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

    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2年)，在晋楚争霸战争中，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一说在今河南陈留附近)击败楚军战略决战。

    楚自十五年(前638年)在泓水之战击败宋军后，积极谋划北进。十九年冬，楚成王发兵围攻宋邑缗，继而配合鲁军攻占齐谷邑。次年，楚成王．亲率以令尹子玉为主将的楚军及郑、蔡、陈、许等国军队围攻宋都商五(今河南商丘南)，大有入主中原之势。宋成公遣大夫公孙固赴晋求援。晋文公听从其属下建议，决定以此为契机，发兵击楚，求霸中原。鉴于楚联军实力强大，为避免与其正面交锋，晋文公采纳大夫狐偃之计，决定进攻楚之与国曹(今山东定陶西北)、卫(今河南北部一带)，迫使楚军北上援救，以解商丘之围。二十一年春，晋文公率军东进，向卫借道攻曹，遭拒，遂转而南下，自卫西部棘津(今河南淇县南)南渡黄河，侵入曹国，继而挥师北上反攻卫国，取五鹿邑(今河南清丰西北)。三月，曹都陶丘被晋军攻占。晋军连克曹、卫，原欲引诱楚联军北上以解商丘之围，然楚成王不为所动，反而加紧进攻商丘城。宋成公再度遣使赴晋军告急，使晋文公陷入进退两难之境。若置宋于不顾，则晋必会在诸侯面前威信扫地；若南下救宋，又恐难敌强大的楚联军。鉴于此，晋文公采纳中军主帅先轸的建议，指使宋国以财物贿赂齐、秦两强，请两国出面劝楚撤兵。同时，晋分曹、卫之地予宋，以坚定其抗楚的决心，并以此激怒楚国。果然，楚拒绝齐、秦之调停，致使两国怒而发兵，形成晋、齐、秦三强联兵抗楚的局面。楚成王见中原局势发生逆转，深恐秦军乘机南下，攻其后方，遂率部分军队自商丘回撤至楚北部的申(今河南南阳北)。同时，成王令楚大夫申叔撤离齐谷邑；令子玉释商丘之围回撤，以避免与三强之师决战。但刚愎自用的子玉不甘心就此放弃指日可得的商丘城，遂向晋提出晋使曹、卫复国，楚解商丘之围的建议。已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晋文公为诱使楚军北上决战，采纳先轸之计，私下应许曹、卫复国，使两国叛楚从晋，并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子玉中计，不顾楚成王的告诫，忿然率围商丘之师北上，寻求与晋军决战。为争取政治及军事上的主动，晋文公令晋军向卫地后撤90里，既履行其流亡在楚的“避君三舍”的许诺，又避开楚军锋芒，向齐、秦两军靠拢。子玉求战心切，率军穷追不舍，致楚军陷入孤军深入的不利境地。四月初一，晋联军与楚联军相峙于城濮。次日晨，两军相对列阵。晋军部署为上军在右，狐毛为主将，狐偃为副将；下军在左，栾枝为主将，胥臣为副将；中军以先轸为主帅，卻縠为副将。楚联军以左、中、右的阵势排列：左军由子西指挥；右军由子上指挥；由楚军精锐组成的中军则由子玉亲自统率。战斗开始，晋下军副将胥臣命部下将战马蒙上虎皮，率先向由陈、蔡军组成的敌右军发起攻击。战斗力薄弱的陈、蔡军一触即溃。尔后，晋上军主将狐毛在其战车上竖起两旗稍退，佯作主将后撤。下军主将栾枝亦命士兵以战车拖曳树枝奔驰，扬起尘土，制造晋军后队逃跑的假象。求胜心切的子玉下令全军出击。楚左军在攻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先轸、邵溱即以中军公卒对楚左军实施侧击；狐毛，狐偃亦率上军进行反击。在晋军夹击下，楚左军大败。子玉见左、右两军均已溃散，急令中军停止进击，率残部退回楚国。不久，子玉引咎自杀。

    点评：此战，晋在战略上运用外交谋略，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破坏曹、卫与楚的关系，既改变了战略形势，又夺取了战争主动权；在战役上，晋军的“退避三舍”，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而且不但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还先据战地，以逸待劳。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交战时晋采用避强击弱，佯退诱敌以及两面夹击，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等战术，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反观楚军，则是君臣不睦，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敌，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如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此外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也导致了惨败。城濮决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战争理论，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附：作战地图