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高兴到了发狂的程度!

    后来，人们不止一次地问我，特别是在庆祝庄严的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问我，最后一天的战斗情况怎样?关于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我有什么感受?你们可以看得出来，问题绝非这样简单!

    由于布拉格发生了导致通信中断的对我军的隆重欢迎，我实际上砒搁了最高统帅发布布拉格解放的命令几小时。我催促自己的部属，要他们提出详细报告，而这时，莫斯科又接连不断来电话：“您听着，要知道，今天应呜放庆祝完全胜利的最后一次礼炮：您的报告究竟在哪里?您在哪里?您那里出了什么事?全面投降书早已签字，而您那里还是什么也没有。”

    总参谋长至少给我打了十次电话，要求提出最后报告，而我自己也没得到这样的报告，于是一拖再拖报告的时间。直到终于收到令我满意的报告，并加以核实后，我才写出了自己的报告。报告说，上午9时，布拉格完全解放，敌人已肃清。我重复一下，虽然我们的第一批坦克是夜间3时进到那里的……

    我个人认为，他最熟练、最客观地说明了战斗事件的经过，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一方面，他描写了战斗生活中那些通常鲜明的，原则上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在他的通讯报导中，可以找出数十个真实可信的战争中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他始终了解发生在前线的所有事情的规模，常常拥有一切为他所用的情报，在事件的高潮中，总是出现在关键性的地段上，并在战争过程中，向《真理报》提供了不少有关前线最大战役的有益的、总结性材料。

    他的军事通讯报导是很有学识的，都是用平静的、并非大吹大擂出语气写成的。它们在我们繁重的工作中，帮了我们的忙。

    很遗憾，有些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却不能这样表现战争中的人。读到他们的通讯报导，有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好象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部大机器的轮子，而在那儿某个地方，在这个轮子的旁边，人还没有蚂蚁大。轮子，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部件，特别对于战争这部机器来说，更是这样。可是，不管怎样，战争中主要的还是人，是人想出了这个轮子，并使它转动。

    此，依我看，一个作家不去努力表现人的心灵美，其中包括战场上的人的心灵美，就不能给苏联报刊和它的读者，其中包括军人读者带来很大好处。

    而我喜欢波列沃伊的通讯报导恰恰在于，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对人的尊敬贯注到作品里了。后来，就因为这点，我喜欢上了他的《真正的人》这本小说。该书好像是战争期间他在前线所做的一切的继续。

    战争的后三年，我同波列沃伊并不经常见面，而且，通常见面的时间也很短，因为自己总是忙。

    在宽大正面上、司令员工作中的间歇是很少的，因为通常时而在右翼，时而在左翼，时而在中央——也就是要在某个地方采取积极的战斗行动。不知是进行局部作战，还是调整部署，还是改善态势。在大的战役进入高潮时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波列沃伊是个很了解前线情况的人，我要补充说一句，他是个对情况很敏感的人，他总是找到能在我这里拿到登报消息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乐意同他交谈，因为，我知道，他同我见面是为了事业，他可以在报纸上真实地、毫不歪曲地、不加任何臆断地介绍前线发生的事情。

    由于结束了战争的最后一个大事件，解放了布拉格，并完全合围了舍尔纳集团，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的部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具有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的任务。

    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进程和结局，是苏联军事学术完全成熟的又一证明，是我们指挥干部高度的组织能力和苏军部队高超的战斗技能的又一证明。

    为庆祝解放布拉格而鸣放的礼炮是战争的最后一次之前的一次礼炮。在此之后几小时，在莫斯科以一千门大炮鸣放了最后一次礼炮一胜利的礼炮。

    我在自己的前进指挥所，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最后的礼炮声。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我的许多战友——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和卡利琴科，方面军各兵种司令和勤务主任、政治部、作战部军官。从各个方向响起的自行礼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增加了隆重的气氛。先遣部队向前开去很远了，他们当然也会在那里用各种武器齐放礼炮，但是，我们听不到。然而，此时第二梯队正不惜一切地在我们周围鸣放起来。用冲锋枪、卡宾枪和手枪向空中齐放的既有信号弹、也有空包弹、还有实弹。总之，每个人只要能放的都放了……

    现在，我已记不清这一晚上的所有详情。我只记得那天晚上举行过一个时间不长的聚餐，我还记得，大家都以特殊的感情唱了很多歌，但当晚我对大自然的感觉记得最清。当时，春意正浓，一切都散发出香气并且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你重新看见了大自然似的。

    胜利的喜悦当然是欢畅的，但是，起初我们甚至仍然没有充分感觉到这种喜悦。我老实地讲，这天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是睡个好觉。我想，看来，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即使不是今天，那么，也是很快的事了。

    在那天夜晚，我自己还是没能睡个够。那么多刻不容缓的事几乎马上涌了过来！其中第一件事是，收到了一份出人意料的报告，在梅尔尼克地域，仍有相当数量的德寇在抵抗。我不得不立即下令派出坦克部队，前往消灭这一尚有一定力量的有组织的集团。

    后来，别的事情也挤了进来，应该说，当时我简直没有领略到胜利日的整个欢乐。我想，不仅是我，而且还有其他方面军司令员，直到在莫斯科举行胜利阅兵和接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才真正感到了胜利的节日。在那里我才感到，一种担子真正从我肩上卸了下来，我感到了轻松，并允许自己为胜利干杯。

    5月9日，我一直忙到深夜，而10日早上，就动身去布拉格。我所经过的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好像有三支互不相混的人流在路上走着。第一支，也是最大的一支，是舍尔纳集团的战俘纵队。它的先头已经接近德累斯顿，而尾巴却还在布拉格附近。第二支，是被捷克人逐出捷境的苏台德区德国人。

    第三支巨大人流是由从法西斯集中营返回家园的人们组成的。在这一地区，这样的集中营有不少。这里分布着许多军工企业，德寇利用从欧洲各国逼迫来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里干活。从集中营返回家园的人们的样子，使我产生了双重感情——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他们正在重返生活、重返家园。痛心的是，看到他们，简直使人难过，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那样虚弱和令人可怕地消瘦不堪。

    后来，我又多次到过布拉格，而且很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自然，对它的初次印象简直是不可磨灭的。该市在继续欢庆自己的解放，而且，这种普遍欢庆胜利的场景，这些旗帜和鲜花，使它变得更美丽，充满了节日气氛。仅管在途中的某个地方，我们碰到了废墟和火灾遗址，这些遗迹是在布拉格起义的日子里，法西斯分子的扫射和轰炸造成的。

    5月10日这一天，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布拉格。这时，我总的感觉是愉快的，因为布拉格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我们完好地保住了这座城市。

    然而，没有时间去长时间地互相祝贺，必须考虑恢复正常生活的问题，居民的供应问题，还要考虑任命布拉格卫戍司令和城防司令的问题。在这件事上，也出现了人们生活中常有的事，即使现在，过了二十多年，这些事还使我发笑。

    我坐在戈尔多夫的司令部里，谈着刚刚结束的战役的结局时，当了一次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激烈争论的见证人。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谁先进入布拉格。按照从苏沃洛夫时代开始的我们俄国的军事传统，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哪位将军先进城，通常就任命他为城防司令。由于这一原因，使这场争论变得激烈起来。

    两位英雄的坦克将军，无论如何也不相让第一的荣位，听到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我认为，不应加深他们的“内讧”，于是，我当即任命近卫第3集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上将为卫戍司令。这样，一下于就使两位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的希望失去了意义。接着我又任命一位可以说是中间人物的人为城防司令，他就是近卫第5集团军副司令员帕拉姆津将军。

    就在这天晚上，在我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任命戈尔多夫为布拉格卫戍司令的时候，我遭到了意外的反对。斯大林不明白，为什么要说卫戍司令，而他比较喜欢“警备司令”这个词。我只好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按照条令，在相应区域内的所有部队，都隶属卫戍司令，而警备令司则听命于他，主要负责卫兵勤务，维持内部秩序。

    听完我的解释，斯大林才批准戈尔多夫为卫戍司令，并指示我，对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从科希策迁回布拉格，给予必要的协助。

    我执行了这一指示。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坐飞机从利希策飞回布拉格。我们派了接运他们的飞机。

    那天，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员到达布拉格时，在布拉格机场上，列队站着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的仪仗队。装甲坦克兵上将雷巴尔科、城防司令帕拉姆津少将和其他官员——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将军和军官，代表了我们军事当局。

    战争期间，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驻在伦敦的时候，正规地讲，斯沃博达对于我们，只是一位外国的代表，而且是一位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我正式称呼他为“将军先生”，但在内心里，我无论怎样也不习惯这样对待他。对我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和战友，因此，在非官方和非外交需要时，在战斗情况下，我总是称他为同志。实际上，是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所有其他军官一样称呼的。而只是在少数情况下，当我对他的行为不太满意时，为了强调我的不满，才改称“将军先生”。可是，当他的事情进展顺利时(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我就称他“将军同志”或“斯沃博达同志”。

    在许多战斗中，我真正了解了斯沃博达将军这个战斗的组织者。斯沃博达走过了从独立营长(1943年春在哈尔科夫)到军长的道路，他符合对战场上带领大兵团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他很坚定，能坚持执行自己的命令，但这并不妨碍他谦虚地对待部属。

    在同苏军首长的关系上，斯沃博达总是坦率、友好、真诚的，我们也是同样对待他。

    我要以美好的语言，去回忆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1军的军官、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光荣儿子们。

    斯沃博达将军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相信新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他是这支军队摇蓝边韵守护人)能够而且必将巩固。在战争年代，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是二名真正的爱国者，是带着本国人民美好追求和愿望的进步人类中的一员。他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相信他们都是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因而坚定地、毫不退缩地同他们一道，去经受各种考验——战争的和政治的考验。

    斯沃博达是位真正的人民英雄，是我所知道的最勇敢的人之一，是一名最优秀的战士。

    因此，可想而知，当我在终于从法西斯手中获得解放的他的故乡布拉格同他相遇时，我是多么高兴地拥抱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