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12.21—1953.3.5),苏联党和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苏联大元帅(1945.6.27),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39),苏联英雄(1945.6.26)。

    斯大林原姓姓朱加什维利,1894年哥里教会学校毕业后,升入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在居住外高加索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899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开除出学校,转入秘密状态,成了职业革命家。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委员、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和巴库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秘密党报的出版工作。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时起,就支持列宁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思想;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捍卫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揭露了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积极参加了外高加索1905—1907年的革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塔墨尔福斯第一次代表会议(1905)和第四(1906)、第五(1907)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多次被捕和流放。1912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缺席增选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1912—1913年在彼得堡工作,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明星报》和《真理报》的编辑工作。1913年2月再度被捕,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

    专制制度被推翻后,斯大林于1917年3月回到彼得格勒,被选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拥护列宁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民主革命的方针。在第七次(四月)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1917)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自此直至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历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党中央委托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斯大林积极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发动工作,被选人中央政治局、领导武装起义军事革命总部和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成员,1917至1922年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自1919年到1922年同时还领导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1920年改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执行了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委托的职责;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南方西方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是察里津和彼得格勒保卫战及粉碎邓尼金军队的组织者之一。在战争进程中显示出是一位 杰出的军事政治工作者。斯大林的军事政治活动受到了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评价。1919年1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他红旗勋章。战后,斯大林积极实现旨在恢复国民经济、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党的路线,同反党集团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1922年4月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

    列宁对党的干部非常了解,力求做到根据干部的个人品质任用他们担任对全党的事业有利的工作。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对一些中央委员,其中有斯大林,作了评价。列宁认为斯大林是一位党的卓越活动家,同时又指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全集 》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17页)。1923年1月4日,列宁对这封信又补充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同上,第618页)。按照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列宁的这封信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上,向所有代表团作了宣读。鉴于当时国内的复杂形势以及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尖锐化,大会认为让斯大林留任中央总书记是合适的,不过,希望他能考虑列宁的批评,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积极参加制定和实现苏联共产党的政策、经济和文化建设计划,制定和实现加强国防、执行党和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措施。他与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同列宁主义的敌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在思想政治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捍卫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可能胜利的学说和巩固党的统一等方面都起了特出的作用。斯大林在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及其理论著作,如《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24)、《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宣传列宁的思想遗产,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实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进行了极为繁难而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改革。在完成上述任务方面,斯大林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社会主义工业化保证了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造,它同农村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和文化革命一起,为加强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力量创造了牢固基础。由于战争危险增长,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很重视发展国防工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武装力量技术改造,这对苏军作好执行保卫苏维埃祖国这个任务的准备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大林任总军事委员会委员时,积极参加了武装力量建设,非常重视制造新式军事技术装备和武器,发展苏联军事学术。他参加领导了党为加强苏联国防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但由于经费和时间不足,许多预定措施未能完全落实。1941年5月6日斯大林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苏联卫国战争伊始(1941.6.30),斯大林担任了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战时领导国家所有部门和机关的活动。它集中了国家全部权力来领导国民经济改组以适应战争需要,领导国家人力物力的动员工作,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改善其机构,配备领导干部,规定战时使用武装力量的总原则,领导苏联人民开展敌后斗争。

    1941年7月10日斯大林被任命为总统帅部(8月8日起改为最高总统帅部)大本营主席,7月19日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8月8日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由斯大林领导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及其指挥机关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军事行动,规定方面军和舰队的战略战役任务,拟制战局和战略性战役计划,组织武装力量战略集团、战役军团和游击队之间的协同,分配预备队和物资,领导战争经验的总结工作。

    在卫国战争时期,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党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来动员国内一切力量、组织对侵略者的反击、保证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斯大林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出席了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举行的德黑兰会议(1943)、克里木会议(1945)和波茨坦会议(1945)。斯大林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始终致力于加强武装力量,很重视扩大国防工业,增加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在制定和实施伟大卫国战争一些十分重大的战略性战役、培训军官干部、建立和运用战略预备队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以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名义所作的报告、发布的命令和训令,对动员苏联人民进行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发展苏联的军事学术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报告、命令和训令阐明了解放战争的目的和性质,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计划,总结了战斗经验并传达给部队,分析了缺点,提出了准备和实施战斗行动、使用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提高部队士气等具体任务。1943年3月6日被授予苏联元帅、1945年6月26日被授予苏联大元帅。

    战后,斯大林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为制定战后和平体制纲领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些年代里,党和政府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动员苏联人民争取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支援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解放斗争、巩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同时,考虑到战争危险依然存在,采取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和进行武装力量技术革新的措施。

    在斯大林的活动中,既有成绩,也有错误,他的某些性格特点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最初几年的工作中,他还能够重视对自己的批评意见,那么,稍后就开始背离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在党和人民的成绩中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功劳。于是形成了对他的个人迷信,这就招致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对党的工作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个人迷信这一违背马列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性质的现象。党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措施来保证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

    在斯大林的一生中,军事活动占有重要地位。他对苏联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斯大林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在一生中也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搞个人迷信、后期思想僵化和把苏联一国经验绝对化等,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不良影响。

    斯大林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52)、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2—195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1943)、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起)、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起)、苏联第一—第三届最高苏维埃代表。获列宁勋章3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枚,奖章多枚。荣获“胜利”最高军功勋章2枚。葬于红场。

    著作:《斯大林全集》,1—13卷,莫斯科1946—1952年版,《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52年第11版;《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莫斯科1953年第5版;《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莫斯科1950年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莫斯科195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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